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伏兆（1914～1996），江西省永新县人。1929年参加本地工会，曾任乡工会委员，县模范团大队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8军第70团班长，红六军团第18师卫生部政治指导员，第17师新兵营营长，龙桑独立团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16师46团副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省方山********，山西战总会第2支队副支队长，冀中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委员，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10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补训兵团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6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第1纵队政治委员，第二十兵团67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铁道兵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世纪20年代初，在江西省永新县埠前地区，一位乡村裁缝带着一个可怜巴巴的男孩儿经常走村串户，为生计而疲于奔命。
这位龃齿未落的男童，被父亲托付给本村裁缝师傅学徒。说是学徒，实际上是伺候师傅干一些杂活。在漫长的三年中，他除了得到一些维持生命的杂事外，没有得到一个工钱。贫困的生活，艰苦的环境，并没有使他垂头丧气，他像一棵从石缝里钻出来的小树顽强地生长着。由于食物单一，营养不良，他虽已十三四岁了，个头却不高，但劳动却使他胸挺宽阔厚实，双臂粗壮有力。居无定处的环境，衣单食薄的生活，锻炼了他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精神，遇事肯动脑筋的习惯，使他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
这位出身贫苦的男童，就是新中国157位开国中将之一的旷伏兆将军。
旷伏兆于1914年1月出生在永新县埠前乡新田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在他之前有了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在他之后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这些亲骨肉，有的因疾病无钱治疗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女孩子因生活所迫而出嫁。在伏兆懂事时，家中只留下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了。祖上留下的几间旧屋已毁于火灾，住在租借亲戚的屋子里，生活更加困难。为了减少吃饭的人口，为了使孩子能长大成人，伏兆的父亲不忍心地把小小年纪的伏兆托付给了裁缝。
春夏秋冬，旷伏兆跟着师傅走东村串西寨到处闯荡，打听谁家有活计。有一天，他和师傅走在井冈山下看到一支衣着并不整齐的队伍迎面走过来。开始距离较远时，他和师傅心里有点害怕，怕遇上的是土匪，或反动的地方武装；怕他们搜身抢东西；怕把他们抓去当挑夫；怕他们骂人、打人。当与队伍越走越近时，发现这支队伍与过去看到的不一样，他们中多数人扛着枪，还有不少人扛着长矛和木棒，看不出谁是官谁是兵，相同的是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缀有红色五角星的灰色八角帽，表情都很善意。如果他们不穿军装、不拿枪棒，和农民兄弟没有什么区别。
旷伏兆特别留意观察：看到队伍经过村子时，既不抓老百姓的鸡鸭，也不抓夫抢东西，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是一支什么人的队伍？正当伏兆和师傅纳闷时，村里人议论说，这支队伍是一个叫毛委员领导的从湖南开过来的专打反动派的工农子弟兵。随后，无论落脚到哪个村都可以听到群众议论：毛委员叫******，他带领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工农红军是专打反动派、专打土豪劣绅，为穷人求翻身解放的队伍。旷伏兆听到这方面的情况多了，心里像点亮了一盏明灯，他十分敬仰这支队伍。从此，他非常关心有关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消息。
1928年6月，在吉安县乡下做工的旷伏兆，听到红军第三次打下永新县城时，家乡的唯一一户大地主仓皇逃走的消息非常高兴，他立即告别师傅，回到家乡参加了革命。开始，他任文雅乡工会委员，不久，又被选为乡赤色少年先锋队大队长。在工作中，他埋头苦干、东奔西走、临危不惧、进步很快，1932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初，全乡召开团员大会，动员共青团和广大青年参加红军，旷伏兆带领八名团员参加了红军。参加红军后，旷伏兆时刻以一个革命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久，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旷伏兆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为党的事业而战斗的工作中。
