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军吏们虽有功劳和才能，但道德品行还达不到胜任地方长官的标准，这就是所说的“只可与他们共同去创业，而不能给他们以大权”。管仲说：“让有才能的人做官获得俸禄，君主就有权威；对士兵们论功行赏，他们作战就勇敢，就不怕死。这两个原则在全国实行，国家就会兴旺发达。”我还从未听说过无有才能的人，无有功劳的战士，能受奖赏使国家兴旺发达的。所以，英明的君主不用无功之臣做官，不奖赏无战功的士吏；国家安定时期，选拔人才要崇尚道德品行，战争年代就要奖赏有功的人，前面那种人的说法，就像从竹管里看老虎一样片面啊。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曹操并未因赤壁之战的失利而灰心。为完成统一大业，他不但从物质上、军事力量上积极准备南征，而且从组织上采取了有效措施。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又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内容是：
自古以来，各朝的开国皇帝与中兴的君主，何曾不是得到贤才的帮助才治理好国家的呢！而他们所得到的贤才，却往往都是出于狭窄的里巷，难道是侥幸遇上的吗？只是上面的人不去寻找他们罢了。现在天下尚未平定，正是迫切需要寻求贤才的时候。“孟公绰那样克己勤恳的廉士，用来做赵大夫、魏大夫的家臣是最理想的人，但他做滕、薛两国的大夫，使他们处理国家大事就不称职了。”如果一定要用所谓的廉士，那么齐桓公又怎么能够称霸于世呢？现在天下难道就没有身穿布衣，胸怀大志在渭水边钓鱼的姜太公吗？难道没有身负污名却很有才能，而未被魏无知发现的陈平吗？你们都应当帮助我，宣传我的意思，并把那些埋没在下面的人才都推荐上来，我要任用他们。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则颁布了《取士毋废偏短令》，即第三求贤令。这道求贤令说：
凡是品德良好的人，未必能有所作为，有所作为的人，也未必有良好的品行。陈平难道有笃厚的德行，苏秦难道守信用吗？但陈平能够辅佐汉高祖建立汉朝功业，苏秦能够救援弱小的燕国。由此说来，有才能的人虽有短处和不足，但怎么能够因此而偏废不用呢？有关部门的官吏如果能够懂得这个道理，那么有才能的人就会得到录用和提拔，这样官府里的政事就不会荒废了。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八月，曹操颁布了《举贤勿拘品行令》，这是曹操为了聚集人才，振兴事业的重大措施。其中讲道：
从前伊挚、傅说都出身非常微贱，管仲，是齐桓公的仇人，他们都受到重用而帮助君主治理好国家，萧何、曹参原来只是个县吏，韩信、陈平有坏名声，有受人讥笑的耻辱，但他们终于能辅佐刘邦成就王业，千古流芳。吴起贪图当大将，将其妻杀掉以取信于鲁国，舍财谋求官职，母亲死了也不回家安葬，可是，他在魏国时，秦国就不敢东犯魏国的领土；他在楚国时，韩、魏、赵也不敢南侵于楚。现在天下难道没有高尚品德的人被埋没于民问？还有勇猛不怕死，临战能奋力拼杀的人：或担任下级官吏，确有超人才能和优异素质的人，能胜任将军、郡守，或背上污名被人耻笑的人，或者被人诬为不仁不孝，却有治国用兵的才能的人；你们把知道的都举荐上来，不要遗漏了。
曹操在这道命令中再次重申了“惟才是举”的方针，并指出无论是伊挚、傅说那样出身贫贱之人，管仲那样的旧敌，萧何、曹参那样的小吏，韩信、陈平那样身遭污辱并受人耻笑的人，甚至像吴起那样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才干，就要加以任用。充分表现出他的雍容大度以及求贤若渴的心情，同时，也反映出他与东汉时期用人传统的完全决裂。
曹操不仅用命令形式提出“惟才是举”的方针，实践中也确实贯彻了这一策略。不管你出身多么微贱，地位多么低下；也不管你过去投靠过谁，属于哪个阵营，只要有才能，效命于我，都可量才而用。比如，于禁原是鲍信手下的一个士兵，乐进原是曹操帐下的一个小吏，毛玠原为县吏，满宠原为郡督邮，蒋济原为郡计吏，后来都成为曹操的重要僚属。张辽原是吕布的部下，张邰原是袁绍的部下，徐晃原是杨奉的部下，投到曹操阵营后，曹操尽悉重用，如张辽被拜中郎将，赐封关内侯。对此，西晋王沈评价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所以，曹操身边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在当时各割据政权中，得贤士最多。正是在这些谋甩、猛将的辅佐下，曹操才能扫平群雄，统一北方，从而奠定下曹魏政权的基础。
可见，惟才是举、不拘一格可以使一个领导者身旁聚集一大帮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从而形成一个互补型的高智商团体，这在商机稍瞬即逝的现代社会更显得举足轻重了。从以下的这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来，现代企业、团体或组织在选用人才时同样要做到不讲出身，不讲资历。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器公司之一。该公司是由松下幸之助一手创建的，了解松下幸之助的一生，可以让你深悟松下身上所充分体现的现代企业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现代企业成败的关键，当然其中包括企业人事管理的理念。
