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1912～1967），曾用名张道庸。安徽省霍丘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商南起义，任红军游击队班长、排长、连长。1930年任红1军连长。1931年任鄂豫皖边政治保卫局保卫队队长，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在红4军第12师35团任副连长、连长、副营长。参加了巩固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后任红四方面军第10师28团营长、副团长、团长，参加西征入川和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各次反“围攻”和进攻战役。1935年参加长征。1936年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后任红9军第27师第81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参谋长、第2支队第4团团长、新四军苏皖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1940年任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黄桥决战。1941年任新四军第1师第3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1945年任苏浙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1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23军军长。率部参加苏中七战七捷和华东战场鲁南、孟良崮等多次重要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九兵团副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陶勇是安徽省霍丘县人，出生在大别山脚下一个小镇，祖辈几代都是务农，陶勇的出生，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了欢乐。
陶勇的父亲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终年在田里劳作，积劳成疾。陶勇的母亲是一个善良而开朗的农家妇女，一生含辛茹苦，为地主家干活。在陶勇童年的记忆里，母亲常常是寒冬腊月为地主家洗衣服，依靠冻得通红的双手，操持着一家的生活。因此，在幼小的心灵里，陶勇就渴望着天下所有的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都能不再被地主奴役。
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不断从山那边传消息，共产党组织的赤卫队是农民自己的队伍，分田分地打土豪，老百姓将要当家作主人。陶勇觉得，穷人期盼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当土地革命高潮席卷到家乡霍丘县时，陶勇率领农民赤卫队与大地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那震撼人心的农民革命给了陶勇无穷的力量，农民要想翻身求解放，只有拿起枪杆子，不怕流血牺牲。
一个农村的放牛娃，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伴随着中国革命坎坷的征程，无论以后的斗争多么困难，多么危险，他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红四方面军是由红4军和红25军合并而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陶勇在红四方面军麾下任连长。红四方面军成立以后，陶勇参加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大战役，并以勇敢不怕死而驰名于战场。为创建和巩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立下了功勋。
1932年，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发起解放通江、南江、巴中的战斗，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担任营长的陶勇，相继参加反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作战和宣（汉）达（县）战役。
