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君臣之间永远缺芝相互信任的基础，更缺乏长久共荣的基础。中国古代权力的垄断性和寡头特征，是君臣冲突的病灶，而吕不韦的失败，则是中国古代功臣的唯一宿命。
君臣斗争：皇权时代永远的主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吕不韦的悲剧是必然的。在专制体制下，功臣与专制暴君的关系是一个永远的悖论。一方面，在朝廷用人之际，专制暴君必须仰仗功臣；一方面，在局势安定之后，功臣“功高震主”，极易遭到专制暴君的敌视，双方互相猜忌，往往闹得不共戴天。
“伴君如伴虎，防臣如防贼。”这句总结功臣与专制暴君的关系的古语，可谓经典！翻开中国历史，仿佛就是一部伴君驭臣史。历史上固然有刘备与诸葛亮、李世民与魏徵等君臣和睦相处的典范，但毕竟太少。
一般来说，君臣关系之难处，不在创业之时，而在守成之日。由于专制暴君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所以，“功成不居”、“功成身退”成了功臣们得以善终的唯一出路。史上倒也有些成功的例子，如范蠡、孙武的飘然引退，张良、韩世忠的与世无争，萧何、郭子仪的谨小慎微……
而更多的情况是帮助汉高祖打下天下的淮阴侯韩信被杀前讲的那句话：“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有的甚至于敌国未破，而功臣先亡……
功臣命丧暴君、昏君、甚至“明君”之手的例子太多了，这此不妨随手拈来一批，如伍子胥、文种、商鞅、白起、李牧、韩信、晁错、周亚夫、灌夫、窦婴、李广、桑弘羊、赵广汉、韩延寿、杨恽、萧望之、杨震、邓骘、杨修、崔浩、尔朱荣、斛律光、高熲、贺若弼、长孙无忌、郭崇韬、岳飞、赵鼎、李善长、刘基、朱文正、傅友德、朱亮祖、蓝玉、解缙、于谦、夏言、曾铣、张经、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熊廷弼、袁崇焕……可谓不胜枚举！
即使是刘备与诸葛亮这样的被视为“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也并不那么十全十美，他们之间也有所猜忌。
刘备得到诸葛亮后，政治、军事前景顿时豁然开朗。对刘备来说，真的是“如鱼得水”。但“如鱼得水”并不意味着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起码有两件事，刘备便没有采纳诸葛亮的意见。
一是建安十五年刘备亲自到京口（今镇江市）见孙权一事。当时赤壁之战刚刚结束，刘备想乘机要求孙权将荆州让给他。诸葛亮认为此行极为危险，绝不能去。但刘备不听。果然，周瑜等人都劝孙权留住刘备，不可放虎归山，幸好孙权鉴于两家目前是盟友，没有答应，才使刘备得以脱身。
事后，刘备曾问庞统：我到东吴时，听说周瑜曾劝孙权把我留住不放，有此事吗？庞统答：实有其事。刘备叹息道：当时孔明也劝我不要去。看来实在是太冒险了。
第二个例子，是关羽被孙权所杀后，刘备急于东征孙权，为关羽报仇。当时“群臣多谏”，刘备执意不听。据《三国志·法正传》载，刘备东征大败后逃至白帝城。诸葛亮叹道：“法孝直（法正的字）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从诸葛亮的叹息声中，我们可以得知：
第一，当时诸葛亮的态度，肯定是反对刘备东征孙吴的，否则就不会发出这样的叹息了。而且，与孙吴开战，是与诸葛亮制定的联吴抗曹战略背道而驰的，诸葛亮决不会赞同刘备这种不顾全大局的任性之为。
第二，诸葛亮大概劝谏过刘备，但刘备没有听从。所以诸葛亮说，如果法正活着，一定会劝阻刘备，刘备可能会听法正的劝说。
第三，刘备虽然声称得到诸葛亮后“如鱼得水”，但关键时刻，诸葛亮说的话还不如法正的意见。由此可见，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似乎并不那么“如鱼得水”。
刘备临终时向诸葛亮托孤，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既是托孤，又说若其子不才，诸葛亮可取而代之。后人认为，刘备临终之语，透出了对诸葛亮并不十分信任的弦外之音。所以诸葛丞相急忙哭着表白道：“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固然好，但终究比不上与关羽、张飞的关系。荆州地处魏、吴之间，乃兵家必争之地。刘备占有荆州后，守卫荆州的最佳人选无疑是诸葛亮，但刘备却令关羽留守荆州，个中玄机真是耐人寻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定孙刘之交者，武侯也。有事于曹，而不得复开衅于吴。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赵云）与飞（张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之事，先主自任有余，非凡不必武侯也……然则先主岂不能将羽（关羽）哉？且信武侯而终无能用也。疑武侯之交固于吴，而不足以快己之志也……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
孙刘之盟是诸葛亮订的，而且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东吴做官，诸葛亮与东吴关系比较好尽人皆知。刘备可能觉得如果诸葛亮留守荆州，以诸葛亮与东吴的关系，说不定会做出有损蜀汉的事来。所以，刘备宁愿用关羽留守荆州，也不愿用诸葛亮。
刘备东征孙权时，尽起倾国之军，却没带诸葛亮，这也令人有所不解。所以说，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虽然历来被称为君臣关系的典范，但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美满和谐。
再者说，刘备创业未半便死了，如果他统一了天下，他与诸葛亮到底还能不能和谐相处，更是难说。
有的功臣则在君王的猜忌下度日如年，不得不铤而走险，举兵反叛，结果被“王师”名正言顺地消灭，如彭越、英布；也有些权臣，生前虽然独掌大权，但死后遭到皇帝的清算，如霍光、张居正；也有的则干脆或明或暗地进行改朝换代，如王莽、曹操……
曹操生前虽然没有废掉汉献帝改朝换代，但他说得很明白：“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周文王生前虽然未灭掉殷纣王建立周王朝，但他已经为弟弟周武王灭殷奠定了基础。曹操说他要做周文王，即说他在世时不会废掉汉献帝，而是将这一历史使命留给自己的儿子。
