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论宋体》部分云：
至于赋，若以文体为之，则专尚于理，而遂略于辞，昧于情矣。……今观《秋声》《赤壁》等赋，以文视之，诚非古今所及；若以赋论之，恐（教）坊雷大使舞剑，终非本色以上并见祝尧《古赋辨体》卷八……
虽然其评价拘泥于对赋的僵化的认识，但第一，看到宋赋以散文体为之；第二，注意到宋赋以议论为特色；第三，认为它来自先秦时屈原的《卜居》《渔父》。祝尧的眼光是相当敏锐的。有的学者称宋代的赋为“新文赋”，其实称作“散体赋”更明白，更可以看出它同先秦文赋的关系。“散体赋”也就是文赋中不同于律赋、骈赋和骋辞大赋的一种文赋，同先秦时的《渔父》《卜居》和见于《师旷》《说苑》的一些赋体之作无多大区别，它的特点一在于善于摹物写景，二在于作者的思想意识和所反映的社会风貌，三在于语言的时代特色。因而，从艺术方面看它显得更自然、明畅，抒情性更强。从魏晋至唐，在挖掘汉语外在美的表现功能上，许多文人都作了尝试。但正如《老子》第十六章所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鹖冠子·环流》也说：“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了尽头，违背了它存在的本旨，便要回到最初特别强调本旨的那个出发点上去。宋代的文赋回归到了先秦时文赋形成阶段上。但是，这又不是简单地重复，不是平面上的“环流”，而是螺旋式地上升。因为有了汉魏至唐辞赋创作在语言运用上积累的经验，宋代的文赋已不同于先秦时代的重视铺排和一般论理，而追求着摹物中抓住特征的艺术点染和在物我关系、人生际遇方面哲理的感悟。所以说，宋代赋是另辟蹊径，别样风光。
金代赋的创作主要在后期，也受到北宋欧阳修、黄庭坚等人的影响，易排为散，以适意自然、朴素冲淡、近于物情为尚；也同样以描绘见哲理，由抒情发议论。赵秉文、李俊民、元好问等皆因此而有所建树。
元赋的创作基本上沿着宋金自然冲淡的风格发展，却不再大发议论，而是上承唐代，主于抒情，张扬个性。这有社会现实方面的原因。首先，元朝统治者对唐宋时代以为科举晋身之阶的诗赋之类采取斥废态度，而在传统文化方面学养较深的汉族文人又得不到任用，其潦倒落拓者入于教坊剧院，其有庄园资财者则借诗赋以娱性。其次，在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下，发议论也会招致危险，故学习魏晋士人的随性任气。再次，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说，宋金赋在议论方面已发挥得淋漓尽致，元代作家难以出其右，所以不得不反省此前之失而另寻“柳暗花明”之路。与之相应，元赋在形式上出现了骚化现象，因为骚具有抒情的传统。
明代前期，由于实行八股取士等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钳制的政策，赋的内容消解了元末明初愤激慷慨的气息，风格上趋于平淡，部分作品学习汉赋的歌功颂德，体现了专制文化下的文学特色；而大部分作品仍沿着元赋抒情的路子，形式上也仍然表现出骚化与诗化的特征。明代中期以后文艺思想活跃，前后“七子”反台阁体而倡导复古，否认唐代以后赋的成绩。李梦阳甚至提出“唐无赋”的观点。历史地看，李梦阳的这个说法针对的是宋代以来赋作讲格法理义及明代前期出现的工艺化倾向的弊端，是为了使赋的创作更具有活力，这同初唐之时陈子昂慨叹“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修竹篇》序）的用意一样。《文心雕龙·诠赋》论齐梁以前赋云：
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当其不利于本身发展的因素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变革的时期也就到来了。明代的赋在其后期或宗楚骚，或尊汉，或尊唐，各开路径，百花齐放，成就是突出的。在元末明初刘基揭露时弊、抒写忧患的赋作之后，赋家代有高手，即使是身为复古派的李梦阳也留下了赋作四十余篇，且其愤世嫉俗、悯民报国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何景明、徐祯卿等也都有佳作传世。前七子复古派之外，无论此前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还是此后以唐顺之为代表的唐宋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心性学派，以王世贞、谢榛为代表的“后七子”，也都重视赋的创作，成绩斐然。至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朝廷对士人的禁锢也已无力，文人思想之活跃，有似汉末，而其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程度则显得更为大胆而放浪。明代末年，民族矛盾尖锐，赋作也出现了一些可歌可泣的篇章。至于小品赋的出现，则是受明代小品文的影响，其产生的社会根源也与小品文略同，这里就不多说了。
如果说明代后期赋的创作呈现出此起彼伏、各派争流的局面，则清代在经过清初社会与意识形态的稳定过程之后，慢慢形成了赋复兴的趋势。清初有王夫之、黄宗羲的“志士之赋”（刘熙载《赋概》），陈维崧、吴兆骞、尤侗、蒲松龄等紧承其后；至乾嘉之世，很多著名的学者、古文家，同时也都表现出对赋的兴趣。文赋、骚赋、诗体赋以至文赋中的骈体、律体、骋辞大赋等各种体式全面复兴，百花竞艳，各种流派同时并存，自由发挥。在清人入主中原的形势下，似乎赋这种传统的文体成了光大华夏文化、显示空前盛世的手段。清代赋的数量又一次超过此前各代的总和。