松下幸之助对其家族产业的总管人选一向有一种非常保守的看法，那就是松下集团的大权必须由松下自己的人来掌握。所以到了1961年，他就把总经理的权力移交给了自己的女婿松下正治。虽然松下正治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管理人才，但松下幸之助对他管理这个庞大帝国的能力还是有些不放心，所以在正治任总管的时候，幸之助总是做着明显的幕后指挥工作。
到了1977年，松下幸之助觉得自己必须采取更大的举动，才能保证松下集团旺盛的活力。于是作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人事变更的举动，让董事中处于第二十五位的山下俊彦来任总经理，而让自己的女婿退居二线，来做会长。
山下俊彦原本只是松下公司的一名普通雇员，但他有着幸之助颇为赞同的管理才能。因此，在他39岁时便被提拔为松下、一分公司的部长。后来又历任要职，并当了公司董事。他的经营管理成绩卓著，具有出众才能，而且对公司内部因循守旧的弊端看得很准，又力主锐意改革。松下幸之助发现了他的才干，认为他是松下家族中根本找不到的杰出人才，在整个公司中也是最优秀的“将才”。于是，松下幸之助不计门户出身，力排众议，破格起用山下俊彦。1977年，当山下俊彦年富力强时，就从一个名列第25位的董事，越过前面所有“老资格”的董事，直接擢升为总经理。
山下俊彦当了总经理后，十分重视有才干的“少壮派”，并且亲自破格提拔了22名具有战略眼光、能力出众的新董事。于是，松下电器公司的经营管理层的力量，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便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他担任总经理的第二年（1978年），松下的经营状况就从原来的“守势”经营很快变为积极进攻的态势。1983年，公司的利润总额达到1991．1亿日元，比起1977年他刚上任时的利润额976．8亿日元增加了一倍。
松下幸之助选择山下俊彦，他自己解释说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个人选适合担任总经理；其次，希望他能担任10年。幸之助认为，对政府机构来说，二三年更换一次主要领导是可以的，但对于松下这样的大型企业来说，这样做只能导致企业经营的混乱，以及员工的人心涣散。正是依据这样的条件，山下俊彦成了最合适的人选，因为山下正当中年。
其后的事实也证明了幸之助认为山下俊彦是一个决策迅速的人。他能在极为棘手的状况下，非常冷静、稳妥地解决问题，并稳定局势，而且他还是一个从不发牢骚的人，这是他的工作态度所决定的。在经营管理上，发牢骚是很难避免的。但山下却没有说过一句报怨的话，而是默默地解决问题。这种实干精神，正是企业中最难能可贵的品质。
正因为山下俊彦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松下幸之助才选择他这个“外人”来担任松下集团的总经理。
市场经济时代，竞争达到了白热化，商海大潮中无时无处不存在着产品竞争、市场竞争、管理竞争等。但市场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角逐，人才就是一切。用人，是领导职责，也是领导艺术。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领导者在探索、在实践。作为新时期的智慧领导者，用人思想更应开拓、解放，用人艺术也更应高超，而不能只看重一个人的资历和学历。更不要因为人才的一点点缺陷弃之不用，而应该遵循以下的一些原则：
（1）重用不墨守成规的人。如果企业风气是自由豁达而又不讲派系，那么对新职员来说无疑是富有魅力的。除非打破组织的大框框，违反公司规章，否则公司方面就不会录用只会按老样子办事的职员。这是因为，今后的贸易职员必须为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而拓宽视野。
（2）重用尊重人才的人。松下幸之助认为，松下公司首先是生产人，然后才是生产电器。松下尊重人才，更尊重人才的情感，因为在社会上，沟通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无疑是一颗体谅的心，这种体谅之心如同荒漠上的甘泉，当人与人之间失去了这种互相滋润的泉水时，就会产生干裂，就会各自飞起来。
（3）重用有实干精神的人。丰田公司的一位主管曾说：“本公司每年有40万件改善提案，而美国汽车公司只有6万件，这个差别便造成了车子的品质差别。”他们不欢迎能言善道的人，因为这种人经常地提出这个也办不到，那个也办不到，做了也是白费。这些人的聪明往往表现在寻找借口来推托。处世老实的傻瓜才会埋头苦干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他们正好需要这种人。
（4）重用敢于迎接挑战的人。一些公司负责人说，我们寄希望于新人的是，他们将来作分公司经理的候选人。因此他们不应坐等指示，而应该主动迎接挑战。这种人必须有强烈的自我开发意识，他们必须把自己与公司的变化相配合而使自身也发生变化。他们认为具有自我开发的灵活性和求知欲的人是最可取的。在机会均等的原则下，公司一定要重用顽强竞争的人，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5）重用敢于提出问题的人。有的公司经理认为：他们必须对那些将来成为企业骨干力量的人强调，要有提出问题的观念，环境在变化，公司在发展，只会模仿别人是不行的，因此公司需要起用提出问题的新人。这样公司才有希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鼓励员工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并且公司要对他们予以支持。