说到曹操，笔者倒想多说几句。人们评价历史人物一般采用两个标准，一是“成败标准”，一是“忠奸标准”。成则英雄败则寇，多是指皇帝而言的，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对臣子而言，则以“忠奸”为分水岭，非忠臣即奸臣，罕有例外。
如果曹操果敢地取代汉献帝即皇帝位，然后扫平刘备、孙权，统一天下，将帝位传个一二百年，那么，曹操理所当然是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与“黄袍加身”的“宋祖”又有什么分别呢？而且，以曹操的多才多能，在历史上的地位恐怕要远远高于宋太祖。果真如此的话，谁还说曹操是“汉贼”、“奸雄”？
可惜曹操是武大郎攀杠子——上下不够头。他既没有代汉称帝成为“篡贼”，也没有一心一意辅佐汉献帝成为“忠臣”；既没有一统天下成为一个绝对的成功者，也没有被人消灭成为一个绝对的失败者。所以，曹操在历史上就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用传统的“成败标准”和“忠奸标准”来评价曹操，似乎都不合适。
伟人也好，凡人也好；好人也罢，坏人也罢，都是人。既然都是人，那么，不管是伟人还是凡人、好人还是坏人，都应该具有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曹操当然也不例外。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豪杰。曹操是在当时的乱世中应运而生的人物，其本性还是个欲扶大厦于倾危、拯百姓于水火的仁人志士。
建安十五年，因为人们盛传曹操将“有不逊之志”，曹操特意写了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自剖心迹，说明自己并无代汉的野心，只不过“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曹操当时的心愿。
考其投身行伍后的言行，与其志向是一致的。讨黄巾军时，曹操身先士卒，屡立军功。平定黄巾后，曹操见朝中宦官专权，政治黑暗，遂辞官归隐，“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视官职如敝屣。董卓进京后，欲篡汉自立，诸侯或拥兵自重，或兴兵讨伐，刚刚趋于安定的汉朝江山又将分崩离析。曹操为了维护汉朝社稷，毅然加入到讨伐董卓的阵营之中。在诸侯之中，袁绍、袁术等各怀异志，首鼠两端，只有曹操与孙坚对汉朝忠心耿耿，作战最为勇敢。对此，王夫之评价道：“故天下皆举兵向卓，而能以躯命与卓争生死者，坚而已矣！其次则操而已矣！岂袁绍等之力不逮操与坚哉？操与坚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非绍、术挟奸心以养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故他日者，三分天下，而操得其一，坚得其一。”王夫之之言，颇有点好心有好报的意思。
而刘备呢？小时候与小朋友们在村头玩游戏，便说自己是皇帝，村头的大桑树是其“羽葆盖车”。他的两个儿子，一叫刘封，一叫刘禅。封禅是古时皇帝祭奠天地的礼仪，可见刘备一直想着要做皇帝。如果按封建道德来评价他的话，刘备早就有“不臣之心”。
袁绍虽然才疏，但是志大，讨董卓之时即生异志，得到玉玺后爱不释手，丑态毕露，因此为曹操所看不起。袁绍之弟袁术更是称帝心切，早就在寿春称帝，结果不久便被曹操所灭。与曹操比起来，袁绍、袁术可谓“乱臣贼子”。
孙权如何？且不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他不听招呼、公然与朝廷的军队展开赤壁大战，于汉献帝尚在位之时，他竟居心叵测地公然写信劝曹操称帝，压根就没把汉献帝放在眼里。
与袁绍、袁术、刘备、孙权这些人相比，曹操是最没有野心的，也是对汉室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曹操曾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并非夸张之言。不仅曹操至死没有称帝，在他活着的时候，刘备、孙权也不敢称帝。如果不是曹操在汉献帝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之，汉献帝根本不会再做上二十五年的皇帝。如此说来，说曹操“名托汉相，实为汉贼”，实在是冤枉了他。
曹操做的最失策的一件事，便是将如同丧家狗一样的汉献帝接到许昌，想“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自迎汉献帝到许都后，真的可以号令诸侯了吗？恰恰相反。曹操将汉献帝接到身边后，天下共知，曹操是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因此皆骂曹操为“汉贼”，纷纷拥军自重，无人听从曹操的号令。
建安元年（196年），即曹操迎汉献帝的那一年，曹操让汉献帝封自己为大将军、武平侯。为了安抚势力最大的袁绍，又让献帝封袁绍为太尉、邺侯。谁知袁绍对此并不领情，骂道：“曹操……今乃挟天子以令我乎！”竟拒而不受。曹操只好将自己的“大将军”封号让给袁绍。
次年，董卓的部将张绣便率部袭击曹操，袁绍的弟弟袁术则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
第三年，盘据荆州的“名士”刘表公开支持张绣，与曹操开战；吕布也与曹操大动干戈。孙策则乘机占据江东，初步奠定了东吴的基业。
第四年，刘备叛曹操，归袁绍。袁绍因战胜公孙瓒，实力大增，遂亲率大军进攻许都。
第五年，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展开大战，曹操获胜。此役后，曹操又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东征西杀，才大体平定北方。
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后，想趁热打铁统一全国，但遭到赤壁惨败，刘备乘机占领西川和荆州，三国鼎立之局遂告形成。
有意思的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二十四年间，无论是张绣、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公孙瓒、高干，还是刘备、孙策、孙权，没有一个诸侯肯听从曹操的号令。由此可见，曹操空有挟天子之名，而无号令天下之实。
