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八股文末尾还有“大结”，允许考生自由发挥，触及现实，字数从几十到一百不等。到清朝康熙年间，八股文的“大结”被取消，更失去了考生唯一有可能稍作自由发挥之处。试帖诗是清代乾隆二十二年（1757）增加的考试内容。它的特点是完全脱离现实，高度形式化。一般都是从前代的经、史、子、集中抽取一些词语为题。音韵和用典都有严格要求，动辄犯忌。作者不能议论褒贬，抒发己见。
显然，这种考试有利于培养思想僵化的卫道官员，却不可能培养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众所周知，并非所有的读书人都能敲开官场的大门，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被淘汰的读书人因为这种训练，也很难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落第的考生像失意的官员一样，虽然常常表现出某种批判意识，但那往往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委屈和牢骚。对于被淘汰者而言，他们的出路不外两种：一是躲进山林，成为超脱世俗的“隐者”；二是设馆授徒，从事基础教育。对于前者而言，出世又有真假之别，真出世者已经无须谈起，因为他们事实上已从社会消失；假出世者的“终南捷径”最后仍然直指庙堂。对于后者而言，由于读书以科举为目的，教育与官场紧密连接，在政教合一的科举教育体制之下，塾师所能做的，不过是机械地传授规定的知识。科举杠杆限制了教育的独立性，教育者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也不可能获得发展。即使偶尔有些萌芽，其思想成果也得不到传播。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难以诞生的。
废除科举制本是维新运动的重要议题，但这一议题并未因维新运动的失败而长期拖延。就在1901年1月清廷宣布改革并且号召大臣提出建议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就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连续上奏章，建议重新推行戊戌变法时期兴办新学和改革考试的措施，要求逐渐废除科举。于是，1901年8月，清廷命令废除八股，科举基本按戊戌变法时颁布的制度进行。9月，清廷又命令切实整顿京师大学堂，并按戊戌变法时的规定将书院改为学堂。此后几年中，经过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一再请求，清廷于1904年1月宣布，从1906年起逐年减少科举名额，到1912年将所有名额都拨归新式学校毕业生。
在重重危机面前，张之洞、袁世凯等深感逐步废除科举的方案为时已晚，因而强烈要求立即停止科举考试。清廷最后终于接受他们的意见，在1905年9月宣布所有乡试、会试、岁试和科试一律停止。于是，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
科举制的废除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意义重大。
首先，它切断了读书人与“八股-经典-国家体制”的必然联系，使读书人的前途不再系于经书和官场。当然，一些读书人的确为此后的道路感到茫然，为十年寒窗的奋斗目标突然消失而无比痛苦，但是，失落和痛苦却伴随着某种解放。他们不必再进行八股文的训练，不必再死守经典，不必再为生存而拥挤于科举这座独木桥，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非常陌生的新道路。
其次，它改变了教育状况，使中国教育开始向现代转化。在科举时代，即使是“私塾”，也只具有一个私人性的办学形式，而教学内容是国家指定的，四书五经是固定的教材，教师的讲解不能离经叛道，因而不可能通过教学培养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科举制废除之后，情形就不同了，学校的培养目标不再只是官员预备队，而是各方面的人才；教学内容自然不再只是经书，而是包括了来自西方的许多学科。办学堂以西方为榜样，而西方的教育是独立的，教学内容丰富而自由。中国的学堂虽然不可能一下子获得这种独立，但它毕竟不同于以往的科举，因而使教育者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独立创造和传播的空间。
对清王朝的统治来说，废除科举实在是雪上加霜之举，如果不是出于无奈，大概是不会废除的。因为结果非常明显，它破坏了国家吸收和垄断精英士子的渠道，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流失和权力对读书人的失控。而且，一些人突然失去了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指望，多年奋斗的道路被突然打断，一时想不出别的出路，因而对现实产生了严重不满。想一想那些因为废除科举而自杀的读书人的心理吧，他们本来一心一意要蟾宫折桂、效忠王朝，却突然被无情抛弃，前途失去了保障，他们成了最不安定的社会阶层。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制的废除不仅使清王朝失掉了本来的支持者，还把他们转化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事实就是这样，在科举废除、学堂开办之后，读书人迅速增加，大都市充满了因无法就业而深感前途渺茫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处于游离状态，社会地位很不稳定，前途渺茫，心理失落，因而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在这一基础上，革命的情绪在这个人群中很容易蔓延开来。同时，随着清末新政期间集会、结社、言论自由日益扩大，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开或秘密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清王朝仍然试图加强控制，结果却不仅无效，而且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清王朝虽然不得不进行改革，却始终没有放弃力所能及的努力。
