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时曾做过宰相的权德舆，称赞汉代大儒董仲舒、公孙弘，所论都是治国之道。他反对当时的儒生们为文作诗都讲求对偶、华丽。在他主持国家考试时，继续改革考试制度，“半年以来，参考对策，不访名物，不征隐奥。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权德舆《答柳福州书》）。权德舆所答的柳福州，名柳冕。他向往汉代儒术，反对章句之学，也反对只懂注、疏。他认为那些只通章句、注疏的是腐儒，不能治理国家。所以他要求把那些“能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的“君子之儒”列为上等（柳冕《与权侍郎书》）。有的儒者，身体力行，不为章句之学，苦求先王之道。吕温在青年时期，就向往汉代儒学的兴盛，慨叹当时儒风的衰败，立志“潜心道艺，穷六籍之统纪，尽王变之形容。使学通天人，文正雅俗。然后抗衡当代”（吕温《上族叔齐河南书》）。儒者们认为，当时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儒术不兴，对儒学尊崇不够。和韩愈同榜进士的李绛，向朝廷献《请崇国学疏》。疏中写道，崇尚儒学，是历代国家的“急务”。如今风气败坏，“盖由国学废讲论之礼，儒者靡师资之训”，以致“和气不流，悖乱时作”。那么，要整顿社会的秩序，也必须从崇尚儒学开始。当时权德舆著《两汉辨亡论》，他认为两汉的灭亡，不在于王莽、董卓的篡逆，而在于张禹、胡广姑息养奸，“向若西京抑损王氏，尊君卑臣，则庶乎无哀、平之坏；东京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则庶乎无灵、献之乱”。谈论历史是有感于现实。这就是说，假如唐朝能够做到尊君卑臣，主明臣忠，就不会有安史之乱，也不会有安史以后的藩镇割据。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尊崇儒术。因为尊君卑臣、主明臣忠，正是儒教的基本教义。儒教教育的对象，首先应是那些“贵人”。元稹《论教本疏》道：是后有国之君议教化者，莫不以兴廉、举孝、设学、崇儒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贵者始。略其贵者，教其贱者，无乃邻于倒置乎？如果说陆贽进谏德宗，要解决的是“君君”的问题，那么，兴教化以教贵者，就主要是解决“臣臣”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说是封建政治中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着社会的治乱。在贵者之中，除皇帝之外，最贵的就是皇太子。太子是臣，又是将来的君，对太子的教育，也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对皇太子进行儒学教育，是独尊儒术以来就有的传统，唐朝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但是后来，对皇太子的教育形式还在，实际上不过是虚应故事罢了。所以元稹不仅提出了教化自贵者始的原则，而且还特殊地提出了太子的教育问题。
他的《论教本疏》指出，上古三代的君主，之所以政治清明，享国久长，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教育的结果。像周成王，只是个中才之人，却能始终坚持先王之道，也是教育的结果。他说唐初对太子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后来就逐渐放松了，安史之乱以后，就更加忽视。给太子讲课的人，往往是那些“沉滞僻老之儒”，还常常被斥责、驱逐。他要求选择那些“博厚弘深之儒，而又明达机务者”来教育太子，使太子在年轻的时候就养成美好的品质，长成以后做个英明的君主。依元稹的设想，对太子的教育应是十分的严格，“目不得阅淫艳妖诱之色，耳不得闻优笑凌乱之音，口不得习操断击搏之书，居不得近容顺阴邪之党，游不得纵追禽逐兽之乐，玩不得有遐异僻绝之珍”。也就是说要彻底隔断可能会对太子的成长造成不良影响的一切因素。据《旧唐书·元稹传》，唐宪宗看了元稹的奏章，十分高兴，但是未说是否实行。后来继任的穆宗、敬宗，都是历史上少见的昏庸无能又胡作非为的君主。可能是有鉴于此，唐文宗继位以后，太子教育的问题又提了出来。唐文宗下诏，要求太子先跟着师傅学习六经，然后也要进入国学，和其他学生一起学习。公卿的子弟，也必须先入国学，才能参加科举考试。唐文宗时期在兴儒学方面的重要建树，是继汉魏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地刊刻石经。《旧唐书·文宗本纪》载：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启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据《全唐文拾遗》，大和七年，礼部上奏，要求科举考试取消诗赋。