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渭汉（1908～1986），湖南省平江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3纵队班长、排长、连长，第4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6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供给部政治委员，红八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军委后方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29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第2团政治委员，八路军129师385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副主任，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豫北指挥部政治委员，华北野战军第14纵队政治委员，第70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二十兵团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干部部部长，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成都军区第四政治委员，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旅大警备区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甘渭汉，原名甘乐朋，1908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黄龙乡和平村一个贫农家庭。父亲甘月恒，从事鞭炮制作业，母亲邓美凤，纺纱、操持家务。家无房无地，赁宅栖身，因父经常患病，家境困难，往往入不敷出，使甘渭汉从小就受着贫穷、困苦的磨难。兄妹二人，渴求读书识字，终不能成。9岁时，甘渭汉给当地庙宇看牛半年，挣得了半年读书机会。迫于生活，他从11岁起（1919年）便开始了长达五年的理发学徒。师傅虽是自己的舅父，但经济上仍以师徒相论。俗话说：“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前两年是无偿地给舅父家打柴、拔猪草，后三年才正式学理发，每年分得四担谷子，略补家用。在那人生如寄的底层社会里，他把学好手艺视为谋生的惟一出路，因而长进很快，满师后便回到海拔1500多米的黄龙山区，走乡串村给乡亲们理发。开业的头一年，就得30担谷的报酬。时至1925年，他总算用自己的劳动帮助家里置起了两间房和一亩多旱地。不久，父亲因病去世，家庭生活重担的压力，更有军阀战乱，物价飞涨，破灭了他对小康生活的追求。然而，大革命的潮涌，北伐的号角，唤起了他对新生活的向往。
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平江，手工业工人工资普遍下降，原来给人理发，每人每年一斗谷，这时减为5升谷。裁缝、泥木匠、纸工的工资亦是大减。无法生活的工人，在平江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掀起了罢工斗争。甘渭汉不仅参加了工会组织，而且成为工潮中的一名活跃分子。一次，为了惩治一个克扣理发工钱的劣绅，甘渭汉只给他剃了半边头，便架刀不干了，弄得那个劣绅哭笑不得，在“劳工神圣”面前，只好答应发还克扣的工钱。
1926年5月，甘渭汉在平江九区加入国民党。8月，北伐军叶挺先遣团胜利攻克平江县城，随即经虹桥向湖北进军。当这支威严、整齐的“铁军”第一次出现在眼前时，年方18岁血气方刚的甘渭汉，对铲除军阀、赶走列强充满了希望，便自动给北伐军当向导，北伐军很快攻下了虎踞湘鄂赣三省的军事要地天岳关。在北伐的影响下，平江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甘渭汉在共产党员邓湘君、邓恒吉的带动下，组织当地农民，建起了黄龙山区的第一个农会，他们抓住大地主卢伯魁游街，令其交出浮财，打开他家的粮仓，把谷子分给贫苦农民。
1927年马日事变后，甘渭汉毅然脱离国民党，并于同年7月由邓湘君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时，由共产党员余贲民率领的工农义勇军从江西修水行至武宁，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因遇阻由武宁折回，于9月9日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工农义勇军在金坪遭叛军邱国轩部的突然袭击，转向文家市的途中再次遇敌，甘渭汉等人被打散。白色恐怖下的平江，使他们无处藏身，他即随邓湘君、邓潜龙等转匿于湖北崇阳平楼洞及蒲圻等地，以挖茶山、挑木板作掩护。共产党员组成了党的支部，由卢寿和任支部书记。
