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的开创，自然不是李世民一个人的功劳，也不只是玄武门政变影响下的结果。如果没有一个出色的团队，凭李世民一个人根本无法建立如此的基业。我们经常提到的“房谋杜断”、魏徵与凌烟阁功臣，正是“贞观之治”得以实现的重要班底。
房谋杜断：皇帝的智囊
房玄龄（579—648年），字乔（一说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官宦之家。
父亲房彦谦为官颇有政绩，百姓称他为“慈父”。隋文帝仁寿年间，曾遣使者巡视天下，考察官吏的政绩，结果房彦谦被定为天下第一。房彦谦不但为官清廉，还是一个饱学之士，他无论为官还是赋闲在家，对子侄们的学业都非常重视，时常督促勉励他们。房玄龄自幼就聪明机警，对父亲要求自己熟读的经书，无不朗朗上口，深得房彦谦的钟爱。随着年龄的增长，房玄龄在父亲的教育下，不仅写得一笔体兼草隶的好书法，更深受父亲那恢廓闲雅的文笔影响，文章也写得篇篇珠玑，非同一般。对于儿子的日益长进，房彦谦的内心充满喜悦，但他并不单单是教育儿子攻读学业，还经常培养儿子的品德。有一次，房彦谦对房玄龄说：“别人都因为做官而发了财，我做官却还是一贫如洗。我留给后世子孙的，只有清白的名声。”父亲的一席话影响了房玄龄一生，他后来的官宦生涯，无处不体现着父亲的教诲。
公元618年，李渊建唐，李世民受封为秦王。房玄龄官拜秦王府记室，封爵临淄侯。李世民经常称赞房玄龄，唐高祖李渊也高兴地说：“玄龄机敏正直，是担大任的料。”
贞观元年，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中书令。这一年的九月，唐太宗对朝中官员论功行赏。结果，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功名列第一，得到了重赏。
封赏完了以后，唐太宗说：“今天论功行赏，大家有什么意见尽管讲出来。”
淮安王李神通说：“陛下，臣带兵打仗，舍生忘死，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端坐朝中，舞文弄墨而已，功劳却排在最前面，臣心里不服。”
唐太宗说：“你们是有功劳，但房玄龄运筹帷幄，把握全局，你们只是具体执行而已，所以他功劳最大，当然应该排在第一。”
淮安王李神通惭愧而退，其他大臣也无话可说。
房玄龄为人非常谦虚谨慎，对于论功行赏的事深感不安，便对唐太宗说：“陛下将臣排第一，臣心里很不安。”
唐太宗回答说：“从前汉高祖封赏大臣，萧何在最前面，你就像是朕的萧何，功列第一，理所应当。王者公正无私，才能得人心。朕和大臣们每天吃的穿的，都来自于百姓，所以设官定职，也是为了百姓。国家理应重用、优待贤能的人，让他们更好地为国出力，也使全国上下形成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今天就是依照这样的一个原则，而不是根据某个人的喜好。你当之无愧，就不要再多说了。”
不久，房玄龄又升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加封为魏国公。唐太宗对房玄龄说：“听说你处理公务夜以继日。你身为仆射，最重要的职责是广求贤才，但你这么忙，哪有时间来为国选才。以后你只要把握重大的方针、政策就可以了，具体事务就让别的人去办吧！”房玄龄感激唐太宗如此关心自己，更加为国事日夜操劳。
有一天，唐太宗与房玄龄讨论为政之道，房玄龄说：“政策应该宽松公平，执行则要严格公正。官员们都要竭尽所能，尽职尽责。对人不要求全责备，不要以己之长去衡量他人之短。”
唐太宗说：“你说得对，你也正是这样去做的。”
房玄龄回答说：“臣一定遵照陛下的旨意，尽心效力。”
贞观三年，房玄龄、王珪以宰相身份主持评议百官政绩，治书侍御史权万纪觉得不公，便上奏给唐太宗，请求治房玄龄、王珪的罪，唐太宗派侯君集调查此事。魏徵上奏，为房玄龄，王珪辩护说：“玄龄、王珪都是朝廷旧臣，向来以忠直为陛下所器重。他们考评了数百名官员，有一二人的评价欠妥只能算是百密一疏，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私心。”
唐太宗也觉得有道理，他说：“朕希望能选出天下贤才，让他们担任官员，为国家效力，为百姓造福。以后只要宰相审核，再上报给朕就可以了。有功则赏，有罪则罚，谁不愿竭力尽心呢，如果能这样，天下哪能不太平？”
当时，各位朝臣对房玄龄尽于职守，无不由衷地佩服，唐太宗更加看重他，屡屡褒奖。
房玄龄虽身居相位，名贯天下，却从不居功自傲，更不贪权图利。唐太宗曾经召集大臣，讨论世袭之事，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和梁国公。唐太宗之所以要封房玄龄为宋州刺史，目的是为了让房玄龄的子弟世袭。但房玄龄觉着自己身为宰相，应为各位大臣树立榜样，不应贪图私利，便上奏唐太宗说：“臣已经担任宰相，现在又封为宋州刺史，这样恐怕会使大臣们争相追逐名利，使朝政大乱。臣认为不妥，请陛下先罢免臣的刺史职位。”
唐太宗便依了房玄龄的奏折，只封他为梁国公。房玄龄辞掉了宋州刺史之后，朝中大臣纷纷仿效，辞去能世袭的官职。唐太宗十分感慨地说：“上行下效，朝中大臣今天能有这样行动，都是玄龄的功劳！”
后来，房玄龄又被加封为太子少师，当他初到东宫见皇太子时，皇太子要拜他。房玄龄慌忙躲避一旁，坚决不受。人们看到当朝宰相如此谦虚恭谨，不由得暗中称赞，都说他是亘古未有的贤相。