因此，这里说的“稍折文章之士”，当是把杨绾以来关于改革考试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施。唐朝后期复兴儒学的呼声曾经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儒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韩愈、柳宗元等人。唐宪宗时期，朝廷对藩镇采取坚决措施，巩固了中央政权，政治上也有一些起色，所以唐宪宗被称为中兴之君。但是唐宪宗后期，崇信佛教，追求长生不死，死于方士之手。此后的政治状况，也就再没有很大起色。政治的腐败终于导致黄巢大起义。然而无论现实状况如何，人们都没有忘记，要挽救国家免于危亡，只有振兴儒学。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唐昭宗依然下诏修缮国学，并且说道：“有国之规，无先学校；理官之要，莫尚儒学。”（唐昭宗《修葺国学诏》）唐朝后期要求振兴儒学的人们，其心目中的儒学，大多还是汉代的儒学。然而在这振兴儒学的呼声中，儒学的发展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这就是以啖助、陆质为代表的新《春秋》学，特别是韩愈、柳宗元所代表的儒学新方向。
（二）唐朝后期新儒学
1唐朝后期的新《春秋》学新《春秋》学的开创者是啖助和赵匡，其继承者是陆质。据陆质的《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啖助为《春秋》作集传开始于唐肃宗上元二年辛丑，完成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庚戌，也就是写于安史之乱刚刚平定的日子里。在他著述的过程中，赵匡因职务之便，曾和啖助多次讨论。啖助死后，由陆质和啖助之子一起，将啖、赵二人的见解撰成《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并经赵匡审阅定稿，时在大历十二年。啖、赵新《春秋》学的特点，在方法上可归结为“以经驳传”；在思想上可归结为忠君尊王。很明显，这新《春秋》学，是对唐代鼎盛时期突然发生的大变乱的直接反应。所谓以经驳传，就是说在啖、赵看来，《春秋》三传对《春秋》的解释都是不对的。至于靠理解三传来理解《春秋》的注疏，就离题更远。啖助说：说《左氏》者，以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礼丧，诸所记注，多违旧章。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言《公羊》者则曰，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解《穀梁》者则曰，平王东迁，周室微弱，天下板荡，王道尽矣。夫子伤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啖助所说，分别是杜预、何休、范宁对《春秋》宗旨的理解。
他们为《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所作的注释，长期被儒者们奉为标准解释。但是啖助认为，他们对《春秋》宗旨的理解，全是错误的：据杜氏所论褒贬之旨，唯据周礼。若然，则周德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何休）云黜周王鲁，以为《春秋》宗旨。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说，粗陈梗概，殊无深旨。且历代史书，皆是惩劝。《春秋》之作，岂独尔乎！（同上）其中何休把《春秋》宗旨归为“黜周王鲁”，尤其使啖助感到愤慨，因为这无疑于鼓动地方政权起来反对中央，从而认为安禄山的叛乱是正义的行为。依啖助的意见，《春秋》的宗旨可归结为八个字，即“救时之弊，革礼之薄”。司马迁曾经说过：“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高祖本纪》）同样的意思也见于《礼记·表记》，因此，它是获得儒者们普遍承认的一种历史观念。“僿”的意思是薄。这个意思，同于《老子》所说的“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在啖助看来，孔子生当周之末世，他作《春秋》，就是要挽救周代尚文重礼所带来的浇薄的世风。而挽救这浇薄世风的方法，是回到夏代的忠道。因为像虞舜那样的政治虽好，但那是后世无法企及的：（孔子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淳化，难行于季末。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故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也。（同上）所谓“正以忠道”，就是要把对周天子的忠诚作为立道的根本，把是否忠于周王室作为是非善恶的标准。啖助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所言变从夏政，唯在立忠为教，原情为本。非谓改革爵列，损益礼乐者也。故夫子伤主威不行，下同列国，首王正以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不书战以示莫敌，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矣崇高（同上）。对于唐代，照样也可以说，唐代的皇帝虽然有失德的地方，但是天命没有改变。因此，唐王朝的皇帝乃是天下唯一的君主，对唐王朝的忠诚是唯一的是非善恶标准，而安史的反叛，藩镇的割据，都是错误的，是违背圣人之教的。赵匡持有和啖助相同的看法。
