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医院抗击“非典”实录
他们只是抗击“非典”战场上一支普通的队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但是，当我和他们一些人交谈之后，真的震动了。在远离生死现场的人，是想象不到真正直面病魔，以身相拼的人，他们的急，他们的难，他们的痛。对于一般人难以承受的——感染、倒下；透支、疲惫；远离亲人、牺牲婚期等等，在他们的脸上不过是一抹淡淡的微笑。我真的没想到，这些连生命都豁出去的人，却有着那么多的放不下。
世界，是因为他们而美丽；生命，是因为他们而珍贵。
难得的防范意识
在他们用生命拉起的安全屏障之下，春光依旧抚摸着北京的每一个角落。
2003年4月3日，北大医院发现第一例“非典”疑似病人。当时北京的医生对于这种起于广东并初露狰狞的烈性传染病，已经警觉。按照《传染病法》的规定，指定传染病当由所在地的专业权威机构做出法律的界定并采取相应的隔离处置。
但是当时北京各医院拿到的权威机构的报告多是否定的结论。也因此，病人可以堂而皇之地不接受任何隔离、消毒、转院等处置措施。
北大医院毕竟是北大医院，有着88年历史，是国内著名的北京大学的第一临床医院。因为“近水楼台”，医院年年吃“头茬韭菜”。日积月累，这里有着非常雄厚的人才储备和技术积淀。
就在权威报告持否定态度的时候，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北京市“五四奖章”获得者）已经暗下开始“自作主张”，他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尤其在疾病的恶性流行期。当然，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先隔离，后诊断。非此，又怎能切断传染源呢？
于是北大医院比较早地果断行事，“你不隔离，我自行隔离”。果不其然，大约3天时间后，“权威”机构回过头来把先前的结论推翻了。有些玩笑是开得起的，但是在“SARS”面前，那就是成片的大活人倒下。直到今天，时任院长章友康想到此便心生恐惧：如果当时稍有大意，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这样的悲剧真的很惨烈，人们眼睁睁地看着非常棒的医院，可以就因为一例“病毒王”没有采取必须的隔离处置措施，致使病毒疯狂地扩散，其传染速度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挨着他的人依次倒下。而其中伤害最严重的是医护人员。只几天工夫，整个医院被迫强行封闭。真的是一场战争还没有打响，一个重型装备师却先失去了作战能力。
其实，还在羊年闹花灯的时候，这所学风朴实的医院，已经开始“SARS”的战前总动员了。相关传染病的培训一天四拨，连续数天，300人的课堂，拨拨座无虚席。他们提出的口号：“SARS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在日后应对抢救的非常阶段，被无数遍地证实是正确的。所谓的“平等”是指包括医院的行政，后勤，保安，护工所有人员在内，无一例外都在培训之内。
正是有了战前的总动员，便有了后来的保卫处处长王斌，冲上马路守护电话亭的事。据说当时他看到一位确诊的“非典”病人，竟然在医院大门外的公用电话亭，抱着电话哇啦哇啦。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小小的空间，已经没有了安全，而且很可能成为传播病毒的祸源。王斌没有别的办法，对于完全没有传染病意识的老百姓，他能怎么办？在一时无法消毒的情况下，他只有用死守的笨法子，冒着个人被污染的可能，阻止后面的人误入危险区。
在我国，传染病的防治，不要说老百姓，就是某些专业人员也早已淡漠。那些尘封了几十年的疾病在人们的意识里，模糊得几乎荡然无存。自从中国宣布基本消灭麻疹、伤寒、脊髓灰质炎等传染性疾病之后，北京市综合医院几乎关闭了传染病科。全市仅有的两所传染病专科医院，也都没有相应的防治呼吸道传染病的必备条件和设施。
这是“SARS”最可恨的一点——它抓住了我们最薄弱的环节。
于是，当病魔向我们突然袭来的时候，我们窘迫，慌乱，措手不及。但是，从良心上讲，它其实给了北京人相当一段的准备期。如果在广东流行的时候，我们的某些管理部门，能够有更多一点的职业敏锐和责任，或许可以避免很多不该发生的事情。
事后很多专家都看到这一点——对于突发疫情的暴发流行，我们缺乏快速反应的机制和条件。相比之下，必须看到北大医院是北京唯一保留了传染科的综合医院。特别是在会战疫情的非常时期，他们“哗”地甩出“三架马车”。这三架马车是除“传染科”之外的另两支队伍“感染管理科”和“呼吸科”。这样的三管齐下，从“防”到“治”，即从切断传染途径——降低感染率；到治疗效果——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应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容得多，差距从根本上拉开。这样的实力倒让人觉得，似乎这帮人早已料定会有“SARS”入侵。
养兵千日，即在用兵一时。
用知识筑起防护的长城
医护人员感染率2.2%
感染管理科是北大医院的强项。在和平时期，特别是人们热衷于高端设备和边缘性课题研究的时候，这所医院始终没有对基础管理稍稍放松。“感染”是自打有医院以来最古老的话题，但是感染管理又是医院永恒的主题。它是体现一个医院实施医疗服务的内在真功。它不抢眼但很基础。
