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有一个固定的习惯，在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召集幕僚们在一起吃，没有人敢违背曾国藩所制定的规矩。一天，戚某吃饭时发现饭中有颗稻粒，就把稻粒扔了出去。曾国藩看在眼里，心中有些不满，但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吃过饭后，曾国藩让幕府支出“应备银”二十两，赠给戚某做回家的川资。戚某得知后非常不解。无奈之下，询问曾国藩的表弟彭杰南，希望彭杰南为自己讲情。曾国藩对彭杰南说：“这个老乡不地道，庄稼人吃饭时连一颗稻粒都扔掉，不应该啊，自己不是豪富之家出身，从庄稼地里来到军营不过一个多月，就变成这个样子！我恐怕他贪图享乐、富贵忘本，也吃不了军营的苦，还会为我带来麻烦。”彭杰南说：“这件事情算不上大的过错，也许他是怕人笑话，您可以再找些事情给他做，再试试他。”
曾国藩喜欢吃新鲜的蔬菜，自己有一个菜园。于是，曾国藩就让戚某主管菜园。戚某经过上次的事情后变得勤勉自励，每天和佣耕的人一起辛勤劳动，从早到晚不得片刻的闲暇。曾国藩通过一年多的暗中观察，发现他和别人通力合作，而且始终不渝。曾国藩对他的看法改变了，把他召了回来并让他担任更加重要的任务。戚某感恩戴德，更加勤勉公事、恪尽职守。最终由一个乡下的农夫扶摇直上，官至观察使，加布政使衔。这件小事足可以反映曾国藩对属下要求之严。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大的家族，人丁兴旺，子侄甚多。加上曾国藩科举出身，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又外放做过主考官，同年同窗、门生故吏众多。但曾国藩始终坚持甄选人才，量才录用。有才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使用，没有才能的人遣送回家。不仅如此，曾国藩还经常教育其弟曾国荃等人要学习识别人才，善于使用人才。
据说当年曾国藩进京赶考时，盘缠拮据。幸亏曾国藩的五舅变卖家产，为曾国藩凑足盘缠。曾国藩对此十分感激，一直念念不忘五舅的恩德。曾国藩在朝中做官后，每年都要寄回银两接济依然贫困的五舅，报答当年的恩德。
1861年，曾国藩打下安庆后，特地把五舅接到安庆住了一段时间。当五舅过世后，五舅的独生儿子前来投奔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自然要给予照顾。然而这位表弟既没有才学又懒惰散漫，交办的事情几乎无一成功，还总爱以总督的表弟自居，有些狂妄傲慢。曾国藩认定这位表弟属于不堪造就之才，尽管五舅生前对自己有恩，还是委婉而坚决地劝说表弟还乡。
曾国藩选拔人才的观点是“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槽。阳鲚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因而，对有真才实学的人，量才使用，提供发展的机会和舞台；对平庸无能之人，坚决不予收留。因此，曾国藩的幕府和军帐内确实汇集了一群文武干练的人才。
曾国藩常常这样告诫自己，不能因为自己而埋没了人才，也不能选出华而不实或碌碌无为的人，这样都会贻误将来的事业。选拔人才是有难度的事情，曾国藩也叹道：“人不易知，知人不易。谁是卑鄙猥琐不堪重用的人？谁是才华卓越不同流俗的人？”也许只有通过观察和任用才能辨别，而且要长时间的观察。居官者绝不能任人唯亲，只有量才录用，任人唯贤，才能长保居官不败。
7.培养有为才俊，严惩害群之马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培养志向远大、有资质潜力的青年才俊，于家于国都有利。然而，对于有才无德的所谓才俊也不可姑息纵容，必要时要予以严惩，以防止效尤的风气形成，危害整体的事业。
曾国藩这样说过：“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但曾国藩并不主张不分是非、互相吹捧的官场庸俗气氛，他只是擅长利用鼓励和表扬激发下属的积极性。曾国藩在吏政和治军上对部下要求都十分严格，更多的进行表扬和鼓励，批评部下的缺点错误时也会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心。
曾国藩对李鸿章言传身教，将自己治军理政的方法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李鸿章，更令李鸿章感激的是，曾国藩在适当的时候多次鼓励李鸿章积极谋求自身的发展——组建淮军。
曾国藩十分注重对李鸿章的提拔和培养。李鸿章招募的淮勇到达安庆后，曾国藩亲自制定了淮勇的规章制度，确定了军队的饷银数量，并按照湘军的训练方法加以训练。
1862年，李鸿章在安庆北门城外正式组建淮军，曾国藩亲自前往祝贺。李鸿章知道淮勇人数不多，饷银也不充足，实在是实力单薄，难以担当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出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
因此，李鸿章多次恳请曾国藩调拨湘军部队加强战斗力。曾国藩害怕淮勇软弱不堪一击，准备以湘军为榜样，将淮军培养成湘军那样的军队，因而满足了李鸿章的要求，陆续调拨湘勇八营以充实淮军的力量。
