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历史叙述中，人们往往从阶级阵线着眼而努力抹杀他们之间的矛盾，或者由于思维方式的局限而看不到冲突的实质，结果是使这场激烈论争性质模糊不清，焦点隐晦不明，直到今天，即使在一些“重写”的现代文学史上，也仍然是一笔糊涂账。那么，这场冲突的焦点究竟何在？其实，后人为适应某种需要或在种种限制之下做出的解释，远不如当事人的感觉和认识那么可靠。郑伯奇在《文坛的五月》中曾经声明：“这不是我们和鲁迅的冲突，也不是创造社和语丝派的冲突，这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文坛上倾向和倾向的冲突。我们所批评的不是鲁迅个人，也不是语丝派几个人，乃是鲁迅与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一种倾向。”郭沫若在《“眼中钉”》一文中也曾辩解：“他们批判鲁迅先生，也决不是对于‘鲁迅’这一个人的攻击。他们的批判对象是文化的整体，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以前的‘鲁迅’所代表，乃至所认为代表着的文化的一个部门，或一部分的社会意识。”应该承认，这些话是不错的。他们的确不是批判鲁迅个人，而是批判一种文化倾向，这倾向就是五四新文化的倾向。同时，鲁迅的抵抗和还击也并非仅仅出自私怨，而是守护一种文化倾向，这倾向也是五四新文化的倾向。考察其矛盾冲突，挑战者的进攻和守护者的抵抗都紧紧围绕着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交锋之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一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亦即五四文学以人为中心的人道意识；二是现代启蒙主义，即以改造国民性为标志的现代启蒙立场；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性。
挑战者们否定鲁迅，首先因为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们在鲁迅的文章中看到的是“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看到的是“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冯乃超：《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文化批判》第4号，1928年4月15日。他们说鲁迅的文章“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创造月刊》，1928年5月。由此可见，在他们眼里，人道主义不仅是浅薄的，而且是丑恶的。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立场上，这种观点当然难以接受。鲁迅并不赞成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但是，他不能容忍对人道主义的简单否定。所以，当挑战者称托尔斯泰是“卑污的说教人”时，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说：“惟有在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
挑战者们反对个人主义，强调一切必须服从组织，听从“时代”的命令。他们认为个人主义早已是一种腐朽的思想，像自由、民主一样属于腐朽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鲁迅却“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而不愿接受集体化：“‘因为我喜欢’，所以我要反抗，这不是革命党人的态度，这是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者的丑态。他的出发点，不是集体，而是个人，他的反抗，只是为他个人的反抗。虽然有时也为着别人说几句话，我们若果细细地考察起来，究竟是抛不开‘我’的成分的。”钱杏邨：《朦胧以后》，《我们月刊》创刊号，1928年5月20日。他们说鲁迅倔强，任性，固守己见而不认错；说鲁迅沉迷于自由思想，说鲁迅仍然固执于浅薄的人道主义，等等，应该说都是不错的。问题在于这正是因为鲁迅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作为新文化的承载者，他不能不高度重视个人的自由，执着于把人从各种迷信和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启蒙工程。因此，他对依靠某种政治势力或者军事势力而大喊革命文学口号不以为然，对以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的确有点害怕。他一方面提醒人们注意“笔下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的人们与“指挥刀”的关系，一方面发出如此的感叹：“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
挑战者们反对自由思想，批判知识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指出：“鲁迅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完全暴露了出来，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鲁迅所以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们也可以说完全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在他们的眼里，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都是应该批判和否定的。鲁迅却仍然坚持自由的思想，反对任何思想专制，守护着现代知识分子独立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即使翻译苏俄文艺理论的主张，也是“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着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关于挑战者们反复攻击的所谓“小资产阶级”，鲁迅说：“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哪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是‘抬’。”《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挑战者们认为阿Ｑ时代已经死去，大众已经不需要启蒙，所以强调作家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而充当大众的留声机器。他们认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资本主义已到了它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农村零落了，都市普罗列塔利亚特（Proletariat）发生了。谁人能说中国依然是（封建的）文明之邦，礼教之国”？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年1月。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Ｑ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Ｑ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Ｑ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Ｑ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号。