旷伏兆入伍后，被分配到红8军，由于他在战斗中临危不惧、勇猛果敢，生活中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与大家同甘共苦，进步很快。不久，他被任命为第70团班长。
1933年5月1日，国民党军派出四个营和一个骑兵连到湖南茶陵接运物资，旷伏兆所在的红8军一部接到命令，立即埋伏在九渡冲十余里的峡谷中，将经过此地的敌人分割包围，悉数缴获了敌人的粮食和弹药。28日，敌人又一次地运送物资，在棠市再一次遭到红军的重创。
在上述两次战斗中，旷伏兆带领战士们猛打猛冲。牛刀小试就显现出了旷伏兆是棵好苗子，得到了同志们的好评和领导的重视。不久，旷伏兆被送入工农红军学校湘赣分校学习，学习科目有语文（识字、造句、作文）、政治问题、步兵班战术教练、步兵从主要的兵种到游击队怎样动作等。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学习，他以政治思想和军事素质双优良的成绩毕业后，分配到红18师卫生部任政治指导员。
1933年11月初，在坚守梅花山、保卫永新城的战斗中，国民党西路纵队司令刘建绪指挥两个师向红军连续猛烈进攻。国民党军第16师师长彭位仁为了攻下梅花山，抢夺头功，组织了“敢死队”。他向部下许下“攻下梅花山，每人奖50块大洋，‘敢死队’加倍”的诺言。在金钱的诱惑下，贪财的敌人穷凶极恶地向红军发起连续进攻。红8军指战员群威群胆，以一当十，英勇顽强地顶住了敌人的进攻。
旷伏兆带领医护人员、担架队员，冒着枪林弹雨和炮火硝烟抢救伤员。连续几天，旷伏兆顾不上吃饭和睡觉，嗓子喊哑了，眼睛熬红了，他始终坚守在岗位上。在兵站救护所，他指挥医护人员抢救重伤员，由于药品和医疗器械奇缺，不断地有人要他解决问题。他对一位焦急地反映镊子不够用的护士说：“砍根竹子，劈开一棒，削一削，消好毒，就能做镊子用。”不一会儿，又有人跑来报告说酒精用光了，没有酒精消毒怎么办呢？旷伏兆告诉他说：“从老乡那里买些盐来，可以用盐水消毒。”事情一件接一件，只见旷伏兆东奔西走，应接不暇。
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紧张激烈进行中，旷伏兆调到红六军团保卫局保卫科任政治指导员。这时，由于李德、博古（秦邦宪）等人坚持搞“步步为营”、“堡垒对堡垒”等错误的战略战术，打的是消耗战，敌人越打越凶，红军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六军团在坚守金华山、松山战斗中，拼杀了一个多月，虽然给敌人以重创，但最终没有保住永新城，部队也受到了重大损失。
敌人占领了永新，部队指战员思想情绪受到了很大影响。不少人公开议论说：“仗越大越憋气，苏区越打越小，这样打下去，苏区要丢光的！”部队中不断出现以请假名义探亲不归的，甚至有开小差的。旷伏兆看到这种现象，心里很着急，经过冷静思考后，他发动党团员和基层骨干，一起深入做战士工作，说明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坚持斗争，最后一定能取得胜利。
旷伏兆领导党团员耐心细致地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稳定了大家的思想，巩固了部队。
在与敌频繁交战中，肃反扩大化也影响到基层，不管什么问题，都往阶级斗争上拉，都当敌人对待。保卫队一名战士因思想情绪开小差，被抓回来关了禁闭。这个战士要洗衣服，把他捆住送到河边。洗衣时，看管他的人用枪对准他的脑袋。旷伏兆知道后，说服看管人员不能这样对待战士。后经旷伏兆谈话，这位战士认识到自己开小差的错误，并愿意悔改。
旷伏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正确的政策观念，高尚的情操，受到了上下级的一致赞许。
1934年7月，奉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撤离中央苏区转移到湘中创建新的根据地。指战员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心情十分沉重，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路途远、困难多，更主要的是大多数人不愿离开土生土长长期战斗过的根据地。对于大多数人的心情，作为军团政治部巡视员的旷伏兆来说是理解的。他虽然也有自己的想法，但他绝对服从上级的决定，并且积极做大家的思想工作。
中革军委交给红六军团的任务，实际上是要红六军团到湘赣边联络红3军，在湖南牵制敌人，同时作为先遣队，为中央红军日后的战略转移开路，所以，任务特别艰险。
在战斗频繁的战争年代，指挥员的职务变化快。旷伏兆在部队战略转移中，担任过巡视员、红17师51团8连指导员，后又任营长兼总支部书记，无论他担任什么职务，他总是耐心地教育部下不要只留恋家乡，要以革命工作为重，党指到哪里，就要战斗、拼杀到哪里，直到夺取革命的胜利。他不仅微言大义，语重心长地讲明道理，而且设身处地替人解决问题，与大家同甘共苦地战胜困难，夺取胜利。部队在长途跋涉艰难转移中，不断出现伤病员，一旦到了宿营地，旷伏兆不断强调基层干部做好一些具体工作，而且他自己要亲自检查、帮助烧开水，督促战士们洗脚、挑脚泡。他用几样中草药，为患感冒、腹泻的战士治病。只要对部队、对战斗有利的事，他总要千方百计地做好。部队抢渡湘江时，天上有飞机轰炸，四周有敌人攻击，形势非常危急，旷伏兆命令战士们快上船渡江，他留下指挥骨干在岸边抗击敌人，直到战士们都上了船，他才最后一个撤出战斗。
