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租住的地方，理论上应该叫做城乡结合部，但现在很多事情，除了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实践起来都会有些模棱两可，因为实践中的一切，都变得似是而非了，不再像石器时代那么泾渭分明。
这块叫做“雁滩”的地方，二十年前据说还是一片农田，当年兰城的男青年，稍微有些抱负的，如果弄上个“雁滩”姑娘，都会有些气短，被人问起，不禁就要含糊其辞，反应快的，随口会将姑娘们的出处说成是“城东的”。雁滩就在兰城的东边，这一点，是不含糊的，就好比东京，理论上也是在兰城的东边一样。可事情说变就变了。今天的雁滩，哪里还见得到农田？全部是楼了。雁滩姑娘们摇身一变，都成了抢手货，因为卖了地，她们都成为了有钱人家的闺女。然而在理论上，此地依然是要被冷静地视为城乡结合部的，大批的外来者盘踞在这里，来来去去，就像当年的庄稼，一茬一茬的，等待着被这座城市收割。
像我们这样的寄居者，在兰城的雁滩比比皆是。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可目标却未必是同一个，当然你要笼统地概括一下，五湖四海的目标也能够被你在理论上总结成一条定律什么的。我们的房间在雁滩一栋四层小楼的顶层，四壁连带房顶都没有经过粉刷，预制板直接裸露着，楼面的外墙也没有任何装饰，倒是表里如一，那种水泥特有的灰白格调，让这一带的楼体呈现出一种堪称肃穆的气氛。周边几乎没有什么植物，一切都暴露在白花花的阳光里，到了夜晚，即使万家灯火，也显得是旷野无人。住在这里也有一种别样的好，那就是，尽管周遭甚嚣尘上，但只要你认得几个字，或者不幸有着一颗还算焦虑的心，那么，你就会感受到某种非常突出的宁静之感。
我们一共是四个人，我，小王，小虞和老虞。我姓李，被大家唤作小李。大学毕业后我就在雁滩这个范围内辗转栖身，白天乘车去市里面打工，暮色四合的时候跑回来挤进架子床睡觉。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我常常需要把自己在夜晚投奔的那个地方叫做“家”。下班的时候，跟同事们打招呼，不免要说“回了”，可是回哪儿了呢？回宿舍了？回出租屋了？都不大合适，好像也不太符合汉语的规范，约定俗成，也只能大大咧咧地吵吵：“回家了回家了。”这么吵吵完，自己的心里不免就会有些发虚，因为毕竟是夸大其词和虚张声势了，其后的归途，就会感到有些凄凉。
小王年纪与我相当，也是大学毕业后混到雁滩来的。
余下的二位，本来也乏善可陈，大家不过是五湖四海，不过是萍水相逢，但好玩的是，他们居然都姓虞。关于姓氏，我们能说些什么呢？你看，我姓李，据说这个姓如今已经是第一大姓了，如果谁当街大叫一声“老李”，估计应者云集，会有不低的回头率。小王也比我差不了许多，我打工的那家公司，就有十数个小王。可是，在我们蜗居的那个20平米的狭小空间里，我和小王，居然成为了少数。我们的另外两个同屋，都姓虞。为了将他们区别开，只有把年纪稍大的那一个叫做了老虞。老虞其实也不老，只比我们大个三两岁，可是没办法，谁让我们遇到了这种状况呢？——有时候，姓虞的会成为多数。
“对于老虞这个人，你们了解多少呢？”有一天小虞向我们发问。
是啊，对于老虞这个人，我们了解多少呢？这么说吧，最先被压缩进这个20平米空间里的人，是我和老虞。我们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循着楼外张贴的广告不期而遇，我眼前的这位乍一看还是蛮普通的，就像所有毕业三五年后依然没着没落的青年，整个人的外观，就是一种“城乡结合部”的风貌，但当时，我看着老虞，觉得他有些没来由的别扭。后来我算弄明白了，可谓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老虞把衣服是统在裤腰里的。这应该是老虞让我别扭的地方。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衣服统在裤腰里，本来不是个问题，但不知道有谁统计过没有，把毕业三五年依然没有着落这些因素都参考进去，这样的一部分年轻人，有多少会是将衣服统在裤腰里的？老虞他栖身雁滩的出租屋，谋生于一家卖汽车配件的小公司，天天骑一辆需要弓背塌肩才能驾驭的自行车，行程大约都在50公里上下，这么一个人，却像写字楼里的小开一样，习惯把衣服统在裤腰里，可不是他妈的有型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