同年12月，中共平江县委派交通员带去密信，邓湘君和甘渭汉等按照县委指示返回平江黄龙山区，再度开展武装斗争。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铲除当地劣绅邓忍伯。甘渭汉判断，农历正月初一的晚上，邓忍伯为了次日主祭，必住邓家祠堂。甘渭汉等起出埋藏的8支步枪，擦了又擦，并组织了20多人的队伍到黄龙山北山脚下的磐石庄隐蔽。大年初一，天近黄昏，队伍翻过大山，半夜抵达姜源，围住了邓家祠堂。邓忍伯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做着祭祖梦的时候，被游击队员们结果了性命。这时江平北乡的天亮了，黄龙山游击队向群众宣告邓忍伯被处决，并开仓济贫，白色恐怖下沉闷多时的群众，革命情绪又高涨起来。
1928年3月，甘渭汉所在黄龙山游击队，配合北乡3万多农军投入到20万之众的平江“扑城之役”。此举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一时间，反动地主豪绅龟缩在城里不敢越雷池半步，平江大部分农村政权掌握在工农群众手中。
3月扑城之战后，平江北乡黄龙山游击队活动于平（江）、修（水）、铜（鼓）边境一带，由方国民任队长。随后进入平江黄金洞，与孔荷宠率领的平（江）、浏（阳）、岳（阳）游击队会合，进行了平火洞、北方洞、浏阳、白石等一些较大的战斗，每战均歼敌正规军一个连或挨户团一个中队。战斗中，甘渭汉总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表现勇敢顽强，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
1928年10月，甘渭汉随游击队参加了红军部队，在革命征途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当年7月，彭德怀率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第1团在平江城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红5军。面对军阀何键调集重兵“进剿”的严重局势，8月，彭德怀、滕代远奉命率红5军主力向井冈山进发，途中受阻。为牵制敌人，掩护主力上井冈山，10月，于台庄，红5军军委和中共湘鄂赣特委联席会议决定，红5军主力与平江、浏阳等地的游击队合编为五个纵队，彭德怀、滕代远率4、5纵队奔赴井冈山，黄公略等率1、2、3纵队就地坚持斗争，巩固发展湘鄂赣根据地。合编后，甘渭汉编入红5军第3纵队7大队当战士，吴溉之任纵队长。
在随后两年多艰苦岁月里，甘渭汉一直跟随部队转战于湘鄂赣边区，先后参加了攻打平江、修水、通山、崇阳、岳州等战斗和两次攻打长沙作战。频繁的战斗生活磨炼了他的革命意志，增长了军事才干，他从普通战士、班长成长为一名红军的基层指挥员。
1930年3月，彭德怀率红5军3、4纵队攻打安福。当时正在纵队学兵队受训的甘渭汉参加了攻城战斗。部队经过紧张的攻城演练，选择在一个夜晚发起攻击。战前，彭军长亲自作动员，向由30多名学兵组成的突击队宣布了行动计划。他说：由我来操纵机枪，当第一梭子弹打灭城墙上的几束火把后，你们迅速过河，运动到城墙下隐伏，守敌还会点燃火把，当我再次打灭火把，你们即刻攻城。用甘渭汉当时的话说，学兵们听完彭军长的布置，都把他看成神仙似的，个个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战斗的实际进程也正是这样，在彭军长用机枪第二次打灭敌人火把后，学兵队立即架梯登城，一举突上城墙，为部队打开了通路。攻克安福城，消灭守敌一个营和靖卫团共约六七百人。
1930年5月，红5军大部前往鄂东南，粉碎郭汝栋、罗霖两师对阳新、大冶苏区的进攻。甘渭汉随纵队追敌至黄石港，眼看郭师残部在帝国主义兵舰掩护下逃至长江北岸，战士们个个无不义愤填膺。红5军就地宣布没收帝国主义的洋行、商店。当时，甘渭汉是连队党支部委员、大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纵队和军的士兵委员会委员。他在黄石港负责纵队的筹款工作中，清正廉洁，一丝不苟。经他手的铜币、银币成箩成筐，从未出现短缺。50年后他担任了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还时常对人说，当时一袋牙粉只需几个小钱，大家都是掏出怀中有数的饷银来买，剩回一摞铜币揣在身上，行军还不方便，但从没有人伸手动用过公家一文钱。
1930年7月27日，红3军团攻占长沙，甘渭汉已在红5军3纵队当排长。在长沙数日，他参加了宣传、筹款、抓拿反动军官、解放被关押的政治犯等项工作。当时政治犯多数为爱国青年学生，其中有后来成为他相知甚深、休戚与共的老战友向仲华。8月6日，他随军撤离长沙。
8月23日，红一、三军团会合于浏阳永和市，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彭德怀为副总司令，滕代远为副总政委。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目的，第二次向长沙推进。甘渭汉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长沙的战斗，因守敌有10万之众，并筑有防御工事，久攻未克，红一方面军于9月12日撤围，转向江西前进。此时，甘渭汉已任连长，因无文化，识字困难，在行军途中，文书一时未在身边，营部送来的命令无人认读，结果延误了执行时间，受到营长杨光嗣的严厉批评。悔恨、自责的痛苦心情，使他从参加红军队伍以来第一次掉下了眼泪。从此，他把杨营长的批评当成人生难得的启蒙教诲，抱定决心，刻苦学习文化。不久，他担任了红三军团特务营迫击炮连政委，不懂射击理论和修炮技术就向战士学习。连队有些是从旧军队投诚或解放过来的战士，甘渭汉对他们很尊重，常和他们谈心，这些人很快成了他的知心朋友，他们将用炮、修炮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和连里的战士，大大加强了连队的战斗力。甘渭汉凭着这种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使自己的文化程度和知识水平逐步得到提高，直至后来能够适应长期担任军队高级领导岗位的工作。51年后的1981年6月，他去上海治病时，决意要去看望那位营长，未能访到，成为憾事。