红军继续艰难地西进，在湖南大庸县鸡公垭地区遭到敌人堵截，红军与敌人展开了厮杀。那里的地形险峻，易守难攻。敌我双方都想占领这个通往永顺县城的咽喉地带，敌人为了死守阵地，事先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因此，战斗打得十分艰难。战斗中，旷伏兆和其他指挥员带领战士数次猛攻，均未能夺取制高点。具体组织战士冲锋的连长、副连长相继壮烈牺牲后，旷伏兆迅速组织火力，发起新的进攻。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旷伏兆高举手枪指挥部队攻到敌阵前，不幸被敌人一颗子弹穿过左肩胛，顿时鲜血如注，倒在地上昏厥了。后来，幸亏司号员找到他，把他送到救护所抢救。
旷伏兆在养伤期间、在转战路上，抓住各种机会，做身边人员的思想工作，给大家讲故事，鼓励医护人员好好工作。伤稍好后，他坚持回到了工作岗位。不久，组织上任命他为湘鄂川苏区龙桑独立团政治委员。在攻打龙家寨战斗中，敌人虽然安营扎寨，但由于旷伏兆和团的领导团结一致、灵活指挥、勇猛攻击，打得敌人如鸟兽散，为红军击败湘西王陈渠珍立了功。
1936年2月底，红二、六军团退出毕节地区，由于追敌在后面紧逼，红军不能直接南下安顺地区，决定西进乌蒙山区，待敌疲惫后再伺机转进安顺地区。就在乌蒙山转战中，旷伏兆被调任红16师46团副政治委员。46团经常担任阻敌追击的后卫任务。有一天，部队被敌人追上包围了，战至黄昏时全团大部已冲出重围，旷伏兆带领的后卫营因为收容了不少伤员和掉队人员，因而与团主力失掉了联络，情况十分危急。旷伏兆对团参谋长说：“现在情况不明，不能盲目前进，如果误入敌人的圈套，后果不堪设想。”参谋长同意旷伏兆提出的先把部队带到一个山凹里隐蔽起来，派出侦察员探明情况后再行动的意见。拂晓前，旷伏兆听了侦察员关于已探明情况的报告后，命令部队火速行动追赶团主力。
部队疾驶至宣威附近时，突与小股敌人遭遇，旷伏兆正指挥部队歼敌时，遭敌暗枪的子弹射中右臂，致使他第二次负重伤。卫生员给他做了简单的包扎后，他又立即投入指挥部队突围的战斗。由于他正确的判断，灵活的指挥，没有让一名同志掉队，圆满地完成了后卫阻敌和收容任务，受到了军团首长的表彰和奖励。
由于旷伏兆第一次负伤的子弹没有取出，又第二次负伤，领导看到他忍受极大痛苦坚持工作很过意不去。师政委晏福生对干部战士亲如手足，他特意安排旷伏兆随师直卫生队行动，并指示将打土豪得来的马给旷伏兆两匹：一匹驮东西，一匹作乘骑。开始，旷伏兆不愿离开46团的战友，经过再三说服他才同意领导的安排，和同志们告别时他流下了热泪，并表示一定跟党中央革命到底。
红二、六军团在宣威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后，很快渡过金沙江，抵达玉龙雪山下。过雪山前，领导上考虑旷伏兆伤重，过雪山困难太大，有意要将他寄养在老乡家里。旷伏兆得知领导要将自己留下，立即找到晏福生政委说：“我臂伤重是事实，但双腿还好，还不至于躺在担架上，大家能过去，我也要过去，即便死，我也要跟红军死在一起！”
晏福生政委看到旷伏兆态度非常坚决，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安排他继续随师直行动。
翻越雪山时，由于旷伏兆伤重、体力差，在狂风、冰雹中，他强打精神拽着马尾巴向山顶爬。他喘着粗气，觉得胸口憋得难受极了。他强忍着，暗下决心，要坚持，坚持，不能倒下。眼看快要接近山顶时，如鸡蛋一样大的冰雹砸了下来，旷伏兆拖着虚弱的身子更难支撑了，他感到头晕，脚步越来越沉，迈出每一步都很艰难，脑海突然产生出“恐怕自己革命到底了”的念头。在“恐怕不行”的念头产生的一瞬间，他不知不觉地松开了抓着马尾巴的手。旷伏兆知道在雪山上坐下来就会起不来，甚至会死去的。此时，他想自己是部队的一名指挥员，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能跟自己的战友们在一起，却随师直行动，还得要别人照顾，与其如此拖累部队和首长，还不如早点“坐下”算了。
旷伏兆刚刚坐下就被晏福生政委发现了，他大声喊道：“旷伏兆，千万别停下，走！赶快走啊！一停下来就会再也起不来了！没命啦！”晏福生关切、着急的声音，使旷伏兆身子一颤，突然清醒了挣扎着想站起来。晏政委立即命令两名突击队员将旷伏兆搀扶到马边，让他重新抓住马尾巴，并护送他过了山顶垭口。这样，在晏政委的关心、战友们的帮助下，旷伏兆才一步一挪地过了雪山。对于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关怀，旷伏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他生前常对人说：“长征路上，如果没有晏政委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我不可能下得了玉龙雪山。”
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不久，旷伏兆和几位团职干部调到红四方面军高级训练班学习，后又入红军大学学习。通过学习，旷伏兆的军政素质和领导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在日军攻占太原的前两天，即1937年11月6日，旷伏兆从太原八路军办事处跟随******副主席离开太原前往汾阳。8日，时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的程子华，到汾阳向******请示工作，周副主席把旷伏兆介绍给程子华，让旷伏兆到程子华那里工作。第二天，旷伏兆跟程子华离开汾阳到了离石。程子华考虑到方山县比较落后，想把那里的工作开展起来，决定让旷伏兆去方山县工作，并向旷交代说：“方山县是块处女地，那里没有我们的工作基础，不仅没有党的组织，连个党员也没有，一切工作要靠自己努力从头做起。”旷伏兆深感肩上的担子重，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做好领导交给自己的工作。