晚清之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尤其是人们认识到了西洋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就之后，一些志士仁人首先从与国计民生联系密切的方面入手，文学创作也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产生了新文体、新诗体，并越来越重视小说的功用，而只在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赋（这里主要指文赋、骚赋与诗体赋，因为俗赋被发现并引起关注的时间很迟）自然只能暂时置之脑后。1840年以后，直至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虽然也有个别学者创作了反映时代风云、爱国精神的赋作，但就整个赋的变革、发展来说，已不可能产生奇峰突起的状况。然而，如要研究赋将来之存在与发展，却不能不由清末的赋开始加以审视。
三
赋虽有四种体式，但以文赋为主体，所以论赋之发展，主要是论文赋在结构方式、语言风格上的变化，兼及其同骚赋、诗体赋之间的相互吸收与消长。骚赋、诗体赋本身不是没有变化，但二者在汉代以后大部分时间中都被边缘化，不占主流，所以也影响较小。从整个的语言风格变化方面说，骚赋、诗体赋同文赋的发展变化大体一致。另外，文赋经过了由“散”到“骈”、到“律”，又到“散”的发展过程，但并不是说新的一种式样产生后，旧的便消失了，这种归纳只能是就发展风格的主流而言，事实上，先前已有的各种形式也同样并存，并仍然是以后发展的凭借与参考。比如文赋在先秦时为散体，然而除《风赋》《钓赋》之类篇幅不大的赋作之外，已产生《高唐赋》《神女赋》这样的骋辞大赋。到汉代骋辞大赋占了主流，而一般散体赋仍流行。魏晋至南北朝骈体赋盛行，而散体包括抒情小赋、骋辞大赋也仍有作品产生。唐代一变而为律赋，而作散体者也大有人在，至宋代又风行散体，但骈体、律赋之作也并未绝迹。我们应立体地看文体的发展，而不能受“简单进化论”的影响，以为一个时代风行什么，别的便不再有。因为那样看待文学的发展状况，很多问题便无法解释。实际上科学的进化论也是讲由于环境的变化，一些物种进化了，而另一些则由于环境未变，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生理特征与生存状态。
上面简要回顾了赋的发展历史，主要着眼于各个历史阶段的特色，未能论述其不足。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即使是特色，如果过了头，也就会显出弊端。以上我们在对赋发展流变过程的回顾中，主要介绍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成就和特色，但每一阶段至于末流，也就到了必须要变革的地步。《周易·系辞下》云：“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将此用于对赋的发展史的观察与对发展中一些问题的解释，再适合不过。可以说每一个时代的赋都有其特色，但后一个历史阶段的赋坛高手或卓越理论家却总是针对其不利的一面，尤其抓住其末流之严重弊端而攻击之，以开辟新路。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从内容上说，大体在每一朝代的初期，赋多慷慨激昂之作。前朝之遗民尚有不平，后朝之功臣自诩伟业，作家的文风则因经历了乱世，一般视野开阔，也较切近现实；待王朝鼎盛之时，则多歌功颂德之作，而题材也较广泛；至其末世，揭露黑暗、反映民瘼、愤世嫉俗之作较多，统治集团中一些有远见而受排挤的人更以赋为歌哭，写衰世、乱世的变故，读之令人扼腕切齿。这些都是一般规律，故在此对于各个时期赋的题材、内容、思想方面种种未多提及。但本套丛书各册之前都有一概述，可以使读者了解该时期赋在题材、内容、思想以及艺术上发展变化的具体情况。
《历代赋评注》共七卷，收入从先秦至清末两千多年间的赋作。各卷主编或主笔人如下：
先秦卷：赵逵夫马世年（评注）
汉代卷：赵逵夫韩高年（主编）
魏晋卷：赵逵夫杨晓斌（主编）
南北朝卷：赵逵夫汤斌（主编）
唐五代卷：尹占华杨晓霭（评注）
宋金元卷：霍旭东李占鹏（主编）
明清卷：龚喜平（主编）
全书由我主编，负责确定选文原则，同各卷负责同志选定篇目，提出编注体例和评析要求，在工作进行中抽查各卷注评的情况，解决疑难问题，进行最后的统稿工作。
此书从1992年起步，至1993年、1994年已编成三部，当时计划列入丛书分册出。在1993年出版的《诗经蠡测》和1994年出版的《汉诗研究》等四本书，以及1995年出版的《诗赋论集》等勒口上已预告《汉赋评注》《魏晋南北朝赋评注》《唐五代赋评注》即出。故十多年来很多朋友关心这套书的出版，在每次赋学会上都有人问及。在这里我也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套丛书由二十世纪之末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才出版，成了真正的“跨世纪”的项目，其原因我在全书《后记》中稍有交代（见《明清卷》之末）。2006年启动修订工程，原计划在2007年8月兰州召开第七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前印出，但由于工程太大，拖到现在才全部完成。因篇幅大，在篇目选定上也有反复，其中错误难免。希学界同仁给以批评指正，以便有机会在再版时加以改正。
2007年1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