袁绍进攻曹操时，曾令陈琳代写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文中说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灭中正，专为枭雄”，连曹操听了，都出了一身冷汗，头疼病竟减轻了许多。可见当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受到了诸侯的强烈抵制。曹操不但没有从中得到好处，还背上了“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骂名。而且，不仅当时的人都这么骂他，后世近两千年间，曹操也一直是以“奸贼”或者说是“奸雄”的面目出现在历史上的。
曹操想拿汉献帝号令天下，怎奈诸侯不听；想将汉献帝抛弃，则担心自己“匡扶汉室”的招牌毁于一旦，从而招来万世骂名；想取而代之，又怕引起更强烈的反对，成为天下公敌……
所以，汉献帝成了曹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根鸡肋。曹丞相骑虎难下，此中难言之隐真是不可告人。
相对于曹操来说，刘备和孙权要幸运得多。曹操做丞相、封魏王，起码在名义上是经过了汉献帝的正式册封。而刘备平定西蜀之后，没经汉献帝的批准，便在成都自称“汉中王”，怎么就没有人说刘备是“僭越”呢？后来，刘备和孙权都登基做了小王朝的皇帝，有谁说过他们是“国贼”、“奸雄”、“叛逆”？甚至从未想过要匡扶汉室的袁绍、袁术、刘表、吕布等人，也没有被加上“汉贼”的恶名。
有句俗语：“瞒之智正瞒之愚。”曹丞相耍的这点儿小聪明，让他一生“骑虎难下”，真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而史家及后人皆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乃深谋远虑之举，不亦惑乎？
有人可能要举袁绍不迎汉献帝而败、曹操迎汉献帝而胜的例子来说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成功。其实，曹操之胜，袁绍之败，与迎不迎汉献帝并无必然联系。正如曹操所分析的那样：“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如果说曹操战胜袁绍是因为曹操挟持着汉献帝、拥有政治上的优势的话，那么，曹操与孙、刘赤壁大战之时，不也有这种政治上的优势吗？刘备、孙权并不买那个有名无实的汉献帝的账，该打就打，结果使赤壁之战成为曹操一生中最为惨重的败绩。也正因为此次大战，奠定了三国鼎立之局。
曹操挟持汉献帝达24年之久，废之易如反掌，曹操却始终不敢。在他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只好将代汉的历史使命交给了儿子曹丕。
骑虎难下：权臣命运的悖论
吕不韦也骑上了老虎。只是当他发现之时，也已经骑虎难下了。
其实，自从吕不韦得意洋洋地收获其风险投资所带来的巨大利润的那一刻起，他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当初吕不韦提出要帮助子楚时，子楚的许诺是“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而当子楚在吕不韦的帮助下顺利继承秦国的王位之后，子楚虽然封吕不韦为丞相、文信侯，但并没有将秦国一半的土地封给吕不韦，只是给了吕不韦河南洛阳十万户的封地。恐怕此时，子楚与吕不韦的蜜月期也该结束了。
子楚一即位便封赏吕不韦，其实是在兑现自己的诺言。然而，他的诺言是无法兑现的。在秦国还不是他的私有财产的时候，他可以慷别人之慨，许下分秦国一半给吕不韦的诺言。而一旦秦国真的成了他的天下，他真的能兑现这样的诺言、将秦国一分为二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虽然在吕不韦看来，这样的收益也足以令他志得意满了。但已成为秦王的子楚，一定会为自己当年的大言懊悔不已。君无戏言啊！
子楚此时，说不定对吕不韦已经产生了猜忌之心：没有兑现当初的诺言，吕不韦会不会心生怨望？俗话说：“功高不赏。”当做臣子的功高震主、使君王赏无可赏之时，那个做臣子的就很危险了。这时，君王最为渴望的，便是功臣突然死掉。这样，就不需要封赏功臣了，从而了却君王的一桩心事。
再说，吕不韦和赵姬还有一桩惊天秘密瞒着子楚。随着时间的推移，难保子楚会永远蒙在鼓里。幸好子楚与吕不韦的矛盾尚未暴露，子楚便短命而死了。
按说，吕不韦的亲生儿子即位后，他应该会得以保全的。岂不知，嬴政的即位，反而使吕不韦的命运变得更为凶险。
如果嬴政不知道吕不韦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么，作为罕见的独裁暴君的嬴政，自然不会容许一个立有大功的前朝元老手握重权。嬴政需要的是乾纲独断，而不是一个“仲父”在自己面前指指点点。吕不韦如果明智，最好是像应侯范雎那样称病退休。如若不然，吕不韦极有可能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撤职甚至被处死。
如果嬴政知道吕不韦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么，嬴政继承秦国君位的合法性便大成问题。此事一旦泄露出去，嬴政极有可能会被秦国的宗室子弟赶下王位。即便不会这样，也会蒙上一个非法即位、偷天换日的恶名。在这种情况下，吕不韦最好的结局是被永远幽禁。如果嬴政想办得利索点儿，就会杀之灭口。
如果嬴政是个性格温和、生性孝顺的人，或许吕不韦还能避免厄运。可惜，嬴政偏偏是个残暴成性的人。即使是对他的生身母亲、将他辛辛苦苦养育到8岁的赵姬，嬴政也曾毫不留情地予以囚禁，并且将自己同母异父的两个尚在襁褓之中的弟弟装到布袋里活活打死，又何况从小没有给嬴政一点儿父爱的吕不韦呢！
嬴政逼死吕不韦之后不久，一个魏国大梁的著名军事家来到了秦国，后人叫他尉缭。相传著名兵书《尉缭子》就是他的著作。尉缭与李斯、韩非等人一样，来到秦国，本来是想借助秦国之强以图建功立业的。但尉缭与嬴政晤谈之后，却决定离开秦国。
为什么呢？这倒并非嬴政不重视尉缭这个人才。事实上，嬴政会见尉缭时相当客气，“见尉缭亢礼，衣服饮食与缭同。”即说嬴政会见尉缭时，是以平等的身份与之会谈的。
而且，尉缭的谈话也颇对嬴政的心思。尉缭说：“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滑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
意思是，对于强大的秦国来说，诸侯就像是秦国的郡县。但是，如果诸侯们联合起来，对秦国就很不利了。晋国的智伯、吴王夫差、齐滑王就是因为对手们联合起来才被消灭的。希望秦王不要爱惜财物，要舍得送财物给六国的权臣们，以打乱他们的计划。不过破费三十万金，就可以将诸侯们一一收拾掉。
尉缭出了个对六国实行离间之计的主意，嬴政非常满意。以后在灭掉六国的战争中，嬴政就曾多次使用离间计。