1930年10月，蒋介石结束了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混战，调集10万部队，组织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主力陆续东渡赣江，进行反“围剿”准备。红3军团中大多数是平江、浏阳和阳新、大冶人，不少人担心过江后会丢失亲手开创的湘鄂赣根据地，故土难离的情绪很浓厚。甘渭汉坚决拥护方面军总前委的决定和军团首长的指示，发动连队党团骨干，耐心做说服工作，宣传红军打天下的革命目标和集中兵力的意义，顺利地将连队带到江东，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东方军入闽作战。
1932年2月，红三军团奉方面军总司令部命令攻打赣南重镇赣州。赣州既是商业中心，也是反动势力猖狂活动的中心。打下赣州，对发展和巩固赣南12县有利，又能使湘赣根据地联成一片。赣州城三面环水，只有南面是陆地，敌人又长期设防，易守难攻，加之对敌情判断有误，红三军团贸然强攻，久攻不克，敌援军既到，又未迅速撤围，遭敌袭击。敌出城向红军反击时，红5军2师政治部有10多人被俘。甘渭汉不顾个人安危，率领身边一个班冲向敌阵，英勇拼杀，从虎口中救出了向仲华等10多名同志。红三军团于3月7日被迫撤围。
赣州战役结束后，1932年3月甘渭汉离开迫击炮连，调红三军团教导营政治队学习，两个月后被分配到黄克诚任政治部主任的红5军，任军直属队政治处主任。8月，部队向赣南行动，取消军的番号，军团直接指挥师，甘渭汉调2师政治部任地方工作科科长。不久，调任2师6团政委；同年底，又调回2师政治部任组织科长。1933年5月，红5军缩编为4师，原2师缩编为4师11团，甘渭汉任该团政治处主任。这期间，他几次转换工作，时而机关，时而部队，先后参加了宜黄、黎川、黄狮渡、草台冈等著名战斗。作战中，他身先士卒，机警果敢，勇猛顽强，深得师政委彭雪枫的赞赏。
1933年7月，红三军团和第19师奉命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红4师在政委彭雪枫指挥下屡建战功。在朋口、连城击溃国民党19路军区寿年旅，全歼区旅336团，生俘团长汤霖。区旅向福建南平方向逃跑，红4师一天一夜追击180余里，占领了沙县和洋口。甘渭汉所在的11团在洋口与下桃之间，发现19路军一个补充团，乘大船沿闽江而上增援顺昌，即沿江阻击，将其大部消灭，缴获一大批被装物资，使部队给养得到补充。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东方军奉命从福建将乐、顺昌地区北上迎敌。11月11日，红三军团4师向驻守浒湾、八角亭的汤恩伯所部第4师发起进攻，终因敌重兵扼守，战斗失利。浒湾之战，甘渭汉负重伤，子弹穿透左脚背，打断动脉，撤下阵地后，仍血流不止，幸得医务员及时处置。但在当时的条件下缝合动脉是难以办到的，医生提出了截肢的意见，得到了甘渭汉的认可，并请了手术监护。然而，八角亭战斗中负伤、正在卫生队休养的红4师政委彭雪枫获悉后，心急如焚，即刻请来红三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饶正锡，要他千方百计保住甘渭汉这条腿。饶正锡高度负责，亲自动手，在医务人员配合下，精心手术，在物质设备极其简陋又没有麻醉剂的条件下，终于成功地为甘渭汉结扎了断裂的动脉血管，并做了清创，保住了甘渭汉的双腿。12月，彭雪枫、甘渭汉被送后方医院休养。
1934年4月，甘渭汉伤愈后，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干事，负责了解掌握总供给部、兵站部、卫生部和总直属政治部的政治工作和纪律监察工作情况，参加审理干部违反纪律的案件，引见新任命的师以上干部接受领导谈话。这使他有机会直接受到周恩来、刘少奇、贺昌等领导同志的教育和帮助，对他文化、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提高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4年9月，甘渭汉调新组建的红八军团任组织部长。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长征。红八军团随兄弟军团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后，甘渭汉调任红8军团23师政治部主任。当时掉队的人很多，甘渭汉带一个营负责收容。该营有不少伤愈归队的老兵，战斗力较强。当收容队快要到达湘江边时，天已渐黑，部队十分疲劳，准备第二天再过江。宿营安排就绪后，甘渭汉听到枪声，发觉情况不对头，他从枪声中判断，有被敌包围的危险，即刻紧急集合部队，直奔江边。途中遇上红五军团的部队在埋锅造饭，他赶紧把敌情告诉他们。他所带的收容队当晚渡过了湘江。在抢渡湘江战役中，因红八军团损失严重，12月13日，中革军委撤销了红八军团番号，余部编入红五军团。甘渭汉又回到红三军团，任5师14团政委。