旷伏兆是以八路军和“牺盟”特派员的身份去方山县工作的。他到了方山县人地两生，经了解，方山县只有阎锡山的公道团、警察局等“牺盟”一套旧政权组织，由于兵连祸结，民生凋敝，社会秩序混乱，没有一点抗战的生气。在这种情况下，把工作开展起来，谈何容易！
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旷伏兆到了方山县后，纳言敏行、见机行事，先找了一些上层人士谈话，做好上层联络工作。他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深入基层做好发动群众工作。他深入到学校，向师生反复宣传抗战救国的道理，并亲自带领部分师生深入乡下做发动群众工作。他们下乡首先是宣传抗战，动员群众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八路军、积极以实际行动支援八路军打仗，其次是做好收容国民党溃兵，稳定社会治安，动员群众搞好生产。这些工作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旷伏兆在斗争中、实践中，培养了赵宝明、胡宪元、黄志恒、胡成奎等一大批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三个党支部，即圪洞区支部、马坊支部和县“牺盟”支部。1938年1月，建立了****方山县委员会，年仅24岁的旷伏兆任********。李庆湖负责县委组织工作，黄志恒负责宣传工作。县委接受山西省战地总动员委员会领导，由旷伏兆和程子华单线联系。
经过旷伏兆半年多时间的努力，在方山县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和动员，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1938年4月，党组织调罗萍接替旷伏兆的方山********工作。不久，旷伏兆到以程子华为首的清（徐）、太（原）、徐（沟）游击区检查团工作。
检查团50来人，其中有三位女同志。大家着清一色八路军军装，肩挎挎包，背着背包，除了程子华部长外其余都步行。程子华指定旷伏兆负责带队。
检查团从晋西临县出发，到清、太、徐三县交界的游击区要走一个多星期。每天早上6点起床，吃完饭就出发，到下午6点多才能宿营。走一天路，大家都很辛苦，但最辛苦的是旷伏兆。开始很多人还不知道他是带队的队长，看到这位中等身材的小伙子，血气方刚，穿着合体的军装，腰间束着皮带，绑腿打的笔直，挎一枝驳壳枪，走起路来快如飞，英武、神气，不少人以羡慕的口气议论，这位帅小伙子是谁？后来，看到不少人找他，向他请示问题，才知道他是队长，叫旷伏兆。有的人知道他是经过长征的红军指挥员后，对他更敬重了。
旷伏兆平时很少说话，对工作专心致志，废寝忘食，从不知疲倦，对同志坦诚相见，关心体贴，言而有信。行军路上，他帮体弱的人背东西，帮助掉队的同志赶上队伍。一次行军休息中，三位女同志坐在一边，羡慕地看着旷伏兆打得又直又平又紧的裹腿，其中年龄最小的邓开慧禁不住问出了声：“为何你的裹腿打得这么漂亮，而我们打的总爱脱落下来？教教我们吧！”旷伏兆听后笑着说：“我走了二万五千里，全是靠它呀！裹腿打不好，是走不快的。”旷伏兆边说边解开一只裹腿，重新打给大家看，并教大家如何掌握好绑腿的要领。
这次行军任务是很艰苦的，经过文水、交城、汾阳、离石，走几百里路才能到达临县。路上不断有人走不动，要坐马车才能跟上队伍。年仅18岁的四川籍姑娘邓开慧，像一位小伙子，不仅背着自己的行装，而且背着一支步枪和五排子弹，从不坐大车，坚持和大家一起走。邓开慧见旷伏兆一路上事情很多，休息时间很少，但走起路来没有一个人能赛过他，有点不服气，竟暗自与他竞赛，时远时近地跟在旷伏兆后面走。旷伏兆知道被称为“小钢炮”的邓开慧是一位性格坚强、不轻易服人的女性，为了鼓励她，一次休息时，找到她说：“小鬼，你如此坚强是好的，从今天起每天下午你跟我打前站，先到宿营地号房、烧水给大家烫脚。”
“为什么要烧水烫脚呢？”邓开慧是刚从学校出来的，不懂行军常识，提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这就是我们能走好路的诀窍，走了一天路如果不用开水烫脚，血脉不通，很难恢复身体。”旷伏兆给她介绍有关行军的知识。
部队过山沟、翻山头时，旷伏兆总要把年龄大的、体质弱的同志的背包放在牲口拉的车上，有时还拉这个扶那个的，招呼这个要小心，告诉那个要注意，他处处关心别人，唯独不考虑自己，在大家心目中，他是一个好小伙子！
日军占领武汉后，主力回师华北，对抗日根据地实施围攻，妄图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央为巩固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和已发展起来的冀中武装，以便长期坚持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战，特派程子华到冀中军区任政治委员，旷伏兆奉命随程子华到冀中任冀中军区第1分区政治委员。司令员是赵承金、参谋长刘玉璋、政治部主任许涛。
