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重庆成为直辖市5周年的2002年6月中旬，我第二次踏上新重庆的土地，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这里已经不再是我第一次来时的重庆旧貌，到处看到的是森林般的新楼群，是比广州上海更宽敞便捷的城市高速公路与立交桥，是直上直下轻盈平稳的码头升降车……特别是重庆的夜晚，我以为绝不亚于广州深圳甚至北京上海的美丽和华艳。山城之美艳，江城之光彩，令人激动，那是其他城市不可能有的。江上的汽笛，岸头的叠彩，朝天门的歌声，以及时而在足下时而在楼顶穿梭的车水马龙，加之素来爱美爱俊的市民，新重庆的每一个角度、每一个瞬间，她带给你的是激动和陶醉、亢奋与思考。那种在目不暇接之后就想伸开双臂将其拥抱、为其欢呼的冲动，不是哪个城市都会有的。除了第一次从纽约到华盛顿的夜路上，第一次在浦东“明珠”塔上看新上海外滩的夜景时，我曾经有过同样的心境外，重庆是又一次这样的感受。虽然目前她还在建设之中，有些地方尚不完美，但她足以征服一切挑剔的见多识广的过往者。
重庆市首任市长蒲海清，这位在重庆人民心目中有着很好口碑的“老重庆”，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专司领导三峡工程事务。谈起重庆建市前后的变化，他会情不自禁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我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重庆工作，后来调到四川省政府当领导，前二三十年并不感到重庆多么落后，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像成都市这样的“小弟弟”也一天一个样，远远地把重庆甩在后面，更不用说广州上海那些现代化城市了。1997年6月18日重庆市成立，我再从省里回到这儿任职，有机会仔细地看看这个曾经与之相伴了二十几年的城市，这时我才猛然发现重庆被飞速发展的时代甩得太远了！白天你走在大街上感觉还是五六十年代时的样子。晚上再看看这个城市，简直就是一个小县城，连片像样的灯光都见不到。
有一次我到一个企业检查工作，下岗职工们把我围住了。工人们情绪非常激动地要跟我这个市长对话，他们举着牌子呼着口号要让我这个市长给他们饭吃，给他们工作做。重庆是个老工业城，这几年她的产业落后了，新的产业又没上来，原先那些名噪一时的企业纷纷倒闭或者缩小规模，下岗职工成批成批的。那天我到一个地方，工人们反映说他们现在连基本生活都非常艰难，我当时特别冲动，拳头捶在桌子上咚咚发响。围在我身边的很多工人愣了，继而反问我说你这个市长发啥子脾气？你不给我们饭吃你还恼怒？我说我不是冲着你们来的，我是恨不得打天呀！可我的拳头够不上天嘛！如果够得上，我真想把天打个窟窿！我是一市之长，我心疼我的百姓过着这种生活，也恨自己没长三头六臂。面对这么个城市，这么个大摊子，怎么办？靠大家一起动手奋发图强呗！而这时我们重庆又幸运地得到了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三峡移民使重庆市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我惊诧地发现，无论是蒲海清这样的老市长，还是现在的重庆市新领导班子，他们和三千多万人民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新重庆的诞生与命运，与三峡移民息息相关，紧紧相连！
这件事与一个人有特别关系，他叫李伯宁。此人既不是现在的重庆市领导，新重庆市的那么多官位与他无缘，也不是四川省的官员，更不是湖北省的官员，但他的命运却与新重庆市的命运密切相关。
李伯宁，现年85岁，河北人，一个特别有性格的“倔老头”。据说年轻的时候在他老家英名传遍四方，是冀中抗日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在著名的肃宁大捷中威震敌胆。可他又是个“文人”，当游击大队长时就经常写诗作文，而且这种爱好到当上部长后依旧不改。我看到他自己写的简历中，当官的经历写得很少，大半内容是记述他一生的文学成就。2002年国庆前我到他府上拜访，临走时他给了我一大包作品。我几乎一夜之间看完，我有两个重要发现：这位老革命家从年轻时代到耄耋之年的漫长岁月里，对文学的那种激情始终如一。他笑说自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最老的会员——1995年加入作协时，他年届八旬，已在部长级职位上干了二十几年。第二个发现是，李老不仅自己酷爱文学，并造诣匪浅，更难能可贵的是连另一位抗日女英雄也被他“影响”成了作家，这位抗日女英雄是他的夫人，70多岁时，李伯宁和夫人都出版了长篇小说。
我生在燕赵大地／在慷慨悲歌中成长／父亲传给我做人真诚、善良／战火锻炼了我金石性格／“文革”破除了我迷信上苍／从此我只相信实践／红就是红／黑就是黑／白就是白／黄就是黄／任它众说纷纭／任它地动山摇／我屹立不动／自有主张／我嫉恶如仇／为伸张正义／为除奸安邦／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什么高官权势／我视如草芥／我不争宠献媚／也不卑不亢……这就是我的性格／我就是我！