如在灭赵国时，为了除掉赵国的名将李牧，秦将王翦先贿赂赵国的权臣郭开，将郭开收买之后，再扬言李牧私下与秦国讲和，欲与秦国共同灭赵，秦国答应事成之后封李牧为代王。郭开遂将此事禀报赵王迁，赵王迁信以为真，乃遣使持兵符召李牧回朝问罪，并拜正在李牧军中的赵葱为将，以代李牧之职。李牧得知是郭开陷害，自忖回朝后凶多吉少，乃欲奔逃至魏，结果被赵葱派兵捕获斩首。赵王迁自毁长城后，王翦立即率秦军大举进攻，一举击溃赵军，包围赵都邯郸。赵王迁一筹莫展，只好投降，赵国遂亡。
据说赵国亡后，郭开因助秦灭赵有功，被嬴政封为上卿。赵迁这才如梦初醒，叹道：“使李牧在此，秦人岂得食吾邯郸之粟耶？”然而悔之晚矣。好在此时秦王为了鼓励别的国家向赵王的投降行动学习，饶了赵迁一命，将他迁到房陵的石室中软禁起来。赵迁在这里作了一首字字血泪的《山水之讴》：
房山为宫兮，沮水为浆；不为调琴奏瑟兮，惟闻流水之汤汤；水之无情兮，犹能自至于汉江；嗟余万乘之主兮，徒梦怀乎故乡；夫谁使余及此兮，乃谗言之孔张；良臣淹没兮，社稷沦亡。余听不聪兮，敢怨秦王？
当然，此诗只不过是小说家言，未必真的就是赵迁所作。
秦王对于尉缭献的离间六国君臣之计是非常赞赏的，对尉缭也很赏识，准备重用尉缭。谁知尉缭却对秦王嬴政很失望，以至于想立即离开秦国。尉缭大概会相面。嬴政给尉缭的印象很不好。
在与嬴政会谈后，尉缭回到住所，对人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
尉缭之言，可能是有史可稽的唯一对秦始皇长相的细致描述。所谓“蜂准”，据《史记正义》的解释，就是高鼻梁；“长目”，即长长的眼睛。高高的鼻子，长长的眼睛——单就嬴政的鼻子和眼睛来看，赢政应该算是个美男子了。
嬴政五官中，尉缭只描述了眼睛和鼻子，然后说嬴政长着“挚鸟膺”。“挚鸟”指鹰鹫之类的鸟，“膺”即胸，所谓“挚鸟膺”，即说嬴政的胸像鹰的胸。鸟禽类的胸都是凸起的。用今天的话说，嬴政长着一副“鸡胸脯”。接下来，尉缭形容嬴政说话的声音是很恐怖的：“豺声。”即说嬴政说话的声音像豺狼嚎叫。
由嬴政的长相和发声，尉缭进一步分析出嬴政的性格是“少恩而虎狼心”。“少恩”，即刻薄寡恩、忘恩负义。尉缭认为，嬴政的性格是虎狼之性，是个凶狠残暴的人。这种人，在不得志或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得平易近人，甚至可能甘心屈居人下；而一旦得志，“亦轻食人”，即随便杀人，就如虎狼食人那样视为理所当然。
与这样的人共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尉缭说：“我现在只是个老百姓，他会见我时却肯平等地对待我，还时时表现得很谦逊；而一旦他统一天下的志向实现后，他会把天下之人都视做他的俘虏和奴隶。对这种虎狼之人，不可与之长期相处。”
于是，尉缭便想离开秦国。嬴政得知尉缭想走，极力劝阻，封尉缭为秦国尉，希望尉缭留在秦国帮助他统一天下。尉缭此时走已走不成，逃也逃不掉，只好留了下来。不过，尉缭虽然留在了秦国，却从此不知所终。司马迁只用了一句话，便结束了对尉缭的叙述：“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也就是说，尉缭计策虽然被采纳，但尉缭其人并没有被嬴政重用，嬴政重用的是李斯。也许，由于尉缭深知嬴政的为人，所以才韬光养晦，以图苟全性命。
可惜吕不韦没有像尉缭那样由表及里地看透嬴政的为人，还一直做着辅佐儿子灭掉六国统一天下的春秋大梦。殊不知，敌国尚存，他自己便先被消灭了。
如果当初吕不韦不思经国安心经商的话，以其聪明的商业头脑和灵活的手段，他完全可以成为富可敌国的巨贾，完全可以像战国末期的卓氏、孔氏以及被秦始皇封赏过的乌氏倮和被秦始皇表彰过的巴寡妇清那样，过着奢华富裕的生活，更不至于落得个饮鸩而死的可悲下场。
由吕不韦的悲剧，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风险投资实现赢利之后成功地“退出”。
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单祥双有句话：“不是因为冒风险而赚钱，而是成功规避了风险而赚钱。风险投资界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剩者为王’。”
剩者为王，就是说，经过商场上大浪淘沙般的淘汰，剩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
尤其是在股市，经过政策的反反复复、企业的盛盛衰衰、股价的涨涨跌跌、人气的高高低低……低迷过后，百战之余，剩下的股民，他们除了股本之后还有“剩”，乃是胜利者。
有句话说得好：谁能笑到最后，谁会笑得最好！
在风险投资的发源地——美国硅谷，流传着这样一个投资法则：在所有的风险投资项目中，必然有50％完全失败、40％刚刚打平，只有10％赢利。
由此可见，风险投资的回报虽然巨大，但风险也大。在风险投资成功之后，应该见好就收，全身而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有的时候，是风险投资者把握不好“退出”的最佳时机；有的时候，是身陷泥淖不能自拔，想退退不出。
把握好风险投资的“度”，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
在专制时代，商人们若想通过经商得以暴富，都喜欢走条捷径：勾结官府、亦官亦商。
“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个标本式的人物。他像吕不韦那样，在政界人物王有龄身上进行风险投资，后来凭借王有龄的支持和协助，开始发迹。他结识了左宗棠之后，便走上了亦官亦商的路。
商战无情，政治斗争更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胡雪岩身为商人，却官居正二品，被时人视为左宗棠的亲信。
左宗棠与李鸿章互不服气，暗中斗法，胡雪岩便成了官场争斗的牺牲品。
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盛宣怀，本是李鸿章的亲信，是李鸿章搞洋务运动的干将。他与胡雪岩一样，都是对中国走向近代化作出过贡献的人，可惜的是，盛宣怀的后台老板是李鸿章，胡雪岩的后台是左宗棠，而李鸿章与左宗棠是官场上的对手，于是，盛宣怀与胡雪岩也成了商场上的对手。最终，二人竟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胡雪岩自从靠上了左宗棠，在商场、官场、洋场中呼风唤雨，成为巨富，也成了左宗棠的得力助手。
一直对左宗棠不怎么服气的李鸿章自然也将胡雪岩视做眼中钉。