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六亿，是从事感染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是1995年引进人才。从4月10日医院搭建临时“SARS”病房开始，她再没有回过家。她说她爱人几次拿着手机不放，“不能见面，还不能让我多听听你的声音么？”没有办法，现在她的每一分钟不属于自己。几天下来李六亿的声音失真了，她说出来每一个字，像是从嗓子里挤出来的，带着撕裂的血丝，让听话的人心里战栗。
你能看得出来么，这么一位儒雅女学者，在这场与“非典”的战役中，竟是先头部队的总指挥。隔离——第一道最要命的防线是由她这样的专家拉出来的。真的，她就像临战的将军，一时间全院上下大牌的教授、专家都望着她，“六亿，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三天时间，李六亿参与并完成了医院的“SARS”临时病房的设计改造工程。之后，她又冲到北京市胸科医院，担负起第二轮的改建工程设计指导工作。之后，北京中日友好定点医院的改建工地，依然有她的身影。北京人应该庆幸，在一个由多家医院联合作战的大场面，这位感染学专家有机会从一家医院走出来，推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实现为更多的人服务。
李六亿的种种设计方案和防护理念很北大医院医务人员在非典病房救治患者。快地被大家认可。此前，各路有各路的高招，有些医院防护服可以套到五层六层之多。赶上高温天气，一天热晕过去的医护人员总有好几位。
“三层防护服是比较科学的”，李六亿走到哪就把这样的防护理念传播到哪。三层是与三个不同的空间流程相配套：贴身服对应清洁区；防水服对应半清洁区；隔离服对应污染区。多一层则“赘”，少一层则“险”。当时北京城号称“多国部队”联合作战的胸科医院，觉得李六亿此说精当而且安全，于是立即效仿执行。
李六亿的“三层防护服”还真的遭到过不同观点的冲撞。有一天半夜3点多，来了一路人马，大约二三十人。来人同样是为了“SARS”，急需接触北大医院病区的病人。病区值班员与来人发生争执。一则，病人都在休息；二则一哄而上这么多人，容易交叉感染。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防护措施不符合本医院规定的“三层防护”。显然来人对“三层防护服”尤为不满。他们自恃不是外行，宣称自打“SARS”以来从来是“一层衣服”走遍各个医院病区，所到之处都是畅通无阻，“就你们这儿事多”。双方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各不退步。
李六亿被惊醒。她明白这些人需要“培训”一下。她不急不慢地说，可以，我让你们进去。但是，需要提醒一句，到时候你们打算从哪儿出来？如果从医护人员通道出来，对不起，按我们的规定，进入半清洁区，要脱一层；进入清洁区，又要脱一层。真的，李六亿心里暗笑，这些人只穿了一层衣服，他们怎么脱？没得脱呀。来人细细琢磨了一下，不得不从命。
据说，这位感染学专家最大的特点是不习惯放纵细部。比如在安装排风扇的位置上，李六亿有自己一套特别的讲究——把排风扇安在房间的下部。她的理由是起尘的层面要放得比较低，这样有助于呼吸层空气的质量。同样，她别出心裁地将低臭氧紫外线灯，调个个儿，来个反向安装。她说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消毒灯的有效使用价值，因为是反着装，对人不会造成直接伤害，这样即使人在，也照样可以照射。如此可以保证空气消毒可以不间断地持续进行。
李六亿设立的监督员制度在这场“SARS”保卫战中也备受各家推崇。监督员在每一道程序上起着提示和把关的作用。他们会提请医护人员，在哪个区，该怎么做；死亡病人该怎么处理；被针刺伤怎么应对……如此可以避免因为防护程序繁杂而乱了手脚。无形中监督员为一线人员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截止到今天，北大医院771名的一线人员中，感染人数为24名，其中7名是无关感染。按17名计算，医院感染率仅为2.2%。而这17名中有15名是在极特殊的无隔离条件下感染的，因此真正的病房区感染人数只有2名。从互联网提供的资料显示，“非典”初期，某些地区医护人员感染率高达33%；就是在后期加强防护之后，医护人员感染率仍在24%。
李六亿是中华医学会医院感染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她参与过国家医院感染管理的标准制定工作，并亲手起草过一系列的规章、条例。美国1996年修订的“标准预防”法案也是由她翻译并引进到我们的临床工作中的。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死亡率1.0%
这次“SARS”战役把医务工作者推到了台前。几乎所有的镜头都聚焦在医院和病房里。细心的人可能发现，北大医院却绝少露脸。记者细细扒拉，终于在5月1日《北京日报》登载的：“首都劳动奖状奖章获得者名单”上，找到了他们。而且是“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团体奖中唯一的一家大型综合医院。
历史是公正的。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无论是救治的人数，承担的重症程度，还是投入一线的人员数量，在大型综合医院中他们均是名列前茅。
北大医院还担负着一项特殊任务，他们要为北京地区被感染的医护人员救命治病。可以想见，医护人员是比较挑剔的病人，因此他们时时要经得起挑剔。当然，患病的同行们得知自己的命最终是交给北大医院，倒也由衷地感激，甚至将其视为是“政府的关怀”。北京朝阳医院有位被感染的医生干脆说：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