80岁高龄的李伯宁，依然像热血少年般地抒发着这份赤色纯真，这份铁骨铮铮。
17岁就是八路军游击队大队长的他，后来跟着毛泽东等共和国元勋们一起从西柏坡走进北京城，党的一声号令，使这位梦想当作家的职业革命家，来到了水利部，并且一干就干了半个世纪，成了完完全全的水利行家、一辈子跟移民打交道的政府官员。
1985年，国务院正式任命他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在这之前，由于三峡工程一直在酝酿之中，所有准备工作在邓小平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从来没有间断过。在李伯宁就任筹备组组长之前，不叫“三峡省”，而叫“三峡行政特区”（有点像深圳经济特区的味道，只是差了中间两个字）。1984年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政法委的人提出“三峡行政特区”的提法，有悖于《宪法》，故而经邓小平同意，干脆叫“三峡省”。
“三峡省”的筹建，是中央依据对未来三峡整体建设的考虑而作出的一个特别决定。这也足见中央对三峡工程的重视。新中国从西藏和平解放以后，除建立海南省外，中央不曾对省或直辖市的行政区划有过重大调整。诞生一个新的省或直辖市非同小可，因而从不轻易行动。伟大的三峡工程催发了一个重大的动议，而这动议首先来自移民工作对中央决策层的影响。
“三峡工程是个阶段性的工作，再伟大也毕竟是短暂的。可三峡水库的管理与发展是个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六百余公里长的库区，周围居住着几千万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管理级别，怎么可能将三峡工程的优势发挥出来呢？更何况，三峡工程建设时期的关键性任务，就是移民。三峡因此必须有一个行政级别统筹起来领导和管理。”中央对这一具有战略远见的意见给予充分肯定。“三峡省”的动议便是基于上述考虑的。
一个因一项伟大工程建立起的新省份，自然需要一位有力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的首要条件应该是什么呢？懂水利？！会做移民工作？！有魄力？！好像都必须具备。这样的人上哪儿去找呢！
中央有关领导请水利部女部长钱正英协助挑选“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和未来“三峡省”省委书记的合适人选。
钱正英看中了李伯宁，并向中央报告后获得认可。
“老李，你能行。”钱正英奉命正式找李伯宁谈话。
李伯宁不吱声。既不言要“违抗君令”，也不言“干不了”。他的默认是有他的道理：既然让我干，必须有三个条件：一是三峡行政区划，湖北、四川30个县市，都不能动。二是由他挑选一位中意的人当省长。三是自己年岁已大，只担当“筹备组组长”，一旦“筹备”结束，就回水利部当顾问。
钱正英把李伯宁的个人意见转告中央。
万里乐了，说：“伯宁同志行。”
其他中央领导也纷纷点头：李伯宁同志可以胜任。
就这么定了。
李伯宁因此走马上任三峡省筹备组组长和党组书记一职，在三峡工程尚未正式上马前，全盘负责三峡移民工作。这一年是1985年，距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还有7年。
在正式接到中央任命通知后的第一个星期里，李伯宁就打点行李，与秘书一起悄悄来到三峡库区。湖北和四川的省领导们听说他来了，开玩笑地说：“欢迎未来的明星省长到来！”
李伯宁大腿一拍：“向诸位求饶，我这个‘省长’现在是一寸土地也没有，是你们两个省上的‘悬空省长’。”
“哈哈哈……‘悬空省长’好啊，可以独往独来嘛！”
“好什么呀？到时不小心摔下来还望你们两省能给我老李一个埋身之地呢！”李伯宁也开玩笑回敬。
李伯宁就在他当“悬空省长”期间，走遍了三峡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那些贫困山区。
当年11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李伯宁作为一员没有地盘的“省长”出席会议，还爆了一个大大的冷门。
那时我国农村形势非常之好，可以说是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最扬眉吐气的时候。也难怪，打农村实行土地承包以后，那几年全国的农村经济形势可以用“突飞猛进”四个字来形容。因此这一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一开始，各省的领导大讲特讲“好形势”。李伯宁在西南组，那几日他整天听到“莺歌燕舞”的好形势，越来越坐不住了，终于有一天他激动地站起来——
“这几天听大家都在讲大好形势，我要讲一讲‘不好形势’。大家讲大好形势时，讲得头头是道，讲得满满当当，可一讲全国有多少地方吃不饱穿不暖时就不敢讲实话了！说是怕影响改革开放形象！可我不这样认为，我们虽然一些地方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但也应当有足够的勇气认识我们国家还有相当多地方的老百姓的日子难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