贞观十六年，房玄龄觉得自己当了很长时间的宰相，不宜长期身居高位，多次提出辞呈。唐太宗对他说：“辞让，固然是一种美德。然而国家长久以来都依靠您，如果失去了像您这样的贤相，朕就好像失去了左右手一般。”
晚年的房玄龄经常疾病缠身。唐太宗依旧委以重任，下诏说：“玄龄多病，就让他在家里办公，躺在床上处理公务。”朝中遇到大事，便命人抬他上殿。每一次遇到这种场面，唐太宗便流泪不止，说：“您老了，朕也老了！”
后来，房玄龄处于病危状态，唐太宗不仅派皇太子去他家里慰问，还亲临探视，与房玄龄握手诀别。君臣两人悲痛不已，房玄龄挣扎着说：“臣先走一步了，愿陛下保重！”
不久，房玄龄便去世了。唐太宗下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赠官太尉、并州都督，谥号“文昭”。
杜如晦（585—630年），唐初大臣。字克明，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人。他是唐太宗李世民夺取政权、开创贞观之治的主要谋臣之一，深受李世民的信任和重用，被认为是贞观初年的名相。
杜如晦出身于世宦之家，少年好学。隋炀帝大业年间，吏部侍郎高孝基器重他机敏善应变，遂将他补为滏阳县（今河北磁县）尉。他见隋朝政治腐败，又认为县尉之职卑微，因而弃官归家。
大业十三年底，李渊父子率军队攻克长安，次年建立唐朝。秦王李世民闻知杜如晦足智多谋，便召进府中任兵曹参军。唐政权初建，需要向各地选派官员。时秦王府聚集了许多有才能的幕僚，一部分已被调出去任职。房玄龄对李世民说：“杜如晦聪明有胆识，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你以后要建立帝业，必须得此人辅佐。别的人全调走不足惜，唯杜如晦不可舍。”李世民听到此说，立即上奏唐高祖，要求将杜如晦留任秦王府。从此后，杜如晦跟随李世民左右，参赞戎机，成为李世民智囊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武德元年八月，盘踞今陇右一带的薛举兵强马壮，趁李唐政权立足未稳，出兵东犯。高祖派李世民统兵征讨，杜如晦随军参赞，经两次交战，唐军彻底打垮了西秦的势力，解除了西北方面的威胁。李渊为嘉奖李世民的战功，命其出为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杜如晦随行任大行台司勋郎中，封建平县男，食邑三百户。其后，李世民连续统兵东征刘武周、宋金刚、王世充等武装割据势力，杜如晦每每随行，为之参谋帷幄，决胜于疆场。他遇事善断，处理公务迅速无误，是同僚中最为干练的人才。武德四年十月，李世民为了笼络人才，研究文籍，设立了文学馆，置十八学士，杜如晦被选为学士。
随着唐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在皇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逐步展开了一场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杜如晦和房玄龄为李世民出谋划策，鼓动他先发制人，发动政变，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建成和元吉也在加紧策划，打算分化瓦解秦王府中的骨干力量，他深知“秦王府中所可惮者，唯杜如晦与房玄龄耳。”于是，便向高祖上奏，说房、社二人对朝廷不利。高祖便令将房、社二人赶出秦王府，并不许以后私见李世民。当李世民下定决心要与建成、元首进行最后决战时，便密派尉迟敬德去召房玄龄、杜如晦入府计议。杜如晦化装成道士模样，随长孙无忌潜入秦王府。在经过一番周密安排之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率杜如晦、尉迟敬德等一班亲兵亲将，发动了有名的玄武门政变，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消灭了政敌。李世民为皇太子，拜如晦为太子左庶子。
是年八月，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当了皇帝。杜如晦多年随李世民参赞戎机，尤其是在策划政变，帮助李世民夺取皇位的过程中有功，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封蔡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又以本官检校侍中，改任支部尚书，总监东宫兵马事。三年二月，升为尚书右仆射，仍然掌管选拔官吏的事，与房玄龄共同掌管朝政。当年十二月，因病辞职。
李世民当皇帝之初，励精图治，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杜如晦作为李世民的主要谋臣，发挥了重要作用。凡军政大事，皆参与议定，在协助唐太宗建立朝章制度、选用官吏、确立法制等各方面发挥了作用。当时，统治阶级吸取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政策，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国家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经济逐步繁荣，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时论认为，房玄龄善谋，杜如晦善断，是当时的名相。