第1分区管辖河涧、献县、深县、武强、饶阳等县。分区辖三个大队和一个独立团。由于管辖的地区广、任务重，部队不断扩大并补入一些杂牌武装，成员复杂，旧军队作风和游击气息较为严重，很多人不知道红军、八路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也不懂战略战术。旷伏兆到任了解上述情况后，确定工作重点抓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入手，对部队进行各种训练，加速部队向正规化、“八路军化”迈进。在整训中，旷伏兆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和部队的任务，进行政治常识教育，讲红军、八路军的光荣传统。在军事方面，组织学习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平原游击战争的特点，开展刺杀、射击、投弹等技术的学习和训练。在部队管理上，强调耐心说服，干部要关心爱护战士，坚决克服军阀残余作风。通过整训，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都有了很大的增强和提高。
旷伏兆重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特别重视团结少数民族共同抗日。河涧以东的一些村庄，居住的多半是回族同胞，有些村，几乎全是回民群众。有名的回民支队，就归1分区指挥。各部队都有一些回民同志。旷伏兆到任后，在一次讲话时，当他强调民族大团结、共同进行抗日救国时，受到大家热烈欢迎。由于军分区领导重视民族团结，部队基层也尊重回民的生活习惯，生活中尽量照顾回民同志。过春节时，有回民的单位，包饺子时做两种馅，一种是羊肉的，专给回民同志吃；一种是猪肉的，只给汉族同志吃。煮饺子时，先煮羊肉的，后煮猪肉的。由于各级遵照旷伏兆政委的指示做好了民族团结工作，部队团结很好，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在后来反击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张荫梧战斗中，部队表现都不错，除了张荫梧带领30余名骑兵逃跑外，其余都被八路军歼灭。分区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939年10月，旷伏兆调任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委员。警备旅是由“民众抗日自卫军”和“北上挺进支队”合编而成的，为军区机动部队。旅长是由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王长江担任，副旅长兼参谋长是张存实。由于王、张都比旷伏兆年长好几岁，都是从八路军120团调入的红军干部，大家喜欢分别尊称他俩为“王老头”、“张老头”。旷伏兆到任后，同干部们开心见诚，与部队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得到了大家热情的支持、信任和尊重。
警备旅组建后不久，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由冀中腹地开往太行山区，参加攻打反共急先锋朱怀冰部。
部队出发时，旷伏兆率领先头团，以风驰电掣般的神速跨过日军交通干线沧石公路，直逼滏阳河北岸宁（晋）、束（鹿）两县交界的南智邱，包围了顽军乔明礼部。在旷伏兆的指挥下，从早上6时发起攻击，打了近3个小时，乔明礼部顶不住了，趁机落荒而逃，留下2000多人，到了下午4时左右被全歼。不久，******命令向北进攻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5个支队也全部土崩瓦解。
警备旅的战斗力，是通过不断的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提高和巩固的。
警备旅进山的头一天，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一，旷伏兆看到部队战士连一顿饺子也吃不上，只能喝上一点粥，便将部队集合在山坡上，组织大家高唱战斗歌曲，随后给大家讲话、拜年。他针对大部分战士是冀中平原的贫苦农家子弟，声音洪亮而动情地说：“我们穷人过年如过关。同志们已经看到这里老乡们的生活了。他们被敌人害得吃荞麦壳、麦豆秕子，用核桃树根磨成的面当主食。这样日久了能活下去吗？我们是八路军，是为了老百姓摆脱苦难而战斗的，是为阶级兄弟报仇的，眼下吃一些苦是光荣的！”他的讲话，把指战员的战斗情绪鼓动起来了，大家纷纷表示要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好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
做好了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后，部队继续挺进，提前赶到了指定地点，堵住了敌人北进的去路。上级领导称赞警备旅是新组建的部队，这次执行任务路程远，却齐装满员，提前赶到了预定地点。为此，八路军总部给予每人30发子弹的奖励。这在当时是最实际的褒奖。
1940年3月5日，开始了反击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朱怀冰的第27军的战斗。按战前部署，警备旅为右纵队的第2梯队，但在部队开进途中敌情发生了变化。情况突变，旷伏兆胸怀全局，立即请战，并获批准，由第2梯队变成了担任中央突破的重任，打响了全线反击战。
旷伏兆和旅长都在前面指挥作战，见部队登上山头后，却攻不下敌人的碉堡。旷伏兆通过观察后，发现火力不够猛。情急智生，旷伏兆命令立即调来一门机关炮，向敌人碉堡射击。炮响，一个火球飞进敌堡，敌人吓得纷纷钻出碉堡，东躲西藏。旷伏兆和旅长见敌人钻出碉堡，喜出望外，立即商定采取“步炮协同”的战术歼灭敌人。于是，他们命令各团的迫击炮、机关枪组成炮群，以炮火开路，掩护部队猛插敌纵深，以营为战斗单位分割、包抄敌人。战斗虽猛，但是逐步推进的，当步兵到了指定地段后，炮群开炮轰击敌堡，待敌人钻出碉堡后，步兵立即扫射敌人。这样“步炮协同”作战，打一阵炮，收拾一片敌人，攻克一批碉堡，一层一层推进，收效良好。战斗由早晨打到中午，朱怀冰苦心经营的有100多座碉堡构成的第一道防线被摧垮。除歼灭的敌人外，一部分被追赶入漳河套山沟里束手被擒。