1934年，陶勇担任副团长，参加了冲破四川军阀刘湘统率的140多个团的六路围攻作战，参加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和各次反“围攻”作战。接着，他率部长征，爬雪山，过草地。
在陶勇担任团长的日子里，组织上送他到四川炉霍红军大学学习。这时的红军大学，是在部队经过残酷的战斗之后，有些部队缩编，为保存干部，北上到了炉霍，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由红一方面军两个干部队、红四方面军两个干部队组成。刘伯承在北上司令部解散之后调任红大校长。李井泉、张际春、彭绍辉、黄光荣任四个队高级指挥队长兼教员。
红火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特殊的生活，红大的校址随着部队挺进而转移，今天在南山，明天在北洼。学习条件异常艰苦，没有课桌，同学们以双膝代替，没有校舍，茅草屋就是课堂。
在这里，陶勇亲耳聆听了朱德总司令的讲课，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他深深懂得了是劳动创造了人类历史，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才是解放劳苦大众的唯一可信赖的军队。
陶勇在红军学校里渴望学习，求知欲强，在短暂的五个月的学习生活中，他在教员的帮助下，增长了知识和才干。朱总司令深入浅出的话语，给陶勇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陶勇尊重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在他此后的一生中尤其如此，这和他在红军大学五个月的扫盲学习分不开。
1936年深秋，在形势险恶的环境中，红四方面军被迫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踏上了西征3000里的悲壮行程。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35团团长的陶勇率部西征，深秋的夜晚，天寒气凉，红军战士们只穿着薄薄的单衣，迈着急促的步伐，顶着凛冽的寒风，向黄河渡口奔去。为了摆脱敌人追赶，陶勇选择的尽是人烟绝迹的高山区。长时间的行军打仗，指战员们的脚都磨烂了，无论谁脱下草鞋，露出的都是一双血迹斑斑、溃烂流脓的脚。陶勇的双脚也是如此，一走起路来，疼痛难忍，但他还是顽强的坚持着。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根据中央总的命令，命令陶勇率领全团迅速西渡黄河，创建甘北、甘西革命根据地。陶勇坚决执行命令，率部昼夜兼程奔向黄河岸边。
深秋的黄河，卷起千堆巨浪拍向堤岸，预示着这里将有血与火的交战场面。
红军西征是一条充满风险的艰难行程。前有西北马步青、马步芳的骑兵部队拦路；后有胡宗南的追兵。前程未卜，等待的将是胜利还是失败，陶勇想不了那么多。他只认准一条，率领部队走按照党中央指引的方向走，不管前面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恶仗、硬仗，他都决不会当逃兵。
果然，西渡黄河的2万多红军部队，刚一进入天寒地冻的大西北，就遇上了骄横野蛮的回民军阀马步青的骑兵部队。
跨越黄河的红军战士，衣衫单薄，给养有限，对西北漫天的飞沙走石极不适应。陶勇来不及休整，更来不及筹措冬装，就毅然率领战士们投入了消灭马匪和创建红色根据地的战斗。
陶勇冲锋在前，一马当先，红军战士们随后蜂拥而上，机动穿插。血气方刚的陶勇挥舞着战刀呐喊着“同志们冲呀！要打出咱们红四方面军的威风来呀！”陶勇率部冲杀在敌群中。马嘶人喊，刀光剑影，直杀得敌人人仰马翻。
陶勇率领全团杀出了一条血路，红9军趁势迅速前进，将敌人一个旅600多人围困在土围子里。
马步青得此消息后，急派两个骑兵旅从青海方向赶来增援，企图要夺回一条山路，杀出重围，救出被围的全旅士兵。第9军指挥紧急电令陶勇：“组织力量，坚守阵地，决不能给敌人以可乘之隙！”同时，任命陶勇代理红27师副师长职务。
敌人的两个骑兵旅猛扑过来。冲在最前面的，是敌人的一个骑兵旅连同特务团、反动民团共5000多人，裹挟着河西走廊的阵阵血腥，直扑红军阵地前沿。
“来吧！”陶勇挥枪示意，命令部队准备迎击来犯的敌人。
在陶勇的带领下，红27师的战士们谁也不甘心落后，个个像小老虎一样地勇猛拼杀。经过7个小时激战，将敌人全部击溃。毙伤俘敌官兵500多人，缴炮3门，机枪数挺。
敌人不甘心其失败，立即组织力量反扑，刚想喘口气的陶勇迅速组织部队反击。陶勇发现，反扑而来的敌人大约有一个团的兵力，正从阵地侧翼迂回包抄上来。
