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他眼中，三皇五帝之治理天下，跟汉帝治理天下差不多，百姓干的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活。如此，古代有的治国之道，今人遵循就得了，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也就是说，他想不出“天”还会变。
其二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就是说，做事情只求正义而不要去谋求利益，要宣明大道而不要去计较功效。
其三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意思是说，离开孔子之道的诸子百家，都应灭绝，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第三次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也就是上面的第三句话，受到了武帝的称许，于是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事件。原本处于九流十家之一的儒家从此脱颖而出，取得了统治地位。朝廷设研习儒术之官，并且以儒术教育百姓并取舍士人，所以有“遗子满籝金，不如教一经”的说法，儒家的影响力可想而知。公元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儒学得到了独尊地位，成为法定的封建统治思想。
汉武帝“独尊儒术”所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虽然为汉朝统治者找到了马下治天下的工具，但是从儒家和人民的角度来看，有人称他是“儒家的罪人”、“民族的罪人”。国外汉学家约翰·密尔就指出：“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儒家被钦定为正统学术，固然有利于儒学的留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行为对儒学的打击更甚。首先，它扼杀了儒学通过与其他学派论辩争执而发展自身的可能性。其次，它堵塞了儒学内部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既然它已被权力宣布放之四海而皆准，又有什么必要再来研讨考索自身的不是？所以，儒学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首先丧失，留下的是一些与人心无关的僵死教条。
尽管汉武帝是“霸王道杂之”的实践家，但是把“霸王道并用”5个字郑重提出的却是汉宣帝。宣帝所立太子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心里边全是仁义道德，于是觉得父亲所为很不合圣人之道，常在宣帝身边劝谏，有一次忍不住正面进言说：“陛下对刑法太重视，我看还是得多用些儒生才是。”宣帝感到太子太不像自己，恐怕日后生祸，于是拉下脸来，严肃地说：“汉家朝廷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并用而治天下，怎么能够纯粹用儒家的一套呢？何况俗儒不识时务，喜好赞扬古代而非议当朝，使人搞不清事实与表面的界线，不知道如何行事，怎么能够委以重任？！”
霸王道并用，但霸道最好闭口不提；换句话说，即强力统治不妨大胆做去，口头上则一定只能谈王道。这是汉代统治者通过对兴亡思索以及政治实践得出来的最宝贵的经验，也是中国几千年来治国的成功之本。所以说，汉朝打开了王朝统治的历史密码。
3、汉武大帝武功惹的祸
中国两千年历史上，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皇帝不多，汉武帝算得上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人物。秦皇汉武，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征讨匈奴，他们两人在中国人心里占有很高的位置。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以其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伟业。但是，武帝的大功与大过并存。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从理学道德史观的角度出发，评价：“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贵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在《哈佛商业评论》一篇关于“中国企业领导人素描”的调查中，研究者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领导者分为4种类型：先进型领导、成长型领导、威权型领导、隐匿型领导。汉武帝属于典型的“威权型领导”：由领导者发号施令，追随者遵照执行。“威权型领导”在“展示权威”上得分高于平均分，而在阐述远景、监控运营、创新和冒险、联络沟通、体恤关怀上低于平均分。
国际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时指出，“威权型领导”常犯的六个错误是：第一，我要胜过别人；第二，不愿意听别人数落我的过失；第三，喜欢辩论；第四，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第五，逞自己的威严；第六，拒绝别人的谏言，刚愎自用。