当然，以上的这几类人才，社会上比比皆是，关键是要有识别和赏识他们的伯乐，因为惟有领导者有一种重视人才的意识和行动，有才者才会纷纷而至。
不捧无用之徒
——扶不起的阿斗被扶起
择人是惟德，惟才，还是德才兼备？这不可一概而论，用人若用器，可因其具体情况而定。但是，对于负责全局工作的领导者来说，必须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胜任。因为负有重任的领导：无德，则不能服众，无才则不能完成份内的工作：只有德才兼备，才能团结下属，发挥众人的积极性，并且做出正确的决断，顺利完成所担负的任务。
诸葛亮凭借其才而预知天下三分，又以其“鞠躬尽瘁”尽忠汉室，尽显其德。他不仅以此来要求自己，其选拔官吏
也同样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向刘禅上疏，即《前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颓废也。先帝（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先后兴起第一次、第二次“党锢之祸”，杀戮敢于直言的李膺等贤臣；二人即位其间宦官势力庞大，独得专政，朝政腐败。桓帝封单超等五宦官为侯，任其专横胡为。灵帝公开标价卖官，敛财私藏，贪污之风盛行，民不聊生，致使社会动荡不安，贼寇四起。之后群雄逐鹿，以至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上《前出师表》时，刘备已去世，由他执政辅佐刘禅，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刘禅，不要学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而要学先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国兴隆，以复汉室。
诸葛亮还在《便宜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士。
诸葛亮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刘禅常欲增加后宫嫔妃，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人，今天足数，不应增加。刘禅宠爱宦官黄皓，皓为人奸佞，想干预政事，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黄皓，使黄皓不敢胡为。
蒋琬、费祎、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入蜀初期任广都县令，一次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非常恼怒，要判他死罪。诸葛亮知道蒋琬颇有才干，就对刘备说，蒋琬有治理国家的才能，这只是一次偶然的过失。刘备敬重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亮提拔琬为丞相府长史，亮每次出征，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常赞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亮死，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哨代之，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无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宿愿虽没实现，却足见其人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哨、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主才得安坐帝位达41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建魏，虽有45年，却早在17年前就落入了司马懿之手，魏存在实际只有28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也只有27年。二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实是因有德才兼备的贤臣辅佐之故。
可见，人不可无德，无德之人，自古以来必是败事之人。这种人当然是不可任用的。识人之要，首先在于观人之德。但是，德这东西是很难把它说清楚的。简单地说，德就是要知道做人需有约束，不可以己之欲坏了约束。知约束，则可以为官清廉；知约束，则可以待人以宽容；知约束，则可以对事务作理性的判断，择既能利己亦能利人者为之；知约束，方能不叛敌，不卖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