红三军团5师布防在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沿乌江警戒，遭到蒋介石的嫡系吴奇伟部的袭击，师部被迫撤离驻地，师政委钟赤兵带出了师直属队。14团陷入敌包围，甘渭汉临危不乱，在团总支书记李长协助下，当机立断，趁天黑带领全团突出包围，在山林中穿行一夜，追上了4师13团，使部队免遭损失。
同年2月，红一方面军完成了在扎西地区的集结和整编，红三军团三个师缩为四个团，甘渭汉调任红13团政治处主任。红一方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突然掉头东进，二渡赤水，直指敌人兵力薄弱的桐梓、遵义地区。红三军团奉命长途跑步抢占娄山关。红13团一往无前，同先头到达正在投入战斗的红10团直攻到山顶，在增援娄山关守敌的王家烈所部到达前，抢先控制了制高点，形成了与兄弟团并肩打敌反击的有利态势。在长途奔袭抢占娄山关和追歼战中，甘渭汉率领团政治处工作人员深入连队，以模范行动和不间断的政治鼓动工作，鼓舞了部队连续作战的士气和旺盛斗志，使部队发扬了敢打硬拼的顽强作风，有力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1935年5月，部队进入云南境内。在敌强我弱、环境恶劣、部队伤亡较大的情况下，甘渭汉曾表露过早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想法。为此，他在反右倾思想斗争中受到批评，被调到军团新兵营任政委。6月，部队在卓克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即进入芦花黑水，因当地无兵源补充，新兵营被撤销，甘渭汉调军团教导营任党总支书记，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走出草地。到达巴西时，他调任军团直属政治处总支书记。
1935年10月，部队进入陕北，甘渭汉参加了吴旗镇战斗。战后，他患重病，被送到延川县永坪医院治疗。11月，中央军委成立后方政治部，甘渭汉调任政治部组织科长。1936年2月升任组织部长。3月，又调陕甘省委军事部任副部长。当月，在直罗镇成立红29军，甘渭汉调任该军政治部主任，旋即升任该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为配合红军主力的东征和西征作战，4月甘渭汉和副军长谢嵩（后任军长）率红29军一部先在宜川、延长一带同东线敌人作战。以后又奉命率部越过黄龙山，挺进到韩城、合阳、白水、洛川一带，以策应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在南下关中的路上，甘渭汉考虑到部队陕北人居多，有不愿离开家乡作战的思想情绪，他及时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首先打通干部的思想，并发动基层政工人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从而稳定了部队战士情绪。他们一路上打破敌人几道封锁，经过沟深林密的河川和荒无人烟的大山，全军无一掉队和逃亡。在敌区活动数月，吸引了东北军和杨虎城部三个团及一个骑兵团，牵制了敌军从东线向陕北根据地的进攻，配合了红军主力西征。
1936年6月，甘渭汉率红29军转回陕北根据地，在宜川休整。一个月后，红29军在清涧、延川、延长、延安以东、宜川以北一带活动。中央为统一东线地区的工作步调，决定组织东线特委，甘渭汉兼任特委书记。当红29军进到子长县的贺家湾时，陕北军阀井岳秀、高桂滋部，乘红军主力远在甘肃，向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瓦窑堡发动进攻。周恩来副主席急令谢嵩、甘渭汉：瓦市被困，万万火急，速解重围。军情紧迫，甘渭汉亲自带领部队，连夜驰援瓦窑堡，天亮前即投入战斗，不到四小时，打退了进犯之敌，保卫了中央机关的安全，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称赞。
6月24日，红29军离开瓦窑堡返回贺家湾一带，遭遇从清水关过黄河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汤恩伯兵团。甘渭汉带领部队与敌周旋五日，疲惫敌人，于6月30日在禹居、文安驿之间的牛马家，伏击了敌先头部队两个团和一个师指挥所，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然后又连续追击三天，把敌人赶到了清涧以东15里的申家渠，收复了清涧、延川、子长三个县的大部分地区。
7月下旬，甘渭汉在带领南线地方抗日支队追击“围剿”红军之敌时，冲在队伍最前面，不幸中弹，子弹穿透了他的左肺。8月12日，组织上送他去后方医院休养，谢嵩军长带领两个团的指战员，在永坪镇前的大路边冒雨为他送行。甘渭汉让警卫员扶着坐在担架上，对大家说：同志们不要流泪，应该用欢笑庆祝我们的胜利。敌人扬言一个月内消灭根据地，而我们却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我们要多打胜仗，扩大根据地，支援主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部队用响亮的口号声送别甘渭汉政委。在医院养病期间，周恩来、郭洪涛骑马行程60公里去看望甘渭汉，给了他极大的安慰。10月，甘渭汉伤愈归队，继续担任红29军政委。
