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圣地亚哥没多做停留，第二天就驱车北上旧金山，潘头有个亲戚可以收留我们。
我们可以选择去纽约或留在洛杉矶。纽约的好处是有很多福建同乡，坏处是可能人多嘴杂，有什么事三传两传就传回中国去；而我现在需要的是隐姓埋名，潜藏生息，最好还是避开纽约那种地方。
至于洛杉矶，我只待了一天就不喜欢，丑陋的城市，大而无当，气候又闷热逼人，满街大舌头的西班牙语，我在中美洲的两个多月待怕了。
潘头的亲戚是个狡谲又贪婪的老头，姓刘，我们叫他刘叔，潮州人，房屋装修队的包工头。他把我们安排在房子的地下室里，天花板低低的，墙上有一扇小窗对着后院，老头说在美国这不叫地下室，叫姻亲柏文。其实就是把车库用泥灰板隔一下，地上铺了瓷砖和劣质的地毯，装了个简易厨房和厕所而已。他要收我们六百一月，臧建明嫌贵，嘀咕说六百美金在中国可以住一年的酒店了。老头怎这么黑心？我说算了，第一，这儿是旧金山，不是中国。第二，有人敢收留两个黑户已经不错了，钱的问题不必多计较。
出来时带了上百万港币，折成美金，付了蛇头的买路钱，剩下的应该能支撑我们一两年的生活费。但旧金山百物昂贵，手不紧不行。我在银行开了一个十万美金的活期户头，这笔钱是应急基金，轻易不得动用。余下的用于付房租，买日常必须用品。
臧建明到了旧金山的第二天就买了份中文报，第三天就带了五千美金参加巴士团去了拉斯维加斯，说好第四天回来，结果一个礼拜还不见人影。正在我着急之际，他却灰溜溜地回来了。蒙头大睡一整天，醒来坐在破沙发上发呆。瞧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就晓得是输了。
臧建明一直待到吃午饭时才活了过来，说其实前三天他是赢的。我问他赢了多少？他伸出三根手指。我说三百？他摇头。三千？他还是摇头。然后压低声音说：“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手气好得不得了，要什么牌来什么牌。一对九，手一招，再来就是张三；来一对A，分开来，竟然再来一对老K。连赌场的荷官都摇头，说没见过这么顺的牌……”
我伸出手来：“赢的钱要上交，我等着付房租呢。”
臧建明苦笑一下道：“那时我要是拿着钱就走，就赚饱了。但手气这么好，干吗不多捞几把？赌钱的人都知道，上了赌桌，十次当中有三次手气好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自己也没注意到，风向是何时转的。三大叠筹码一下子少了很多，再到后来就像水在指缝里把握不住，小押小输，大押大输。庄家老是压住我一点二点，我是十九，他偏是二十；我是二十，他两张七，竟然会再来张七。老大，你说邪门不邪门？”
“你忘了俗话说‘不撑顶风船’？”
“我那时已经四十八个小时不吃不睡了，实在撑不住，回房睡了几个小时，起来后领队说要回旧金山了。我在集合的间隙到一张赌桌边看了下，发牌的是中国人，忍不住就押了一把，赢了。再一把，又赢了。这下一发不可收拾，我告诉领队自管走人，我自己买票回旧金山。领队一走，我静下心来，就在那中国人的桌上小心翼翼地玩，每次押都不超过五十美金。我虽然第一次到拉斯维加斯来，但各地赌场进出也不下几百次。赌桌上的气数是说不定的，一般是庄家占上风，但也有例外，有经验的赌客就应该稳守阵脚，耐心等候风向转变。那个下午，我有输有赢，到吃晚饭时我数了一下手中的筹码，总共有一万二千多一点，我一下子扔给发牌的三百美金小费。”
