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在《诗人南星》（收入《负暄续话》）那篇拙作中所说，他不只用手写诗，还用生活写诗。这是说，他居家过日子，眼不观菜市，足不入厨房，而经常在玉溪生的《无题》诗里睡大觉。如此这般，好不好？由我这俗人看，至少有一点我实在不敢恭维，是最容易丢书，丢他自己的，也丢由我的敝箧中借去的。解放以后，他未宣称焚笔砚而就不再写，推想是由护花恋月变为剑拔弩张，他无此能力。恕我尚可自吹有量材为用的世故，十年浩劫过去，我以鞭促之，介绍他译了三本书：温源宁的《一知半解》、奥维德的《女杰书简》和辜鸿铭的《清流传》。他小于我两岁，据他的夫人钟香芸女士说，近年来糊涂却在我之上，那么，以余年从事翻译也就困难了吧？这是遗憾。更大的遗憾是他不能再写一些30年代那样美的充满低回情调的诗和散文。
王森。他字森田，在北大与我同年级，入哲学系。与王造年是同乡，且同族，也是河北省安新县人。与他的同班何其芳不同，不只早年，是直到盖棺论定也没改行。所研究主要是佛教哲学，尤其因明，像是钻得比别人都深。为利用藏传佛教典籍，大概还是红楼时期吧，他就到沙滩以北不远的嵩祝寺去学藏文。解放以后，多年在民族学院做研究工作，推想“宗因喻”之类的佛教逻辑不合时宜了，就专治藏文，听说除研究什么史之外，还编藏文字典。他身体不健壮，而治学有献身精神，所以如其业师汤用彤先生，很早就白了少年头。入80年代，他身体更弱，但还是常常由他的女儿搀扶，到图书馆去查什么资料。在我认识的诸多友人里，讲学问，说得上“实在”两个字的，只有他，退一步说，也是只有他能够排在第一位。只是因为他专精的都是凡人不懂也就不会用到的，肚子里装得很多而很少拿出来。40年代，我们都住在鼓楼以西后海之滨，可以常常见面，其后这样的机会就少了。他为人沉静温厚，他的夫人是在家乡结合的，也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想起当年，到他家里坐一会儿，自己的暴躁虚浮之气就可以收敛一些，而今，他已经作古几年，还有谁能够使我自知不足，就是在小字辈面前也不敢夸夸其谈呢？
邓广铭。他字恭三，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只有他，年级比我低而年岁长于我，而且是两岁。这是因为他1931年曾投考，未录取，入辅仁大学，仍醉心于北大这块牌子，再考，才如了愿。我很早就知道他，是因为看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的“小引”有云：“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这次讲演是其时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长的沈兼士先生组织的，时间是1932年的三四月间，邓先生在辅仁念一年级，也就真值得佩服了。在北大，我常听史学系的课，自然不少见到邓先生。他是地道山东人，身材高大，朴实可交。
广为人知的是学问，精于宋辽金元史，著《稼轩词编年笺注》，宋以来，治辛稼轩词者不少，当推此为压卷之作。近些年在北大，任历史系主任多年，老了，告退，住朗润园，我在北大女儿处寄居时期，由我的前窗可以望见他的后窗。有时见面，大多是在路上，很少是在他家里。他仍健谈，一开口就推心置腹。正义感很强，也就间或有牢骚。耳已不聪，但记性好，有时追述几个时期的北大旧事，还是如数家珍。他有所作，常复印一份给我看。手头还有一篇复印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二期邓先生口述、苏敏整理的《胡适与北京大学》（解放前夕的一段胡先生任校长，邓先生任校长秘书），文章由1917年暑后胡先生入北大任教授起到1949年12月胡先生飞离北平止，大事小事讲了不少，我看了，印象是，邓先生确是不愧为史学家，一、旧事记得一清如水；二、间或寓褒贬，都本诸良心；三、未抄50年代的批判八股，挑拣一言一行，继以大骂。显然，这样的态度是不合时风的，也许会带来不利吧？忘利而不忘义，我深以有这样一位同学为荣幸。