陶勇命令各团，把部队分散开来，除一部分兵团坚守阵地外，各团派出部分兵力分头反击。战至傍晚时分，敌人终于被全部击溃。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陶勇率领27师杀伤大量敌人，其中营以上军官就达30多人。天亮以后，陶勇率部撤出战斗，与第9军军部和红25师胜利会合。
1937年的初春，春寒料峭，西北风呼呼刮着，打在脸上像小刀划过一样难受。
陶勇率部在西征途中来到河西走廊的要冲古浪。连年的兵荒马乱，这里城垣残破不堪，地势低洼不易防守。红军部队刚占领该城，敌人就蜂拥而至。
天还未亮，敌人集中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和四个民团，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西南和东北向红军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呼啸的炮弹掀起无数碎石、泥块向红军战士砸来。担任代理副师长的陶勇，环顾一下坚守阵地的战士们，沉着冷静地命令道：“大家不要着急，放敌人来得近一些，再近一些……”
眼看敌人到了跟前，陶勇猛地大喝一声：“冲啊！”
战士们一跃而起，红军的枪声像滚珠落入玉盘里一般脆响起来，阵地前的马家兵应声倒地。
回过神来的敌人，更加恼羞成怒，不顾一切地猛攻而上，一度突入红军阵地。陶勇抽出马刀，跃出战壕，率领战士们冲进敌群，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经无数次激战，红9军歼灭了大量敌人有生力量，鉴于敌众我寡的态势，陶勇命令部队不与敌人纠缠。战士们经过苦战，在迅速摆脱敌人后，终于冲出重围，到达永昌。
永昌和山丹位于河西走廊的腰部，北邻戈壁大沙漠，南接茫茫祁连山，马步芳、马步青的主力队伍就集中在这一地区，胡宗南的补充旅也进抵凉州一带，作为二马的预备队。敌人决心摆开阵势，要与红军决战。
红军西路军进入永昌之后，由于长途奔袭，人困马乏，地形不熟悉，而敌人则经过了精心准备。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仍坚持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造成指挥上的失误，敌人利用红军兵力分散的弱点，寻求决战。因此，永昌之战注定是一场恶仗。
陶勇指挥红27师一路拼杀、搏斗，鲜血染红了战衣，染红了泥土，面前的敌人倒下去了，身旁的战友也倒下去了，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陶勇凭着坚强的意志指挥战斗。
陶勇亲历的永昌之战，埋下了无数西路军将士的忠骨。但英勇的红军战士们，仍毫无惧色地踏进死亡地带，去同敌人拼杀，去闯开一条挺进新疆之路。
西路军向新疆挺进，山丹是必经之路。而这时，敌人云集城内，城门紧闭。陶勇奉命攻打山丹县城。枪林弹雨中，陶勇率领部队攻进了山丹城门。
此时，局势正日益恶化。红5军攻占了高台，红9军袭取甘州之敌未果，又转过来进驻倪家营子一带。
狡猾的敌人是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子地区的西路军主力，而以大部分兵力向西面突出的高台进攻，位于高台的红5军3000多名官兵败阵。
敌人在高台得手后，调集数万兵力向倪家营子发动连续猛攻。倪家营子是个很大的村子，南北长八九里，东西宽三四里。房舍分散，两三户一簇，每簇都有黄土墙围着，疏疏落落地分布在坡地四周。敌人的大炮开始集中扫射，许多屯庄的寨墙被轰塌，房屋被炸毁。
陶勇率部在断垣残壁间与敌苦战不休。弹药极端缺乏，战士们几乎全凭血肉之躯与敌人搏斗。天气骤寒，战士们还穿着夏季单衣，有的弄一块长方形的毡片，在中间挖个洞往头上一套，对折在腰里，用一根草绳一扎，算是一件“马甲”。每当敌军蜂拥而上，陶勇就率领部队挥动大刀、木棍，以及一切可以作武器的物体冲入敌阵，战斗空前惨烈。
天空中堆积着大块的乌云，气温降到零下20多度。陶勇率部与敌激战。而厄运，还是不可避免地降落到西路军将士的头上。
连续数月的昼夜作战，西路军疲于奔命，没有补充，实力日渐削弱。他们每天除了不断地粉碎敌人的武力进攻之外，还要与饥饿和疲劳作顽强的斗争。这支久战之师，精疲力竭，虽顽强战斗，但终于因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没能改变战略上敌强我弱的情况，最后在康隆寺大雪山——主力红军处于弹尽粮绝的险境之中。
无奈之下，西路军决定突围。由红30军政委李先念率主力红军向新疆方向前进。命令陶勇带领红9军余部插到敌人主力后面，牵制敌人，掩护李先念主力红军突围。
陶勇领受任务后，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完成任务！”
“同志们，跟我前进。”陶勇说完，消失在夜幕中。
浓重的夜幕中，陶勇率领部队向北行动，依托祁连山北麓展开了游击战。