在连续战斗中，旷伏兆和王长江等旅领导指挥部队不顾疲劳，忍着饥饿，咬住敌人主力不放，经过7个小时战斗，与兄弟部队歼敌3000余人。随后，攻击敌后方重镇姚村，与兄弟部队夹击敌人，俘虏朱怀冰部第94师参谋长、武安自卫军军长等大批敌官兵。可惜的是朱怀冰等人带伤逃走了。这次战斗，共歼顽军1万多人，******发动的反共高潮又一次宣告破产。
战后，刘伯承、******首长称赞说：警备旅这次战斗打得好，完成任务突出，立了功。
旷伏兆严格要求部队，一方面利用刘邓首长的指示，教育鼓励部队发扬优点；一方面对违反战区政策纪律的不良现象，进行批评教育。通过总结，不仅进一步鼓舞了部队的士气，而且提高了广大官兵严格遵守政策纪律的自觉性，从而进一步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旷伏兆战时严格要求部队，平时平易近人和官兵打成一片。闲时，他爱与官兵对弈取乐。经常和他对杀的是除奸科长段辉良。旷找段下棋时，往往进门就喊：“段蛮子，来，杀两盘！”
旷伏兆杀棋像他指挥打仗一样凶猛，多采取攻势，千方百计组织突破，攻破对方防线。他杀到兴头上时，还会突然跳起来挽起袖子，真要冲锋陷阵似的。有时为了增加气氛，特务员（即警卫员）、通信员等小鬼们，爱趁机捣乱，故意给旷的对手通风泄密，故意在旷气盛时呼喊起哄，使他由胜转败。但不管大家怎么闹，散场时总是互相哈哈大笑。旷不羁大笑，而且还高兴地拍拍小鬼们的肩膀才自得其乐地离去。
身先士卒，所向无敌。旷伏兆指挥作战时常常深入到最前沿。在追击朱怀冰部作战中，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警备旅在一条大沙川向南追击敌人时，忽然从对面一座山梁上杀出一支部队来，穿的与警备旅不一样的黄褐色军装，颜色与日军军装很相似。部队事先曾得到过情报，反共顽军与日军暗中有勾结。这支部队来势突然，而且很凶猛，眨眼间只距100多米远了。蓦然间，噼噼啪啪，又先我开枪，枪声密集、弹雨呼啸。冲在前头的警备旅战士纷纷就地卧倒，大家担心与日军遭遇了。就在阵地出现混乱的危急时刻，突见一个人冒着呼啸的弹雨跃上一块大石头，挥动着双手大声喊道：“不要！不要打了！都是自己人！”他又命令司号员吹联络号，号声一响对面山上马上也吹响了号声，密集的枪声便立即停了下来。听了联络号，都知道了是自己人，避免了一场由误会造成的伤亡。这时大家才看清，登上石头制止开枪的人正是旷伏兆政委。他一直跟着追击部队在前面指挥，要不然不可能这么及时、正确地处理这一危急情况。
1942年，日军经过充分准备、周密计划，调集大量兵力，以极其疯狂、残暴的手段，在冀中进行了空前规模的“五一大扫荡”，给冀中人民造成了人员的严重伤亡和财产的巨大损失，使斗争形势急剧恶化。
在日军“扫荡”最疯狂的时期，冀中军区警备旅政委旷伏兆因刚做过手术。他忍着剧痛带领警备旅2团的官兵，在滏阳河左岸青纱帐里钻来钻去，躲避敌人的围歼。走着走着，突然前哨参谋跑来报告：“旷政委，发现前面河湾里有大批鬼子兵，正向我部方向追来。”
情况突然变得危急，旷伏兆立即跳下担架，跑到附近一个大坟头上，举起望远镜反复观察。看到这个情景，许多人担心怕他被敌人发现遭不测。旷伏兆神色自若，观察完后冲下坟头，沉着果断地挥手命令道：“2连开路，向北前进！”
2连长听了命令后，立即带领全连钻进了玉米地向北疾驰。全团人马像一股洪流向北奔腾而去，很快就隐没在茫茫的青纱帐里。
当时带领30来人在束冀2区小队检查工作的徐光耀，正好在青纱帐与警备旅2团相遇，亲眼看到了旷伏兆处理这一危急问题的全过程。后来，他回忆这件事时仍激情满怀地说：“这支部队（指警备旅）确已百炼成钢了，即使在大危难中，也能保持着这样的严整和生龙活虎哇！当然，毫无疑问，担架上的旷伏兆就是支撑他们的活的灵魂。”
读了徐光耀的回忆，使人们明白了组建时间并不长的冀中军区警备旅，为什么具有那么强的战斗力。
日军进行三个多月的“五一大扫荡”后，从各方面汇集起来的情况看相当不好，在深县南部活动的警备旅1团遭到日军连续重点合围，团长失踪，损失严重；第40区队和多数县、区的游击队，基本被打溃散了。旅直属单位及2团，也因形势越来越危急奉命改换便衣。作为旅政委的旷伏兆在严峻的形势下，没有任何犹豫悲观的念头，他决心坚持下去，斗争到底！只要部队灵魂在，就有战斗力！
为了重新组织力量，旷伏兆及时找干部商量研究，将各项工作做了有效的部署和安排。一天黄昏时，他找到了旅政治部的徐光耀和何作涛，沉着坚定地向他俩交待说：“深南县大队已经散掉了，干部战士已分散回家了，你俩的任务是去把他们找回来，恢复该线的大队建制，还要把埋藏的那挺机枪找到，拉起队伍来再干！”旷伏兆交待任务时表情严肃，不仅给人一种不容置疑的感觉，而且给人一种信心和力量！
徐、何接受任务后，利用夜暗掩护，跨过了石德路，进入了血火相交的深南，隐蔽在老乡家，积极寻找县区干部及县大队战士。在敌人实行严密“清剿”、抗日民主政权遭到全面破坏的情况下，他俩用秘密联络的方式，相互串连，动员干部战士归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深入的工作，终于找回了10多名同志，找到了那挺机枪，恢复了县大队建制，使深南一度消失了的抗日斗争又重新活跃了起来。
徐光耀后来回忆这一段难忘的历史时，感触颇深地说：“如果没有旷伏兆政委的钢铁意志，以及从危急中采取及时准确的措施，深南的武装斗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恢复得那么快！”
