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身处高位的当权者要保护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不会旁落，会采取几个主要手段：成立同盟，通过联姻巩固联盟；网罗党羽，使当朝大臣尽为已用；虚心养士，靠四方人才为自己出谋划策。而吕不韦采取的巩固权位之法，就是养土。
眼光放长远：养士就是养家
异人去世之后，吕不韦大权独揽，以丞相的身份主宰秦国朝政。作为一个敏锐的商人兼政治家，吕不韦意识到，现在的小国王终究会长大，所以只有培养一批忠于自己的门客，让他们为自己尽心尽力，才能保证自己的长远利益。
在吕不韦眼中，养士固然要花费钱财，但比起一朝失势人财两空，不如将自己的利润拿出一部分，用来长期供养自己的幕僚和死士。
从这一点看来，吕不韦的思路，和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十分接近。
嬴政即位之时才十三岁，秦国大权遂落人丞相吕不韦之手。吕不韦尽情地收获着自己的风险投资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在秦国，吕不韦可谓呼风唤雨，一言九鼎。
秉秦之强，吕不韦继续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一点一点地扩大秦国的实力，一步一步地蚕食周边国家的领土，为秦王政最后统一六国进行奠基。
就在秦王政即位的第一年，吕不韦派大将蒙骜进攻赵国，攻取赵国的榆次（即今山西榆次）、狼孟（今山西阳曲）、新城（今山西朔州）等三十七座城市。复派大将讨伐韩国，攻占上党，在那里设太原郡。不久，秦军又攻取晋阳。
秦王政三年，吕不韦派蒙骜伐魏，攻取魏国十几个城市。秦王政五年，蒙骜再度大举伐魏，一气攻取魏国二十多座城市，建东郡。从此，秦国的国土大大东扩，竞与齐国接壤。
秦王政六年，在秦国咄咄逼人的兵锋之下，赵、魏、韩、楚、燕五国惶惶不可终日。赵国认为只有六国联合，才能抵御秦国。在赵国的努力下，赵、魏、韩、楚、燕乃相互联合，组织了战国时代最后一次“合纵”抗秦的行动。只有齐国，自以为是东方大国，且离秦国尚远，一直与秦国“和睦相处”，没有参加这次“合纵”行动。
五国各出精兵，多者四五万，少者二三万，推举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为上将，分兵五路，直攻秦国的渭水南部地区。商人出身的吕不韦，此时想向朝野上下显示一下，他不仅会经商，也有不凡的军事才能。他先令将军蒙骜、王翦、李信、内史腾各率五万兵马分迎五国之兵，他自己则亲任大将，统帅王将军之部队，战前，王翦向吕不韦献计说：“赵、魏、韩三国多次与秦交战，有些经验，而楚国在南方，远道而来，自从张仪死后，已经多年不与秦国交战了。若选五营之精锐全力攻楚，楚军必定力不能支。楚军一败，其余四国则会望风而溃。”
在五国之中，楚国力量最强，所以楚军统帅黄歇才被推举为五国“合纵”部队的总指挥。王翦此计，实是主张“擒贼先擒王”。主帅所在的军队一垮，其余各军则不战自溃。吕不韦采纳了王翦的建议。不料此计谋为黄歇所探知，黄歇大惊，不用秦军来攻，自己便率楚军连夜奔逃五十余里。赵国的将领得知楚军不战而退，叹道：“合纵之事，今后休矣！”
既然作为纵约长的楚国已经退兵，其余四国也都作鸟兽散。列国最后一次“合纵”行动，至此草草收场。吕不韦瓦解五国“合纵”之后，秦国在列国中已经成为一强独大，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有效制约秦国的攻伐扩张，秦国统一六国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时，各国的权贵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凭借封地，大兴“养士”之风，实际是纷纷组织自己的“智囊团”。“战国四公子”便以养士名闻天下。《史记》载：齐国孟尝君“食客数千人”，赵国平原君“宾客盖至者数千人”，魏国信陵君“食客三千人”，楚国春申君“客三千余人”。于是乎，后人便认为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模范，被传为千古美谈。
四公子的初衷是不错的，通过“养士”收罗天下人才，增强自己的实力，赢得礼贤下士的好名声。可惜的是，他们对于投奔自己的人，无论贤愚尊卑有才无才，一律来者不拒。如此看来，与其说他们是在收罗人才，不如说他们是在开设慈善机构。事实也说明，他们收罗的“人才”不过是群乌合之众，就连孟尝君手下的冯煖、平原君手下的毛遂，也并无多大建树。当然，这两人在四公子的万余门客当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了。
孟尝君失势后，其门客包括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纷纷弃之而去，孟尝君不由长叹道：“文（孟尝君名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失，食客三千有余人……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可见当时孟尝君处境的尴尬与无奈。