在陶勇机动灵活的战术掩护下，红30军主力红军得到喘息的机会。他们在李先念政委的带领下，悄然而迅速地插向雪山、戈壁，向新疆方向急进。陶勇为掩护主力红军向新疆挺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又一个黎明来临，当敌人发觉自己上了当，再也追不到陶勇队伍时，红军主力已安全突围，正向新疆挺进。
抗日战争爆发后，陶勇任新四军第1师第3旅旅长兼苏中第4分区司令员，率部转战在苏中抗日战场。
1943年，是苏中4分区对敌斗争异常严酷的一年。这年春天，日伪准备向苏中4分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汉奸汪精卫亲自出马，组织了“清乡委员会”，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俊六，在南京组织了“5次围剿战术研究会”，亲自到南通等地“视察”，企图把新四军“撵到黄海边统统消灭”，“创立大东亚圣战的华中确保区”。日军首先看中了临江濒海、地势平坦、易于封锁而物产丰富的苏中4分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妄图一旦“清乡”得手后，随即扩展到长江以北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军从江南太湖地区抽调了日军精锐小林师团第61师团，该师团是日本在中国的派遣军精锐部队，号称是“雄鹰之师”，同时配有伪军汪兆铭的第32师、33师、34师，一共1.5万余人，并从苏南运来500多万根竹子和大量木材，将4分区三个半县——南通、海门、****和如东县串场河以南地区，扎起了几百里长的封锁篱笆，沿篱笆每隔三五里路筑一个碉堡，企图将4分区的抗日武装消灭在竹篱笆圈内。敌人狂妄叫嚣“篱笆打成功，‘清乡’便成功，篱笆打好了，新四军跑不了”。
此次“清乡”活动的幕后策划者，就是战争狂人、日本国总参谋长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为此，他亲自到中国部署在苏北通如、启海地区实行“清乡”，妄图以“梳篦”、“拉网”战术，向根据地分进合击，寻歼新四军主力。同时增设据点，搜剿新四军工作人员，加强伪化统治，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编保甲，达到日本国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目的。
侵华日军总司令俊六信誓旦旦地向东条英机保证：“半年活捉陶勇，一年消灭新四军！”
苏中军区首长指示陶勇，要把反“清乡”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从各方面做好准备。
陶勇感到形势严重，责任重大。敌人的企图很明显，他们想在第4分区“清乡”得手后，随即扩展到长江以北及整个华东抗日根据地。面对敌人精心策划的“清乡”阴谋，陶勇深感重任在肩，4分区反“清乡”工作将关系到整个华中根据地的安危。
夜已经很深了，4分区的主要领导仍在讨论军事部署。陶勇的设想是，从主力部队抽调大批人员为骨干，充实地方武装，加强政治保卫队和锄奸队，分散在“清乡”圈内，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区乡各级都要编组游击连、联防队，坚持“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原地斗争。将大部分主力部署在“清乡”圈外，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策应反“清乡”斗争。
在具体部署上，陶勇的想法是：3旅旅部率第7团由石港附近转移至花市街一带，并以第7团的一个营，伸至南坎、九门闸之间活动；南通警卫团第2营由骑岸镇中心区转移到白蒲边沿；如皋警卫团留少数部队在贫河附近，主力转移到掘港、南坎以北的地区；而东南警卫团全部部署在“清乡”圈内三余镇与三阳镇之间。
陶勇说：“我们要趁敌人‘清乡’部署尚未完成，脚跟没立稳，先打它个下马威！”
几天之后，新四军第1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亲临3旅检查反“清乡”准备工作，陶勇将上述想法向粟裕作了汇报，粟裕对陶勇的军事部署十分满意，他说，“敌人这次‘清乡’特点是要依托公路大路，用汽车把士兵迅速运到各个据点，加强据点之间的相互联系支持。反‘清乡’前，要动员民众把公路大路破坏掉，挖成水沟，让敌人的机械化无用武之地。”粟裕还勉励大家，一定要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陶勇听了粟裕司令员鼓励的话语感到信心百倍，他决心带领4分区军民积极行动起来，组织一切反“清乡”力量，广泛发动游击战，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敌人的“清乡”阴谋。在陶勇的指挥下，第4分区军民掀起了反“清乡”斗争热潮。各县民兵、自卫队的广大群众拆桥、破路、筑坝搞得轰轰烈烈。
