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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最后一次离开我们家的那一天，是在二十年之前。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天闷热的天气：一场雨将落未落，夏季的热风徐缓地铺打着窗扇。时间是正午，我们全家人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有一条硕大的鱼，被我们非常精细地吃掉，余下一根白里透乌的鱼骨，像齿牙破损的梳子。若非父亲，我们很难吃到那么大的鱼：都知道，母亲是一把过日子的好手。
我们打着饱嗝。除了父亲。母亲很快就否定了那条硕鱼，原因是，一根细刺滞留在她喉腔里。她吭吭地咳着，伸长了脖颈，喉部的皮肉一紧一紧，努力查找那根鱼刺的位置。父亲从盘子里拿起半张油饼，撕掉一块，递给母亲：
嚼得粗粝一点，大口吞咽，把它裹挟下去。
二十年前，父亲已经是一名技术过硬的铁路桥涵工程师了，这就是他的语言风格：词汇丰富、铿锵坚硬，散发着混凝土的气息。母亲把那块油饼潦草地嚼了两下，用口腔团成一个粗粝的饭团，大力往下吞咽。她噎出了眼泪花儿。后来，父亲又吩咐我：
去弄醋。一碗。
我去厨房找到醋瓶子，像父亲说的那样，倒了一大碗。母亲哽着嗓音斥骂我要把她酸死。但她还是痛苦地喝掉大半碗。最后，父亲吩咐我去找手电筒——父亲一直坐在餐桌旁他那把椅子上，吩咐我干这干那。他对我们的家异常陌生，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东西。我找来手电筒，父亲严肃地把椅子往母亲跟前挪近几尺，让她尽可能地张大嘴巴。我听到母亲腮骨骤然张大发出的咔吧声，伴随着那声音，她的口腔完全放开了。手电筒的光柱照着她白厚的舌苔、鲜红的喉咙。父亲忙碌了一阵，皱着眉，结束了他的尝试，转而征询母亲，要不要到医院去：
医生有办法。他们有专用工具——高瓦数灯、长镊子。
父亲重重地把手电筒放在餐桌上，手电筒骨碌碌滚动。父亲和母亲都盯着它，直到它轧到一块西瓜皮上，停住不动了。母亲喉部再次紧缩几下，试了试，说：
没那么疼了。观察观察再说。说不定明天就好了。再说，哪有时间去医院？下午还有大事要办。买什么不好？昂？非要买鱼吗？
母亲大力端起盛鱼的盘子，把那根鱼骨倒进垃圾桶。接着，他们就去办那件重大的事，留下我和姐姐在家里洗碗。直到下午，我和姐姐才知道，那餐丰盛的午饭，包含着无尽的寓意。
为那一刻，他们做了诸多准备：父亲千里迢迢从远方归来，乘坐一列不停怒吼的火车。父亲为数不多的每次远归，都不厌其烦地对我描绘有关火车的一切——原野、飞驰、轰鸣、吼叫、震颤。他希望我长大后也做和火车有关的工作，那样才配得上男人这个性别。对他的这种教诲，母亲深恶痛绝，每每粗暴干涉，使我们的交谈转入鬼鬼祟祟……母亲一早起床就擦拭厨房，用去污粉和洗洁精，把陈年的污暗油迹一扫而光。婚后漫长的琐碎生活，使母亲掌握了一手高超的统筹方法学。任何一件家务活，她都能迅速罗列甲乙丙几种流程——哪种节省时间，哪种窝工——判断迅速，落实准确。母亲当时在一家轴承厂上班，多少年了，还只是普通车工。我总是为她鸣不平，认为以她的能力，完全够格当上车间主任——工业化生产离开统筹学，几乎不可想象。那天早上，母亲把厨房擦拭得焕然一新，穿插醒发了一块大大的面团用以做油饼、烧好两暖瓶开水、择好洗净了十几样菜。父亲在中午之前敲响家门，手里提着那条硕鱼。母亲基本上把饭菜都做齐了，油饼刚出锅，撒了芝麻，泛着油香。但我们更钟情于父亲下火车后在一家水产市场带回的硕鱼。母亲看着那条鱼，想不出除了下锅做掉，还有别的什么处置方式，只好重新热锅炖鱼。
那天，天气闷热，雨一直将落未落。热风缓慢地铺打着窗扇。父亲和母亲干完大事回来后，家里气氛异常诡异：父亲更为严肃，母亲显得有点亢奋。她走来走去，最后站在窗前观察天气。接着她发现有一扇纱窗出现了问题，就回头吩咐父亲：
修好它。否则，苍蝇蚊子都会一股脑飞进来。