其他三公子的“客”也好不到哪里去，最惨的是春申君，竟被其门客李园所杀，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王安石有篇不足一百字的短文《读孟尝君传》，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你若视宵小之辈为“人才”，那么真正的人才是不会为你所用的。这就是东汉文学家赵壹所说的“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地区也好，一个单位也好，邪夫显进之日，即直士幽藏之时，概莫能外。可见，光有爱才之心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慧眼识才。
眼见“战国四公子”以养士名闻诸侯，出尽了风头，作为超级强国的秦国丞相，吕不韦也眼红了。反正他现在有的是钱，光家里的童仆就上万人，养几千个“士”，是毫无问题的。最重要的是，吕不韦想通过“养士”，培植自己的“智囊团”和人才库，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吕氏春秋》里有这么一句话：“贤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财。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吕不韦认识到，无论贤与不肖，来者不拒是不行的，只有识才，才能爱才。作为一个政治家，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所以，他既注重他的“人才库”的量，也注重“质”。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不仅在养士的数量上不让“战国四公子”，吕不韦收揽的门客的质量也是不错的，总体质量也在“战国四公子”的门客之上。在吕不韦的门客中，出了个李斯。此人后来担任秦国丞相，协助秦始皇统一天下，功不可没。
吕不韦还组织门客撰写了一部巨著，“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日《吕氏春秋》”。洋洋二十余万言，这在当时是一部大书了。书成后，吕不韦令在咸阳市门公布，“悬千金其上”，声明若有哪一个人能增加或减少一个字，当场奖励千金。
此举一方面说明，吕不韦与他的门客们对这部书都非常自信，一方面也说明参与著书的吕不韦的门客们也都具备很高的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
秦王政十年，吕不韦被罢免后，“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自杀后，他的门客竟有一千多人前来吊丧，并偷偷地将吕不韦埋葬于洛阳北芒山下。
由此可见，吕不韦的门客，无论才与德，比孟尝君之流的门客强多了。组建自己的“智囊团”和“人才库”，对于从政也好，对于经商也好，无疑都有巨大的益处。
吕不韦和“战国四公子”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招揽人才的做法，给了后世的政治家和富商巨贾以深刻的启发。清朝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将这个做法总结为八个字：“以财买才，以财揽才。”
当年冯煖投奔孟尝君田文之时，见孟尝君供给他的饭很简单，连鱼都没有，便弹着他的剑唱道：“长铗归来兮，食无鱼！”
孟尝君得知后，令厨房每餐供给冯煖鱼吃。过了几天，孟尝君问别人：那个姓冯的满意了吗？那人报告说：冯先生还是弹着剑唱歌，只是歌词变了，唱的是“长铗归来兮，出无舆！”
“长铗归来兮，出无舆”的意思是：长长的宝剑啊，我们还是回去吧。在这里，出门连车都没有！
孟尝君听了，觉得此人比只图一口饭吃的门客的要求高，一定有过人之处，便干脆好人做到底，下令给冯煖配备了专车。又过了几天，孟尝君听说，这个姓冯的还弹着长剑唱歌，歌词变成了“长铗归来兮，无以为家！”
要鱼给鱼，要车给车，不想冯煖仍不满足，又想要自己的住房。由此可知孟尝君的门客们一般都住在集体宿舍。孟尝君便很不高兴了，认为冯煖贪得无厌，便不再答理他。冯煖见孟尝君生气了，知道自己索要住房不会得逞，也就不再发牢骚了。
这个小故事说明，越是有才能的人，在为别人打工时，要价越高。
胡雪岩曾说：人才像其他东西一样，也是一分钱一分货。这话虽然糙了点，理却不糙。想找聪明能干之人，在金钱上和人家斤斤计较怎么能行？须要舍得银子，多给工钱，一下子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可得到真正的干才。我的秘诀就是：以财买才，以财揽才。眼光要好，人要靠得住，薪水不妨多送，用人也是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胡雪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经营阜康银号业务时，每当雇佣号友时，“必询其家食指若干，需用几何，先以一岁度支畀之，俾无内顾忧。”（陈代卿《慎节斋文存》）也就是说，胡雪岩在招聘员工时，先了解其家庭情况，然后一次先支付一年的工钱，让员工在家庭生活方面没有后顾之忧。这样一来，员工自然对老板感恩戴德，工作起来则会尽心尽力。由于不用为家庭生活犯愁，员工自然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之中，由此可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
对于有突出贡献者，胡雪岩还特设“功劳股”，即从赢利中抽出一份特别红利，专门奖励给有功员工。
胡雪岩在筹办阜康钱庄之时，急需得力助手。他经过考查，看中了原大源钱庄的一个伙计刘庆生。在钱庄尚未开张赢利的情况下，胡雪岩决定给刘庆生二百两银子的年薪（不包括年终的“花红”），并且先预付了一年的薪水。
在当时的杭州，按一户八口之家上等生活水准来计算，一年的吃穿住行也不过二十多两银子。胡雪岩一下子就给刘庆生二百两的年薪，连刘庆生本人都感到意外。
