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伏兆、李湘对敌人战略意图的判断，与志司、兵团等领导对敌人行动的判断一致，因而全军主动做好了粉碎敌人进攻的准备。
10月13日凌晨3时许，敌人在67军防御正面，先是以飞机轮番轰炸，接着是震耳欲聋的炮火推进式轰炸，最后用坦克边开进边进行破坏性射击。顿时67军前沿阵地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一场恶战开始了。
旷伏兆和李湘汇集各方面报上来的情况分析，看出了敌人进攻的重点地段，并加强了对那里的具体指挥。指挥员所到之处，都能看到自己的战士与连续发起集团冲锋的敌人展开厮杀，战士们一次又一次地从被炸塌的工事里钻出，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的动人场面。许多阵地的工事被炸塌了，战士们便顺势跃入炮弹坑抗击敌人。不少战士子弹打光了，就同敌人拼刺刀，刺刀拼完了，就用抢托、铁锹，砸敌人、砍敌人。各阵地出现了反复争夺的局面。不少连队的阵地失而复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
200师598团8连，在迎击敌人两个营的进攻中，2排连续击退敌人排至营规模的八次进攻。阵地一度被敌人分割后，出现班自为战、人自为战，大家自觉地依托被炸毁的工事和弹坑同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副排长刘东武七处负伤，右臂被打断，最后被几十个敌人包围后，毅然拉响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战后，他被誉为“杨根思式的英雄”。
598团坚守的638.5阵地西侧，敌人从进攻的当天凌晨3时开始，先以炮火猛轰两个多小时，发射了万余发炮弹，将所有的通信线路炸断，地面主要物体被摧毁。敌人接着又将20余辆坦克开至598团7连阵地600余米的山脚处，用坦克炮直射，又连续轰炸一个多小时。阵地上的物体被炸得腾空而起，弹片夹着碎石、木桩等物四处飞落。许多战壕被炸平了，岩体被炸塌了，猫耳洞被摧毁了。7连的战士们被硝烟呛得喘不过气来，有的战士被埋在了土里。
观察敌情的战士在隐蔽坑里发现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在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向7连阵地的小山头包抄上来。坚守阵地的1排，在排长齐俊英的指挥下，及时果断，沉着应战，依托残存的工事和石坑抗击敌人，连续打退敌人五次进攻。
战至黄昏，1排打退敌人九次冲锋。前来指挥战斗的焦文生副连长壮烈牺牲。排里只剩下排长齐俊英和两名战士。敌人又发起第10次进攻时，情况已十分危急，齐俊英带领两名战士准备用仅有的6枚手榴弹、一梭子冲锋枪子弹、一根大爆破筒，同敌人决死到底。
决死战斗进行中，一名战士中弹牺牲。这时，齐俊英十分沉着，命令身边唯一的一名战士立即回连部报告情况，自己坚持只身孤胆作战。敌人听不到阵地上志愿军的枪声，看到阵地只有一人，便一窝蜂似的涌入阵地，争抢战功。齐俊英突然起身高举爆破筒，在敌始料不及中冲入敌群，一声巨响与五六个敌人同归于尽。经过一天的战斗，1排虽然只剩下一人，但他们歼敌200多人。
具有丰富战场政治思想工作经验的旷伏兆，不断指示各师团政治工作人员，及时总结战场经验，大力表扬战斗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斗积极性，各战斗连队纷纷掀起了杀敌立功运动的热潮。
在67军的左侧，敌人以3个团的兵力，在40多辆坦克、百多门火炮和十多架飞机的配合下，向199师防御的正面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在569.5高地上，596团1连英勇抗击敌人一个团的轮番攻击，战士们在子弹打光了的情况下，用石头、木棍等物同敌人展开肉搏战。
596团6连3排，在后洞里北山抗击敌人一个营的10多个小时的连续冲击。3排战士一天内歼敌200多人。
596团8连，在巨里室北山抗击敌人4个连的13次冲击，未丢失一寸阵地。
67军右翼的600团，一天内，抗击敌人两个团的轮番进攻。守卫491.8高地的6连，抗击敌人长达28小时的16次进攻，顽强地阻击了敌人的进攻，并取得了歼敌400余人的胜利。
哪里最困难，哪里战斗最激烈，旷伏兆、李湘等军领导就出现在哪里。旷伏兆鼓励指战员们：“仗打了3天，击毙敌人1.7万余人，敌人只推进两公里。美军第7师伤亡惨重，已被迫撤到第二线休整。这个仗，我们打得相当好。”