正因为这样，仅仅废除科举，并不能改变中国的教育和文化面貌，也不能造就现代知识分子成长的土壤。看一看科举制废除之后中国学堂的状况吧——
国家规定：大学堂毕业相当于进士，中学堂毕业相当于举人……学堂成了变相的科举。于是，过去赶考是为了功名，现在上学依然是为了功名，国家权力的介入使学堂不可能像西方那样成为独立自主地培养人才的地方。
而且，所谓新式学校，事实上新的东西非常有限，相反，倒是保留了许多旧的东西。许多新学堂都是在旧书院的基础上挂了一块新牌子，而教学内容也不过是在照旧教四书五经之外，增加了外语和部分理科课程。从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到教师队伍，都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为新的。从清王朝来说，一切改革都是要为巩固其统治服务的，废科举、兴学堂不过是认为这样对大清更有利，目的则是通过新式学堂，培养既懂得现代科学技术又能够效忠于王朝的奴才式的人才，所以什么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之类是要绝对提防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是废除科举过程中起过推动作用的人，但在他那里，对师范学堂的教学要求也是：“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刘坤一：《奏陈筹办学堂情形折》，转引自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5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在两湖总师范学堂，礼堂所挂对联写的仍然是：“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为臣鹄子鹄；虽有文章，必有武备，法我先贤先师。”其《学堂歌》贯彻德育第一的原则，写得更有意思：
大清深仁厚泽十余朝，
列圣相承无异舜与尧，
仁政最多，钱粮又最少，
汉唐宋明谁与本朝高？
通过唱《学堂歌》，为清王朝歌功颂德，向学生灌输这样的思想，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教育思想、教学内容和教师队伍陈旧的问题，越是下层，越是偏远地区，越是低级的小学堂，就越是严重，新的东西也就越为稀少。
因此，学堂对科举的取代并未从根本上使中国文人获得解放，也不可能使中国传统文人由此蜕变成现代知识分子。
最先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成长于异国的土地上，国内知识分子的大面积成长则是在专制王朝崩溃之时。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一个分歧在对“特殊国情”的强调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所谓“国民素质”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要从晚清说起。因为民众程度低、素质差、没有能力，是清朝统治者推迟制度改革的主要理由，也是保皇派反对民主共和的主要理由。
看上去好像很合理：中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教育不发达、文化水平低、国民素质差。在这种情况下，要实行民主共和，能行吗？
事实是不可否认的，由于历史传统的造就，中国的大多数国民的确不具备共和国公民的修养，甚至带有严重的奴隶心态，习惯于依附，习惯于见官就拜，自称奴才。
这一切都是历史造就的，是专制统治训练出来的。可是，到了社会急需结束专制制度的时候，它却又成了延续专制制度、剥夺国民权利的理由。
它必然让一些人愤愤不平，因此，必然要有争议。
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人们大多熟悉：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争。在那场论争中，一个重要的分歧就发生在这里。
保皇派说：中国人不能没有皇帝，因为国民素质太差，没有皇帝管着，就全乱套了。所以，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而不能实行民主共和。为此，革命派曾经据理力争，反驳保皇派，讲述中国可以实行民主共和的道理。一些话至今读来仍很有分量。
在论战中，梁启超说：“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案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
陈天华回答，“欧美可以言民权，中国不可以言民权；欧美可以行民主，中国不可以行民主”，这是对中国国民的侮辱。他承认中国人目前的状况，但他解释：“被压制于历来的暴君污吏，稍稍失其本来，然其潜力固在也。此亦如水之伏行地中也。遽从外观之，而即下断语曰：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自由……一若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为马为奴隶者，何其厚诬吾民族也！”
汪精卫也认为：“我国必有民权立宪之能力也。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普遍性也，持其所翕受之量，有多寡而已。论者虽武断，敢谓我国民自有历史以来，绝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乎？但观贵族政治至战国而荡尽，我国民主精神，宁可诬者。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适合于我国民而决无格格不入也。”