高薪使刘庆生对胡雪岩感激涕零。他对胡雪岩说：“胡先生，你这样子待人，说实话，我听都没听说过。铜钱银子用得完，大家是一颗心，胡先生你吩咐好了，怎么说怎么好！”
刘庆生将家人都接来杭州，家里有了钱，生活不成问题，刘庆生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阜康钱庄的经营上了。“心思可以安定了，脑筋也就活了，想个把主意，自然就高明了。”
阜康钱庄有了刘庆生，胡雪岩既放手又放心。刘庆生也不辜负胡雪岩的厚望，将阜康钱庄经营得红红火火。
商人的目的是赢利，其实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人，又何尝不是为了一个“利”字！
对企业来说，要求企业员工“无私奉献”，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当然，并不是说，“无私奉献”过时了、不适用了。适当地倡导奉献精神，对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但这必须是在保护每个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普遍遵循的是等价交换原则，是按劳取酬原则。个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否则，只是一味地强调“无私奉献”，将劳动者视为创造财富的“工具”，最终不仅不能使人“无私奉献”，反而挫伤人的创造力和劳动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企业与企业经营者休戚与共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才会像胡雪岩那样求才若渴，才能视才为宝，才能使人才的创造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人在付出聪明才智和艰苦劳动之后，却得不到应该得到的报酬，势必使优秀人才的创造力和工作积极性受到致命打击。一个失去优秀人才的企业，必然是一个丧失了创造力的企业。
客与士：鱼龙混杂的群体
吕不韦养士，不但是自己巩固权位的需要，更是在战国时期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的必然选择。可以说，吕不韦参考了一些叱诧一时的养士名人成功的案例，才采取了养士，而不是联姻与网罗党羽的方法来保护自己。
那么，战国时代的养士，究竟又有何特色？那些名人门下的门客与侠士，个人素质和临阵表现又如何呢？
战国的养士之风已和春秋时期有极大的区别。春秋时期虽列国纷争，但表面上还维系着等级有序的一统局面，有极分明的“公”“私”观念。
所谓“私”就是以下害上的一切言行，这是为社会所不齿的，因为“以私害公，非忠也”。收养私属、私卒，私士，是被社会舆论所不容的。在当时的历史记载中，养士，往往被描绘成野心家，如公子光、白公胜之类的不轨之举。到了公开兼并与竞争的战国时代，养士已成为上层社会竞相标榜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地收养门客为荣。从战国初期的赵襄子、魏文侯及以后的赵惠文王、燕昭王、“战国四公子”、燕太子丹，门下都收养有千人以上的门客，其养士之规模也是春秋时期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孔丛子·居卫》篇记载了孔子思关于春秋、战国两个时代不同的养士之风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春秋时期，“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所以养士之风不得大倡；而战国时代，“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这段话深刻地道出了战国养士之风经久不衰的真谛。由于通过养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号召天下，又能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们争相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形成了“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大好局面。
战国的养士，形成了以“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为代表的人才中心，大量的人才迅速地聚集起来。据史书记载，“四公子”门下的食客都超过三千人。孟尝君的封地是拥有万户以上人口的薛邑，但他在薛邑一年的收入还不足以供养门客。
秦昭襄王称赞孟尝君善于结交各种人才，说：“孟君门下，如通物之市，无物不有。”平原君门下也人才济济，“文武备具”，他曾自夸：一旦有事，“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信陵君手下的门客甚至可以潜伏在赵王的身边，他所得到的信息甚至比他的国君魏安釐王还快、还准确。人才的大量集中，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信陵君“仁而下士”，使得周围数千里的游士“争往归之”，“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其他三位公子，对社会产生的威慑力也大致相同。
