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批评大赋曲终奏雅、欲讽反谀，对赋作的客观实际来说是对的，但对这个双重主题现象形成的深层原因，显然是揭示得不够的。四审美倾向的兼容性通观汉代美学，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基本上是依次发展的三大思潮。第一是以《淮南鸿烈》为代表的、从道家思想出发的美学，第二是直接和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美学传统相联系的司马迁的美学，第三是由董仲舒开始，扬雄、王充、《毛诗序》继之的儒家美学。（20）在这几种美学思想当中，对西汉以来的大赋的审美倾向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种。《淮南鸿烈》成书于武帝初继位时，其时儒家思想尚未定于一尊，五经博士尚未成立。刘安集合抱不同思想的宾客，“因阴阳之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21）而成此书，是对当时思想的一大集结。其中的道家思想，颇不同于汉初的黄老道家思想，而是更多地来自原始道家，尤其是庄子的思想。这对于汉初思想及辞赋，产生很大的影响。《汉书》本传谓“淮南王安为人好书……时武帝方好文艺，以安属为诸父，博辩善为文辞，甚尊重之……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重之。”明人陆时雍说：“《淮南子》幽吸帝座，赜及马捶。当时天子，雄才大略，喜善乐推，而公孙弘、卫青、霍去病之徒，曾自不谙鸟迹，越人适鲁，睹章甫而矍然有以也。……侯芭服勤，桓谭扼腕……《淮南》之于当时，岂直雷电鬼神云尔哉！”（22）徐复观先生则指出了《淮南鸿烈》的撰写与辞赋创作的密切关系。其《两汉思想史》云：《庄子》一书，从另一方面讲，实系一部伟大而浪漫的文学作品。《天下篇》说：“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其书虽瑰玮，而连（宛转貌）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正说明了这一点。此一文学作品，对刘安时代流行的作赋的表现方式，实含有启发、润泽、充实的作用。刘安及其宾客，多是对赋有偏好，甚至也是作赋的能手，便自自然然地陶醉在《庄子》这一伟大文学作品之中，用上了他许多奇诡的辞汇，并力追《庄子》表现的想象能力。（23）其实就连《淮南鸿烈》本身，也有受庄子影响而在审美上和语言上表现为与辞赋相同的特点。明人许国谓其文“引物连类，藻思生风，操觚之士，沾膏馥，往往有味其言。扬雄氏至谓《淮南子》一出一入，字直百金，斯亦足奇矣”！（24）指出辞赋家扬雄很推崇淮南之文。高诱《淮南子注叙》说淮南书“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喜好言大说细，崇尚世间奇异之事，以宏大博富为美等，是《淮南子》对庄子审美倾向的继承。这一倾向借着武帝朝辞赋创作中心由藩国向宫廷的转移，而对大赋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大赋结构宏伟、体制庞大、规模钜衍。体物赋形也常用“四至”的手法，力求做到全方位、高密度、巨细结合。这些特点的形成，除了继承前代文学外，应该说也与《淮南鸿烈》的审美思想与文体特点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作家以之为准进行创作，迎合了上层社会的审美需求，而上层社会的读者群对于闳衍巨侈之美的偏爱，又刺激了创作。二者的共同张力，是大赋美学倾向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因。
道家认为宇宙的根源在于“道”，“道”又名之为“大”，（25）或者又称“大象”，进而又说“天地有大美”，在这里哲学观念的“道”、“大象”、“大”与审美的“大美”，即美的最高境界是一致的。道家崇尚的“真人”，努力地“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就是对宇宙终极真理，也是对世间至美的追求。《淮南鸿烈》产生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面对多样丰富的客观世界，充分地肯定其无比广大、丰富、多样的美，而且主张“下揆三泉，上寻九天，横廓六合，揲贯万物”、“逍遥于广泽之中，而仿佯于山峡之旁”、“处大廓之宇，游无极之野”（《原道》），人应该到广阔的外部世界去探寻美、占有美。李泽厚认为：“《淮南鸿烈》把对美的追求从先秦儒道两家所强调的内在人格精神的完善引向了广大的现实的外部世界，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处在上升时期的汉代统治阶级力求要占有、支配广大外部世界的那种热切的渴望、坚毅的信念和强大的力量。它充分地表现在汉代艺术中，而其理论的说明则正是首先见于《淮南鸿烈》。”（26）上述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赋家的想象力，也深刻地影响了作家的文学观。司马相如《大人赋》说：“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轻举而远游。”又说：“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悉征灵圉而选之兮，部署众神于瑶光。”这里描写的“大人”，就是庄子笔下的“真人”。王褒《洞箫赋》中描写的“性昧之宕冥，生不睹天地之体势，暗于白黑之貌形，愤伊郁而酷，愍眸子之丧精”。极类庄子笔下的“奇人”；东方朔《答客难》当中的“处士”，其精神气质则与道家的“隐士”类似。大人之美，在于其与道同体，形充天地。“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玄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乘虚无而上假兮，越无有而独存。”