那么，《阿Ｑ正传》当然过时了，它“是写给愚蒙看的，那么就请它到愚蒙那里去吧，我们这儿已不再要它。我们这儿要革命文学了，要无产阶级的文学了”。朱彦：《阿Ｑ与鲁迅》，《新宇宙》创刊号，1928年10月。既然阿Ｑ时代已经过去，而且阿Ｑ已经觉悟，当然不再需要启蒙主义，所以，按照钱杏邨的说法：“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再不彻底觉悟去找一条生路，也是无可救济了。”钱杏邨：《死去了的鲁迅》，原载《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7月初版。此处引自《鲁迅和他的论敌论文选》，第466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鲁迅却不承认阿Ｑ时代已经过去，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启蒙立人之路。他在同一期《语丝》上同时发表《扁》、《路》、《头》、《通信》、《太平歌诀》、《铲共大观》等一系列文章，其显着的主题是揭露现实的黑暗和民众的愚昧，提醒人们：阿Ｑ的时代真的过去了吗？阿Ｑ真的已经觉悟？在《铲共大观》中，他说：“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在《太平歌诀》中，他说“看看有些人们的文字，似乎硬要说现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在《文艺与革命》中，他说：“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
挑战者们以无产阶级的文学使者自居，自以为代表着新的时代，并且完成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超越。鲁迅却看到了假冒伪劣，看到了新商标下的旧货色，毫不留情地揪出了他们新制服下面的老辫子。在《路》中，他曾尖锐地讽刺说：“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因为在他看来，在这些地方寻找出来的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使者。在《文坛的掌故》中，他又说：“向‘革命的知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的为他们自己写照……”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中，因为对方提到了林琴南，鲁迅写道：“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一个证明。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关键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这一阶级将被‘奥伏赫变’，及早变计，于是归根结蒂，分明现出Fascist本相了。但我以为‘老头子’如此，是不足虑的。他总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还像他的东拉西扯。”
关于鲁迅对创造社、太阳社的态度，后来的评论也远不如当事人当时的感觉那般准确。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在这儿鲁迅先生又不费力地把创造社来和《论衡》派、鸳鸯蝴蝶派归为了一类，而使文学研究会承继着《新青年》和《终身大事》的正统。似乎创造社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新敌’，是因为该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我们的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要把创造社的几个流氓打进阿鼻地狱里去的。在未革命之前他们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后他们还是流氓痞棍！”《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9月初版。
考察这场冲突，我们不难看到，虽然矛盾复杂，但的确带有新旧文化冲突的性质。挑战者以最激进的面貌出现，似乎实现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要把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所谓“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事实上，他们却陷入了一种貌新而实旧的境地：他们反对的所谓“旧式的作家”，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他们反对的所谓“旧思想”，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思想。这些激情满怀的年轻人自以为超越了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却没有意识到他们以最激进的面貌出现，努力复活的却是旧传统。
进入1930年代之后，鲁迅参加了“左联”，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五四新文化的守护。他加入“左联”之后的矛盾和痛苦，与“左联”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其根本原因都在于他虽然置身于“左联”之中，却仍然不愿放弃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现代性的文化目标。就整个新文化阵营的格局看，1930年代的鲁迅已经站在一个极地之侧，但是，正是在这个边缘之处，鲁迅以短兵相接的方式抵抗了各种对新文化的侵袭，顽强地守护着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和来之不易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
1929：新文化危机中的胡适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1920年代末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北伐战争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的政权，但是，从文化上看，一个事实无法否认：新政权建立之后，不但没有推进新文化的发展，反而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了旧文化的回潮，这种回潮使刚刚诞生的新文化面临严重危机。由于历史提供的图景，人们当然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当新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候，曾经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哪里去了？事实上，五四新文化阵营虽然发生了分裂，主将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他们并没有在旧文化的回潮中随波逐流，而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过抵抗与守护。作为最突出的例证，鲁迅的表现众所周知，胡适的表现也引人注目。1929年，胡适与国民党政权发生激烈冲突，这场冲突的性质是什么，意义何在？在过去流行的叙述中，由于阶级论的视野所限，文化冲突的性质被掩盖了，其意义也自然得不到全面认识。然而，要清楚地认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及其现代文化建设的艰难历程，却很有必要对这一事件进行认真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