在旷伏兆、李湘的指挥下，67军在金城南70余天的阻击战中，经过大小战斗710余次，杀敌3.7万余人（其中美军1.8万余人），击落敌飞机39架，击毁击伤敌坦克130余辆（其中击毁79辆）。敌人以惨重代价，向我推进不到10公里，占去土地150余平方公里，平均以死伤174人的代价占领1平方公里的土地。打得美军最后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旷伏兆23岁任********，25岁任旅政治委员，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频繁的战斗情况下，这位年轻的领导，是如何把自己领导的单位搞得生气勃勃的？是如何发挥指战员的战斗积极性一次次打败敌人的？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说到底，他靠的是党的领导，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靠自己以身作则，大抓团结工作，发挥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克服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旷伏兆任冀中警备旅政委时才25岁，这支部队是由八路军120师特务团的一部，与抗日战争爆发后冀中地区自发成立起来的几股抗日小武装合编而成的。部队人员复杂、基础薄弱、战斗力不强。在旅机关干部中只有四位是老红军，还有少数进步青年，大部分都是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以上干部中，也有旧军人出身的。这些人，在民族危亡时刻，尽管抗日热情高，但对抗日前途却感到渺茫，缺乏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旷伏兆遵照党对这支部队“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耐心细致地做工作，特别是大抓团结教育工作，通过团结广大干部，发挥干部的作用，先稳住部队，再通过耐心教育，提高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新组建警备旅后，工作千头万绪，作为当时旅的领导、政治工作领头人的旷伏兆，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首先重点做好旅长王长江和副旅长张存实的工作。王长江旅长原是国民党河北民军副总指挥，为人耿直，有爱国心。张存实副旅长是****地下党的老党员，在复杂的斗争中与党失去联系后仍为党工作。两个同志都有相当的阅历，有知识，尤其是王旅长有带兵作战的经验。两人都是因对张荫梧破坏抗战、坚持反共不满参加八路军的，年龄都比旷伏兆大20来岁，在中下级军官中有较大的影响。旷伏兆在生活上关心他俩，政治上信任他俩，工作上支持他俩，由于充分发挥了旅长、副旅长的积极性，达到了团结中下级军官、巩固部队团结的目的。
旷伏兆带领老干部和党团骨干，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让群众学习有榜样，前进有领头人，旷伏兆还大胆使用新干部和知识分子，充分信任他们，很好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旷伏兆关心爱护干部，但对干部中出现的不良倾向，不论新老干部都要找他们谈话，认清原委，对于违反政策、违反纪律的事，都严格批评，让人心服口服。他对干部总是以说服教育为主，一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从不轻易处分人。尤其是对领导干部，由于思想主观和考虑不周致使工作中出现错误，他不是一味地批评责备，而是耐心地帮助分析出错的原因，让其放下思想包袱，继续前进。
旷伏兆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尽快地让干部和群众了解政策、掌握政策，坚决地执行政策，按政策将问题处理好、把事情办好。
晋绥军区独立22师于1951年撤销，该师政委李兰芳奉命率领一部分干部于12月入朝作战，并全部分配到67军各师任职。李兰芳任201师政治委员。1952年“****”开始后，有人检举说：独立22师撤销时有4亿元（旧币）去向不明，怀疑李兰芳有严重的经济问题，要求他停职检查。由于运动中群众情绪激愤，李兰芳觉得自己刚到67军的时间不长，即使老老实实说明问题，恐怕大家也难以相信，因此思想上压力很大，情绪低沉。
旷伏兆知道李兰芳的情况后，为了了解情况，解决问题，亲自找李兰芳交谈，要他放下包袱，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并让他提供线索主动协助组织搞清自己的问题。经过严格的调查，4亿款项已移交给接收单位，分文不少。
李兰芳的问题搞清后，他积极投身各项工作。事后每当提起这件事，他总是深情地赞扬旷政委工作深入，有胆识，勇于负责，处理问题从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从不以感情代替政策，坚持从实际出发，按党的政策办事。
1942年5月，冀中军区获悉日军头目冈村宁次调集5万多兵力进行了“铁壁合围”，军区命令6分区部队要趁机跳到外线活动。
第6军分区位于冀中区南部，以石德线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这时，旷伏兆政委率领一部在路南指挥部队作战。旅长王长江则带领旅直的三个连与警备1团2营在路北深南县（旅部及6分区司令部设在深南县）。军区命令仍在路北的部队立即向路南转移，旷伏兆在路南看到军区电报后，通知路北的王长江旅长立即撤向路南。王长江于5月9日率部向南转移至石德铁路时，突然改变了原定计划，不想离开路北，他说：“深南是革命老根据地，我们不战而走，老百姓怎么看我们？我们的责任重大啊！”他怕敌人来了，八路军不战而去，对不起人民群众，因此他决心留下来坚持反“扫荡”斗争。于是，他又将部队带回深南县的东西河头村。