我说：“半个月的房租就这样扔出去了？”
臧建明不理我的话：“反正巴士也开走了，回旧金山也没什么事做。我从南美翻山越岭，九死一生地来到美国，就为了到拉斯维加斯过把瘾。我接受了前几天的经验教训，不急不躁，不求一口吃成个胖子，赌管赌，饭还是要吃，觉还是要睡，赌场里的中餐馆还不错，我们在南美嘴里淡出个鸟来，吃碗馄饨面也觉得鲜美无比。吃饭时我看到那个发牌员坐在餐馆的角落里，面前也是一碗馄饨面，我招手叫堂倌过来，塞了二十美金在他的手心里，要他送一碟烤鸭到发牌员的桌上。
“餐后我在酒吧间抽烟，见到发牌员走了进来，在吧台上要了一杯可乐，我微微地举了举杯子，他笑了笑，走近聊了起来。
“这人姓鲁，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说是个作家。我问他写过什么东西？他举了几个名字，我听都没听说过。问他怎么会到赌场来发牌？他说做作家要体验生活啊。我想进了赌场的人一眼就能看透，人人都像红眼狼似的，输了想扳本，赢了总觉得不够。有什么好体验的？倒是某些赌客出手很大方，小费一给就是一百。我也不去点穿他，读书人要面子。又聊了一阵，抽了两支烟，老鲁站起身来说要当班了，绕过我身边时像是自言自语道：‘十六号桌位不错。’
“我听了不动声色，又叫了瓶啤酒，慢慢地喝完，站起身来踱出酒吧，来到十六号桌位。最低十美金起押，最高是一万美金。发牌的是个女人，十指尖尖，戴了六七个戒指。我找了个最边上的位置坐下，换了一百美金的筹码，十、十五美金地押，玩了一个多小时，没什么输赢。
“女荷官休息去了，换上来一个矮个子，看上去也是新手，发牌的手势都还不熟练。我渐渐地加大赌注，五十、一百地押。庄家运气不好，连续爆掉好几副。我最后拿到两张J，想了想，把牌摊明在桌上，每张牌押上一千美金，示意庄家发牌。
“矮个子抖抖索索发给我一张牌，我一看，是张九；手又向另外一张指指，发过来一张七。我的记忆中这局牌大牌已经出来不少，又冒险叫了一张，一看是三，我摆手叫停。看庄家的戏了。
“矮个子翻开桌上的暗牌，是九点，一张明牌是五点，庄家不到十六点必须追发，他再来一张。揭牌时我心都跳到喉咙口了，牌揭出来，是张黑桃皇后，庄家又一次爆掉。”
这家伙讲得眉飞色舞，我知道讲得天塌下来也只是空欢喜一场，赌场是山，赌客是路，只有路绕着山走的，凭你再精明的赌客，难道还能把赌场赢下来吗？
“那天晚上我稳坐十六号桌，不管矮个子、女荷官，或别的发牌员，无一不是我的手下败将，我面前的筹码越堆越高，总有三四万美金吧。我赢顺了手小费也给得大方，随手几百美金的筹码就扔出去了。钱已经不是钱，只是一块花花绿绿的塑料牌子。妈的，我赌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一种睥视一切的感动。”
我忍不住挖苦他一句：“自己姓啥都不记得了吧？”
臧建明答非所问地说：“古人讲得有道理‘满则溢’，当你手气好得不能再好时，你已经要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时有两个选择：把手中的筹码换成支票或现款，落袋走人。这种人是被认为脑筋清楚的，但在道中人看来，这些人太看重于钱财，而放弃了更高一层的乐趣，算不了上品；另一种人是真正的赌徒，他们不在乎一输一赢，不在乎钱上的得失。赢固然好，输也有乐趣，享受从手风涩到手风顺，也同样享受撑逆风船。他们要的是在赌海里沉浮的感觉，要的是灵魂出窍的晕眩感觉，要的是那种眼观鼻、鼻观心的迷醉感。为了区区几个小钱，放弃至高无上的快感，这种人是不入我眼的。”