1936年10月下旬，红29军奉命开赴陕北定边、盐池，接替红28军防务。当时，在红军有力的军事打击和停战议和、一致抗日路线的感召下，东北军与红军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定。当红29军先头部队通过东北军蟠龙防地时，虽然枪声激烈，但都是枪口朝天，放给蒋介石听的，红军无一伤亡；10月24日下午，甘渭汉带领部队通过志丹城时，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到街头看望，毛泽东鼓励部队到定边更好地完成任务，周恩来向大家宣布了三大主力红军已胜利会师的好消息，部队欢呼着离开了志丹城，向定边进发。
地处陕北边陲的定边，东通安边，南引陇东，西接盐池，北达内蒙之鄂托克旗，是一个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经济繁华的富庶之地，也是兵家必争之所。当时中央党校和地方党政机关就设在这里。定边周围政治、军事形势复杂，西北有胡宗南、马鸿逵部的虎视，有内蒙保安队的袭扰，安边驻有国民党军11旅，而大漠匪徒范玉山，仗着骑兵不时窜到定边城下，搜刮民财，强奸民女。定边城内特务、流氓、土匪、娼妓、反动会道门无所不有。这一切，在红军于6月间解放定边后，还未来得及彻底整顿。
1936年11月上旬，红29军到达定边城，甘渭汉和军长谢嵩即领导部队与地方党政机关和各群众团体一起，齐心协力，大力整治定边。在整治定边的同时，红29军按照中共中央一致抗日的主张，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安边11旅和内蒙鄂托克旗、王星旗保安部队暂保中立，互不侵犯，相安共处；打击了马鸿逵部对盐池的进犯，拒马敌于盐池以西百里之外；坚决歼灭了作恶多端的土匪范玉山的骑兵营，为民除了一大害，从而安定了定边的社会秩序，并且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歼灭胡宗南部78师的山城堡战斗，巩固了边区。西安事变后，形势进一步好转，实现了以定边为中心的定边、安边、靖边的“三边”统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工农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驻守定边、盐池的红29军改编为129师工兵营，担负着守卫延安北大门的任务。1938年工兵营改称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2团，甘渭汉任政委。同年，日本侵略军占领绥远、包头，国民党军494旅进驻定边。甘渭汉等率警备2团驻定边城内，国民党军驻城外，相处两年。甘渭汉认真执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注意团结国民党军合作抗战，妥善处理两军之间的各种矛盾，彼此关系较为融洽。当时，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打电报给494旅旅长蒋云台，要他协助蒙古鄂旗张文轩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展开磨擦。蒋旅长接到电报后，便将此事告诉了甘渭汉，使八路军及时察觉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1939年秋，蒋云台的494旅调回甘肃陇南，由邓宝珊部11旅接防。该旅旅长刘保民很顽固，他一到定边即闹磨擦，直至发展到武装挑衅。甘渭汉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率部进行自卫反击，歼灭了该旅两个连。事后，甘渭汉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做通部队指战员的思想工作后，将俘获的人枪交还该旅。邓宝珊也向八路军方面作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39年12月，警备2团奉命来到甘肃陇东地区的环县、曲子一带。中共陇东地委向部队介绍了情况，该地区有一股地主土匪武装，为首的叫赵老五，自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以来，他利用帮会关系到处进行破坏，杀害共产党的干部，使边区的工作很不好开展。为了帮助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开展工作，甘渭汉一边让部队帮助搞征粮等工作，一边进行消灭赵老五的准备工作。就在这时，赵老五发动了环县事变，使许多地方干部被捕和惨遭杀害。
1940年1月，警备2团在甘渭汉和徐国珍率领下，向赵老五匪徒展开了全面进攻，经过两个月的作战，彻底摧毁了赵老五几代经营的窑尔井沟的老巢，平息了匪患，全部救出了被捕的干部和群众。从此以后，陇东地区再无匪患，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很快，人民生活开始改善。
1940年初，警备2团改属385旅序列。4月，甘渭汉任385旅政委。