没料到日军第41师团开进深南县城后的第二天，即5月11日，以2万多兵力，对深南进行“拉网扫荡”，来势凶猛。王长江带领部队驻东西河头村，被8000多名日伪军，在3架飞机、4辆坦克掩护下包围了，情况十分严重。王长江虽然采取白天固守晚上突围的战法，歼灭了不少敌人，并且突围了出来，但23日，又被6000多日伪军包围在李家角村。尽管王长江率部英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歼灭了400多敌人，但处境仍十分困难。敌人最后穷凶极恶地释放了毒气弹，警备旅牺牲了83位同志。最后，王长江带领的部队被冲散，遭到很大的损失。
旷伏兆得知王长江在路北受挫后，十分惦念他的安全和健康，曾两次派人让他立即到路南，但王长江仍坚持不离开深南，一再痛心地说：“队伍损失成这个样子了，我怎么好到路南去！我要亲手把失散的人员收拢起来，恢复部队建制。”王长江仍对敌情估计不足。形势发展越来越严重，敌人不断进行“拉网扫荡”，村村有敌人，到处安据点，修炮楼，抗日活动很难开展。
旷伏兆听了从路北潜回的第6军分区参谋长叶楚屏汇报的情况后，见王长江仍不肯到路南，十分着急，立即派了一名科长和一名股长带领几名得力的侦察员到路北去，任务是：一是接回王长江旅长；二是加强对收容工作的组织领导。
王长江在旷伏兆的关怀下，带领二三十名同志从路北回到路南后，旷伏兆亲切地接见他们，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并以“胜败乃兵家常事”的道理安慰王长江，还同王长江多次分析日军最近几次行动的变化特点，反复研究村落防御战的基本经验，以及部队下一步行动的方案。
由于王长江和从路北回来的同志得到了旷伏兆政委的理解、关怀和信任，在后来的工作中，仍然大胆、积极负责。
1945年春节前，河北容城县南部的极村、张市、马庄、南文等村庄的一些贫苦农民，在少数干部的默许之下，误学外地的做法，组织什么“贫民会”（又被人称之为“穷党”），聚众而起，硬性向一些富裕户“借粮”4万余斤，后来闹成了“借粮事件”。“借粮事件”没有被制止，很快影响该县北部的一些村庄，一些不良分子想趁火打劫，到处煽动说：“南边已组织了‘穷党’，参加‘穷党’有饭吃！”在少数人的鼓动下，也开始了向富裕户“借粮”，搞得富裕户惶恐不安，纷纷将自己的粮食出售，造成市场粮价从200余元一斗跌到160余元一斗。一些不法商贩乘机囤积居奇，扰乱市场。
时任冀中地委书记的旷伏兆知道“借粮事件”后，立即召开有关人员会议，研究解决这一影响社会安定和抗日大局的事。旷伏兆在会上严肃地说：“出现这件事情没有及时制止的原因，是我们一些干部对当前党的政策、策略认识上模糊不清，组织纪律观念差。这一事件破坏了党的政治影响，损害了党的政策和威信，给日伪汉奸造谣破坏我团结抗日政策制造了借口。”
旷伏兆为了让干部掌握党的政策、路线，向干部们特别强调指出：现阶段革命任务不是土地革命，农村的中心任务是减租减息，让广大群众有地种，发展生产，支援抗战。旷伏兆要求各级干部要将群众的情绪很好地引导到对大地主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和要求租地主土地的斗争上来，对被“借”粮户要分清情况，妥善处理好。
各级干部按照旷伏兆的指示，深入群众，反复耐心地进行党的政策教育，讲清团结各阶层人士抗战的重要性，纠正过左过急的做法，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发展生产、团结抗日的中心任务上。经过一段工作后，在发生过“借粮事件”的地区，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又重新出现了全民团结抗日的大好形势。广大人民群众反映说，这是旷伏兆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的结果。
67军组建时，由于所属的三个师经历的历史时期不同，部队的工作作风、作战经验也不一样，各有长短。作为军队政治工作一把手的旷伏兆，为了尽快使全军思想作风一致，有利于提高战斗力，狠抓了部队组织和思想作风建设。他亲自掌管对军、师两级干部的调配，在军内对干部有计划地进行交流，达到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
67军入朝后，从晋绥军区独立22师调入一批干部，也从院校分配来一些干部，旷伏兆对所有干部一视同仁，量才而用，使大家各得其位，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才干。
旷伏兆重视人才，不仅爱护、关心下级干部，而且团结、支持同级干部的工作。北平和平解放时，原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刘儒林被分配到67军任副军长。在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十分敌对的情况下，我军一些人对国民党高级干部不信任。旷伏兆却不然，他不但主张用，而且要用好，用人不疑。为此，他经常与刘儒林热诚交谈，向他介绍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说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听取他对军队工作的意见；平时，按规定让他阅读各种电文，使他真正感到自己已是人民军队中的一员，而且身负重任；在生活上对他照顾，工作上大胆使用，分配他管重要的炮兵工作。并经常教育干部和部队要自觉地服从刘儒林副军长的领导，听从他的指挥。