1943年4月1日，正值春耕大忙季节，日伪军对第4分区进行全面“清乡”的行动开始了，近万名敌伪军倾巢出动，采取“梳篦”、“拉网”式战术，十几路向中心区分进合击，反复“清剿”，****烧杀，无恶不作。河道、田间、大路、小道，轻装的步兵、自行车队和汽艇，多路出动，像梳篦子一样往返穿插，合击包围。一时间，整个分区枪声不绝，烟尘滚滚，群众陷入苦难之中。敌人在“清乡”的地区扎起了几百里长的封锁篱笆，封锁了第4分区29个区。在封锁线设立大小检问所150多个，碉堡、瞭望哨林立，彼此呼应，企图把抗日武装消灭在“清乡”圈内。
敌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军事清乡”、“政治清乡”和“强化清乡”，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所谓“总体战”，企图由梅花式的点线占领，进一步达到他们全部伪化4分区的目的。
面对敌人气势汹汹的进攻，陶勇临危不乱，神速用兵，亲自率主力迎战。在敌人发起“清乡”行动之初，陶勇趁敌人正忙于调防，某些据点兵力空虚时，采用先发制人的战术，他指挥7团和南通警卫团，向敌后方及交通线进击，先后袭击南通、如皋公路上的重要据点唐家闸、****重镇聚星镇，平毁古坝等据点；又在双甸到贫河、马塘到掘港、林梓至白蒲的公路上多次设伏，打击敌人。一举摧毁了南通、金沙、余东、三阳、悦来等重要据点，攻克了敌人40多座碉堡，给敌人来了个下马威，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当敌人的“清乡”行动进入我中心区之后，陶勇率领3旅官兵，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他指挥南通警卫团即兵分两路，第1营、3营坚持在“清乡”圈内活动，第2营在“清乡”圈外平潮一带相机歼敌。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陶勇将整个分区划分为四个小作战区，化整为零，机动灵活地投入战斗，消耗敌人实力，保存自己力量。
在敌人的“清乡”圈内，陶勇的部队好像深水里的游鱼，活跃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让敌人合围不到，梳篦梳不着。陶勇根据******军事思想，指挥部队在日伪间隙中灵活穿插，避实击虚，机动作战。由于敌人是齐头并进，多路合围，而陶勇他们则是分散行动，机动游击。碰上就打，打了再迅速甩开；往往甩开这一路的头，追上那一路的尾，从敌人一个又一个的合围圈里打出来又打进去。
陶勇善于广泛发动群众，为了增强“清乡”圈里的群众的信心，陶勇不顾嚣张狂妄的敌人公然挑战，不顾个人安危，深夜潜进“清乡”圈里去指导工作，鼓舞乡亲们的斗争士气。乡亲们对陶勇怀有浓厚的感情，对胜利抱有信心，他们说“俺们不怕打碎自家的这些坛坛罐罐，只要陶勇平安，带大部队打回来，还愁没有重建家园的一天”。
乡亲们团结起来，动手扒敌人的篱笆，敌人白天插，乡亲们就在晚上扒，和敌人展开拉锯战。
伪军故意在群众中造谣说：“篱笆上一到晚上就通电。”
陶勇说：“那是敌人的谣言，大家不要相信。”
白天，敌人以武力为依托，把一排排的竹篱笆扎了起来，这些篱笆在夜晚闪烁着清冷的白光，像一条望不到边际的长蛇。陶勇带领群众一起扒篱笆，大家一拥而上，把竹篱笆踩在脚下，人群中有人还轻轻地哼起了歌谣。
敌人看到一排排的竹篱笆被扒掉，气急败坏，不断增加兵力加强了武力进攻的力度。针对陶勇的部队常在夜间袭扰的情况，“清乡”的日军专门配备了一种特制的精巧、轻便、射击速度快、有夜间瞄准器、带有刺刀的96式机枪，他们便将这种武器视为神灵。
陶勇命令东南警卫团一部主力，跳出“清乡”圈，进行整训，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连以班、排为单位，在“清乡”圈内坚持斗争。同时，命令各地短枪队和区乡武装，深入敌伪盘踞的南通、天生港等城镇据点，严厉镇压伪“清乡”队员和特工人员，使日军耳目闭塞，处处被动挨打。
陶勇充分发挥4分区地方武装的优势，敌人白天嚣张得厉害，一到晚上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躲在炮楼里。他指挥的那些短枪队、锄奸队，创造了不少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战略战术，偷摸战、袭扰战、攻心战、钓乌龟、赶鸡入窝、老鹰捉鸡、扎粽子、包馄饨，各种各样的捕敌杀敌手段都有。在敌人的“清乡”圈里共有400多个乡，几乎都有以党员、民兵组织起来的锄奸组、破击队，粟裕司令员号召大家“每乡每月杀一个敌人”，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就可以杀400多个敌人，这就是广泛发动群众的威力。日军对地方武装神出鬼没的出击，深感难以对付，惶惶不安。
