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他专横跋扈、滥施淫威，没有能很好地利用“汉献帝”这面旗帜，很快便落得个“暴尸于市”、“焚尸于路”的下场。
而此时的曹操也很想借“献帝”之名，达到威震四宇的目的，但董卓的前车之鉴无疑对他的能力和胆识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关于这个重大问题的决策，曹操与他的手下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在贺年节的会议中向各幕僚和将领提出了这个问题。
谋士程昱首先发表了意见：“依目前情势，皇上在杨奉、董承等挟持下离开关中，进驻于安邑，如果能趁机奉迎皇上，必能取得公众舆论上的竞争优势。”
荀彧也表示：“豫州离司隶区最近，如果要迎回献帝，应以洛阳及许都为宜，因此要使事情顺利进行，必先清除豫州境内的其他力量。”
夏侯惇有不同意见：“就军事形势观察，豫州连接司隶区和荆州，目前拥有部分倾向袁术和刘表的小军团部署，正好可作为缓冲。清除豫州反而会使自己陷北方袁绍、东方吕布、南方刘表、西北面西凉及司隶区军团的层层包围中，相当不利。”
几乎所有的将领及幕僚都赞同夏侯惇的看法。
曹仁则更进一步表示：“奉迎天子并不一定有利，董卓便成了众矢之的，以我们现有的实力，‘挟天子’不见得便能‘令诸侯’。万一掌握不好，未蒙其利反受其害。”
满宠也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探询袁绍的动向，奉迎天子，袁绍最有实力。如果这个时候因此事和袁绍闹翻，很可能会遭到倾覆危机，应审慎对待。”
曹操回答道：“由冀州府传来消息，此事在袁绍那里存有很大的分歧，审配就坚决反对，而袁将军本身似乎兴趣也不大，况且和公孙瓒间的战争仍在持续中，依目前情势，应该不至于有所行动。”
苟彧却不以为然：“奉迎天子绝非纯为功利，从前高祖（刘邦）东向伐楚，便以为义帝复仇之名出师，因此得到天下诸侯的响应。董卓之乱起，天子流亡关中，将军便首倡义军勤王，只因山东秩序混乱，才无力兼顾关中。虽然战事连连，我相信将军仍然心向王室，以平定天下为己任吧！今皇上脱离西军掌握，正乃天赐良机！拥护皇帝顺从民望，乃大顺；秉持天大下公道以收服豪杰，乃大略：坚守大义招致人才，乃大德。即使偶有阻力，也无关大局。倘若不及时定夺，等到别人也有所行动，就来不及了。”
荀彧的话无疑说到曹操心坎里了，曹操知道他在与诸侯对抗中，惟一的法宝就是人心，汉献帝虽早已名实不符，但在一片混乱的局势中，他仍是天下人心之所系呀！
于是曹操当机立断，决心奉迎汉献帝。于建安六年（公元196年）八月将当时处于困窘中的汉献帝迎至许都。
将窘困流徙中的献帝迁到许都，由自己来充当献帝的保护人，是曹操政治生涯中的最得意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举措。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曹操获得了高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同时也为自己进行统一天下的战争创造极大的舆论优势，从此无论是征伐异己还是任命人事，都可利用献帝的名义，名正言顺的置对手于被动的局面。
曹操智勇造势，利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谋略，不可谓不高明，不可谓不典型。
当然，要想“挟天子以令诸侯”能够造就有利于自我时局的发展之势，则需要具备以下一些条件：首先，天子昏庸软弱，或处于襁褓之年。贤明之君以及强权派一般是不会被下属官员所利用的。其次，挟天子者，必身居高位，为天子身边之重臣。普通老百姓，或者中下层官员，想挟天子，也不可能。其三，挟天子者，必颇具实力，威倾朝野，皇帝怕他几分，群臣也不敢对他有何异议。其四，能长时间挟天子者，非得有曹操的智慧和能力不可。董卓之流，虽偶得良机，出兵勤王，而居“太师”高位，却排斥贤才，骄奢淫逸，不图勤政治民，而一味弄权杀戮，他的败局是肯定的。而曹操，时至今天，仍然保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且威望远高于蜀汉刘备和东吴孙权这两个同期人物。
二、四面楚歌以散志：张良巧造心理势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后，各路英雄揭竿而立，顿时战火连天，风云四起，大浪淘沙、尘埃落定，只剩下项羽（西楚霸王）和刘邦（汉王）两大势力，为夺天下，双方鏖战五年之久，最终楚王战败，刘邦得胜，遂建立了西汉王朝。