后来，旷伏兆调到冀中10分区任政委兼****地委书记，在那许多村庄尸骨成堆、血流成河，村村都戴孝，户户哭闹声的极端恶劣、残酷、复杂的情况下，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3年3月，旷伏兆到冀中第10军分区任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刘秉彦任司令员。
第10军分区的地域包括霸县、永清、固安、武清、雄县、新城、容城、涿县、大兴、宛平，以及独留、胜芳等县城。敌人长期在这一带烧杀抢掠，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强10分区的领导和武装力量，等于是插向日军占领的北平、天津的一把尖刀。这里长期以来，斗争极为残酷，坚持在这里斗争的工作人员，因长期昼伏夜出，成年累月见不到阳光，一个个面黄肌瘦，看不到一丝血色，成了“白面书生”。先期坚持在这里工作的史立德、李浩等同志，在接待旷伏兆时说：“老旷，你这位一向金戈铁马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将军，到这里后要脱战袍换民装，成为一名小小的游击队长了。”旷伏兆听后，只是微微一笑。
旷伏兆到10分区的第二天，正在杨庄和地委副书记杨英谈工作，突然遭到数百名日军的包围。旷伏兆带领的十几个工作人员住在一户群众院里，为了避免伤亡，大家化整为零分散行动。在杨英的安排和群众的掩护下，旷伏兆钻进一个只能容纳一人的，设在鸡窝下的小地洞里（群众称之为“蛤蟆蹲”）呆了三个小时。旷伏兆持手枪对准洞口，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同敌人拼了，并准备留下一颗子弹在没有活路的情况下以身报国。好在敌人进村后，村党支部书记主动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假献殷勤地招呼敌人喝酒、吃饭，应付敌人“清剿”，旷伏兆才得以脱险。
事后，旷伏兆对这种“蛤蟆蹲”的躲藏方式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躲避方式，往往会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当他了解到原黎明报社社长黄应，就是因为躲在蛤蟆蹲里，被敌人发现后往里灌烟熏昏后被敌人抓走杀害的。军分区政治部王锡珍、段清俊等人，也是因为在敌人发现了洞口，被打死在洞里的。旷伏兆说：“这些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只靠”蛤蟆蹲“被动躲避是不行的，必须另想能藏、能打的有效办法。”
为了取得挖掘战斗地道的经验，旷伏兆和刘秉彦等分区领导研究决定，派作战参谋任子木和熟悉本地情况的高荣到二连县米南庄进行挖掘地道的试点工作。
在********朱****的支持下，米南庄党支部书记魏树华立即组织党团员、民兵和广大群众挖地道。他们根据村庄的地形，把全村主要道路的地下用“中”字型通道连接起来，在地道内修筑了防烟、防火、防毒和防水的四防设施。
旷伏兆在带领军民修筑地道的过程中还亲自设计，将地道挖成从洞口进入一段后，再往下挖1米多深，而又向前挖1米多长，再往上拉形成“凹”字形状。往下挖的洞口，是用坚实的“预制构件”木匣子制作成的。待人下去以后，只要用手托着木匣往前一推，就盖好了。预制的木匣子里装满了和地道中一样颜色的土作为伪装，随着推力的震动自然平整，与地道底面一模一样看不出破绽。不知情的人一看，蛮以为是一条不深、不通的死洞子。地道有多处通往地面的口，同样有匣子伪装好，从外表看不出什么，只要从下面一推，既可以爬出来，也可以让外面的人进入地道。若敌人发现洞口，放火、灌水、放烟和毒气，都可以防止进入地道。一旦敌人进入地道，地道内的人可以在多次中间垂直的立壁上通过枪眼观察敌人的动向，找机会消灭敌人。在地道内还挖有陷阱，陷阱的盖是用翻板制作的，平时用插棍别着可以随便踩踏，一旦发现敌人进入洞内，要通过陷阱处时就把插棍抽出，敌人经过时必然要掉进去，一旦掉入陷阱就无法逃走。
任子木等人经常向旷伏兆等领导汇报各村修筑地道的情况，每一次都得到旷伏兆许多具体的指示。
为了解决地道里缺氧、通气和饮水难题，他们又将地道的通风口与地面上的建筑物、自然物，如烟囱、水井、墙顶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作为通气孔。在地道内单挖支线，与水井相通，可以取水，也可以作为通气孔用。
在旷伏兆等军分区首长的领导下，地道越挖越好，越挖作用越大，成为在平原与日军作战的有利战场。许多地道的进出口与地面上的建筑物和高坎等自然地形连成了一体。在村边、街道、院落等一些有利于发挥火力处，修有掩体和射击孔，并挖有通道与地道贯通。视敌情而变，在地面与敌战斗，能将敌人全歼的就全歼，一旦敌人人多势众，消灭敌人一部分后，再进入地道与敌斗争，让敌人干着急！
为了配合地道作战，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有的村庄在通向村外的路口，用砖和土坯砌成了留有错缝的两道影壁墙，如顺着道路平视，像是墙将道路堵死了，实际上两墙相错有1米多宽的间隙，不仅人可以通过，马车均可以绕道通过。影壁墙上有多处隐蔽的射击孔，这种墙可以作防御工事，派一个战斗小组坚守，能大量杀伤敌人，抵挡、延缓敌人的进攻，让村内的人有充分进行抵抗和撤走的时间。
有的村庄在临街道的建筑物和敌人必经路口附近筑有射击孔，平时是伪装的，一旦有敌情一推即开。各射击孔可以互相策应，组成交叉的火力网。比较大的院子都能通地道，战斗时，可以运动兵力互相支援。一些能通地道的房子，把窗户内上半截儿作为掩体，一旦敌人进入院子，可以把敌人消灭在进院之前。在有的房顶上，房顶与房顶之间用梯子搭成连桥连接起来，成了房连房、街道连街道，地上、空中都很可以相通。在房檐上垒起半人高的女儿墙和掩体作为工事，既可以用来观察敌情，又可以居高临下消灭敌人。