这八营湘勇实力较强，其中有曾国藩的新兵两营充任李鸿章的亲兵；开字两营，由程学启统带，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这两营由江苏巡抚薛焕使在湖南招募而来，曾国藩选择精壮的士兵近千人编入了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多是曾国藩在湖南招募的湘勇，原由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也拨归淮军。所有这些淮军初创时期的骨干队伍共计13营，总共6500人。
三月四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的军营，这标志着淮军的正式建立。曾国藩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两家关系密不可分。
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学到了许多打仗的要领和官场的经验。曾国藩死后，李鸿章非常悲痛，作挽联哀悼恩师：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方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这副对联的上联充分写出了李鸿章从恩师曾国藩处学习军事政治才能的事实。实际上，李鸿章在曾国藩处学习锻炼对他一生的事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为以后的拜相封侯做了铺垫。在李鸿章成名之后，朝野上下舆论也称他“果毅坚贞，克绍曾门衣钵”；确实，李鸿章极力保持谨守师法的形象。
曾国藩对于人才的提携和培养是不遗余力的，但对于离经叛道、朝秦暮楚的政治野心家的打击也是毫不留情的。他具体解释说，要想做大事业，必须有人才，需要放权，让人才有自主的发展空间。但是什么时候让手下的人另谋发展是很有讲究的。
曾国藩认为：在局面小时，要********团结统一，不准许部下的人有分裂单干的想法，对企图另立门户的人要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是分裂队伍，从而瓦解了自己；当事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为了壮大队伍，一定要积极鼓励手下人另谋发展。
这就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的道理，也是自己事业做大的前提。因为自己的部下另谋发展后，依然是自己的属下，归自己节制；即使处于半独立的状态，也还可以互相间有所照应。
在实际中，任何一个团体在发展中都会遇到自立门户的问题，即从团体中剥离出去的事情，这种事情很难处理。一般而言，当一个团体处于低潮时，如果内部的分配机制又不尽合理，那么优秀的人才很容易跳槽另立门户。如果仅仅是一般人员的出走，不会危及到事业的发展和团体的前途，但如果决策层或核心层的人员出走，其隐患就不能等闲视之。
在曾国藩驻军衡阳、编练湘军的时候，出现过这样一件事情。王本是曾国藩非常赏识和信任的一名将领，一直受到曾国藩的重用。为了招募更多的湘军，也出于锻炼培养王的需要，曾国藩命王回湖南招募湘勇。王回到湖南后太过张扬，出入都要敲锣打鼓讲究排场，湖南当地的士绅对此有所不满，后来王又将湘勇招至3000人，远远超过规定的人数。更令曾国藩气愤的是，王竟然带着三千湘勇赶到长沙，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关系密切起来，很显然有不再听曾国藩指挥、希望自立门户的倾向。
曾国藩实在无法容忍，于是断然要求王立即将军队带回驻地，并明确地说除一营由王统带外，新招的湘勇只保留二营和三营，并且营官由曾国藩直接任命，军队按照统一的营制编练。但湖南巡抚骆秉章暗中支持王，主张保留军队，并命令加紧军队的操练，听候调遣。在这种情况下，王有恃无恐，公开抗拒命令，最终导致曾国藩和王的彻底决裂。从此以后，王自行制定规章制度，自己选派营官，目的是在组织上、制度上完全独立于曾国藩的湘军之外。
面对关系到自己和湘军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时，曾国藩绝不妥协。于是，1853年12月，曾国藩给王发去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函，明确提出王必须在遵守湘军的营伍制度与脱离湘军系统之间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
特书与足下约，计必从鄙意而不可更改者五条，听足下自为屈伸者三条。能如吾之约，则一一照办，破釜沉舟，以图一举；若必不肯从吾之约，则足下自成一军，今后吾将不与足下事，吾并将另募数营勇丁以替足下之位置。
曾国藩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要求王立即回到驻地，自己统带一营士兵，其他各营由曾国藩委派营官统带，各营的勇丁必须遵守湘军统一的营制，不得随意裁减、增加人数更不得各行其是。并明确提出新招募的勇丁必须经过统一的两个月的训练后，才能开赴战场。简而言之，王必须听从自己的指挥，否则就将王逐出师门。
王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自己追随湖南巡抚骆秉章比追随曾国藩更有发展前途，于是对曾国藩的警告丝毫不予理睬。骆秉章为了拉拢王，表示湘军可以继续驻扎在省城长沙，所统带的三千勇丁可以不裁撤。于是，王和曾国藩彻底决裂了。
不言而喻，王式的决裂将对湘军、对曾国藩本人都产生恶劣的影响。为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曾国藩断绝了和王的一切关系；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对王大加攻击，使王军失去一切发展的机会。再加上湖南省内财政发生困难，军饷不足，因此不得不将王所率的三千湘勇裁减一千。王的事件对可能出现的效法者起了警戒的作用。同时，曾国藩刻意讲求笼络和控制部属，利用同乡、师生、亲朋等关系结成一个湘军官僚集团，内部组织严密，相互监督，坚决杜绝再次出现王式的人物。