广大干部战士的尊重，组织上的信任、支持，使刘儒林深受教育和感动。他在工作中，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各项任务，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优秀将领。
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旷伏兆一边指挥打仗，一边积极做群众工作，恢复工农业生产，搞活经济。他领导部队和地委干部，在群众中开展小的贷款，组织生产救灾和生产自救，为人民群众解决困难，增强抗日力量。采取的办法是部队到了一地，根据当地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先拿出一部分粮食（小米）借给群众，让他们换成现金，再去做各种小生意，开展生产自救，赚些钱以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对军烈属、堡垒户和基本群众给他们小的贷款，让他们搞畜牧业和种植业，一步步发展，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深受人民群众的赞扬和支持。
在领导根据地人民抗战中，旷伏兆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吃住在堡垒户家，与村民和睦相处，从不让人家搞特殊照顾。相反，他严格遵守当地各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处处为群众着想，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疾苦。有一次，他患了重感冒，上级卫生部门为他特地送来两支注射剂，当时这种药特别贵，只有两支，旷伏兆看到房东老大爷也患了与自己同样的病，便指示医生给老大爷也注射了一支。人是有感情的，这件事虽小，但是人民群众受到很大教育，说共产党的干部是真正关心人民疾苦的干部，他们更加爱护、关心子弟兵了。
旷伏兆也从没忘记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解放后，他像亲戚一样常去看望他们，米黄庄的于景波、张瑞喜、张瑞年，米北庄的文保元，杨庄的翟景一、曹庆申等堡垒户的老汉，对他们总是念念不忘。在生活最困难时期，旷伏兆还将自己节余下来的粮票寄给他们。旷政委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外地来北京的，不管是老战友，还是老下级，或是根据地的老乡，只要交通、住宿困难，他都想办法帮助解决。
旷伏兆任冀中地委书记时，杨英任地委副书记，杨英的妻子罗云也是党的干部，因战争环境恶劣，将第一个出生的小孩送给了当地一户人家，后来，这家的男人当了汉奸，杨英夫妻多次要求将自己的孩子要回来，那家人死活不给。“革命的后代决不能给汉奸当儿子！”杨英给旷伏兆写信求援。旷收到信后，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抢孩子”方案。将孩子救出时已是秋天，孩子身上一丝不挂，旷伏兆专门为孩子买了新衣服、新鞋袜，穿着一新才将孩子送给杨英夫妇。
亲骨肉回到身边，杨英十分高兴，为了纪念孩子的新生，给小孩取名杨新生。1949年4月，杨新生在天津实验小学读寄宿生。有一天，旷伏兆去看望孩子，见杨新生穿一双大脚趾已顶出来的旧鞋，便马上带他上街买了一双新鞋。旷伏兆一直关心新生长大成人。
在抗战后期，旷伏兆看到一位当过红军的老战士，40岁了还没娶亲，于是，他亲自为这位战士牵线搭桥，并派警卫员陪他去相亲。双方谈成后，还为他们组织婚礼，派人布置洞房，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1981年，旷伏兆任铁道兵第二政委时，组织编审冀中抗日斗争回忆录时，被在国家体委工作的刘哲浩知道了，他想起了自己在1939年除奸运动中被定为“托派”，几十年来不仅自己戴着“托派”的帽子，而且也给家人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当时，旷伏兆在冀中任过地委书记，对于当时的运动一定了解，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旷政委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解决自己的冤案。旷收到信后，感到此事虽然不是自己处理的，而且已过了几十年了，但他认为事情没有解决，已影响了人家大半辈子，而且连累了家属子女，决心为刘解决此事。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调查了解情况，发现刘被定为“托派”确是错案，应建议有关部门给以解决。在旷的关心下刘哲浩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使他放下了包袱，轻松地工作和生活。