楚汉相争到了晚期，刘邦追击项羽至垓下（公元前202年），四面围攻，楚国兵将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眼看身陷绝境，个个心灰意冷，厌战思逃，士气极其低落。但由于项羽骁勇善战，且手下战将众多，兵力也有相当基础。汉军想速战速决，也实非易事。正值刘邦焦灼难耐之际，张良献计道：“楚军虽败，锐气尚存，若以死相逼，其将困兽犹斗，不如以攻心之计，夺其气，竭其力，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
于是，张良运筹再三，借虞姬兄长来汉营之际。偷学楚歌，暗中传教汉营士兵。到了深夜，楚国将士突然听到营寨外围，四面楚歌，凄凄切切，不禁思乡心动，许多人想起家中父母妻儿，热泪盈眶，甚至失声痛哭。当晚，楚国兵士，或单人或三五成群，大量离开营寨。随后每天都有很多将士离营逃走。
没过几天，汉军一举击溃楚军，逼迫项羽自刎乌江。汉军取得了彻底胜利。
在这一战中，张良以四面楚歌涣散了楚军的斗志，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无疑是强大的心理造势产生的结果。当然，并不是任何时候，这种心理造势都能产生积极的作用，因为任何决策都必须讲究一个因时因事的权变机制。所以我们在进行心理造势时必须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当对方陷于包围的困境之中时，单纯地使用军事力量进行打击，就会迫使敌人进行垂死挣扎，甚至导致敌人“置之死地而后生”，使战争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其二，敌人虽被包围，处于劣势之中，但毕竟还有一定的战斗能力，即使优势一方掌握着主动权，能够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但自己必然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兵法上说：“杀敌三千，自损八百；杀敌一万，自伤三千。”虽然敌方的损失比我方大，但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在此情况下采取刚柔相济的手段，在强大的军事威慑下实施瓦解军心的攻心战，则可以减少作战中的自我损失，从而达到“兵不钝而利可全”的目的。其三，使用四面楚歌之计，要周密考虑，巧妙布置，使敌人感到真实可信。在对敌实施攻心战时，虽然经常使用一些夸大己方优势和实力的方式，但决不可以漫无边际地用大话空话来唬人，而必须把攻心宣传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基础之上，使敌人切实感到大势已去，任何反抗和努力都将是无济于事、不明智的，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惟一可行的道路就是放弃抵抗，主动投降。
三、背水一战：韩信勇造压力势
《孙子兵法》上讲：“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讲的是，如果有意将军队置于危亡之地，逼迫士兵拼死奋战，那么是可以求生存、取胜利的。历史上就流传过许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例子，最为典型的就是项羽的巨鹿之战和韩信的背水设阵。
公元前204年10月，韩信统兵数万攻打赵国。赵王歇和大将陈余调集20万大军在井陉口凭险拒守。汉军新兵颇多，缺乏作战经验，因此无论是地势还是人和上都明显处于劣势。
韩信认为：如果把这支并未经训练的部队放在有路可退的地方，一经挫败就会溃散。相反，如果置军队于危险境地，那么人人死战，勇气倍增。
夜间，韩信密令两千精锐骑兵手持汉军红旗，从小路迂回到赵军侧翼，隐蔽待机。同时派出万余人，出井陉口，背邻锦蔓水，摆开阵势。赵军见状，笑韩信不识兵法，十分轻敌。
拂晓，双方展开激战。汉军丢弃旗帜向背水阵撤退。赵军得意，倾巢出动，全力追击。汉军前有河水，后有追兵，无路可退，拼死苦战。
陈余见久战不胜，想退回原地。岂料赵军原来阵地上已全部都换上了汉军旗帜。
原来，韩信派出进行迂回的两千骑兵，乘赵军倾巢追赶韩信之机，神速地占领了赵军阵地，拔掉了赵军旗帜，换成了汉军的红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