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最早编辑的书籍就是谢的语录,而他也说过“熹自少年妄意为学,既赖先生之言以发其趣”《文集》,卷八十,《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的话。朱子还多次提到他早年间苦读谢的《论语解》的情况:
某自二十时,看道理便要看那里面。尝看上蔡论语,其初将红笔抹出,后又用青笔抹出,又用黄笔抹出,三四番后又用墨笔抹出,是要寻那精底。(黄义刚录)《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朱子十七·训门人八》。
某少时为学,十六岁便好理学,十七岁便有如今学者见识,后得谢显道《论语》,甚喜,乃熟读。先将朱笔抹出语意好处,又熟读得趣,觉见朱抹处太烦,再用墨抹出,又熟读得趣,别用青笔抹出,又熟读得其要领,乃用黄笔抹出,至此,自见所得处甚约。只是一两句上,却日夜就此一两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林恪录)同上,卷一百一十五,《朱子十二·训门人三》。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银朱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矣。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则全与元(原)看时不同矣。(余大雅录)《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据束景南考证,朱子阅读《上蔡语录》的时间,当在其二十六岁左右。
事实上,虽然朱子在二十岁前后曾遍读二程弟子们的著作,但其用功最勤,受益最大的,还是谢良佐的《论语解》和《上蔡语录》,而在二程诸弟子中对朱子影响最大的,也还属谢良佐。此诚如束景南先生所言,“盖朱熹早年以上蔡谢良佐之论语学为入二程理学之门”。这是因为,二程除了《易传》外,并没有其他系统的著述,其《论语》思想也很零散。事实上,无论是朱子的早年引路人还是他自己,都把二程及其弟子们看成一个整体,也都把阅读二程后学的著述,看成是把握的广义程氏学,即道学的有效途径。他们都希望由二程弟子上窥二程之学,再由二程上窥孔孟之学。而朱子之所以对谢良佐之学情有独钟,应该是受到了胡宪以及李延平的影响胡宪属湖湘学派,与谢良佐有直接关系。朱松师从龟山杨氏门人。朱子对谢良佐发生兴趣,最大的可能是来自胡宪和胡寅的影响。李延平认为谢专就日用间做工夫,劝朱子读上蔡著作,见《延平答问》,《四库全书》本,下同。这也说明,后人过分渲染朱子的道南学统,是不恰当的。就本文而言,朱子此时对谢氏之学的留恋,也是他日后对谢的思想如“曾点说”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
二、从学延平阶段
朱子寻求为学之方的第二个阶段,指其从学于李延平的时期。由于朱子对延平有一个从“父执”到“师事”的发展过程赵师夏《延平答问跋》提到:始,我文公朱先生之先人吏部公,与延平先生俱事罗先生,为道义之交。故文公先生于延平为通家子。文公幼孤,从屏山刘公学问。及壮,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盖未之契,而文公毎诵其所闻,延平亦莫之许也。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转引自清人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五,《四库全书》本,下同。因此这一阶段与第一个阶段在时间上必然会有些重叠。在这一阶段,朱子在寻求为学工夫上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一是从泛滥佛老向一意归本二程之学的转变;二是从“泥书册”,“为道理所缚”向开始即吾身而求之的转变;其三是确立了理一分殊、强调虚实之辩的为学宗旨。这都与李延平对他的影响有关。当然,李侗也曾向朱子介绍过他的主静涵养、求洒落的为学工夫,但朱子对此没有契合。
绍兴二十三年,朱子时年二十四岁,在赴任同安途中,顺路拜访李延平。学界对于这次访问都非常重视,朱子日后回忆到:
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时年十九)。后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辅广录)《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