而盛宣怀，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因胡雪岩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所以一直对胡雪岩耿耿于怀。1878年，盛宣怀在湖北开办荆门矿务总局，胡雪岩又参了他一本，致使盛宣怀被调回京城。在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天津电报总局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分局，一切都很顺利，唯独在架设长江电线的计划呈请左宗棠批准时，遭到了左宗棠的拒绝。
左宗棠之所以拒绝盛宣怀，是听了胡雪岩的建议，想自己搞起来。胡雪岩曾力劝左宗棠架设电报线，他说：“我们传送公文，由一个驿站送往下一个驿站。若是架上电杆用电报线，这头发，那头就能收到，速度非常快。那电报不仅在战时派上大用场，还有许多商务上的花样，架好了不尽财源一定滚滚来。”
在巨大商业利益的诱惑下，左宗棠命胡雪岩操办此事。胡雪岩从未搞过电报局，于是，他派人混进了盛宣怀办的电报学堂，弄出了几套密码。
之后，左宗棠上奏朝廷，准备架设长江电报线。盛宣怀闻讯，立即与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密商电报线之事，表示只要他们不向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就愿以三倍的价格收购。胡雪岩也不示弱，他派人与大东公司和大北公司代表交涉，还提高了购买价格。
不想盛宣怀做事极为老辣，他让大北公司将一批劣质器材卖给了胡雪岩。结果，工程刚开始，就因器材质量问题而停工了。盛宣怀把胡雪岩架设电线失利之事告诉李鸿章，李鸿章立即上疏弹劾胡雪岩，说胡雪岩办差不力，请求改派盛宣怀前往办理。不久，朝廷便下令将长江电线交由盛宣怀负责架设。由此事，导致左宗棠与李鸿章的矛盾更大，胡雪岩和盛宣怀成了死对头。
丁离《击败胡雪岩》一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细致描述了盛宣怀击败胡雪岩的惊心动魄的过程：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左宗棠调任军机处军机大臣，指挥对法作战。左宗棠一走，李鸿章和盛宣怀便准备趁此机会除掉给左宗棠财力支持的胡雪岩。
为了支持左宗棠到新疆督办军务，胡雪岩五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六百五十万两银子作为军饷，七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上一年，胡雪岩又向汇丰银行借了四百万两。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协饷为担保。而此时，胡雪岩往年为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所筹集军饷的还款到期，款子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钱。由于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盛宣怀便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自然照办。
外国银行突然向胡雪岩催款，胡雪岩只好将他的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救急。不料盛宣怀通过他掌握的电报局，对胡雪岩调款活动一清二楚。他在胡雪岩从阜康银行提出银子之后，随即让人四处放出风，说胡雪岩囤积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即将倒闭。
此消息传播开来，不明真相的人纷纷到阜康银行提取存款。盛宣怀在上海坐镇，挤兑先在上海开始。胡雪岩赶到上海，一边让人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协饷，一边发电报将此事告诉左宗棠。去找邵友濂的人吃了闭门羹，而盛宣怀则令人将胡雪岩发给左宗棠的电报扣下了。
情急之下，胡雪岩将自己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想渡过难关。不想仍是杯水车薪，到阜康银行挤兑的人越来越多。胡雪岩明白，是盛宣怀给了他致命一击。他知道此次来者不善，顿时口喷鲜血，昏了过去。
挤兑风一发而不可收拾，胡雪岩在杭州的泰来钱庄首先倒闭。1883年2月5日，大名鼎鼎的阜康银行终于被挤兑得关门大吉。
朝中大臣此时也纷纷上疏指责胡雪岩，朝廷乃令左宗棠严厉查办胡雪岩亏欠公款一案。事已至此，左宗棠也徒唤奈何，只得给各省发出公文，将胡雪岩在各省的商铺一一查没。
重重打击之下，胡雪岩不得不变卖家产还债。
他娶的十二房姨太太也养不起了，只好将她们遣散。
不久，胡雪岩即在贫病忧愤中死去了。一代巨贾，最终输了个干干净净。
在专制时代，胡雪岩不可避免地走了一条官商勾结的道路。其成于官商勾结，也败于官商勾结。像他那样的商人，与吕不韦一样，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人，只不过是官僚政治的依附品，是专制政治产下的怪胎。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说甄士隐自从丢了女儿、家业破败之后，正感到走投无路之时，遇到了一个怪怪的跛足道人。跛足道人向甄士隐唱了一首《好了歌》，文辞虽浅，寓意却深，寥寥数语，写尽世态人情。歌曰：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历经磨难的甄士隐听后大彻大悟，当即吟诗一首，为《好了歌》作注：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这几句真是沉痛至极！吕不韦当初若能听到《好了歌》和《好了歌注》，不知当作何感想。
吕不韦看不到《好了歌》和《好了歌注》，“红顶商人”胡雪岩却有可能读到。当胡雪岩贫病交加奄奄待毙之时，默吟《好了歌注》，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商言利，追求利益最大化，对商人来说无可厚非。但追逐利益，也要有个度。如果像《好了歌》中所写的“终朝只恨聚无多”，结果必然是“及到多时眼闭了”。
“及到多时眼闭了”还算是比较好的结果。很多时候，“终朝只恨聚无多”的结果往往是像吕不韦那样，因嫌财富少，致使锁枷扛。及到多时命没了。
吕不韦富而求贵，由商而官，结果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可悲可叹！
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将政治也当成了一笔生意，他的富有创意的计划、传奇般的作为，倒也使他暂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却有所不知，搞政治不是经商。在专制时代，经商失败，顶多倾家荡产；而搞政治失败，则会家破人亡，甚至会株连九族。玩政治如玩火，玩火者必自焚！专制体制下的政治，是好玩的吗？