汉武帝非常强调“大赌大赢”的策略。在武帝时期，最有名的就是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在位54年，战争持续了43年，武功极盛。其用兵少则数万，多则30万人，军费动辄数10亿，军功赏赐黄金一次达数10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予县官”。公元前90年，汉武帝66岁，他再派将军李广利率领6万大军出塞进攻匈奴，结果全军战败，李广利投降匈奴，士卒死亡数万人。消息传来，汉武帝中止了与匈奴的战争，此后汉不复出兵。《汉书》上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全国人口死亡过半。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海内虚耗”。
汉武帝的自以为是表现为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汉武帝征发大量农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专为皇家游猎的上林苑，把终南山和原来皇家林苑之间的全部土地都划进去。上林苑建成后，周长400余里，周围有围墙环绕，苑中山林巧布，草木葱茏，湖泊清澈，麋鹿成群，70多座离宫错落有致。苑中有21观、10池，名果异卉种类繁多，南方的龙眼、槟榔、橄榄等等，也都移植于苑中。
汉武帝以为自己的“至德”足以超过历代帝王，“天命”行将开始新一轮周期。于是，他要封禅泰山，祭告上天，得以“再受命”。从元封元年至征和四年（前110～前89），武帝共举行了六次封禅泰山活动。每次封禅，开支都十分巨大，花费的钱财难以计算。
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汉武帝抢了民间工商业者的财富，这些举措极大的压抑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即位，当时仅16岁，在他21岁前后，马上开始对民营工商业连下重手。首先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强行收归官营，由官府对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贸易进行垄断，对民营工商业征收重税。责令民营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充军一年。鼓励告发民营工商业者，被告发者，没收财物一半。于是告发一发不可收拾，《汉书》上说，“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中等财产以上家庭都被告发了，结果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中等以上的工商业家庭全都破产了。汉武帝仅仅是通过告发和没收财产一项，就“得民财以亿计”。贪官污吏趁机鱼肉其间。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业者就有六七万人，上层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数量，达到十多万人，搞得“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受伤害的民营工商业者比对匈奴战争中被打败的匈奴人还多。
汉武帝的****独裁和暴行，与秦始皇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武帝的政策是“文武并用”，皇权与神权并用；面对社会现实，他又能改变统治政策。汉武帝晚年开始悔过，下罪己诏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正是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根本原因。
4、新世纪的帝国耻辱
当公元纪年终于摆脱一个“前”字，汉帝国迎来了它的新世纪时，刘邦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刘姓天下易手了。“双面****”王莽以他的乖戾权术，不使兵刃的“拿”走了汉王朝。尽管王莽的新帝国昙花一现，历史闹剧一般，但是，它的可怕意义在于，它直接导致了汉帝国的摇摆。
王莽出身豪门，父辈人在汉成帝时代出将入相、封侯受赏，王氏一门显赫之极。王莽因为父亲早逝，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靠亲戚周济生活。因此王莽从小练就了一套为人处世的本领，可谓少年老成。喜怒哀乐隐于形，在亲戚长辈或外人面前，始终表现出乐观平和的样子，颇为宗族人赏识。
有一次，王莽的一个伯父病重，他得知后立马跑来，守候在病人床前，端药送水，守夜看护，一连几个月衣不解带，蓬头垢面、憔悴不堪，看上去“比病人还病人”，比“亲儿子还亲儿子”。这件事感动了宗族上下，再加上平时的刻意表现，他的伯父决定上书皇上，为他请求封赏。王莽的讨巧卖乖终于得到了回报，从此走上权贵之途。