司马迁一语中的，道出了“四公子”的真实意图。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四公子并非富可敌国，甚至还有孟尝君那样“邑人不足以奉客”的紧张局面，把门客养得肥头大耳就为了博取几句廉价的赞誉吗？显然不是。他们无法摆脱权力的漩涡，争来赌去，还是为了“持权”，甚至是篡国。
春申君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将刚刚宠幸并怀有身孕的姬妾李氏送到楚王床上。信陵君想要调动军队，不得不把后门走到魏王的小老婆如姬身上……这种不择手段的冒险，莫如说是一项高回报的投资。《史记》中常有以某公子故、邻国相倾、不敢加兵的说法，还用问？翻云覆雨的角色正是那些公子梦寐以求的，他们希望成为主宰战争、垄断特权的政坛大鳄。
春申君的门客朱英讲得更露骨：“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这就足够令有头脑的君主感到寝食不安了：国家安危还要看几位公子的脸色，干脆把朝廷解散让公子及其门客们取代算了。其实，从这些公子用心良苦、网罗门客那天起，就等于向天下昭告了自己的政治企图。公子们的实力越强大，他们个人的悲剧命运就来得越迅速、越深刻。大祸临头，即使再狡猾的韬养之术也挽救不了，那种把戏至多是贪生怕死的“马后炮”。
蓄养门客号称招贤纳士，惜乎不能算做“政府行为”，而只属于个人行为，这与后世的朋党之争一脉相承。孔子崇尚“不周不比”，而政治却不遵循常规的道德标准，这种东西本来就有谋于密室、工于心计的阴暗特征。倘若真的“不周不比”，你依靠谁、利用谁？虽说“养士”勉强算半官半私，但是这个被雇佣的阶层仍然带有明显的“黑社会”性质——它是一个以物质待遇为前提、以雇主利益为目的、以个人崇拜为约束的“临时智囊”和“私家敢死队”，这支参差不齐的“杂牌军”属于“半个江湖”，具有某种阴森的力量。更多时候，这支阴森的力量是为了“窝里斗”。
养士，太平年代比战乱时期更值得警惕。
的确，政治上的礼贤下士多少都有作秀的成分；襁褓里的君王如何“仁、义、礼、智、信”，总归不能剔除表演的性质。《隋书》记载隋炀帝当藩王的时候，“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直至糊弄得皆大欢喜。“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结果，杨广即位之后，还不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暴君？
当然，共患难不易；而同富贵较之更难千百倍。兵临城下与马放南山时，君主决不可能是相同的表情。周文王访姜尚也好，刘备摔孩子也好，还不是一己之私闹的？孟尝君“邑人不足以奉客”，凭什么咬牙还愣充“大肚汉”？他犯得着像孝敬亲爹一样奉养那群大呼小叫的门客吗？政治家的高明就在于掌握火候，知道你喜欢什么，知道你擅长什么，知道什么时候你会感激涕零、心甘情愿地把脑袋扎进裤腰带里替他去卖命。
身为“大梁夷门监者”的隐士侯赢已经是七十岁的老头子了，他对信陵君的“仁而下士”挂着大大的问号，他态度冷漠地考验着对方的耐心，又坐公子驾御的车，又参加宾客满堂的宴会，观察了半天，信陵君始终是“颜色愈和”、“色终不变”，最终，侯赢相信了自己那双老眼，死心塌地地替这位人生知己谋划，直到“北乡自刭”，自愿送了老命。
“养士”看似周瑜打黄盖，实则起哄群殴打太平拳的多。俗谓：“有酒有肉皆兄弟，患难何曾见一人？”趋炎附势、攀龙附凤就这么残酷，现世现报，概不赊欠。“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句话，百试不爽。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讲得更赤裸，廉颇倒霉的时候，一窝蜂来的门客转眼就一窝蜂地跑了。后来，廉颇东山再起，这帮家伙又来投奔，主人毫不客气地往外轰，门客咂着舌头说：“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说得不错，这是“主与客”都不能无视的前提。你一没权势，二无钱财，门客还陪着殉葬不成吗？
那么，四公子号称超过三千的门客究竟是什么货色，公子们比谁都清楚，这些人是他们棋盘上的车、马、炮，可以冲锋陷阵，也可以在顷刻之间树倒猢狲散。孟尝君的升沉给了门下那些势力小人提供了充足的表演空间：
“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孟尝君太息叹曰：‘客见文（孟尝君）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
话虽如此，孟尝君还是乐于走回头路。门客们恶毒地撂过挑子，也巧妙地救过他的命，这种好处，临时抱佛脚绝对收买不来。司马迁创造了许多条成语，“鸡鸣狗盗”便是其中之一，这则典故在生死关头帮过孟尝君的大忙，王安石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汉书·游侠传》也点名说春秋四公子的风凉话：“（四公子）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所不宾。”难怪被人瞧不起，公子的门客们的确采取了偷偷摸摸、贼眉鼠眼的行为方式，《史记》的记载近乎滑稽剧：
“（秦昭襄王）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臧中，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秦昭襄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
