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共广东省委在推行“三定一奖”和“五定一奖”时，明确指出联产责任制只能到组，不能到户，作业组内仍旧存在着平均主义。有的地方，尤其是一些贫困落后的乡村，已经悄悄打破这一规定，开始进行“包产到户”。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杨应彬后来回忆说，一天晚上，习仲勋刚从从化调研回来，就把分管农业的副省长薛光军和他叫到办公室，给他们说，他在从化看了两个大队的“产量承包责任制”的试验，效果很好，问是否可以推广。杨应彬和薛光军汇报了“洲心经验”的历史遭遇。一九六二年，清远县洲心公社实行超产奖励生产责任制，但当时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有“两个不许”（即“不许包干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规定，“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洲心公社被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而受到严厉批判。“仲勋同志听后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习仲勋知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中有“两个不许”的规定，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发［1979］31号文件也有“三不许”的规定，也知道从化两个大队实行的“产量承包责任制”突破了这些规定，但他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作出了支持他们大胆试验的决定。
广东省农村的最初改革，还体现在从“以粮为纲”转变到发展多种经营方面。广东农村同全国一样，长期强调“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结果导致多种经营生产萎缩，市场商品供应短缺。习仲勋等广东省的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开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探索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子。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就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开拓视野，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意见。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又提出：“要改进农业生产的计划管理。今后生产队只要保证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计划，就可以因地制宜安排种植计划。”习仲勋指出：各地、县在保证完成粮食计划产量、国家征购任务和社员口粮不减少的前提下，可以调整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于是，广东各地、县开始对农业产业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下半年，习仲勋到新设立的深圳市宝安区视察时，专门了解农业经济结构调整的情况。方苞后来回忆说，过去粮食种植面积多少是死的，只能多种不能少种，粮食上调也是死命令，只能多给不能少给，农民粮食征购任务过重过死，其他难以发展，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善。习仲勋来到广东后，调整农业生产布局，生产结构得到了合理调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为了满足香港市场的需要，省委批准宝安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将五万亩稻田改为塘鱼等鲜活商品生产基地，鲜活商品发展起来了，满足了香港市场的需要，也使群众增加了收入。
农业生产结构的合理调整，促进了全省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七九年广东虽然部分地区遭受严重灾害，水稻种植面积比上年减少，但是全省粮食总产量仍达到三百四十亿斤，比上年增产十五亿斤；花生、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有较大增长；社队企业、家庭副业都有较大发展；社员口粮和现金分配收入明显增长。
广东省在农村实行的“五定一奖”责任制，虽然克服了“打大捞”的现象，却无法解决“打小捞”的问题，包产到户由个别地方逐渐扩展起来。习仲勋和省委一方面强调要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的精神；另一方面提出，要切实帮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克服困难，不能粗暴指责，更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批判。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的这种态度，实际上使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在继续增加。
一九八○年春，习仲勋和省委、省政府在组织工作组进行春耕生产大检查中，了解到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粮田都大幅增产，解决了吃饭问题。于是，在四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等问题。会议认为，一些穷困地区的部分“三靠队”，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解决暂时困难，可以允许在生产队统一经营管理的前提下，实行“包产到户”，但是要向干部说清楚，这是对特殊困难的社队的临时措施，是权宜之计，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要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同时，要坚决制止分田单干。
根据这次常委会议的精神，中共广东省委于五月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在会议的讨论中，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有的县委书记认为可以支持，有的则坚决反对，两种意见争论得很激烈。二十七日，习仲勋在总结讲话中说：“解决这个问题，领导上既要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又要善于因势利导，讲究工作方法。不能用压制方法，不要同群众顶牛。”“一是坚决反对分田单干。第二是包产到户同分田单干有原则区别，但它很容易滑向单干。一些特殊困难的社、队，已经出现了包产到户，并且农民群众一时还不愿意改为实行联系产量到组或实行定额管理和评比奖励的，可以允许继续实行。但一定要讲清楚，这是对特殊困难的社队的临时措施，是权宜之计。”他提出，省直机关要抽人组成调查组下去，和当地党委一起调查农民生产、生活的真实状况，倾听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呼声，认真负责地解决好这些问题。会后，按照习仲勋的意见，省直机关抽调二百多名干部，分赴十六个县调查研究。
这时，全国也正在为集体“阳关道”与个体“独木桥”展开激烈争辩。许多领导干部赞成清除“左”的思想错误，却激烈地反对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体制改革，有些省份甚至仍然用政治办法去强力阻止农民实行包产到户。广东的做法，尽管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能够允许贫困社队搞包产到户，已经是克服了巨大的阻力，冒了很大的风险。
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的这一谈话，如拨云见日，给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吃了定心丸。
习仲勋根据调查组在农村实地调查所反映出的问题，联系广东的实际，指出：“一些生产队一时找不到克服困难的其他办法，搞了包产到户，我们应当允许,不要因此去指责基层干部和党员，不要去硬扭。各级党委的主要责任在于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对已经分田单干或者正在闹分田单干的，在群众自愿的原则下，用包产到户的办法去取代它，是可以的。”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对包产到户的看法，随着实践慢慢地转变，决策也更加符合实际，广东“便形成了粤东粤西试验，粤中粤北看一两年的‘中间不动两头包’的情况”。
九月，习仲勋来到包产到户、分田单干闹得沸沸扬扬的湛江地区视察。在徐闻县，他在县、社干部会议上做了讲话，指出：
事物是变化的，一成不变不可能。三中全会讨论过的两个农业文件，规定过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规定了不能不执行，但随着实践和认识的提高，也发生了变化。允许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单干还是不准的。这就说明，经过实践，慢慢地人的认识更符合客观实际……从总结经验教训来说，有些地方出现较多的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主要是经营管理没有搞好，责任制没有搞好，生产力水平低，集体经济十分单薄，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造成很大的危害，从这点来说，有些地方搞单干，对我们是一种惩罚。我们搞几十年，搞了一个穷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花了很大的代价，花了许多钱财物质。现在粉碎“四人帮”已经四年了，要使自己的思想认识适应形势的需要，避免主观片面性，力争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就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群众的正确意见，把正确的东西集中起来，又坚持下去，实行正确的领导。
习仲勋的这一段话，语重心长，引人深思，是他这个“老农村”对自己这几十年农村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从一九五二年六月作《西北地区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的长篇讲话以来，他的思想随着党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变化而发展，其间也走过了难以言说的历程。但有一点习仲勋始终坚持着，这就是尊重群众的实践，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唯其如此，他在广东虽然对包产到户经历了逐渐认识的过程，但他对群众不批不压，没有硬扭，没有重犯党的历史上几次把包产到户强压下去的错误。
这年九月，中共中央发出《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予以肯定。十月十八日，中共广东省委随即发出贯彻执行中央这一文件的通知。在中央和省委文件精神的鼓舞下，过去“偷偷摸摸”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纷纷由暗变明，过去想搞而不敢搞的也很快搞了起来。到一九八○年底，广东省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年，全省粮食产量比上年增产十一亿斤，农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加五十一元，达到二百七十四元。农村出现了盖新房子多、购置耕牛农具多、重视科学种田多的“三多”新气象。有些地区尽管遭受了自然灾害，但粮食仍然增产，农民大多吃饱了肚子，农村出现了新的生机。
在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的艰苦努力下，广东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农村改革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解决了长期困扰的吃饭问题，为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