1941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调集了30多万军队封锁了陕甘宁边区，对八路军停发经费，叫嚷“要饿死、困死八路军”，使陕甘宁边区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当时，不少部队没有粮食，吃的是野菜、黑豆、红薯和南瓜。没有棉衣，穿的是生羊毛编织的粗线衣。甘渭汉遵照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与385旅旅长王维舟一道，率部屯垦大凤川。没有房住，他们就用树枝杂草搭棚露宿于山林野谷；没有工具，就自己动手铸造；没有种子，就以换工形式向周围村庄的老乡筹措。全旅广大指战员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掀起了开荒生产的热潮。甘渭汉同战士们一起上山开荒，下田插秧，劳动休息时他便和战士们拉家常。他组织大家开展劳动竞赛，使生产记录不断刷新。刚开始的几天，385旅开荒的成绩平均每人每日5分地，一个星期后，上升到每人每日开七八分地，涌现了一大批劳动英雄。留守兵团各部队1940年收粮2400担，1941年收粮1170担，1943年收粮猛增到9.3万担。其中，甘渭汉领导的385旅做出了很大成绩。此外，他们还办起了许多小厂矿，从事服装、木材、药品的加工，以及造纸、挖煤、晒盐、铸造等多种经营，收益大增。全留守兵团1940年的赢利达223万元（边币），1941年的赢利猛增到1200万元，1942年的赢利又猛增到4000万元。
当时，一些外国人不了解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情况，污蔑八路军在荒山野林种植鸦片烟。1943年秋，延安来了一些观光的外国人，有国际知名人士和新闻记者。中共中央安排他们参观边区部队，当他们亲眼目睹了八路军大生产运动的实际情况后，消除了误会，称赞八路军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一支了不起的部队。
部队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拥政爱民运动。甘渭汉以身作则，带领部队多为政府和老百姓做好事。从春耕到秋收都抽出大量的人力去帮助群众，开展助民义务劳动。部队的医院、卫生所为驻地群众免费治病。甘渭汉和旅长王维舟，看到驻地卫生条件差，生病的老百姓很多，而陇东地区没有一所医院，他俩商议后就向旅卫生部长秦光远提议，创建一个专门为群众治病的医院。于是，在770团驻地庆阳办起了一所“利民医院”。当地许多患疟疾、伤寒、痢疾、花柳病的病人，经过利民医院的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他们给医院送来了一幅大匾，上面写道：“利民医院妙术：仁心济众，妙手回春。”
1943年初，甘渭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历史、党的建设等理论，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践，进行回顾总结。这期间，他参加了中共七大。1953年4月1日他在自传中写道：“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虽然大部分时间参加甄别工作，但在学习两条路线斗争中，较系统地认识了毛主席指引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和伟大，特别是参加七大后，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又有更进一步提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甘渭汉奉命离开延安，于10月底进入太行山区，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任副主任（王从吾兼主任）。该校每期学习半年，1946年5月第一期结业。6月，正当准备开办第二期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晋冀鲁豫党校停止招生。7月初，甘渭汉调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7月2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为适应形势的突然变化，动员部队和地方武装投入自卫战争，甘渭汉认真贯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指示，按照军区党委部署，组织并率领政工人员，深入部队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大力整顿思想，克服了指战员中一度出现的厌战情绪，增强了斗志，统一了思想，使中共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得到顺利实施。
解放战争的头一年，为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作战的使命，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随野战指挥部行动，甘渭汉组织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装，为主力往来于黄河两岸架桥铺路、清障设卡，积极开展破袭战、迷惑战、阻击战，断敌交通补给线，迟滞、调动敌军，从而保障野战主力大踏步的机动和隐蔽结集，先后发动了陇海、定陶、巨金鱼战役和豫北攻势，在运动中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出色地完成了策应野战主力的战略出击和钳制敌进攻兵力的任务。