两次都是“下流”的门客出手搭救，看来，客无主次，各有专攻，雕虫小技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在历史上标名挂号的“门客”很多，如孟尝君门下的冯煖、信陵君门下的侯赢、平原君门下的毛遂、春申君门下的朱英……细想起来，他们同鸡鸣狗盗之徒并无本质区别。太平时期，这群构成复杂的“死士”不管本领如何，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非常难伺候，以至于东家不得不曲意逢迎、忍疼割爱。身负贤名的公子们不可轻易犯错误，他们比常人更小心翼翼、更扭扭捏捏、更深藏不露。
战国四公子的大量养士，使得游侠有了集结的场所。这一点史书上虽无专门的记载，但也可寻见其端倪。秦围邯郸，赵王派平原君突围去楚国求救，临行时，平原君挑选“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同行。后解围时，又“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说明平原君的门下聚集了不少侠士。信陵君曾“从博徒卖浆者游”，孟尝君门下有“鸡鸣狗盗之徒”，那么下层社会的侠士也有不少集合在四公子的门下。所以韩非子称养士之风中存在“养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所谓“侠奸六万，门客三千”，且认为由于他们的大量集结已威胁到最高统治者的统治。
以“四公子”为代表的战国权贵为人才方面激烈竞争的形势所迫，在网罗人才上遵循了一些难能可贵的行为准则。
一是“知人得士”。战国时代的游士对于养士的权贵期望值甚高，不但要求他们能给予自己很高的物质待遇，而且要求权贵们能懂得人才，善于使用人才。
信陵君在魏国偷盗兵符领兵解了赵国邯郸之围后，便留在了赵国。他听说赵国有两个出色的人才：一为毛公，藏身于赌徒之中；一为薛公，埋名于酒肆之内。信陵君几次想见他们，两人都躲了起来，不肯相见。信陵君打听到他们的存身之处，就悄悄地走到那儿与两人交游，相互间处得十分融洽。平原君听说后对妻子说：“我听说你弟弟信陵君天下无双。现在看来只是个糊涂虫，只知道和赌徒、卖酒的混在一起。”信陵君从姐姐那儿知道了平原君的议论，感叹道：“平原君的养士原来只是贵公子的豪举，并不是真正为了寻找人才。”平原君连忙道歉。即使如此，不但天下之士，就是平原君的门客，也都投奔信陵君门下。
在游士们看来，权贵者不了解自己，不懂得识别人才、使用人才，是不能容忍的错误。这就逼迫权贵者开拓人才的信息，提高识别人才的能力。因此许多隐姓埋名于民间的人才，如弹铗长歌的冯煖、勇于自荐的毛遂都被主人重用，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干。一些生活在民间的游侠，如荆轲、聂政，都是被权贵们一再邀请，委以重任，才干出一番惊天动人的事业的。
二是“不分贵贱，一与人等”。也就是说，门客受尊重的程度是由自己的才能所决定的，与身份的贵贱无关；而作为养士的权贵者须“仁而下士”，不能“以其富贵骄士”。正因为如此，信陵君为了结交身为看门者的隐士侯赢，居然在闹市中和颜悦色地牵着缰绳，站在一旁，等待侯赢和别人谈话完毕，才请他上车迎到家中。燕太子丹通过“节侠”田光的介绍才得以见到身为平民的荆轲。见面时，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以后“日造门下”，想尽方法来“顺适其意”。
这样一种风气，使得多数埋名隐姓于民间的名士有了被重新发现的机会。在门客中，人与人的相对平等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圈。这显然与由游士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围，以及战国时代“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这样一种新的价值观所唤醒的游士个人意识的自觉是分不开的。任何人只要能进入这一文化圈，那么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独立的，都能因自己的才识和武艺而受到尊重。
中国古代社会自有确切的历史记载起，“贵贱尊卑”等级有序的观念便占统治地位。长达数千年的古代社会，只有极少数时期，并在极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人际关系才有相对平等的可能。战国的养士制度就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人人格上独立的要求得到鼓励和尊重。
只有在战国时代，身为“屠客”的勇士朱亥可以对魏王的弟弟信陵君的数次邀请不予理睬；作为平民，荆轲可以因为燕太子丹催促他启程赴秦而大发雷霆，甚至当面怒叱：“何太子之遣？”战国的游侠便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存在并发展起来的，人格的自尊显得特别强烈和敏感。
当然，作为进入这种超越尊卑级差地位的文化圈的前提，门客自身必须具有过人的才识和武艺，因此游侠对于自己的学识武艺都砥砺求精。《史记》说荆轲“好读书击剑”，曾特地去榆次与著名剑客盖聂论剑。然而，荆柯刺秦王不成被杀后，与荆轲交过手的另一游侠鲁句践还批评荆轲不精于“刺剑之术”。这种对胆识和武艺的严格要求和刻苦练武的习气，后来作为传统一直被中国历代的武侠所继承。