汉成帝封他一个新都侯称号，并命他任宫中侍卫，成了皇帝身边的一位近臣。王莽这人的确具有帝王风格。尽管地位不断增高，权力不断变大，王莽从不露出半点骄矜懈怠神色，反而越发谦恭有礼，把讨巧的一贯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广为结交公卿将相、名士大儒，一方面又赈济贫穷、轻财好施。自己的生活作风也相当讲究。粗茶淡饭，素衣短装，十分俭朴。于是赢得了好口碑，朝野众人一致以一个“贤”字称赞他。后来，他的叔父、大司马王根病逝，临终推举他“接班”。朝廷上下全票通过，年仅38岁的王莽，凭着自己做人的老道，爬上了军权的巅峰：掌握全国最高军权的大司马。
好景不长，汉成帝很快去世，汉哀帝上台。汉朝从此开始飞速下滑。哀帝有治国之志却无治国之才，因为有“断袖之癖”，他只知道宠信一位男宠董贤，赏赐田，令限田变赐田。董贤除贪婪、善媚外一无本事，却位居大司马，大将军三公之职。汉哀帝继位后，哀帝祖母为首的傅家人、哀帝之母为首的丁家人地位窜升，排挤掉了王氏家族。为了避祸全身，王莽忍痛辞官家居，那一段时间，他时常歇斯底里大发作，动辄怒骂、暴跳、哭嚎、惨笑，把隐忍了大半生的真性情尽情宣泄，整天为多年用心付之流水而痛苦不已。
好在汉哀帝薄命，不久就去世了。因为皇族无后，连个主持丧事的男人也找不到。于是，当时已是太皇太后的王莽的姑母王政君，就把王莽宣进朝来，让他主持丧事，而且重新任命他为大司马兼任尚书。司马掌最高军权，尚书掌最高行政权。两职加于一身，王莽顿时又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的王莽心里很不平静：汉朝自开国以来，已历十一个皇帝、二百余年。近几十年内，几个皇帝都是庸才，大臣又多贪鄙，国困民穷、怨声四起，可见大汉气运将尽了。王莽决心利用这次时机，大显身手。他第一步是拥立年仅9岁的汉平帝为新皇帝，由他总揽朝政。他趁机诛灭异己，广植党羽，以此获得了许多人的拥护。
公元2年，中原发生了旱灾和蝗灾。由于多少年来，贵族、豪强不断兼并土地，剥削农民，逢到灾荒，老百姓没法活下去，都骚动起来。
为了缓和老百姓对朝廷和官吏的愤恨，王莽建议公家节约粮食和布帛。他自己先拿出一百万钱，三十顷地，当作救济灾民的费用。他这样一起头，有些贵族、大臣也只好拿出一些土地和钱来。
太皇太后曾把新野（今河南新野）的两万多顷地赏给王莽，王莽推辞了。王莽派八个心腹大臣分头到各地方去观察风土人情。他们把王莽不肯接受新野封地这件事到处进行舆论宣扬，说王莽怎样谦让厚道。当时，中小地主都恨透了兼并土地的豪强，一听王莽连封给他的土地都不要，就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好人。
据说，朝廷里的大臣和地方上的官吏、平民上书请求加封王莽的人共有48万多人。有人还收集了各种各样歌颂王莽的文字，一共有3万多字。王莽的威望就越来越高。
王莽的儿子王宇颇有远见，深感忧虑：父亲只顾眼前、不虑今后，等于为王家埋下了祸根。于是王宇经常自作主张地为王莽善后，比如，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在外地任职的外戚，联络感情、互称朋友。看父亲动辄以天意鬼神吓唬欺弄臣民，便想警示一下他，就派人在夜里到家门口泼猪血、狗血，想以此说明天神亦责怪父亲的无情。
不料，王莽知道后，十分震怒，立刻深夜把王宇及王宇的夫人叫到面前，冷冷冰冰道：“你身为朝臣，私交外藩，知罪吗？！”王宇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王莽。
王莽轻蔑地一笑，接着板起脸，坚持以公事公办。在场家人及属员都吓了一跳，忙跪下为王宇求情。求情没用，为了保自己、求权势，两年前王莽就残酷地杀死了长子王获。于是王宇说：“为保全父亲美名，儿甘愿一死。只是儿妻现有身孕，即将分娩，求你轻饶她一命，使儿的这一点骨血得以留存。”
不料王莽冷酷道：“与其再生个不肖的孽种，倒不如不生！”
王宇愤怒之极，跳脚骂道：“你这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贪权揽势的奸臣！你以为你可以一手遮天、骗尽天下人吗？！你早晚要自食恶果！！……”就这样，亲生儿子、儿媳及儿媳腹中的孩子，被王莽残杀了。除尽了挡他夺权的人，王莽渐渐露出本相，在朝中开始为所欲为。
王莽不准平帝的母亲留在身边，还把国舅家人杀光，渐渐大了的汉平帝自然很不是滋味。只是年纪过轻，免不得背地说了些抱怨的话，引起了王莽的杀心。
有一天，大臣们给汉平帝上寿。王莽亲自献上一杯毒酒。汉平帝没有怀疑，接过来喝了。第二天，宫里传出话来，汉平帝得了重病，没有几天就死了。王莽还假惺惺哭了一场。此刻，太皇太后对王莽的野心已有所察觉，但无奈其羽翼已成，势力绝顶，也只有叹息的份儿了。汉平帝死的时候才十四岁，当然没有儿子。王莽从刘家的宗室里找了一个两岁的幼孩为皇太子，史称孺子婴。王莽自称“假皇帝”（假即代理的意思）。从此离做真天子只有一步之遥了。
公元8年，王莽废孺子婴，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新”。刘家天下生生被拦腰截伤，从此开始了痛苦摇摆的挣扎。所幸的是，王莽的新朝并没有扎稳脚跟，历时15年，就垮台了。
王莽也是一个只懂得权术、不擅长治国的皇帝。他打着复古改制的幌子，希望通过变法来治理天下。第一，把全国土地改为“王田”，不准买卖；第二，把奴婢称为“私属”，不准买卖；第三，评定物价，改革币制。
这些改革，听起来都是好事情。可是没有一件不是办得挺糟糕的。土地改制和奴婢私属，在贵族、豪强的反对下，一开始就没法实行；评定物价权掌握在贵族官僚手里，他们正好利用职权投机倒把、贪污勒索，反倒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币制改了好几次，钱越改越小，价越做越大，无形之中又刮了老百姓的一笔钱。
这种复古改制，不但受到农民反对，许多中小地主也不支持他。三年以后，王莽又下了命令，王田、奴婢又可以买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