陶勇不但率领广大军民开展反“清乡”斗争，他也很关心当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由于夏秋时节干旱少雨，粮食歉收，加上敌人的掠夺和破坏，4分区发生了严重春荒。乡村群众处于饥饿困境，多以豆渣、粗糠、树皮、草根为食。陶勇立即下令分区财经部门拨出数十万元和一批粮食，并发行救荒公债，及时进行赈济。各区乡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互助互济，帮助几十万灾民度过了最困难的岁月。为了能让4分区所在地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陶勇命令各部队，要帮助群众插秧、播种，在敌人的“铁蹄”下不误农时，把4分区建成抗日反“清乡”的坚强堡垒。
陶勇派出专门人员在播种季节，保护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活动，决不允许敌人捣乱破坏。他们在各个交通要道布设岗哨，担负起保卫群众生产的任务。
农闲时节，陶勇率领部队帮助人民办夜校，宣讲抗日道理。每逢过年过节，部队举行军民联欢活动，杀猪宰羊，招待百姓。他还经常走东家串西家，看到老乡缺粮，就派人帮助解决，看到有人生病，就派卫生员去治；平时，部队为老乡们挑水、扫地、理发、收割播种，样样争着干。陶勇对战士们说：“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的军队。我们每取得一个胜利都是靠老百姓的支持和帮助。”
陶勇的部队爱人民，当地人民群众也爱戴子弟兵，宁可自己吃秕子，却把大米省下来给部队当军粮。就连烧的草也是群众晒干后送去的。不少妇女还为后方医院护理伤病员，缝补浆洗，送菜喂饭，亲如一家。
为了突破敌人的封锁，陶勇率领部队和群众们一起，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办的一些工厂，有被服厂、榴弹厂、修枪厂、鞋厂、毛巾厂、肥皂厂，还建了“江海公司”、后方医院、盐务办事处、船管局等机构组织，以对付日伪对4分区的严密的经济封锁。这些厂里不少职工都是当地的妇女，她们从事染布、纺纱、做鞋。尤其是反“清乡”斗争期间，武器弹药不能满足战斗需要，榴弹厂土法上马，造出了“快中快”手榴弹，这种弹落地就炸，杀伤力很强。陶勇看后非常高兴。
在陶勇的带领下，仅仅在反“清乡”斗争开始的四、五两个月，第3旅与地方武装一起，进行主要战斗42次，先后袭击或攻克金沙、余东、六甲、悦来镇、麒麟镇、贫河、凤凰桥等七处据点，平毁日伪碉堡108座，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但是，斗争是复杂的。更激烈、更残酷的争夺战愈演愈烈。
敌人用“梳篦”、“剔抉”等战术，向四乡“扫荡”过几遍之后，安了不少据点，修筑起几十公里长的竹篱笆，自以为军事计划已经实现，从6月份起又开始了“政治清乡”。敌人每天出动大批特工人员，利用伪组织，一个村一个村编保甲、清查户口、挂门牌、发“良民证”。敌人的口号是“保甲编成，清乡完成”。
敌变我变，胜敌一筹。陶勇采取“敌进我退，声东击西”的战术，命令主力部队跳出“清乡”圈外寻找战机，歼灭敌人，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第3旅的主力第7团先后攻占了五六个敌据点，歼敌800多人。
外线的胜利，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兵力，减轻了对“清乡”中心区域军民的压力。与此同时，“清乡”圈里的各级武装，在陶勇的具体指挥下，在敌伪间隙中灵活穿插，避实击虚，机动作战，使日军耳目闭塞，处处被动挨打。针对敌人扎起的几十公里长的封锁篱笆，陶勇率部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击战，掀起了一次4分区反“清乡”斗争的高潮。这次被称作“火烧竹篱笆”的破击行动，是新四军战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陶勇对反“清乡”斗争的一大贡献。
1943年7月1日夜晚，夜幕下的苏中4分区军民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在敌人用竹篱建起的封锁线沿线，围满了民兵、自卫队和农民，参加这次大行动的共4万余众。县团、区队和第3分区的部队一起出动，随时准备痛击敢于出动阻挠破击的日伪军。各级武装分段警戒，数万群众齐参战，规模浩大，气势非凡。
在陶勇统一指挥下，在280多里的封锁线上，锯倒电线杆，收缴电线，摧毁公路，拆除篱笆，将拆下来的竹子打成捆运走，余下的竹头和拔不去的竹子分段堆好，放上火种。
晚上9时，陶勇一声令下：“烧！”
