在我的感觉中，你走了很远，甚至走得很累，本想找到更好的，却没有找到。你回来了，更加清醒，也更加坚定。
……
三
我正在反复阅读你的《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这是你最后的文章，1942年5月13日写成，即你饮蚕豆花中毒的第二天。在此之前，你已经写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和《再论世界大势》等。这些文章放在一起，我看到了你对全球秩序、人类前途和中国未来命运的预测和思考。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你对战后世界大势的预测。你描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认为大战之后世界将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都由一个大国领导，其他国家只有加入一个集团才能立脚。你的预测是：如果英美战胜，德意日就完了，战后将是英与美两大集团的对峙；如果希特勒战胜，英国就完了，战后将是德与美两大集团的对峙。在这种格局之下，一个国家不要梦想什么民族解放，而是要寻找机会发展自己，努力于自己的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化，以提高本国在集团中的地位。你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走来，新文化运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一次与人类文明健康主流全面接轨的伟大尝试，这种世界主义和全球化的基础使你必然更加看重普世价值，即使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火之中也决不赞同民族主义。你指出：“对于国外的斗争，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因为专制的德、意、日三国之携手横行，已冲破了各国民族之最后铁丝网，这已经不是某一民族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民主自由存亡问题。”《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1942年3月21日重庆《大公报》，此处引自《陈独秀文章选编》（下），649页。如此认识当时人类文明所面临的局势，只能出于高度重视自由和民主的现代知识分子。
关于战后世界的大势，有一点你说对了，世界的确由民族化走向集团化，分为两大阵营；有一点你说错了，你低估了斯大林的能量，高估了民众的眼睛。两大集团的领导者并不如你所预测，但结局却与你最坏的设想相去不远——不过是由斯大林代替了希特勒。
在你的战后大势图表中，结果不论谁战胜，中国都是附属国，不可能再圆世界中心之梦。这一点，也只有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才能如此清醒。同时，你提醒人们，虽然同是作附属国，作谁的附属国却大不相同：做英美这样的民主自由国家的附属国尚可以恢复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作德日这样的法西斯国家的附属国，却要陷为完全的殖民地。更重要的是，做民主国家的附属国，人们尚能获得部分的自由，而做法西斯国家的附属国，则只能是没有自由的奴隶。因此，你在去世前的最后时刻，仍然写完了《被压迫民族之前途》，谆谆告诫国人：“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美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世界民主自由而战斗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度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决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民主自由，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
我特别注意的是你观察和评论问题的角度，的确与众不同。无论是评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评论德、意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分析评价大战中的各种问题，你之所以与他人不同，就因为你所依据的仍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虽然处于民族解放战争之中，你却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样坚决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一切以民主、自由和人权为旨归，决不放弃与人类文明健康主流全面接轨的努力。你认为，在大战之后，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还是发展社会主义，都必须依赖先进国家，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的人，都应该能够认识这种命运，所以，任何闭关锁国的做法，都只能是自绝于世界。因为在你看来，全世界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都已经被打破，大战之后，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也无法阻止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民族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才有自身的发展前途。
中国人直到世纪末才终于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你却早已对此清清楚楚。
时代常常犯病，当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犯病的时候，人们听不进清醒的声音。看一看你的言论在当时的命运吧！延安不能接受，“托派”不能接受，连国民党政府也认为有碍中苏邦交而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谁能接受呢？李大钊死了，鲁迅也死了，刘半农死了，他们大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只有胡适为你的思想激动不已。1949年4月，陈独秀去世已近七年，早已为国人所忘记，胡适却在去美国的客轮上手捧《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激动不已，提笔为之作序，并将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四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着称，也以反传统为人诟病。考察你晚年的言论，我欣慰地发现，你仍然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在滚滚浊浪之中，站在批判传统的前沿。
在《孔子与中国》中，你认为孔子有两个特点：一是讲科学，二是反民主，中国人恰恰把有价值的东西丢掉了，没有继承创始的科学思想，却继承了他的反民主的思想。你说：“人类社会之进步，虽不幸而有一时的曲折，甚至于一时的倒退，然而只要不是过于近视的人，便不能否认历史的大流，终于是沿着人权民主运动的总方向前进的。如果我们不甘永远落后，便不应该乘着法西斯特的一时逆流，大开其倒车，使中国的进步再延迟数十年呀！不幸的很，中国经过了两次民主革命，而进步党人所号召的‘贤人政治’，‘东方文化’，袁世凯、徐世昌所倡导的‘特别国情’，‘固有道德’，还成为有力的主张；所谓‘贤人政治’，所谓‘东方文化’，所谓‘特别国情’，所谓‘固有道德’，那一样不是孔子的礼教在作祟呢？那一样不是和人权民主背道而驰呢？”
为此，你告诫：“人们如果定要尊孔，也应该在孔子不言神怪的方面加以发挥，不可再提倡阻害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礼教了！”“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孔子的礼教不废，人权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乱的邪说；人权民主运动不高涨，束手束足意气销沉安分守己的奴才，那会有万众一心反抗强邻的朝气。”（《陈独秀文章选编》（下），三联书店，1984，534页。）
在《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中，你说：“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离开全世界文化孤独的来看待，把国粹离开全世界学术孤独的来看待，在抱残守缺的旗帜之下，闭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绝域外学术之输入，甚至拒绝用外国科学方法来做整理本国学问的工具，一切学术失去了比较研究的机会，便不会择精语详，只有抱着国‘粹’甚至于高喊读经的人，自己于经书的训诂义理毫无所知，这样的国粹家实在太糟了。”关于道德问题，你的回答是：“根本否认道德的人，无论他属那一阶级，那一党派，都必然是一个邪僻无耻的小人；但道德与真理不同，他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他有空间性与时间性，此方所视为道德的，别方则未必然；古时所视为不道德的，现代则未必然。总之，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身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反之，西洋诸大科学家的行为，不比道貌尊严的神甫牧师坏，清代的朴学大师们，比同时汤斌、李光地等一班道学家的心术要善良得多，就以蔡先生而论，他是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他是反对祀孔的，他从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陈独秀文章选编》（下），641642页，三联书店，1984。）
你坚信蔡先生和胡适都会赞同你的意见。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你在晚年仍然雄心勃勃，有着一些远大的计划。在致友人的信中，你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着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1940年9月15日致台静农信，见《书屋》2000年第11期《陈独秀晚年书信三十八封》。编写《小学识字课本》就是这重大课题之一。你完成了，我却至今没有看到。
在你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对中国文化的走向仍然表示深深的忧虑。作为一种基本战略，你留给后人的是：“我们应该尽力反抗帝国主义危及我们民族生存的侵略，不应拒绝它的文化。拒绝外来文化的保守倾向，每每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由停滞而走向衰弱。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经害了我们半个世纪没有长进。我们不要高唱‘本位文化’、‘东方文化’再来害后人吧！”（《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1942年3月21日重庆《大公报》，此处引自《陈独秀文章选编》（下），649页。）
清醒如斯，执着如斯，令我不胜感慨。你的声音将久久地回荡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穿越过去与未来的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