旷伏兆领导10分区军民在地下、地面和空中建成一套完整的战斗设施，村外、村内、前后左右，上下之间都有与地道相通的暗火力点、射击孔、拉雷和瞭望孔。在敌人必经之道，特别是堡垒户的院子里和地道口附近，埋有地雷。有的是踩雷，敌人一踩就响。多数是拉线雷，编好号码，人在暗处隐蔽、观察，发现敌人进入编号的预定地点后，拉这个号的地雷线，地雷就爆炸了，敌人躲不及，跑不了。日军遭此种打击多了，死的人多了，炸伤的人多了，再进村时，常常禁不住地产生恐惧心理。有的到了村前侧足而立，不敢向前迈进；有的见到村里设施，不知如何是好；有的因被炸过一次，再进村，魂不附体，面无血色；有的指挥官见士兵惊恐万状，自己也望而生畏，乱了方寸；有的指挥官气急败坏，督促士兵前进，用刺刀逼着士兵进院、下井、下地道……总之，地道战，使日军不断遭到打击，进入村庄后寸步难行。
旷伏兆、刘秉彦等领导的冀中第10军分区的地道战，经过不断的试点、改进，许多村庄修筑了能打、能藏、能守、能攻的战斗地道。村村能步步为营，成为一个个完整的战斗堡垒，被人们誉为“天（房顶上）、地（地面）、阴（地下的）三通”的杀敌堡垒。这些“天、地、阴三通”设施，成了党政军机关和抗日工作人员活动的基本立脚点。特别是米家务一带的村庄挖筑了“中”、“甲”、“申”等不同形状的地道，成为“天、地、阴”连通的战斗堡垒村。
旷伏兆等领导10分区军民利用地道，充分发挥了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的优势，以守为攻、以逸待劳，长期坚持与日军斗争，日军多次精心策划的大“扫荡”，被该地居民用地道战、村落战打败了。在平原游击战争中，地道逐步成为与日军坚持长期斗争的支柱，创造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壮举！
1943年3月，旷伏兆调任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政委兼冀中地委书记时，刘秉彦已是军分区司令员。两人一起工作后，同心同德，患难与共，领导冀中军民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
抗日战争中，旷伏兆和刘秉彦所在的冀中，一直处与“扫荡与反扫荡”、“清剿与反清剿”、“围攻与反围攻”、“蚕食与反蚕食”的反复斗争中。特别是在经过日军“铁壁合围”、“梳篦拉网”、“剔抉清剿”，实行所谓的碉堡、壕沟、修路、筑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后，大多数抗日政权被摧毁，大批干部被杀害。在“村村都戴孝，户户闻哭声”的惨不忍睹的情况下，旷伏兆和刘秉彦提出了“抗日者生，不抗日者亡”、“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拿起武器，保卫家园”的战斗口号，领导居民积极挖地道，在平原地区开展地道站、地雷战，并采取挑帘战、单打一、化袭、奔袭、伏击、掏窝、端碉堡等具体战术打击敌人。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不仅政治委员与司令员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而且他俩同部队广大官兵、冀中人民、冀中山河同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于是，政委与司令员产生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死后仍同冀中人民在一起，永远为冀中山河站岗放哨的感人故事。
1946年6月，旷伏兆和刘秉彦任命任子木到平南支队当参谋长不久，在一次剿匪战斗中，任子木腹部受伤，用担架将他抬回到分区司令部后，他并没有感到伤痛。夜幕降临后，临时在沟渠镇住宿。旷伏兆和刘秉彦为了照顾任子木，晚上三人同睡在一个炕上。第二天天快要亮时，刘秉彦叫睡在他右边的任子木起床时，连叫了几声不见任子木答应，便伸手去摸。一摸，刘秉彦吓了一跳，任子木身子已经冰凉了，看样子，他已经牺牲很长时间了。因为战情紧急，大家立即起床，将任子木遗体整理好后，在村外一个山丘安葬了。
人非草木，任子木突然走了，大家心情几天都难以平静。但革命者是能够正确对待生与死的。夜静时，人们的话题自然会联想到这个问题。
“人为革命而死，死得光荣。我们生没带什么来，死也只能赤条条地走哇！”旷伏兆沉默一会儿后，针对任子木的牺牲，对刘秉彦司令员直言不讳说。
“我们两个人以后死了，一个埋在大清河岸，一个埋在永定河畔，仍然为三角地带的人民站岗”。刘秉彦非常了解旷伏兆的过去，更了解他此时的心情，便坦诚地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那我们离得太远了”。旷伏兆露出了生死不离、恋恋不舍的表情，接着说：“我们要是在一个战役中牺牲，就同牺牲的指战员埋在一起，不要棺材，清风明月共一丘。”旷伏兆说这话时神色自若，显得无忧无虑。
“生死同穴，这主意好，这主意好，节约土地呀！”刘秉彦郑重其事地表明决心：“我们随时准备这样做，此后一定要埋在平津宝的三角地带！”
“要栽一棵树，见树思人么！”刘秉彦稍顿了顿，又怡然自得地补充说。
“好！就这样定了！”旷伏兆再一次表明了自己言而守信的态度。
言为心声。两位将军情同兄弟，在互抒己见中订立了生死之约：生前为国并肩战斗，死后同眠战斗过的战场。
接着，两人又议论了栽什么树的问题。
“一定要种松树啊！”两位将军言来语去，犹如一体同心似的，很快取得共识，认为松树最具自我牺牲精神。接着两人谈了对松树的看法，旷伏兆说：松树不畏严寒，与雪霜斗、与风暴斗，在斗争中顽强、挺拔的生活，很像我们共产党人，不怕一切困难，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