章太炎的观点早在1903年已经清楚表达：“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的态度有点复杂。在其早年，他曾说过：“且夫菲律宾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坚二大国，以谋独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为自由民。言中国不可共和，是诬中国人曾菲律宾、北美黑奴之不若也，乌乎可？”“所以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夫进化之公例也，是不知文明之真价也。”（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讲》，《孙中山选集》，7374页，人民出版社，1956。）
然而，到了后来，孙中山的言论出现了一些变化。他一方面说：“袁世凯之流必以为中国人民知识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学之士亦曰非专制不可也。呜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马也尚能教之乘，而况于人乎？今使有见幼童次欲入塾读书者，而语其父兄曰：‘此童子不识字，不可使之入塾读书也。’于理通乎？惟其不识字，故须急于读书也。”（这段话是从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抄来的。我手中有大陆1956年出版的《孙中山选集》，但原文都是孙中山后来改过的，已经不是这些原话。所以，这里仍引胡适引过的原文）然而另一方面，后来的孙中山却把它引向了政府对人民的监护，引向了他的训政说。他说：“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之方式，非墨守其放弃责任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他又说：“我中国人民久处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清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结果，训政就成了实行专制而拒绝把权利还给人民的理由。
对此，胡适曾经给予分析和批判。他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深奥，人民参政并不需要多少专门的知识，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水平。开始总是不熟悉，但是，“一回生，二回便熟了；一回上当，二回便学乖了。故民治制度本身便是最好的政治训练”。
胡适的看法是对的。因为民众水平低、素质差，就剥夺他们应有的民主权利；因为没有民主政治的实践训练，便永远水平低、素质差、没有能力，于是，民主政治便只有无限期拖延，这真是中国人的悲剧。
在革命派与民主派的论争中，革命派是一步步占据了优势的。可惜的是，民国建立之后，事实似乎证明保皇派对了：中国的民众的确远远不是合格的共和国公民。所以，古德诺、杨度等人才以此为由推动袁世凯复辟帝制。于是，从慈禧太后到保皇派，就似乎成了正确的一方。后来，孙中山和蒋介石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自由和民主，就使这“正确的”一方势力无比强大了。
但是，按照当年陈天华等革命者的看法，世界上那么多民族，文明各方面的发展都不如中国，却能够享有自由和民主，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说中国民众没有这种能力，是“厚诬吾民族”，是对中国人的最大诬蔑。这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
回顾那场争论，考察这个分歧，似乎应该承认，保守派的认识不算大错，中国人的素质的确不高。当年革命派为中国人所作的辩护，尤其是认为中国自古就有民主、自由的精神等，大概是经不住检验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国民素质高低的认定，而在于究竟想往哪个方向走，也就是想要什么样的制度，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在这里，倒真需要一点眼下一些人拼命反对的“意图伦理”。问题很简单，我们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国民的程度不高。人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是努力帮助国民提高程度，以使其获得应有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二是以国民程度不高为由，拒绝给予国民应有的权利。慈禧太后、袁世凯以及杨度等人显然属于后者，而五四新文化阵营则属于前者。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因为它涉及国民性话语。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也看到了国民素质的问题，但有一点不同，他们强调国民性，目的是推进民主共和，而不是抵抗民主共和；是让国民获得应有的权利，而不是剥夺他们的权利。而有些人强调国民的落后性，却是要永远做民众的监护人，永远为民做主，以便大权在握，可以随意掠夺民众的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说过不错的话，却也为历史留下了一笔沉重的遗产。他创立的军政、训政的学说，就是要以国民党做公民的保姆，做大众的监护人。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完成他的革命事业，同时也继承了监护人的思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拒绝把国家还给国民。
正因为这样，胡适才忍无可忍，对他们的政治以及孙中山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