三是“合则留，不合则去”。战国的游士绝无忠于一国一姓的狭隘观念，他们有很大的选择权，可以流动到适合自己发挥才能的地方去。即如“四公子”这样的权贵，在各方面，包括个人道德修养方面都必须格外小心谨慎，才能招徕人才，平原君的一个美人在楼上见有个跛者打水，不禁哈哈大笑。那个跛者找到平原君要得美人之头。平原君不肯以一笑之故杀美人，门客离去者过半。手下有人告诉大惑不解的平原君，不要因“爱色贱士”而失去人心。
于是，平原君只得砍下那个美人的头颅，亲自到跛者家中道歉。如此，游士才渐渐返回。由于激烈的人才竞争，需要权势者养士时有相当的肚量。孟尝君的一个门客与孟尝君的夫人相爱。盂尝君知道后，认为“睹貌而相悦者，人之情也”，不但没杀门客，反而委以重任。后来那位门客出使卫国，冒死阻止了卫君约天下之兵攻打齐国的打算。齐国人因此称赞孟尝君能“转祸为功”。用人者如此宽容的态度，为游士们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游侠便是在这样的“小环境”中迅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
知人善任：吕不韦的人才观
吕不韦广招门客，并不是来者不拒、壮大门面，而是有他的取舍标准。正是因为他招纳了很多的贤才，才为秦国储备了一批能够出将人相的人才，为秦国最终消灭六国、一统天下奠定了人才基础。他为相12年，提出和推行了一整套有利于富国强兵的理论和政策，为实现秦并六国、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用人方面提出的理论和政策，不仅为秦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尚贤：高度重视人才
吕不韦的人才理论，集中体现在《吕氏春秋》一书中。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吕不韦深谙“尚贤为政之本”（《墨子》）的道理，作为一国之相，更深知人才对治国的重要性。
“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吕氏春秋·求人》）。
“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于城，城从于民，民从于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吕氏春秋·先识览》）。
这两段话是吕不韦对人才重要性的高度概括。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人才，并把人才看成治国之根本。吕不韦时代，群雄兼并，武力争强，在残酷的竞争中，人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更加凸现出来。
吕不韦以政治家的眼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得贤人与得天下直接联系起来，从国家兴亡的高度提出尚贤的重要性，认为：“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夫得圣人，岂有里数哉？”（《吕氏春秋·赞能》）并要求国家的统治者，要把尚贤作为基本国策，始终把重视人才放在治国为政的首位，而且在治国中推行了一整套尚贤的政策，吕不韦的这些观点和做法，显然要比以前和同时代的政治家高明得多。
察贤：正确识别人才
正确识别和考察人才，是重视和任用人才的基础。《吕氏春秋·正名》讲了这样—件事：尹文拜见齐王，齐王对尹文说：“寡人非常喜欢士，齐国却没有士，怎么办？”尹文听后问：“什么是士？”齐王却没有答上来。尹文说：“有一个人孝敬父母，忠于君主，诚实守信，敬爱兄长，有这四种品德可以叫士吗？”齐王答：“对，这就是我所希望得到的士。”尹文又说：“假如这人在广众之中受到莫大侮辱却不反抗，你还用他为臣吗？”齐王说：“不！士受辱不争斗，这是耻辱，这样的人怎么能做臣子！”尹文接着说：“即使受辱不争，但他并没有丧失那四种品德，也就是没有丧失士的根据，而你—会说用他为臣，—会又说不用，这是何道理？”齐王无话可答。在这里，吕不韦是要说明识别和考察人才是有客观标准的。
正确识别和考察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吕氏春秋》从不同角度作了阐述：
首先，使用了许多类似的概念，如圣、贤、士、能等，从这些概念看，这些“贤人”都是治国需要的品德高尚的能人，也就是德才兼备的人。
其次，《吕氏春秋·遇合》指出：“凡举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国必残亡。”吕不韦将志向、做事、功劳三者作为举人之本，这个标准把德才兼备具体化了，延伸到做事的能力和政绩等。
再次，《吕氏春秋·论人》明确地提出了“八观六验”和“六戚四隐”的内观和外观标准。所谓“八观六验”，就是“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持，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他又说：“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谓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汗无之而非是。此圣王之所以知人也”（《吕氏春秋·论人》）。
综观这三个方面的论述，第一个是综合的理性标准，核心即德才兼备。第二个是理性标准的具体化，侧重于标准的具体操作。第三个是从内、外不同方面识别考察人才，侧重于方法论。应该说，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标准体系，提出按照这一标准体系识别考察人才，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举贤：公正地选拔人才