贞观四年初，杜如晦病重，太宗曾亲去其家探望。是年十二月，杜如晦因病而卒，时年四十六岁。太宗为他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又命虞世南为其撰碑文。诏赠开府仪同三司，加司空，改封莱国公。
魏徵：皇帝的镜子
魏徵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徵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炀帝大业十三年，瓦岗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密仰慕魏徵的才华，请魏徵为谋士，这样，这位有意纵横天下的书生，几经周折，卷入了隋末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的怒涛中。这一年，他三十八岁。
魏徵先后在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中待了两年多。主择臣，臣亦需择主而事之，李密也好，窦建德也好，在许多关键时刻都不能采纳魏徵的意见，结果都很快兵败、降唐，魏徵也两次成为唐军的俘虏。
唐高祖武德二年，魏徵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勣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徵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徵又回到长安。
年逾不惑之年的魏徵饱经忧患，遍尝了成败荣辱。这一段经历，使这位胸怀大志的儒生经受了战火的锻炼和洗礼，并充分体察了下层人民的疾苦，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为他后来辅佐唐太宗准备了多方面的条件。降唐之后，唐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徵有才，就招魏徵为太子东宫洗马，成为一个主管东宫经籍图书的小官。
魏徵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玄武门政变以后，李世民由于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任他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
李世民当政之后，为什么不杀魏徵反倒重用他呢？当然，唐太宗建国之初，正值用人之际，重用魏徵正是他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体现。作为封建帝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掌握着芸芸众生生杀予夺的权力，位不可谓不高，权不可谓不重，但他却清醒地认识到“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王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的道理，知晓身为帝王，兼听的难得与重要。他看重的正是魏徵仗义耿直，能够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的性格。
入朝议事之后，魏徵一如既往，耿介直言秉性不改，只要是于国有害的，他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在皇帝面前屡屡“犯颜”直谏，为唐王朝的政治清明、兴旺繁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历史上不乏因进谏而丢了官位丢了脑袋的例子，魏徵却是个例外。唐太宗不但没像别的皇帝那样贬他的官要他的头，反而多次赏赐他、提升他。因而唐太宗纳谏便成为千古美谈。唐太宗乃一世雄主，以他之尊，以他之豪，谁的话不听，别人拿他也没办法。而他不但听了，而且还礼遇进谏之人，难怪列位史家都对此浓墨重彩、大书特书呢。
贞观二年，魏徵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徵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徵询问。魏徵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借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在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到贞观四年，社会上便出现了“升平”景象。这之后，又连年丰收，所以天下太平，盗贼不作。早在贞观元年，许多大臣就上疏请求李世民封禅。封禅是古代帝王祭告天地的庆功大典，祭祀地点在泰山顶上。李世民也认为开国有功，事业有成，便接受了大臣们的意见，同意赴泰山封禅，独有魏徵又力排众议，认为不可。他从目前和长远的利益着眼，力陈不可兴师动众封禅的理由。唐太宗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心里很不舒服，但嘴上又无法反驳，只好作罢。这样一来，国家的一大笔开支就被省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