命悬君手：功臣与商人的悲剧
不仅专制政治不好玩，专制政治之下的经济文化各种活动也不好玩。专制统治者掌握着生杀予夺之大权，“以万物为刍狗”。除了最高统治者，王公大臣以下乃至平民百姓动辄得咎，没有任何法律和力量可以规范、制约当权者的绝对权力，没有任何法律和力量可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这种体制之下，每一个人都可能“转眼乞丐人皆谤”，都可能“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明太祖朱元璋大戮功臣，视群臣如草芥，想杀就杀，动辄屠杀上万人。以至于大臣上朝前，必先与家人诀别；晚上回家，则与家人弹冠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见赵翼《廿二史札记》）
就算不玩政治，只是安心经商，也难保不会飞来横祸。
明初周庄富商沈万三可谓“良民”。他虽然不像吕不韦一样想要成为国家重臣，但是因为生活在专制君主朱元璋的强权之下，所以根本无法获得安全的保障，最终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沈万三赶紧出来献媚表忠心，慷慨出资帮助朱元璋修筑城墙，他自己就修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应该算是“爱国商人”了。然而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沈万三拿出自己的财富拍朱元璋的马屁，却拍到了马脚上。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裕，眼红了，心想：你算什么东西！难道你比皇家还富？嘴上却说：“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
若不是马皇后替沈万三讲情，沈万三就死定了。最后，朱皇帝看在皇后讲情的分上，下令将沈万三流放到了云南。沈万三“拥军”的结果，是被流放到当时还非常偏僻荒凉的云南地区，最终死在那里。
为什么朱元璋一定要沈万三死？沈万三哪里得罪了朱元璋？换句话说，朱元璋为什么一定要沈万三家破人亡？
沈万三是元末明初“雄资巨族闻于海内”的大富豪，人将其与昆山顾阿瑛、武进倪云林相提并论，无论是古籍文献还是民间传说，都肯定了这一点。至于他究竟因什么而致富？摒除诸如“聚宝盆”、“点金术”等等虚妄的传说，那么只能是两条途径：务农和经商。说是靠打鱼发家（秦淮渔户），似乎经不起推敲。
沈万三的父亲沈佑是一位农业专家。他之所以带领家族从吴兴南浔迁到长洲周庄定居，是因为“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朴”。那时的周庄似乎是人少地多，所以当地人“以汗莱归之”，将那些水资源丰富长满了杂草的肥沃土地以低价向沈佑出售。
沈佑带领家族子弟勤劳耕作，如何合理施肥，如何有效灌溉，他都很有研究，渐渐地家境开始富有起来。《沈汉杰墓志铭》还说沈佑的“二子（指万三、万四）世遵先训，益大厥家”，都是勤俭朴实的庄稼人。
那么沈万三承担了家族责任以后又是如何？他“嗣业弗替，尝身率子弟力穑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难，乡人以长者呼之”。发家致富了，他依然勤勤恳恳地务农，并且乐于助人，接济弱者，得到周庄乡亲们的好评。
沈万三以农业为基础，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力田致富”，“田产遍吴下”，接下来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商界，进一步拓展他的事业。当然，这也同周边环境有关，附近的苏州、嘉兴等地都是繁华的商埠，太仓的刘家港又是南北海道上的大港。这样优越的环境对经商是非常有利的。
《康熙吴江县志》中说“沈万三……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所得”，看来比较符合事实，然而他涉足商界一开始并不是做外贸生意，他是一个农民，处事比较小心，他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据《盛湖志》所载，沈万三先是就近投资，他在吴江盛泽建南胜坊、北胜坊，这似乎相当于如今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综合性市场，吸引东西南北各路商家到此地做生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沈万三非常关注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他“植红梨万树于湖滨”，让经营者消费者都能够置身于秀丽的风景之中。这不仅仅是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有助于构建买卖双方的和谐，于是就会积聚更多的“人气”，在当时应该说是全新的理念。我们今天创建绿化城市园林城市生态城市，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沈万三还关心独自在外的商贾们的业余生活，“设南书房北书房以处女闾”。“闾”，泛指老百姓，这里是“歌舞伎”的意思，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商业环境中，这不但是允许的，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业余时间总得提供点儿娱乐生活，这样才留得住客商，也算是完善投资环境的一种措施。
而沈万三真正成为巨富，则和天时、地利、人和密不可分。
天时，是元、明时代开创的海外贸易的基础，这给了沈万三迅速致富的机遇。
当历史的一页翻到元朝的中后期时，华夏民族与海外的商贸活动早已频频展开，商贾的交流活动也是活跃异常。随着欧洲人马可·波罗横跨地中海打开欧亚大门来到中国后，我国商人的对外贸易较前更是有了飞跃的发展。尤其是江南的商贾们随着时代的前进，海外的商贸业务越做越大，超出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
长期接受吴越文化熏陶的江南巨商沈万三为了更好地展开海外商贸活动，他不仅仅像一般海外经商的江南商贾那样，船埠上装的是中国丝绸、茶叶、瓷器等华夏民族的特产货品，更从海外市场的需求出发。据传，一次出海，沈万三装了几大船乌梅药材，同行的苏州商人均十分不解，认为沈万三此行必是赔多赚少甚至要赔尽老本。岂知到了海外一地，沈万三的几船乌梅药材被一抢而空，大大赚了一把。同行们事后才知，沈万三对海外各地早已一一作了市场需求调查。