而这种美对赋家的影响，则在于激发他们在创作中将想象的触须伸向无限的久远与广漠的时空，去发掘并表现具有终极特色的“大”、“多”等。“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27）这里的“赋家之心”者，实与《淮南鸿烈》中发挥《庄子·知北游》等篇思想的《精神》《原道》中的真人、圣人趣味相同。由此可见，大赋作家与道家所谓“真人”、“至人”一样，都是追求天地宇宙的“大美”，追求“终极”、“穷尽”者，所不同者，一为哲学的方式，一为审美的方式而已，其精神气质是相通的。明人汪一鸾评价《淮南鸿烈》之文有“巨丽”的特点，并说其内容“精之而无朕垠也，大之而不可圉也，缤纷茏苁而不可缕指也，奇正变幻而莫定其伍也”。（28）《淮南鸿烈》的这种对时代审美心理要求的近乎实际的“理论说明”，和在文辞方面的典范作用，必然会导致辞赋创作中的特殊的审美倾向。史载“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雄，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汉书·艺文志》诗赋类序）；扬雄也认为大赋状物，追求“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扬雄传》）。“闳”、“钜”、“衍”都有大的意思，所不同者，“衍”侧重于空间之大；“侈”有多的意思。闳侈钜衍，就是宏大博富。上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雷蒙德·威廉姆斯《关键词》（《Levwords—AvocsbularyofCultureandSociety》）一书，揭示了负载社会文化信息的关键词内涵的变化与文化变迁的对应关系。这一点对于汉赋审美倾向的探讨颇具启发意义。在文学作品中，对于某一类内涵相同或相似词汇的偏爱，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审美意趣。汉代大赋中也有这样的关键词，这些词表现出作者对外在空间的拓展与铺排的偏爱，洋溢着闳衍巨侈之美。细分起来，又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倾向：（一）以“大”为美《老子》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早期道家这种肯定人自身的思想，也为《淮南鸿烈》所继承，并与汉初向外扩张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导致了汉赋中以“大”为美的倾向。
这种倾向表现在作品的题材内容方面，就是作者对具有“极”、“至”、“巨”、“高”、“深”等特征之事物的偏好，和对外部空间的努力开拓；表现在写作手法方面，就是夸张，尤其是夸大手法的大量使用。枚乘《七发》，写龙门之桐制而为琴：“百尺之树”，生“千仞之峰”，临“百丈之溪”，险绝至也；“湍流逆波”、“烈风漂霰”、“雷霆霹雳”，气候之极也；而“野茧之丝”、“孤子之钩”、“九寡之珥”，又天下之至物也。这些具有极致特点的事与物的横向铺排，就形成对龙门之桐所在的现实空间的夸大。此下所写六件事中，观涛的部分，在场面描写方面，也表现出以“大”、“巨”为美的倾向。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等赋进一步发展了上述审美倾向。据《三辅黄图》所记，上林苑本是秦时旧苑，武帝建元三年扩建后在苑内放养禽兽，供射猎之娱，并有离宫别馆七十余处。苑南傍终南山，北滨渭水，西至周至县，方圆三百余里。苑林规模本已天下无双，其中草木鸟兽品类庶众，山光水色美不胜收。《上林赋》把它写得更加闳大巨丽，“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人在其中可以“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周览泛观”，则“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于西陂”。奇花异草，“布闳泽，延曼太原”，“离靡广衍”。赋中描写的上林苑，真是大同天地了！实际的苑林和赋中的苑林都表现出武帝时代意欲尽统宇内，并包天下的宏大气魄，表现了人征服占有外部世界的胜利和乐观精神。（二）以“多”为美《淮南鸿烈》虽推重道家思想，但处处显示出对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肯定。这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统治者醉心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人们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心征服自然，并进而认识和欣赏享受外在的物质世界中的事物。《坠形训》描述了各种自然之美：东方之美者，有医毋闾之洵琪焉。东南方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仑之球琳琅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东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四面八方，推类而言，不厌其烦地列举作为认知对象的物类，肯定物质世界的美，实际上是对人自身的能力的欣赏。这和汉赋中以多为美的倾向是一致的。以多为美，说明西汉人从事物多聚的姿态中得到了美感。《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为《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如《子虚赋》写田猎的一段云：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网弥山，掩兔辚鹿，射麋脚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