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玄武门政变中，李世民是最后的胜利者，但在历史与道德的法庭上，他却永远是被告。他不但在兵变中“弑兄”，杀死了自己的同胞兄弟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而且还“篡位”，逼迫李渊立自己为太子，几个月后又匆忙登基。篡位与弑兄的罪名，永远压在他的心头，所以，他对此十分敏感，此事又严重影响了他的政治作风。
批判明君：抹不去的道德污点
玄武门政变，历来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不同的立场产生的看法也截然不同。
首先看看各家各派是怎样评价的。
先说古代史家。从唐代到五代，由于时间上的接近，史家根本不可能抨击玄武门政变的不道德性，所以大家只是竭力丑化李建成和李元吉，大力粉饰李世民，认为后者是正义的，并非争权夺利。这种一面倒的态度，自然是不足取的。
到宋代以后，对此事持否定态度的史家开始出现。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时也特别评论此事，认为立嫡以长是圣贤之道，但李世民功劳太大，难以受到包容。而李渊没有智慧分辨两兄弟的贤愚，李建成没有贤明到主动让位于贤者，李世民没有节操抵制部下的怂恿夺权，才造成这场大祸。司马光一来未能完全澄清史实，二来态度持平，所以批评还算委婉客气。
而宋代的范祖禹也在《唐鉴》中评论，认为李建成虽然没有功劳，但毕竟是太子；李世民虽然有功劳，但毕竟是藩王。礼教的规定是立嫡以长而非立嫡以功，所以李世民杀李建成是目无君父。
到明清之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更是猛烈抨击李世民亲手射杀同胞兄长，穷凶极恶，简直不齿于人类。
应该说，唐五代后开始出现对玄武门政变的反面评价是合理也是必然的。问题却在于，宋明清史家的抨击，是由于封建伦理道德和忠孝观念的加强乃至僵化所致，所以不能阐发出玄武门政变的真正意义。
尤其是范祖禹的评论，我们只看到封建礼教张牙舞爪地武断下的判决，反而是王夫之的评论虽然言词过激，但还有点儿人道主义的味道。只是在专制主义的权力斗争中谈人道主义，既软弱无力，也苍白可笑。
至于司马光的评价，柏杨在其白话版《资治通鉴》中的批评很有见地。他说：“司马光先生把消灭祸乱，建立在不可能的假设上，与现实完全脱离，就好像说，假如上帝抽去人类身上的权力欲望，世界就更加太平一样，这种话毫无意义。”
不过应该承认，在那个封建年代，司马光的评论应算是最公正的了。
建国以后，对玄武门政变的评论自然又有不同。
吴泽、袁英光在《唐初政权与政争的性质问题》中谈道：“李世民在长期的军事斗争、政治实践中，体验到必须依靠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势力，才能战胜以建成为首的官僚集团势力，于是逐步从旧世族官僚集团中分化出来，走上新兴地主官僚集团的政治道路。”并指出玄武门政变就是地主阶层内部新兴地主官僚集团和旧世族官僚集团两个阶层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
但这种观点受多数人反对。后袁英光与王界云合作写的《唐太宗传》中也改变了意见，承认李建成和李世民的手下既有山东集团势力，也有关陇集团势力；既有贵族或世族地主出身，也有庶族地主出身，因此这一场争斗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分配的斗争，也包括一些不同政治倾向集团间的矛盾，但不存在新旧贵庶之分。
而赵克尧、许道勋则提出，玄武门政变虽然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还具有立嫡以长还是以功继位的意义，不可笼统地加以完全否定。
我个人认为，其实不管礼教是怎样规定的，只要李世民有野心夺权，而又无法按合法途径去得到权力，则玄武门政变就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悲剧。李世民未必当真反对立嫡以长（他自己一继位也是马上立长子李承乾为太子），他只是反对不立他为太子而立其他人为储君而已。在此不必过分拔高他的思想觉悟。
由于李世民夺权继位后开创了“贞观之治”的治世典范，所以往往有不少史家以其后的卓异表现来宽恕他在玄武门政变中的道德缺陷。
柏杨评论此事时联系谈到“民主”的意义，说：“极权分子，以及‘天纵对明’，和摇尾系统之辈，只看到‘民主’对他们的权力有所压抑，却看不到‘民主’对他们的保护作用，使他们在失败后，仍能自由自在登台高论，仍能到海边晒太阳，到饭店吃大餐，而不必像李建成、李元吉一样，亲兄弟反而恰恰是全家被屠的凶手——只有极权政治才有这种专制镜头。”
柏杨这一番评价富有时代精神，具有现实意义，只是过于虚泛，固可用于评论玄武门政变，同样也可以评论一切极权政治中权力斗争的残酷行为，针对性不强。
而在针对谈及玄武门政变的影响时，他说：“然而，中国人应该庆幸李世民先生夺嫡成功，李世民为中国带来名垂千古的‘贞观之治’，成为治世的典范。”则仍不能摆脱以事后表现对其评价的影响。
而在论及道德评价时，柏杨说：“这跟李世民不友不孝无关，专制政体病毒一旦发作，就是如此残酷野蛮，人在其中，身不由己，否则便轮到自己身陷虎口。”这大概颇能代表多数人的意见。