此外，为了海外贸易的需要，沈万三对气象特别有研究，从小就在老父的指导下观察天际，观察风云变化，练就一双能识气象能识风云之变化的双眼，故其他商贾很愿意与沈万三的商船结伴出海，据传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在海上遇到特大风浪的风险。又据传言，说沈万三在各地开展商务活动时，无论多忙，晚上临睡前必将当地的山脉、大道小路、江湖河港、物货特产一一登记，以备后用。
地利，是江南地区水运的发达，给了沈万三便捷的运输网络，可以保障他的商业越做越大。
自古以来，中国商贾的经商活动，无论是采货集货，买卖运输，主要依靠的是河道运送，特别是大宗货物的集散、买卖离开江河离开船只简直寸步难行。船是商人运载大宗货品的主要交通工具，各地的江河湖海是商人出入的主要通道，商贾经商，离不开河江，离不开船。
范蠡所以被人称为商圣，他确是在战国后期的商贸活动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作出了同时代其他商人所不及的社会贡献。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范蠡只能做到这一步，不能像后人沈万三、顾阿瑛那样做出更大业绩，做出超时代、超历史的业绩。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中国制船工业的不断进步，给地处江南的苏州、杭州等地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苏杭商贾逐渐步出小打小闹经商的模式，经商规模越来越大，商人们渐渐走向全国，走向东亚、南亚、西亚。
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江南各地的水埠异常活跃，通过这条水道将江南的各类商货运往全国各地，同时又将各地的物品经这条京杭大运河运至江南各个城市，通过这条京杭大运河，南北各地的商贾得到了进一步的交流，商品贸易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交流、扩大。
在元朝末期，战争的烽烟多在中原及北方地区，江南虽也有一些战祸，但与中原、北方地区相比，可说是微不足道，江南地区相对北方而言较为安宁。其时，江南的商贸活动较前已有很大的发展，商市繁荣，腰缠万贯的商贾在江南苏州等地已是屡见不鲜，沈万三、顾阿瑛等就是这段历史时期中涌现出的杰出的商人代表。京杭大运河的通航，使江南商贾犹如猛虎添上双翼，一时间，坐落于大运河畔的苏州阊门水埠，从全国各地而来的货品以及准备运出的江南货物堆积如山，京杭大运河里船只穿梭往来热闹非凡。很快，同样坐落在京杭大运河畔的苏州胥门水埠，也渐渐变得热闹兴旺起来。
江南商贾，较之徽商、粤商、川商等全国各地的商人，占有此得天独厚的水道，占尽天时、地利之便，焉能不发？焉能不富？
人和，是张士诚对商人的重视和保护，给了沈万三发展的空间。
张士诚、苏北泰州人，私盐贩出身，因不堪官僚地主的欺压，与官府闹翻，率领十八壮士在苏北举旗起事。张士诚为人厚道，江湖上颇有声名，刚打出义旗，四方志士闻风纷纷来投，没有多久，起义军便打下扬州，高邮等地，接着，张士诚弟兄四人率军渡江南下，几年后，江南几乎都成了他的天下，于是在苏州自立大周王朝自封为王。
过惯了清贫生活的张士诚与他的几位同胞手足以及一同起事的十几位壮士，没有过高的追求，“食有肉、居有楼”的生活使他们已十分满足，此外，也因为张士诚从小生活在苦难的社会底层，深知百姓生活之艰辛。统治江南后，张士诚对他臣民的赋税收取，可说是自有史以来，江南地区最低的一段时期，由于这样，张士诚深得江南民众和商贾的拥护、爱戴。
张士诚从小没有读书，没有多少文化，可说是一个粗人，但他却喜好与文人墨客，具有文化素养的商贾交往，陈基、饶介、王逄、高启、杨基、张羽、杨维桢等—些名扬天下的儒雅之士都曾与他有着长期的来往。
沈万三本是一介儒商，从小随父习商，由于长期从事海外贸易，练就一套观云识天的本领，也就是对天文、气候颇有研究。不仅如此，由于长时期在全国各地以及海外诸国经商，对各地的山脉、河川、物产特产一一熟记于心。顾阿瑛亦是一介儒商，不但商道烂熟于心，而且对诗文、字画、音律无一不通。因而沈万三、顾阿瑛自然成了张士诚的上宾。他俩的主要从商时期，出海贸易的发迹时期，皆在张士诚统治江南的这段历史时期。
据闻，沈万三、顾阿瑛等一批江南儒商与张士诚交往甚密，每每出海经商回来首先就是拜见张士诚，赠送一些海外带回的珍品，张士诚每次都要设宴招待这些儒商。不仅这样，张士诚还多次诚邀顾阿瑛等入朝为官，可惜均被顾阿瑛等婉言谢绝，顾阿瑛老母归天，张士诚特遣胞弟前往吊唁，其时还欲劝说顾阿瑛入朝为官，由此可见张士诚与江南众商的关系确是非同一般。
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后，接着便挥师东进，准备一口吞掉觑觎已久的大周王朝，其时，朱元璋的西吴大军气势很盛，攻城拔寨可说不费吹灰之力。然而，攻打大周王朝的苏州，却用了数十万大军，费时整整九个月，其主要原因就是在于苏州商贾与江南百姓全力支持张士诚死守苏州。
夺下苏州城后，朱元璋生俘张士诚，百般劝说，张士诚宁死不屈拒不投降，被朱元璋命人将其乱棍打死。闻知张士诚的死讯，苏州全城百姓失声恸哭不止，大摆灵堂祭奠，后被朱元璋朝廷察知后，严加禁止，无奈之下，苏州的商贾、百姓即将悼念张士诚的活动转入地下，以后每逢七月三十张士诚生日那天，江南江北百姓都要烧一种名曰“狗屎”的香，对张士诚表示哀悼寄托哀思。张士诚小名九四，吴语九四与狗屎为谐音，故此香取名为狗屎。此种活动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渐渐消隐。由此可见，张士诚与江南江北的百姓、商贾有着何等的亲密关系。
我们不知作为统治江南的张士诚，在制定政策法规时，对江南商贾有多大的倾斜，也无从查考张士诚是如何支持扶持这些江南商贾的，但从张士诚与沈万三、顾阿瑛等江南巨商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上可以悟出，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江南商贾得益于张士诚的这种有意或者是无意的支持。政权的支持，当权者的支持才使沈万三、顾阿瑛这些江南商贾如鱼得水，在他们的从商道路上，海外贸易中可以尽情发挥出他们的才智，沈万三、顾阿瑛也自然而然从众多的江南富商中脱颖而出，成为富甲天下，富可敌国的巨商巨富。
沈万三从江南巨富到家破人亡，都发生在明朝洪武年间。这就要从朱元璋攻苏州城说起了。当时，张士诚所以能固守苏州达八月之久，是因为得到苏州富民在财力上的支持。作为富民之首的沈万三，当然出力非凡了。