父亲也走到窗户前，审视那面纱窗。母亲给他找来钳子螺丝刀等一应工具；父亲把纱窗卸掉，铺在地上，想法把纱网钻出来的一只角重新塞进铝合金窗框里。他们那时看起来夫唱妇随、心心相印——我和姐姐都想不到纱窗修好后，母亲向我们宣布：我们离婚了。
干净利索，毫不拖泥带水。政府办事效率越来越高了。父亲说。他形容离婚的话，都带着钢筋混凝土的气息。
母亲持续着她反常的亢奋，走来走去，无一刻安歇。姐姐忽然把头趴在茶几上，悲痛不已地哭泣起来。她原是坐在沙发上的，这样一来，臀部高高耸起，腰垮塌下去，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她那时候正处在热恋之中，一个教地理的初中老师对她殷勤备至——他们已经偷偷亲过嘴，正准备谈婚论嫁。我很同情在她这么甜蜜的人生阶段，出现这么一段不幸的篇章。
那天，他们很简短地宣布了这件大事：母亲用五个字来宣布；父亲赞扬政府的办事效率，助她一臂之力。我和姐姐觉得还该有些必要的解释和表达，可惜没有。他们合伙检查了家里所有的纱窗，确信不会有苍蝇和蚊子通过那个渠道飞进来。那栋房子是我们新分的，以父亲的名义，从他的单位分到的——这使我怀疑，他们离婚的念头由来已久，只是一直在等待这套房子得以落实。我们不能没有房子，这个共识，是我们全家多年挤住在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屋里形成的。那小屋是我父亲单位一个下级单位的车间宿舍。单身职工没有分房资格，因此，他们为了分到这套房子，付出了何等的耐心。
天气持久地闷热着，从我们家可以清晰地听到邻居对天气的议论。我们家住一楼，他们就在我们窗外不远的树下玩扑克牌。那是一棵大槐树，针叶婆娑的树冠制造出一块恰到好处的树荫，刚好保证六个人玩够级，旁边再站上四五个围观者——或再多上四五个——不被晒着。还没落败的粉白色的槐花，散发出最后的香气，掩盖了他们的汗臭和脚臭。父亲和母亲大约是担心离婚的话被玩扑克的人听到，所以才如此简略。之后再也无事可做，我们倾听着姐姐的抽噎，没有人去安抚她。窗外的人们开始预言雨会在什么时候下，父亲得以酝酿他的离开。
母亲又一次从父亲跟前经过的时候，父亲翕动鼻翼，做出离开的决定。我也闻到了一股雪花膏的气味——母亲到卧室里去了一阵，原来是往脸上涂抹雪花膏；这个举动含有向父亲献媚的意味，或者是她想给他留下芬芳一点的记忆。父亲打了一个喷嚏，表示对那气味的敏感。他嗡着声音说：
要下雨了。二十八号桥墩……雨量达到警戒线……需要密切注意。
这些足够唬人的专业术语，只是换来母亲的轻蔑一哼。我对母亲的态度多少有些不满：二十八号！这说明，那条壮观的大桥至少有二十八根桥墩！
父亲一下就洞悉了我的惊叹，说：
你……明年考大学，要选择一个工程类院校。
然后，父亲如释重负地站起身，到电视机旁边提起他那只旅行包，环顾我们——实际上是在环顾房子，说：
房子不错。框架结实，承重墙钢筋分量合格——大约能抗六级地震。我可以放心地走了。
他这样说，仿佛房子是他修建的。其实，他只是一个桥涵工程师。但反过来想，修桥和盖房都是建筑方面的事，应该有共通之处。况且，他回家之后总是在墙上敲敲打打的动作，还是相当专业的。起码在我们看来是那样。
父亲站在门口，最后环顾这个婚姻的纪念品，然后体贴地替我们关上了防盗门。
都不用送，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他说。
在他关上防盗门之前，母亲尖利地喊叫了一声：
再见！缪一二！
缪一二就是我的父亲。二十年前他轻轻关闭那扇防盗门时，清晰听到了我母亲的尖叫；那里面包含着无尽的爱意和怒意，都足以催促他快速掠过大槐树下那堆玩扑克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我在那扇修好的纱窗后面目睹他急匆匆的背影：它肩胛耸动，几欲凌空飞翔……
母亲的那句临别赠言，在当年就蒙上了预言的光辉——她应该说“永不再见”，而不是“再见”。二十年来，我每每想起缪一二，总是诡异地伴随着母亲的那声嚎叫。事实证明它果真是一个谶语：我的父亲缪一二的名字，再度从母亲口中吐出——他要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