旷伏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他们，又体贴、关心他们的进步和成长。工作之余，他经常找身边的工作人员谈心、拉家常，了解大家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情况。对大家做出来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和表扬；对一些人的差错，不仅提出批评，而且帮助找出原因，提出改正的措施。在旷伏兆政委身边工作的人都反映，旷政委既是严师，又是慈祥的兄长。这话不无道理，因为他把一个个普通农民出身的工作人员，培养成为全心全意工作的优秀战士和出色干部。他关心人、帮助人的崇高品格，大家永远牢记心中。
旷伏兆出身贫苦，没有条件上学，只是跟人学徒的时候，靠口勤手勤，学会了一些常用字。参加革命后，为了搞好工作，他孜孜不倦地边战斗边学习，文化程度不断得到提高。进入和平时期后，他更是废寝忘食，分秒必争地边工作边学习，学而不厌，进步很快，不但能读各种文件、书刊，而且能写出通俗生动的工作总结和回忆文章。旷伏兆的好学精神是感人的，求知欲是惊人的。
旷伏兆将自己的爱人许更生作为自己文化学习的“老师”。他们新婚后不久，旷伏兆率领警备旅在涉县一带休整，环境比较安定，他决定抓紧难得的机会好好学习一下文化知识。许更生将自己在小学和中学里学到的代数等知识向他灌输。为了学习文化知识，旷伏兆总是始终如一地倾耳注目，专心致志地按时做好作业，认真的精神如同一名优秀的学生。
在紧张艰苦的战争年代，旷伏兆结合战斗命令、工作总结和写战斗日记学习文化。
1958年3月，组织上安排旷伏兆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旷伏兆听到自己要进院校学习的消息后喜出望外，他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全面提高自己军政素质的极好机会。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充分利用一切时间好好学习。在学院统一安排下，在通过学习马列著作和******著作的基础上，旷伏兆对自己长期革命斗争的经历，作出了客观的回忆和总结，肯定了经验，明确了还存在哪些不足，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军事、政治和思想理论水平。通过两年的系统学习，他在文化知识水平、写作能力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提高，以优异的成绩领到了毕业证书。
旷伏兆于1960年调任地质部任副部长后，从十分熟悉的部队工作，到不熟悉的专业性很强的地质部门工作，怎么办？旷伏兆决心一切从头学起，为了尽快熟悉和搞好党组织交给的工作，他废寝忘食地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地质方面的知识，专心致志地投入搞好地质工作的建设中。他还将部队工作与地方工作作了比较，找出一些有共同规律性的东西，如将军队中常用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兵法原则运用到地质工作中。他还将长期在部队工作中养成的调查研究、虚心学习、不耻下问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带到新的工作中。旷伏兆对搞好新的工作充满了信心，他常对爱人许更生说：“地质部有著名的李四光部长，还有许多专家、学者，他们都是我的老师。”他尊重知识，爱才如命，常请一些专家、学者到家中探讨问题。旷伏兆每次到基层搞调查研究，总爱带一些科技人员，研究问题时主动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为了尽快掌握地质方面的知识，把国家地质工作搞上去，有一段时间，他每周都请李四光部长给大家讲课，提高大家的业务水平。
旷伏兆坚持活到老，学到老。他利用1972年至1975年比较清闲的时间，认真系统地阅读了许多历史书籍，还看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名著。他对一些历史典故，对于《水浒》、《三国演义》里的一些人物，能绘声绘色地讲给大家听。
1983年，旷伏兆担任全军的离退休干部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他除了为制定和完善军队离退休干部工作政策、积极为老干部解决实际问题而竭尽全力外，还抓紧时间练习书法。写毛笔字没有基础，不知怎么运笔，就从书法字典中找笔法，坚持每天一个字一个字地练，反复练，还经常在办公室用手默写。久而久之，功夫不负有心人，旷伏兆终于掌握了书法的基本知识，每逢七一、八一、国庆等一些有意义的纪念日，他就以书法题字或写条幅来庆祝节日。他还能一气呵成书法家蒙子军的一幅狂草条幅，也能以自己的书法特点书写一首长诗。不管做什么事，他总有一种刚毅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这恐怕是他想做的事情总能成功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