朱子初见延平,向他提到了自己宣扬“儒佛一理”的“禅说”,但是他的这些“侗宏阔之言”,并没有得到延平的首肯。延平所批评朱子的焦点,是认为他的这一说法“疑似乱真”,“不是”儒家的正理。因此,延平才会让他看“圣贤言语”来比较二者之间的异同(若延平认为朱子所说的禅法“不是”正宗禅法,却让他去看圣贤言语,这显然有些不合情理)。但是,朱子对此并不服气。他认为李侗没有理会“儒释彼此两不相妨、可以并进”,(而不是怀疑李侗不懂禅学)的道理,疑心延平主张辨析儒佛之异同,是“多事”之举。李延平才告诉他,儒学的真精神不在于其语佛老相通之处,而在于其和佛老相异的一面,在日常之殊理上,而不是在悬空的一理上陈来先生在《朱子思想研究》中两次提到朱子初见李延平的情况,一曰:朱子见延平,说学禅所得,延平只说不是,朱子反怀疑李侗不懂禅学;二曰:朱熹见延平之初,是用“天下之理一而已”调和儒释,这显然说受了刘子翚“以儒佛合”的思想影响,而李侗用以引导朱熹辨别儒释的方式,则是提起程门“理一分殊”的话头。并且,李延平还基于虚实之辨的立场,告诫朱子要真正在儒学本身上用力,在“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一,《程氏门人》。对于这一点,赵师夏(字致道,号远庵,为朱熹长孙女婿)也有清楚的说明:文公先生尝谓师夏曰:“余之始学,亦务为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盖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
刘承相先生已经指出:“延平所言,‘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一语,朱子称为‘此其要也’,则可知该语乃朱子后来对延平所教之总体的概括性提法。”《朱子早年思想研究》,第151 页。刘的这一说法还是恰当的。上述这句话的确不是李延平当时所说的原话。而到了金履祥(初名祥,更名开祥,后以开祥非学者名,又改,字吉父,学者称仁山先生,1232—1303)那里,李延平训导朱子的话就变成了:
李侗云:天下理一而分殊,今君于何处腾空处理会得一个大道理,更不去分殊上体认?这段话显然是杂糅赵师夏的《延平答问跋》和朱子后来所作的《延平先生李公行状》而成,完全是老师训导学生的口气。这就更是以讹传讹了,不足置信。
不过,这次会面还是对朱子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使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天下理一而已”这一说法的正确性。不过,朱子当时对佛老的迷恋并没有马上被扭转。他对李延平的说法由疑到信,大致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而其产生转变的内因正是李延平劝导他的“读圣贤言语”——典型者就是朱子之彻悟《论语》中的“子夏之门人小子章”。对于这个问题,朱子后来有详细的说明,学者们也有细致的考察。可看钱穆、束景南、刘承相的相关论述,综合上述资料,朱子此前认为此章在强调“理无大小”,“本末无二道”。但他对此看法又始终心存疑问,认为这似乎与《论语》原文不符。在知同安时,他受李延平的教导,以及明道“君子教人有序”说法的引导,经反复思考,认识到“理无大小”指的是“(理)无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从头坐起,不可拣择,此所以为教人有序也”《朱子语类》,卷四十九,《论语三十一·子张》,吴雉录。这也就是说,朱子认为“理无大小”强调的是本末大小都是理的体现,因此必须“从头做起,不可拣择”。应该说,朱子此刻的所悟还只是在为“理无大小”一句做注解,至于朱子在此后进一步推导出“事有大小,而理无大小”,那已经不是同安时的观点了。不过,“从头做起”实际就是李侗所说的“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这也透露出了他对儒学与佛老思想异同的最初觉醒。
随着朱子在阅读儒学经典中逐渐感到“渐渐有味”,他对李延平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由通书问讯逐渐发展到了师事延平。朱子的正式师事延平,也是他结束泛滥佛老阶段而一意归本儒学的标志。
朱子师事延平后的思想交流情况,在他亲手编辑的《延平答问》中有详细的记录。当代学者也有所总结。本文则从其对朱子探求为学之方的影响这一角度,略做归纳。
其一,由泥书册到既重书册,同时也做涵养身心、体验天理之工夫的转变。上文已经指出,苦读是朱子此前阶段为学的基本宗旨。在师事李延平之后,朱子一开始主要是在就儒学的章句训诂问题向他求教:《论语》是朱子问讯的主要话题,其他则广泛涉及到了以下书籍:
胡文定,(胡安国,字康候,谥文定,1074—1138)《春秋解》,伊川《春秋传》,《横渠语解》,《二程语解》,上蔡《论语说》,《二程语录》,《遗书》,《二苏语孟》,《濂溪遗文》(作者注:濂溪遗文不应该是书名),《颍滨语孟》,吕与叔,(吕大临,字与叔,1044—1091)《中庸解》,《龟山语解》,《和靖语解》,胡明仲,(胡宏,字仁仲,1106—1161,作者注:明仲实为胡寅的字朱子在《延平答问》中讨论的是胡宏还是胡寅的著作?检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中都没有作过《论语解》。在《延平答问》中,朱子三次提到胡明仲非难苏轼的观点。据此,朱李二人所讨论的,应该是胡寅的《致堂论语详说》。)《论语解》,《太极图说》,《上蔡语录》,《通书》以及《二程文集》等。
朱子在苦读儒学经典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泥于章句训诂、悬空说理、颇为道理所缚、内外离绝不相赅贯等诸弊端。而李延平从一开始就希望扭转朱子的这一弊端,让他把用力的重点转移到反身而求,涵养本源上。《延平答问》首载李延平于绍兴二十七年给朱子的复信中,就指出:
于涵养用力处,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延平答问·丁丑六月二十日书》。
这里,延平显然是在把涵养和为己之学联系了起来。朱子此前已与李侗有过书信往来,而他之所以选择此信作为《延平答问》一书的开篇,也是要有意突出这一、精神的意思。其实,类似的文字在李延平给朱子的复信中比比皆是,如:
尝爱黄鲁直(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1045-1105)作濂溪诗序云:“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胸中洒落即作为尽洒落矣。学者至此,虽甚远,亦不可不常存此体段在胸中,庶几遇事廓然,于道理方少进,愿更存养如此。
对于李延平的上述教诲,朱子很快就有所领悟:
讲学近见延平李先生,始略窥门户……大概此事以涵养本原为先,讲论经旨特以辅此而已。向来泛滥出入无所适从,名为学问,而实何有?亦可笑耳……(作于绍兴三十年十二月间,1160年)。《文集》,《别集》,卷三,《答程钦国(允夫)》。
我们从《延平答问》所收录的信件中发现,朱李二人答问的内容也在逐渐从章句训诂为主,向逐渐讨论涵养心性为主转变:二人六年间的通信共计二十四封信。就篇幅而论,其中后三年的十六封信在篇幅上反而不如前三年的八封信。就内容而论,朱子后三年书信中,李延平告诫朱子注意在日用间做工夫的话语,则明显在增多。在朱子后来所做的《延平行状》中,他再次把这一点概括为:
(李侗)盖尝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悦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文集》,卷九十七,《延平先生李公行状》。
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若颜子之叹,卓然见其为一物而不违乎心目之间也。同上。
李延平这里所强调的,是要让人明确读书与其个人道德修养的关系,注意用尊德性这个本来统摄道问学,实现二者之间的贯通。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外在的知识转化为“己物”,进而展开为主体自觉的道德贱履工夫,最终臻至洒落、融释之境。而从朱子后来在《文集》和《朱子语类》中对此反复强调,以及他在李延平末后随即对已发未发问题刻苦参究的这一事实来看,朱子确实已经认定《中庸》的已发未发问题是探求为学之方上的关键,并把李延平的这一教导视为自己的基本人生信条。那种认为朱子偏于“道问学”的指责,实不足以服朱子之心。
不过,前贤多已指出,李延平非常希望朱子能在做涵养本源的工夫中实现“洒落”。其所说的“涵养”,指的就是“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的“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熹孤陋如昨》。;而其所说的“洒落”,实指一种“有道者气象”。正如后文中所指出的,在李侗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子都在把“洒落”当成为一个正面的词汇,其对“洒落”的理解也不仅仅限于“对义理的玩味至融会贯通、无所滞碍” 的层面,而是包涵了相当程度的境界论成分。
但是,朱子毕生对“洒落”的理解,始终带有浓厚的理性色彩,而与李延平对“洒落”颇具神秘色彩的理解不尽相同。同时,正是由于“洒落”具有多义性,这也使得朱子对于“洒落”的态度也非常复杂:既有对于世人所宣扬的那种流于放荡的“洒落”的严词批判,也有对他所理解那种正面的“洒落”的高度赞扬。朱子对于“洒落”的微妙态度也集中地反映在了他对于“曾点气象”的评论上。
我们知道,自宋代理学兴起之初,是否有“贱履工夫”,已经成为区别传统的儒生(文章、训诂)与理学人士的重要标准,而朱子从儒学角度对“贱履工夫”的自觉追求与实践,也标志着他此时已经完全归本于理学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