周祖谟。他字燕孙，1932年考入北大国文系。他原籍是武清县河西务，我念通县师范时期由家乡往返必经之地，如果容许高攀，也可以算做小同乡吧。他专攻音韵学，七七事变以后，到辅仁大学去任教，得到余嘉锡先生的赏识，选为东床。解放以后回母校北大，在中文系任教。音韵方面著作不少，成为知名的学者。对于音韵，我一窍不通，但有那么一次，也借了他的光。是80年代中期，我为本单位主编《文言常识》，其中“字音”一节，当然以用他之学之名为上策，我登他的中关园平房之门，他没有退路，也就写了。
此外，他还有音韵学之外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校释》，在多种本本中后来居上，也与我以很大的方便。是80年代晚期，他由中关园迁到朗润园，与我成为近邻，我去看他一次。他健康情况不佳，说有力下楼（住二楼）而无力上楼，寂寞，希望我常去谈谈。其后，我因为杂务多，又听说他飞越太平洋，到他女儿处去休养，就没有再去看他。而一晃就三几年过去，我也经过一次迁居，离远了。是1994年末，听说他继马珏之后，也作了古。我有时想到过去，他那清瘦而微笑的样子，以及其学问的纯厚，心里感到凄凉。幸而他后继有人，是周土琦世兄，也治古典，多有著述，如果死后真能有知，他那一贯的微笑就可以带到泉下了吧？
吴晓铃。他于1933年考入北大国文系，七七事变前几天毕业，如果只有在红楼坐完冷板凳才可以称为“老北大”，他就真成为强弩之末。半壁江山沦陷时期，他也奔赴西南，其间曾往印度国际大学，像是住了五年，学会了梵文，同我说，还见过尼赫鲁。胜利以后回北京，不记得以何因缘，我们就熟了。40年代后期，我主编一种佛学月刊，人少力微，就求他为一臂之助。他真就视人事如己事，不仅参与策划，写文译文，还介绍印度著名学者师觉月教授等著文，以壮声势。他为人爽快，热情，与人交往，够得上肝胆照人。又精力旺盛，外向，学问，多方面，戏曲、小说、语言，都通，还熟悉版本；交往也是，几乎什么样的人都认识，如知名学者之外，还有戏剧演员，以至相声演员如侯宝林等。这样的性格和经历使他有获得，就我的所知说，是：一、可以任意走入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之门；二、活动范围广，北京以内，各处跑，还有余兴，到北京以外，甚至国境以外；三、他有聚书之癖，这就给他带来诸多方便。
说起聚书，他的本领和成就就更使人惊讶。他的住房是先人留下的，在昔日名流聚居的宣南，院子不小，北房五楹，上下两层，楼上都是书，楼下也有一些。书多，见识广，又有侠义之气，所以看见近年不少人制造有关曹雪芹的伪遗物，就举证揭其老底，使稍有考史常识的人为之一快。解放以后，我们见面次数不多，只记得一次是到他家里，一次是在香山。最后一次是在无轨电车上，匆匆说几句话他就下了车。他是1995年2月去世的，其前我听说他患病，没去看他，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有时想到他的藏书，那么多，其中并有国宝级的《石头记》乾隆己酉抄本（残存一至四十回），如何处理呢？扩大范围说，这是许多知识分子会碰到的问题。聚书，因为想读，因为爱。日久天长，数量多了，心情常常不是子子孙孙永宝用，而是“己身永宝用”。而实际呢，己身是不能“永”的，所以总会有一天，己身撒手而去，所爱之书却还是立或卧在那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是迷，世上千千万万的常人都不过如此；反面的“好事不如无”是悟，吴先生弥留之际会想到吗？但愿他能够这样。
何其芳。他是1931年考入北大哲学系，与我同年级。多有向上心，先是写缠缠绵绵的散文，印为《画梦录》，其后又辗转到延安，于是逐渐成为名人，升迁为文学研究所所长。我与他，不只一次有同路人（？）之谊，却又疏远得井水不犯河水。早的同路是军训，正好编在一班（班排之班，一班十个人）。他中等身材，白净，连列队持枪也吊儿郎当，表现为不屑的样子，我只好少注目而远之。没想到还有第二次同路，是毕业以后，都到天津南开中学去教国文。在墙子河畔一年，不记得有什么接触。迎来暑假，更没想到还有第三次同路，是书教不好，都被辞退。因为没有交往，也就没有对坐作穷途之哭。