火趁风势，风助火威。刹那间，沿线100多堆竹子愈燃愈旺，烧得“辟辟啪啪”响，形成无比壮观的火龙巨阵，映红了黑夜，照亮了苍穹。随后，火光如星星之火，迅速蔓延，一小时后，整个封锁线如一条蜿蜒数百里的巨大火龙，满天浓烟滚滚，人声鼎沸。这时，4万军民齐出击，敌伪军的巡逻队、检问所里的敌人见到如此浩大的攻击，只象征性地放上几枪，便争先恐后逃得不见踪影。驻守在封锁线上的伪军个个惊慌失措，谁也不敢迈出碉堡一步，只能目瞪口呆地望着夏夜里的火龙飞舞。
浓烟滚滚，火光映天。冲天火光染红了夜空。同时伴着锯声嘎嘎，斧声咚咚，气势宏伟壮观。一夜之间，敌伪苦心经营三个多月的封锁篱笆。化为灰烬。陶勇这把火一放，敌人半个月不敢出动，所谓“政治清乡”行动彻底破产了。
接着，陶勇又组织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捉黄狗”，“打鬼子”运动，敌人的许多据点受到袭击，汉奸头子张北生躲在南通城里悲哀地说：“我真是落泪‘清乡’啊！”
在粉碎了敌人的“政治清乡”之后，为了适应新的斗争需要，陶勇遵照粟裕指示，采取“外线速决的进攻战”，以达到迅速改变敌我力量的优劣形势。1944年春天，陶勇派出3旅主力7团，参加了粟裕发动的车桥战役。车桥战役将关系到改善苏中地区的斗争局面，支援4分区反“清乡”斗争，沟通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的战略联系，巩固和扩大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大局。
陶勇根据当时的敌人兵力部署情况，命令7团和新四军1师的部分兵力为突击纵队，强攻车桥镇，7团担任主攻，另两个纵队在外围打援。
战斗打响后，英勇的7团勇士远程奔袭，多路猛插，先歼伪军，再歼日军，经过两天激战，解放了重镇车桥。在此战役中，7团攻下敌碉堡52座，毙伤敌伪官兵290多人、生俘敌伪官兵160余人，打了一次漂亮的歼灭战。
随着反“清乡”形势的变化，陶勇审时度势，认为化整为零的作战手段已不适应新的对敌斗争的需要，该是集中兵力出击作战的时候了，从而吹响了反据点斗争的号角，向日伪发起强大的以反据点为中心的夏季攻势。在陶勇的亲自指挥下，3旅揭开了反据点斗争的序幕，向敌伪封锁线最东面的重要据点南坎发起了攻击。3旅的主力7团拿出打车桥战役的劲头，勇猛杀敌，南坎一仗，歼灭日伪600多人，在“清乡”封锁线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到了1944年秋季，陶勇又率部发起了著名的反“清乡”战斗秋季攻势，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全区军民英勇作战，缴获了13挺机枪，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经过夏秋攻势作战，4分区军民前后攻克、逼退日伪据点60多个，不仅收复了“清乡”以来被日伪占领的地方，而且使4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有所扩大。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陶勇和吉洛率领4分区军民终于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伟大胜利。当年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对4分区军民和3旅反“清乡”斗争的胜利给予了很高评价，苏中军区给4分区的嘉奖电中称：“反清乡斗争是中国抗战史上的大事件，是中华儿女与敌寇作生死斗争的壮烈的伟大史诗，是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陶勇率苏中第4分区军民开展反“清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东条英机从东京来到南京，前来迎接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已不是畑俊六，而换成了冈村宁次。畑俊六因“清乡”失败，被调回了日本。
1948年的金秋10月，淮海战役的序幕徐徐开启。胶东大地上，秋阳灿灿，大地铄金。
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陶勇正在主持召开纵队党委扩大会议，纵队营以上干部正在认真倾听陶勇的指示，在传达完华东野战军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和******主席制定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之后，陶勇说：“根据党中央、华东野战军的统一部署，4纵将在这次战役中担当重要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