这里不妨再作一下横向比较。日本历史上的织田信长，其经历与李世民刚好倒了个儿。李世民是先扫平群雄而后恃此功夺嫡，织田信长则是夺嫡后扫平群雄，堪称一代枭雄。
汪公纪在《日本史话》（近古篇）中评论道：“诸子争位，几年犀利的自相残杀后，剩下的优胜者是信长，论者多认为他杀了自己的手足，心太狠。不过在这我不杀人，人必杀我的时代，杀人是自卫，多半出于不得已，不足深怪。”回顾李氏兄弟的争权，比之织田信长的经历，其血腥惨烈程度实在是远远不如。
有人走得更远。《枭雄兴亡录》这样评价：“玄武门政变是‘正义’的吗？这个问题极难回答……我们只能换一个标准，即像李世民那样有才能的人，也就有权去争夺他所渴望的东西。但这又不是一般意义的道德‘正义’了。”于是索性不要道德参与评价这一事件：“玄武门事变的道德评价，似乎也不重要……只要是较为优秀的政治家获得成功，其结果就是对历史有益的。”这又回到柏杨的观点上去了。
各家的评论都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这里不下定评，只是谈几点。
《枭雄兴亡录》所用的那个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标准是非常危险的。它鼓吹只要有才能就有权去杀人夺位，岂不是等于肯定了野心家为满足一己私欲而可以闹个天下大乱，以便自己浑水摸鱼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天下有哪一个野心家不是衷心地认为自己有才能，在权力分配上受到了亏待呢？这种标准一旦成立，必定导致政治局面的动荡不安。
不能因为李世民在后来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而名留青史，就回避他在玄武门政变中首先是作为一个野心家而存在的事实。《枭雄兴亡录》中说：“在他（指李世民）的统治下，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繁盛而强大的帝国。这一伟大的功绩，并不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而受损。”这诚然正确，但若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同样是成立的。即他在玄武门政变中作为一个阴谋家的性质，也不能因为他以后的伟大功绩而有所改变。
重要的是，李世民在成为一个野心家而实现了野心后，又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这是一个偶然，是由他个人的气质所决定的。从历史经验来看，从野心家到政治家之间并无必然的纽带。所以，如果因为李世民以野心家始而以政治家终，就以为可以纵容乃至鼓励野心家的野心，那是大错特错了。
因此，道德在这一场判决中是决不能缺席的。尤其在法制不健全的古代社会，道德对稳定社会秩序有着不可抹煞之功，不能轻易将它驱逐出去。
道德阴影造就的“治世”
玄武门政变让李世民处于一个在道德上十分不利的地位，虽然这场血腥的斗争最终的原因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前面已经谈到，李世民在有野心而又无法循合法途径去夺位的情况下，玄武门政变就不可避免。野心即使不是人之天性，至少也是政治家的必要素质，希望玩政治的人没有它，这是司马光的政治幼稚梦，已被柏杨讥为全无意义。
所以，解决方法只有令野心家可以按合法途径去夺权，从而降低争权夺利的血腥性和残酷性。好比说，在现代社会，像李世民那样的人，大可以去参加竞选，要玩弄什么阴谋诡计、政治手腕，大可以在拉选票上下工夫。即使手段再下流无耻，但至少不必流血牺牲人命。若他失败了，既不会身败名裂，也不至于家亡身死，还可以在下一次大选中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夺权的机会还多的是。如此这般，直到他如愿以偿夺到大位，或始终夙愿难偿而最后心灰意冷、厌倦了追逐权力为止。至于在选举中作弊之类的不道德行为，可以靠逐步完善法制和提高选民的政治素质来一一纠正。这跟军事政变一爆发，血一流出，脑袋一砍下，就永远也无法弥补大错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前面谈到李世民逆取顺守并无必然性，这就引出一点，即李世民在继位前的经历与杨广继位前的经历实在是太相似了，简直像是从一个模子里浇出来似的。
魏徵曾在《隋书》中评论杨广：“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若将这句话中的“炀帝”改为“太宗”，“南平吴会”改为“扫平雄豪”，然后拿去给任何一个史家看，必定人人都会说这对李世民的评论十分公允。
柏杨也评论说：“杨广先生的一生是戏剧性的，他在掌握政权之前，受他律控制，给人的印象是喜爱读书，会做文章，沉默寡言，每一次发言都十分中肯，殷勤、节俭、敦厚、朴实，对事谦虚，对人恭敬，简直是集人间最好美德于一身的青年。”比照上述的描写，显然李世民是不及他的。
而且要指出的是，杨广在夺位的过程中是处于优势的。一方面，杨坚没有李渊那种“殷鉴不远”的恐惧，对立嫡以长不是十分坚持。再加上杨勇确实是太不长进，杨广又是如此讨人欢心，他在感情上完全是倒向杨广的。这与李渊自始至终都站在李建成一边压制李世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另一方面，杨广当时得到了朝中最有权势的大臣杨素的全力支持，其气势之盛可以说是无人敢撄其锋；而李世民从外朝到内宫都孤立无援，基本上是孤身奋战。