1947年9月，甘渭汉升任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当时，野战军主力已转入外线作战，跃进大别山。为继续歼灭内线敌人，10月，晋冀鲁豫军区抽调太行、冀鲁豫两军区部分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豫北指挥部，以拔除内线分散孤立的敌据点。新组建的豫北指挥部由陶国清任司令员，甘渭汉任政委，在他们共同指挥下，部队先后两次对敌人长期盘踞、工事坚固的长垣县城发起攻击，于12月20日攻占长垣县城。甘、陶又乘胜指挥部队肃清了进占封丘、延津两个县城外围据点之敌，扩大了解放区，配合了野战主力的外线作战。
1948年春，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相继向国民党军发起强大的春季攻势。为加强反攻力量，迅速夺取豫北战场的胜利，5月，华北军区决定以冀南军区的部分部队和地方武装合编为第14纵队，韦杰任司令员（8月即调离），甘渭汉任政委。在甘渭汉主持下，部队进行了短期整训，并开展了整党和评功评模活动，很快使这支从各方面汇集到一起的武装力量，达到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统一，投入了解放豫北的战斗。从7月起，他率部转战豫北，钳制敌40军不能南窜，并先后攻占封丘、淇县等八九座县城和新乡、郑州间黄河大铁桥，清剿豫北国民党残兵和杂牌武装，共歼敌约2万人，打得残敌龟缩到新乡、安阳两个孤立据点。11月中旬，他又率部完成了对新乡的包围，困敌持续五个月。在实行长时间军事围困和政治瓦解的形势下，迫使敌人一个团在团长庞庆振率领下起义。1949年4月，程子华率东北野战军先遣纵队南下，路经豫北两支部队合兵一处，对敌开展强大政治攻势，逼迫新乡守敌于5月5日投降。与此同时，在四野南下部队的配合下，一举攻破了安阳古城，歼灭了顽固不化的安阳守敌，豫北地区完全解放。甘渭汉出任新乡军事管制委员。
1950年1月，甘渭汉升任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政治部主任。9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党和祖国人民的重托，跨过鸭绿江出国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时，东北地区成为志愿军在国内的近后方。11月，甘渭汉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不久任东北军区干部部部长。他积极协助军区领导人整军备战，支援朝鲜战争。1955年2月，甘渭汉升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干部部部长。这期间，他不仅担负着军区贯彻全军统一管理干部、实行军衔等项制度繁重的组织领导工作，而且为志愿军干部的补充、调配、轮训和休整付出了极大的精力。
1956年，甘渭汉调军委总干部部任副部长，以后总干部部并入总政治部，甘渭汉任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他在从事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的长期实践中，在中央军委和罗荣桓的领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坚持按军队建设的实际需要选拔任用干部；坚持以德才为标准，选贤任能；坚持公道正派，搞“五湖四海”。他把广泛地结识和熟悉干部作为做好工作的基本条件，除有计划地考察了解，宿舍、会场、病房、食堂也是他经常接触干部的场所。他待人诚恳、直爽，关心干部不分亲疏，不择新老。对受过错误处理抱有怨气和犯过错误而灰心丧气的干部他更为关心，热情地疏导和安慰，多次登门做工作。他十分注重身教，严于律己，严守干部工作的纪律和办事程序，凡涉及自己的问题，自觉回避，对亲属、子女、熟人、同乡的升降调转及离退去留等，他从不无原则干预。他的这些可贵品质，为众多的同志，尤其是老同志所熟知和钦佩。
1966年2月，甘渭汉调成都军区任第四政委。但是，由于他是彭德怀的老部下，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黄分子”的阴影一直伴随着他，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无辜地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打击和迫害。几经批斗折磨之后，1969年10月，他被放逐到东北一块荒旷的盐碱滩上喂鸭子，饱尝了孤独和忧伤之苦。
1972年10月，甘渭汉恢复工作，出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旅大警备区政委。重新工作后，他没有考虑自己的官职和地位，更不崇尚世故，而在深思着眼前的那场动乱是否完结。他把“试玉当烧三日满，辨材更待七年期”的古训写在自己的学习笔记上。“四人帮”一伙搞“批判经验主义”、“反击右倾翻案风”，他表示极大的愤慨，在干部会上公开告诫大家千万不要盲从。当“四人帮”派人在旅大频繁活动时，甘渭汉察觉后，冒着政治风险向一些领导同志打招呼：这些人是紧跟江青的，决不能靠上去。