在正确识别的基础上，如何选拔人才？吕不韦的态度很明确，就是“公正”二字。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于公”（《吕氏春秋·贵公》）。吕不韦认为，没有公正的胸怀，真正的人才是举不出来的。
他讲了齐桓公的例子：齐桓公想用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对他说：“我不如管仲，你如果想成就霸业，就请把管仲救出来，任他为相。”当时，管仲被囚禁在鲁国。齐桓公说：“管仲是杀我的凶手，我恨不得杀了他，怎么能用他！”鲍叔牙说：“管仲是为自己的君主射杀人，你如果任他为臣，他也会为你射杀别人。”齐桓公不答应，鲍叔牙坚辞不受。最后，齐桓公还是从大局出发，听从了鲍叔牙的建议，把管仲救了出来，并任为相国，结果，齐国大治，很快成为春秋霸主。应该说，鲍叔牙与管仲可谓至交，管仲为囚时，鲍叔牙舍身相救并荐为相，但当管仲病重，齐桓公让他推荐相时，管仲没有因私情推荐鲍叔牙，而向齐桓公推荐了隰朋。齐桓公行公道而不记私怨，起用管仲，使自己成了五霸之首，但在管仲死后，齐桓公没有坚持公正用人的原则，而是徇私情任用了阿谀之人竖刁，最后以致死无葬身之地。齐桓公的经历是发人深省的。为此，他主张举贤要“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吕氏春秋·去私》）。吕不韦还引用晋国的一段人才佳话为例：晋平公要选拔县令，问祁黄羊：“谁可以做南阳县令？”祁黄羊答：“解狐可以”。晋平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答：“你问的是谁能做县令，不是问我的仇人。”平公又问：“国家没有尉官，谁可担当？”祁黄羊答：“午可以。”平公说：“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回答：“你问的是谁可担当尉官，没问我的儿子。”孔子听到此事后，感慨地说：“祁黄羊可谓公矣！”（《吕氏春秋·去私》）吕不韦赞赏祁黄羊，倡导要公正无私地选拔人才，把那些选拔人的人比做“庖人”，指出选拔人的人以权谋私，如同“庖人”做饭时偷嘴一样，这样的“庖人”是不能为“庖”的。
任贤：量才任用人才
如何任用人才？吕不韦主张量才任用，用其所长。《吕氏春秋》认为：“以全举人固难，物之情也”，即便是尧舜禹汤这样的人物也概莫能外，吕不韦在赞同孔子主张的“无求备于一人”（《论语》）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人伤尧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号，禹以贪位之意，汤、武以放弑之谋，五伯以夺之事。”只要有一点长处，就可以为我所用。“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疵，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择务而贵取一也”。
《吕氏春秋》还讲了宁戚的故事，宁戚想向齐王谋取官职，因处境艰难，只好给商人赶着车子到了齐国，当他看到齐王时，敲着牛角唱起商歌，齐王见他不俗，就召见了他，宁戚就发表了治理国家的建议，齐王听后很高兴，准备任用他，结果，大臣反对，认为宁戚不是本国人，对他的情况不了解，不如了解后再用。齐王坚定地说：“你们不就是担心他有小毛病吗？因为小毛病忘了大优点，这是君主失掉天下人才的原因啊！”
“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吕不韦认为用人应当“假人之长补其短”，他还形象地打了一个比喻，一个人让一只能捕獐麋豕鹿的好狗去执行猫的任务，捕鼠，还用夹子夹住这条狗的后腿，这就使狗抑其长而用其短，结果自然是无所适从，很难有所作为的。他认为只要用人所长，众人才能为其用，才能把大多数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此君人之大宝也”（《吕氏春秋·用众》）。
礼贤：尊重爱护人才
任用人才，人尽其才，还必须“礼贤下士”，必须创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吕氏春秋》就此作了许多论述。
首先要礼贤下士，尊重人才。“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与天下之贤者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吕氏春秋·报更》），为此，吕不韦专门写了《下贤》一章，他认为，君主应该对人才礼贤下士，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人才就会敬而远之。
“有道之士，固骄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因此，贤明的君主应该“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士所归，天下从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适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吕氏春秋·下贤》），这些是说统治者要有尊重人才的胸襟，并且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吕不韦强调：“君子犹鸟也，骇则举”。没有良好的环境，人才就留不住。要吸引和留住人才，就必须创造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