城破之后，朱元璋对苏州富民甚至老百姓恨之入骨，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沈万三是个精明的商人，当然看到了形势的严峻，只能大拍皇帝的马屁以求得太平。先是朱元璋要建南京城，沈万三就“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即现今南京城墙的中华门到水西门一段；后来索性想趁热打铁，请求出资犒赏三军，这一下拍马屁拍到马脚上。朱元璋大怒，“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好在马皇后还算清醒，觉得有点儿过分，劝道：“不祥之民，天将灭之，陛下何诛焉！”沈万三才保住小命，发配云南，最后客死他乡。这是洪武六年的事。
很多传说都描述沈万三致富以后生活十分糜烂，“衣服器具拟于王者”，妻妾满堂，住宅的围墙有几华里长，屋内陈设豪华之极，还有什么“秉烛轩”（白天玩不够，夜深了还不肯休息），“春宵洞”（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义）之类，后来终于招致朱元璋的忌恨，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这样的传说充斥于坊间，似乎已成定论，然细细推敲，总让人疑窦丛生。前述沈万三“乡人以长者呼之”，应是一个明事理懂道德的忠厚之人。他并不是一个暴发户，他“农而优则商”，是吃尽千辛万苦尝遍甜酸苦辣的，“世遵先训益大厥家”的他应该不至于蜕变到如此程度。而且当时的政治形势十分险恶，越是富有就越是朝廷榨取的对象，能战战兢兢地保全身家性命已属不易，沈万三不会不清楚这一点，沈万三主动出资犒军出资修建南京城墙等等都是委曲求全之举。
而且经商之道很不简单，须勤于打理，试问一个花天酒地荒淫无耻之徒还会有什么发展？还会受到什么尊重？且以他当时在商界的地位身份，必须重视名誉和形象，否则如何会被人称道“甚见信用”？杨循吉《苏谈》说“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壮，殆中人家制耳”，看来沈万三并不是一个有了钱就张扬的人，他在生活上是保持低调的。
俗语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沈万三家族财产损失大半，当家人又发配云南，但家族仍然人丁兴旺，生活照样过得潇洒。就是因为太潇洒了，引出了灭门之灾。
事情发生在洪武末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因和一个女子偷情，莫名其妙地牵扯到蓝玉案中，致使沈家几乎满门抄斩。这件事在清嘉庆《同里志》中有详尽记载，情节的离奇曲折足可以拍一部《沈万三后传》。
现简述如下：洪武时，同里镇有陈某者，生有一子，是个弱智。这弱智儿娶妻梁氏，倒是个知书善吟的美貌女子。如此才貌双全的女子，当然声名在外。这时，周庄沈万三的招赘女婿顾学文，听说后就十分倾慕，常借故雇船往来周庄同里之间。船到同里，就停泊于梁氏居室的窗下。
一来二往，顾与梁氏几次照面。顾慕梁之美色，梁羡顾之英俊，只是缺少机会了。顾学文就买通当地恶少，引诱梁夫弱智儿，出门饮酒赌博；又指使梁的邻居——个老妪，带了新奇的首饰送给梁氏，并用言语挑逗。梁氏本已对顾有好感，于是一拍即合。从此两人频频书信来往。
弱智儿懵然不知。其父因在外当差，难得回家，也被蒙在鼓里。只有陈某的兄长，也就是弱智儿的伯父，绰号陈缩头的，隐约听到一些风声，但也苦于没有证据。也是合该事发：梁氏疏于谨慎，竟把顾学文的书信裁开后卷成纸煤放在灯罩下。陈缩头就买通梁氏身边的童仆，把纸煤偷出，补缀成幅后，寄给在外当差的陈某。
陈某看后，明白真相；况且顾学文的信末都盖有松月图章，更是铁证如山了。陈某寻思，仅凭这样一封书信，告到官府，不见得会有什么结果，弄不好反而败坏了陈家的声誉。这时正好蓝玉大案案发。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封为凉国公。江山坐定，蓝玉就恃功骄傲，广蓄庄奴，欺凌百姓。朱元璋怕尾大不掉，狠狠地定了他个谋叛大罪。陈某正愁怎样为傻儿子报仇，见此案发，牵连日广，就趁机诬告顾学文与蓝玉通谋。一牵涉蓝玉案，就不再是什么私情事，立时变成要案。
结果，不但顾学文，连同他的父亲和兄弟被杀，连他的妻族，包括沈万三的儿子沈旺在内的一大批人，都杀掉了。梁氏亦被其父逼令自缢。这件事从洪武二十六年起到洪武三十一年才平息。
从此，沈万三家族彻底败落了。这两件事，一件发生在洪武初，一件发生在洪武末，看来都像是冤案。只是因为朱元璋要向苏州富民报复，巨富沈万三，首当其冲了。
在专制时代，商品经济是注定发达不起来的。其实不仅商品经济发达不起来，科技、文化各种事业也注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举国听命于一人，以一人之是为是，以一人之非为非，社会必然是万马齐喑、死水一潭。全国之人必须忠于皇帝，各地之人则必须听命于最高统治者任命的封疆大吏……一级一级地管束下来，便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铁筒般的封闭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容许有异议，不容许有言论自由，不容许有法治精神，不容许有社会监督……一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便代表了国家、代表了法律，甚至代表了“百姓”。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生命财产根本得不到保障，随时都会被野蛮剥夺。就如沈万三那样，即便作出热烈拥护新政权的姿态，也难免飞来横祸。
所以，在专制社会里，商人经商，大多要与官僚勾结。这样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凭借权力致富，一是可以得到官府的庇护。而官与商相勾结的经济，是暴利经济，是腐败经济，是畸形经济，是难以使社会得到全面发展的经济。
吕不韦也好，胡雪岩也罢，他们都是适合于在专制社会生存的商界怪才。他们虽然也一度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最终还是应了甄士隐的话：“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堪称古今中外第一风险投资家的吕不韦由经商而经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思索、值得借鉴、需要扬弃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令人拍案惊奇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