其后的若干年，我们真就相忘于道术。他高升了，有时还动笔，记得看过他评论《红楼梦》的一篇大（字数多）文，印象呢，意识形态味道浓，也就气盛，心里想，此“长”之所以为“长”。没想去看他，也不敢去看他。又没想到，竟有一次望影的机会，是大革命初期，揪斗风吹得正猛的时候，有一天。我以群众身份往工人体育场去看兼听批判，场内做喷气式的共十人，其中有他。离得远，看不清，只听见批的话里有“何其臭”云云，不禁想到《枕中记》《续黄粱》一类故事，慨叹人生真如梦也。幸而低头之后总会随来“落实政策”，听说他又起复，任原职，只是可惜，天不假以年，不很久就归于道山。总是头上又有了“长”的帽子，可以安息了吧。
王崇武。他于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功课不坏，毕业以后曾到英国留学，据说尤其致力于明史，很有成就。他是河北省雄县人，健壮，双目有神。他住东斋，规定一间屋住两个人，其时我未住学校宿舍，不记得由谁介绍，我把姓名借给他，他就可以独自住一间，以此因缘，我们认识了。且说因缘和合必有后果，1936年我由天津回北京，失业，由他介绍，我给他的同学到进德中学代课，因而与他的这位师范大学毕业的同学李君列五（名曾笃）结识。这又带来后果，是破家之后我又组织一个新家。还是说王崇武，50年代初他回国，到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其时历史研究所和语言研究所都在红楼以东的东厂胡同（明朝魏忠贤的东厂），我编汉语课本，隔一日到语言研究所去上班，因而又同他见了几次面。谈些旧事，像是还没扔掉“他日相逢下车揖”的古风。其后我不到语言研究所上班，再其后来了整风，人人惶惶不安，也就没有再见面。是50年代后期，忽然得到个简而又简的消息，他病故了，算了算，年未及知命。什么病呢？有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呢？咫尺天涯，是直到现在也未能知道。
杨向奎。他是1931年考入北大史学系，与我同年级。在学校没什么交往，只知道他也跟随顾颉刚先生，考古史，并且颇有成绩。毕业以后，曾到山东什么大学去教书，后来回北京，到历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在我的诸多治文史的同学中，考精力旺盛，有了他，吴晓铃就只能屈居第二。以我的见闻证之。多年以来，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都是过去的远事，我想略去，只说近的。是80年代后期，因为我在《负暄琐话》里写了孙以悌，他看到，就给我写信，约定到我城内的住处（原北京大学第二院）来看我。他来了，谈了很多，我才知道，孙以悌离开学校到天津，他曾去追，可惜晚了一天，未能见到。我感谢他由干面胡同东口他的住处来看我，他说他每天步行往养蜂夹道去游泳，从我这里经过，用不着过意不去。其后有时他就送他的新作给我看。有关于《红楼梦》作者的，这是由商、周、秦、汉下降到康、雍、乾，仍在史的范围内，不新奇；新奇的是有几篇，竟谈起时空、相对论之类。这真是造反了！谈得对不对，我莫测高深，总不会如苏东坡《日喻》所说，闻钟以为日吧？那么，红楼中出这样一位，借用胡博士常说的一句，是“北大真不愧为大”，我也可以沾点光了吧？
张政烺。他字苑峰，山东省荣成县人，于1932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外貌有特点，体粗壮，头大，顶部正方，目高度近视。读书多，记忆力特好，在校时期即以成绩突出扬名。是一次上胡博士的什么课，胡博士讲到什么小说，说可惜没有什么书谈到它的作者，张政烺站起来说，有的地方谈到，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先生大为赞叹，上课时常说，北大真不愧为大，如什么小说的作者，他不知道有人谈过，张政烺先生知道云云。毕业以后，因为发表了不少考证文章，很快就成为文史界的名人。多年来在大学任教，讲授古事，兼及古文字、古器物之类，最后也是流入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