在这种优劣之势大异的情况下，实际上李世民不得不主要地依靠使用阴谋手段，到最后更是公然喋血宫门。而杨广早期的讨人欢心虽然可能只是出于伪装，但说到实质性的阴谋诡计，肯定是不及李世民的多且必要。
不少史家均认为，李世民不同于杨广，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威吓性对统治者起了作用。所以，即使是李建成继位，甚至是隋末任何一个非李姓的割据势力的首领做统治者，都不会走向杨广的反动。唐初的治世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必然结果，而与李世民这一具体统治者无太大联系。
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在南北朝及唐后的五代十国，其间农民起义及割据混战都经历了很长的时期，对封建统治的破坏不可谓不严重。但在这么长一段时期内，始终无一割据势力能吸取所谓农民起义所带来的教训，调整统治手段以便长治久安，这就可见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在此还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诚然，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能统一全国并建立较长时间统治的皇朝往往在开国之初都因其统治者对农民施行让步政策而带来治世的美誉。如秦末农民战争后有汉代的“文景之治”等。但其原因并不是农民起义直接地决定了治世的出现，而恰恰是统治者有精明的眼光能吸取教训而带来治世。
不妨假设，若李世民并没有吸取隋亡之教训，继位后一如杨广那样胡搅，完全有可能将国家再次推向战乱，唐朝就将是两代而亡，再次群雄并举，再次出现一势力讨平天下而再建新朝，可能又不能吸取教训，又再灭亡。如此反来复去，直至终于有一个统治者能吸取教训，改变统治方式为止。
这完全是可能的，只不过隋末农民起义就成了类似于南北朝及五代十国期间那样，各个短命政权在政坛上昙花一现、陆续粉墨登场罢了。要打断这个乱世的循环，仅有教训是不够的，还得有英明的统治者来吸取它。
当然，终有一个统治者来吸取教训是必然的，只是早晚的问题。但早几十年与晚几十年，情况已大为不同。像隋末那种乱世，对社会生产力之破坏是极其惊人的，唐朝建立后也花了好几代人的时间才使之完全恢复。这对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提这个问题，主要是想指出，一直以来，史学界总不愿意谈某一特殊个人对历史发展的独特作用，以为这么做就是“英雄史观”，总要将历史发展归于一个虚泛的概念“人民”。
我却认为，人民与英雄对历史发展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往往是造就一种历史契机或历史的可能性，而英雄则是去把握这个契机，使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人民对英雄有制约作用，即英雄只能在认识人民所创造的契机的前提下，并在其划定的可能性范围内才能创造出现实的历史。但人民对英雄也有依赖性，即人民不可能作为一个虚泛的整体去创造现实的历史，必须借助于英雄来实现。这一点直到现在仍是如此。
所以，历史人物不会利用时势（即人民创造出来的可能性历史），就不成为英雄，也创造不了历史；但仅有时势，没有英雄，人民也只能坐着干等，让现状以其惯性运行下去，直到有英雄出现和这种时势一拍即合，从而扭转乾坤。
所以，在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的长期分裂状态中，打仗打了那么久，有谁不想结束分裂重归统一呢？民心向背的时势早就已经成熟，但就是不像隋末那样有李氏父子一类的历史英雄出现，便只有继续分裂下去，直到杨坚、赵匡胤这些符合条件的英雄出现，才终于一举结束了分裂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也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耦合。人民创造可能性的历史，这是必然性；而什么时候英雄会出现，使之变成现实性，则是偶然性。而出现时间的早晚确实是会影响到实际的历史进程的，并将这种影响传递到下一次人民创造出来的可能性历史中。这样，人民与英雄之间互相影响、制约、推动，才构成完整的历史发展机制。
上述的评价都集中在李世民身上，不妨再谈谈李建成。我觉得，李建成真是个可怜的苦命太子。以他的才干见识，假若没有李世民来跟他争位，他应该可以做个不错的守成皇帝。但既有了李世民，他的命运就恶劣之极了。不知他是否曾像周瑜慨叹“既生瑜，何生亮”那样感叹“既生我李建成，为何还要生李世民”呢？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唐初的太子几乎没有哪个不是苦命的。李建成就不用说了，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最终也是被废，两年后郁郁而终。至于唐高宗李治的太子就更是立一个就被武则天杀一个，做太子简直就跟入鬼门关无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