我说：“三万美金可不是区区小钱啊。”
臧建明把手一挥：“老大，人生无常，钱财更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似水流转，今天进你口袋，明天入我账面。就说那个香港富豪吧，三代以前可能还在广东种地，爬啊爬的爬成了个富豪，但一个坎儿过不去还得出钱。照他那个儿子的德行，再过三代可能就沦落为贫民了。钱财并不能保证什么。
“三万美金在我看来一样是区区小钱，唯一不同的是这点小钱给我买来一个礼拜的快乐时光，和长久美好的回忆。老大，吃我们这行饭的，今天不知道明天。三万和三百有什么区别？”
赌棍有他自己的绝对真理，我知道再怎么说也没用。
问题是来美国快一个月了，今后怎么生存下去？坐吃山空，总要有点收入。我指望不了臧建明，赌鬼的手指缝都是漏的，再多的钱都会漏走。我希望歪嘴和栾军能早点过来美国，助我一臂之力。但蛇头说近来风声很紧，他可不想蹲大牢，越南还有八旬老娘等着他寄钱回去呢。
房东刘叔说：“你们这两个年轻人一天到晚窝在家里也不是回事，我工地上需要人手，你们何不来帮忙？在家闲着也是闲着。不过话要讲在前面，你们没身份，我不好报税，只能付你们六美金一小时。”
臧建明一口回绝：“刘叔，你真当我们是阿米哥啦，你找个墨西哥黑工，少说也得付七八美金吧。六美金就想使唤我们？听说领救济一个月也有几百……”
刘叔讪讪地说：“你想领也领不到，被移民局抓去倒是有份。我是为你们好，大陆来的总怕吃苦，但日子还要过下去。我包顿午饭，你们爱来不来……”
臧建明道：“我们就是喝空气都会长膘，就省了你的午饭吧……”
我给臧建明使了个眼色，要他别乱讲。转身对房东说：“刘叔，别跟他一般见识，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那我们什么时候跟你去上工？”
“明早八点门口等我，一起乘车去赫斯堡。”
我们从没见过这么有钱的城市，到处都是美轮美奂的洋房，花园大得可以跑马，游泳池、网球场看得人眼花缭乱。刘叔不断地跟我们吹嘘这幢房子至少值二百万，那幢房子刚过户，听说是三百多万。老头说话时挺自傲的，好像在这个巨富的城市包了某幢房子的工就挺了不得。我低声跟臧建明说道：“记住这个城市的名字，为什么？因为这儿肥羊成群……”
老头把我们两个派去挖土方，说美国做工都要执照，你们没技术只好从最基本的体力活干起。
太阳当头，我们拿了两把铁锹在花园里挖挡土墙，臧建明挖了两下就扔下铁锹：“跑美国来成了廉价劳动力了，在中国都没这么累过。他妈的，越是底层爬上来的越苛刻，老头在中国不也是乡下一个农民？早来了几天，你看他那副吸血鬼的嘴脸……”
我也好久没干这种体力活了，挖了一阵就累得不行，于是歇下抽烟。这幢房子坐落在一条安静的街上，占地很大，挺气派的大铁门，冬青树编成的篱笆，车子进门后要开好长一段路才到主屋。整条街上也就三四幢房屋，都相隔得很远。房子外墙已刷完漆，后院堆满了准备运走的装修材料。我们现在做的是花园里的绿化工程。一根烟没抽完，老头就来催我们干活，说是香港人特别迷信，一定得在某个黄道吉日之际完工搬进去。要出粮的话就得赶快干。
挖了三天土方，又让我们去搅拌水泥，都是重体力活，连墨西哥人都不肯干的。午餐是附近中餐馆送过来的外卖，米饭上几块鸡骨头，一小罐无滋无味的例汤。八个小时中，只有午餐时间能休息十分钟，一天活干下来骨头架子都散了。区区六美金就想死命地从我们身上榨油，老头的心肠黑透了，臧建明几次想发作，都被我按捺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