其次要认真对待贤人的意见。“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极卑极贱，极远极劳”（《吕氏春秋·求人》）。“昔者禹一沐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吕氏春秋·谨听》），这是说统治者要虚心听取贤人的意见，善于发挥人才的作用。同时，还要知道贤人的心情，“贤主必自知士，故士尽力竭智，直言交争，而不辞其患，”国君要与贤人保持密切的关系，及时了解贤人的心声，还要注意多学习有关知识，拉近与贤人的距离。
再次要关心爱护人才，保护人才的利益。“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之，义也。人之困穷，甚如饥寒，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士得矣”（《吕氏春秋·爱士》，吕不韦要求统治者要给贤者提供“食”、“车”、“财”等条件也就是注意解决人才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聚贤：用高尚的品德凝聚人才
以高尚的品德聚人，这是《吕氏春秋》的基本观点。吕不韦认为，“今有千里之马于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马也，相得则然后成，譬之若袍之与鼓。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贤者也”（《吕氏春秋·知士》），用人才者和人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大凡贤人，都愿意与贤人在一起。他打了一个比方：“譬如登山，已经登得很高了，向左右看，巍峨的高山还在上边，贤人同人相处，情况与此相同，所以周公旦说，不及我的人，我不跟他相处，这是拖累我的人；同我相同的人，我不跟他相处，这是对我没什么裨益的人，我只跟贤明超过我的人相处。”
自古以来，凤凰择枝而栖，人才择主而事。领导没有聚才的品德，人才就不会趋之。吕不韦认为，欲聚贤者必贤也，国君必须首先勤政为民，“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也就是大政方针必须正确，必须合乎民心，这是聚人的根本。同时，要有高尚的人格品德，“善为君者，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德后也。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以归”（《吕氏春秋·功名》）。
吕不韦专门写了《上德》篇，论述君王必须以德聚人。“上德”就是崇尚道德，君王自身道德修养高尚，讲诚信，“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他还说了宋国人的例子，宋国有个赶车的人，他的马不肯前进，他就把马杀死，重新换马赶路，他的马还是不肯前进，他又把马杀死了，这样反复几次，结果，还是不能前进。吕不韦认为，宋国人只学到了用惩罚的办法树立自己的威严，不懂驾车的真正本领，只知惩罚不尚道德的国君，和这宋国人没什么两样。他认为国君高尚的人格品德，就如同在黑夜里举起明亮的火把，火光越明亮，天下的贤士就会像蝉奔赴火光一样归附。
“八观六验”与“六戚四隐”
《吕氏春秋》中《论人》一篇介绍如何辨认一个人“情伪、贪鄙、美恶”的方法：“外则用八观六验”、“内则用六戚四隐”。
八观：根据人所处位置来识别人。
通则观其所礼：显贵之时看其所行的宾礼。即有地位时看是否趾高气扬，蛮横无礼。
贵则观其所进：任要职之时看其推荐什么样的人。
富则观其所养：富裕之时看其所养的门客宾客。即富足之后他结交什么样的人。
听则观其所行：即听他所言之后看他做不做，如何做。
止则观其所好：即看他业余时间追求崇尚什么。
习则观其所言：习是“亲信”的意思。当他身处领导身边，有一定的发言权时看他出好主意还是坏主意。
穷则观其所不受：即穷困之时看其是否不受非分之财。
贱则观其所不为：贫贱时看其是否不为非义之事，尽管地位低下，决不做有损国格人格之事，堂堂正正，掷地有声。
六验：依据人的情感来认识人。
喜之以验其守：使之“得意”看其是否“忘形”。
乐之以验其僻：使之高兴看其是否不变操守，是否邪僻不正。
怒之以验其节：使之发怒，看其是否能自我约束；
惧之以验其持：使之恐惧，看其是否意志坚定，不变信念。哀之以验其人：使之失败，看其是否自制、自强；
苦之以验其志：使其处于艰苦环境，看其是否有大志。
六戚：指“父、母、兄弟、妻子”，他们代表了人的家庭关系。观察他的家庭关系是否和睦，家庭关系处理不好的人也难以处理好社会关系。
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这些代表了人的社会联系。观察他交什么样的朋友，和邻里关系相处得怎样。
吕不韦招纳天下人才为门客，让他们为自己的荣华富贵出力之外，还组织他们做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编书。那么，为什么如日中天的吕不韦会耗费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做一件看似面子工程的修书工作呢？他的真实用意又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