随着曾国藩实力的壮大，他在属下自立门户问题上政策日益开明，适时鼓励属下独立自主地发展，湘军的力量发展速度很快，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对外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统一性，同样以曾国藩为共同的精神领袖。这使得曾国藩的实力更加迅速扩大，10年后，湘军集团中出现了大量的督抚大帅，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的就有二十余人。这些督抚们相互协调、互相配合，使得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
8.推功让贤使事业发扬光大
成就一番事业需要众人的合作努力。固然不能否定个人的作用，但决不能独占大功，贬低其他人的作用。只有把功劳让给贤才能人和有为后辈，才能获得众人的敬仰，树立自己的威望，同时凝聚人心，促进事业发展。这也是曾国藩成大事的重要原因。
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做人学问，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说，与别人分享功劳当做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
曾国荃围攻金陵久攻不下，曾国藩就以此开导曾老九：
近日来非常担心老弟的病，十一日收到初七日弟交差官带来的信以及给纪泽、纪鸿两儿的信，字迹有精神、有光泽，又有安静之气，言语之间也不显得急迫匆促，由此预测荃弟病体一定会痊愈，因此感到很宽慰。只是金陵城相持时间很久却还没有攻下，按我兄弟平日里的性情，恐怕肝病会越来越重。我和昌歧长谈，得知李少荃实际上有和我兄弟互相亲近、互相卫护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自带领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城会同剿灭敌军。等到弟对我这封信的回信（不过十八九日回信就能到），我就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给少荃去咨文一道，请他立即来金陵。
但李鸿章不愿做摘桃子的人，他要保全老师的脸面。这时朝廷又下令李鸿章速率军助攻金陵。李的麾下也跃跃欲试，认为这是一个立大功、加官晋爵、封荫子孙的机会。有的说：“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军遇于东坝必战。”
也有的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李鸿章终不为所动。
但李鸿章如果抗旨不出兵也不行，于是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是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能够平此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二是请派他的弟弟携大炮到曾国藩处听其指挥、助攻。金陵城终于攻下。
据说，大功告成之日，李鸿章亲往祝贺，曾国藩带曾国荃迎于下关，亲执李鸿章之手，说：“曾家兄弟的脸面薄，全赖你了！”李鸿章自然谦逊一番。
红旗报捷时，曾国藩一再声称，大功之成，实赖朝廷的指挥和诸官将的同心协力，至于他们曾家兄弟是仰赖天恩，得享其名，实是侥幸而来，只字不提一个“功”字。对李鸿章当然要多多美言。
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一句话提及他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
曾国藩认为，中国人向来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作为友道至高学问，但实际上，不但“富贵不相忘者”极少，而且能够“同患难”的更是少而又少。曾国藩在湘军中灌输一种灵魂，就是“生死不弃”，这也是湘军这个团体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9.交友要交谏友
人生在世，朋友多种多样，有朴直方正的朋友，有聪明伶俐的朋友，有博学多才的朋友，有热心助人的朋友，但最有益的朋友应该是当面敢批评的谏友。谏友提出的意见切中要害，入木三分，更有利于我们看清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提高自己的学问、修养和境界。一代名臣曾国藩爱交谏友，也得益于谏友。
中国人的传统是讲交情，对于同年、老乡感到格外的亲切，交往自然就会多一些。但朋友、老乡多了，难免良莠不齐，有不少阿谀奉承的朋友，因此曾国藩提倡交敢于提出谏言的朋友。在曾国藩的同年进士中，有一位同乡陈源衮堪称他的谏友。
早在1838年曾国藩会试京城中进士后，就与陈源兖成了亲密的朋友。1840至1845年间，曾国藩和陈源兖来往更多了，俩人尽情畅谈古今天下大事，探讨学问、人生等诸多问题。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曾国藩和陈源兖相互帮助，坦诚相见，经常毫不客气地直言提出对方的缺点、毛病。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