1977年11月，甘渭汉担任沈阳军区第二政委。他同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领导军区部队坚定正确地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清理思想，纯洁组织，改善军政和军民关系。1978年10月，他同沈阳军区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按照邓小平的指示，组织所属部队率先在军内开展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和进行否定“两个凡是”的教育。1978年11月，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他竭诚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80年1月，甘渭汉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他衷心拥护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重新建立，为全军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建立和党风党纪建设，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他遵循党内反对错误倾向的正确方针，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贯之以行。他对在“两案”中犯错误的军队干部的党内审查工作，倾注了很大精力，努力实践中共中央关于以政治斗争的办法处理问题的指导思想。他认真贯彻纪律检查工作的指导方针，维护党纪，从严治党。在原则问题上，无论是对职位比他高的，资历比他老的，或者个人关系同他好的，他都只讲真理，不徇私情。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他不怕得罪人，不怕孤立，不怕丢选票，也不怕别人告状。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也从不文过饰非。在十年动乱中，他表现得坚贞不屈，但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违心经历的事情，也从不隐讳，多次在严肃的场合主动地作自我批评。
1982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全军实行精简整编。甘渭汉从军队建设大局出发，上书陈情，要求组织上批准他先行辞去总政治部副主任，以减少副职，待军委确定合适人选后，再行辞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一职，但均未能获准。1984年，中共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甘渭汉再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并在大会上诉诸机关干部，同时认真负责地向组织推荐了接替的人选。1985年3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他的请求。
甘渭汉离开工作岗位后，免除了案牍之劳，但他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党的事业。为了解老解放区的建设与改革，1985年初冬，他从首都登上通向故土的列车，像一片归根的落叶，回到了50多年前战斗过的江西和闽西革命老根据地。在那里，一个半月，行程1800公里，走访了18个市县，和干部群众座谈70多次。在那里，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有他亲手采集的一束山花，老暴动队员的院落留下了他的脚印，他站在黄公略墓前久久凝视，他走进烈士遗属的家门问寒问暖。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老区的今与昔、喜与忧、乐与愁使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到京后，他即刻抓紧撰写这次老区之行的调查报告，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尽快改变老区面貌的五点建议。
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甘渭汉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5年12月下旬，甘渭汉因病住院。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十分关心他的健康，先后到医院探望。医护人员千方百计为他治疗。但终因病情日趋恶化，于1986年4月1日病故。终年78岁。
甘渭汉为中国革命，为军队建设，奋斗了60个春秋。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们将永远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