赵匡说，《春秋》的宗旨是：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如斯而已（同上）。依他们自己所理解的《春秋》宗旨，啖、赵对《春秋》的大义作了重新解释。比如说，祭天的郊礼，只有天子才可以实行，可是鲁国也有郊祭，这件事对不对呢？赵匡说，鲁用郊礼，是为了尊崇周公，不过这样的尊崇是不对的：曰：崇之，宜乎？非宜也。国之所以树者，法制也。法制所以限尊卑。诸侯而行天子之礼，非周公之意也。其用乎庄，又僭也。又曰：禘者，本帝王之大祭，诸侯不得行之。成王以特尊周公，令鲁行耳。闵二年，遂僭用于庄庙，故经书以讥之。（同上，卷二）在这里，评价是非的标准，乃是上下尊卑的秩序。如果违背了这个秩序，即使贵为天子，也是不对的。鲁国祭天，是天子的命令。但在这件事情上，天子的命令也不可以去做，因为它违背了上下等级尊卑的秩序。《春秋》一书，有三次周天子驾崩失于记载。赵匡认为，这不是孔子不写，而是孔子借此来表达他尊崇王室的精神：赵子曰：《春秋》王崩三不书。见王室不告，鲁之不赴也。哀王室之无人，著诸侯之不臣也。嗣王即位皆不书，不能施令于天下也。罪诸侯不臣而莫之承也，哀王道积微而莫之兴也。（同上，卷三）王崩三不书，嗣王即位皆不书，这不是孔子不书，而是孔子借此表达他对王室衰落的哀伤，对诸侯不履行臣道的责备。春秋时期战争频繁，《春秋》关于战争的记载，不分是非曲直。赵匡认为，这是对战争双方一律加以责备的意思。因为战争是互相残杀的行为，天子是要加以制止的。战争发生了，说明天子无力加以制止，也说明诸侯们不听天子号令，所以对他们一律加以责备：《春秋》记兵曷无曲直之辞与？曰：兵者，残杀之道，灭亡之由也，故王者制之。王政既替，诸侯专恣，于是仇党构而战争兴矣！为利，为怨，王度灭矣。故《春秋》记师无曲直之异，一其罪也。不一之，则祸乱之门辟矣。（同上，卷五）和战争相关的是诸侯的会盟。赵匡认为，《春秋》记载会盟之事，也是对诸侯的责备：赵子曰：盟者，刑牲而征严于神明者也。王纲坏，则诸侯恣而仇党行。故干戈以敌仇，盟誓以固党。天下行之，遂为常焉。若王政举，则诸侯莫敢相害，盟何为焉？贤君立，则信著而义达，盟可熄焉。观《春秋》之盟，有以见王政不行而天下无贤侯也。（同上，卷四）依啖助和赵匡的解释，《春秋》一书，处处都渗透着孔子对王室的尊崇和对破坏等级尊卑秩序行为的责备。啖、赵《春秋》学在当时造成了重要的影响。陆质曾勉励青年吕温学《春秋》，希望吕温能辅佐有德的皇帝致达天下太平。吕温这样描述了陆质对他的教导：子非入我之域，入尧舜之域；子非睹吾之奥，睹宣尼之奥。良时未来，吾老子少。异日河图出、凤鸟至，天子咸临泰阶，清问理本，其能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熙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吕温《祭陆给事文》）陆质对吕温是这样的期望，吕温也把振兴儒学、致达太平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曾代陆质撰《进注春秋表》，并在《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中，表达了自己立志学《春秋》、追求孔门之道的志向。而吕温与刘禹锡等是密友，刘痛惜吕的早逝，称赞吕“以谪似贾生，能明王道似荀卿”（刘禹锡《吕和叔文集序》），把吕比为荀子、贾谊一类人物。陆质曾被推荐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活动。柳宗元《陆文通先生墓表》，称赞陆是“巨儒”，在众多的《春秋》注疏中独能“知圣人之旨”，使“《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和啖助的《春秋》学也有直接的关系。
啖、赵《春秋》学更深刻的意义，是它在数百年的汉学统治之后，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这种新学风，不再教人去墨守前代儒者为儒经所作的注疏，而是独立思考，去寻求对经义的解释。实际上，汉儒对儒经的注释，多数也仅仅是自己的理解而已，甚至干脆就是根据他们时代的需要所作的附会。特别是纬书，假托孔子，实则全是附会。但是由于汉儒是经学的开创者，致使后世儒者认为他们的解释就是圣人的本意，而不敢擅越雷池。所以汉代以后的儒者，多是学了汉代儒者解经的成果，却未能学得汉儒解经的方法。啖、赵的《春秋》学，可说是在长期墨守汉儒成果之后，开始用汉儒的方法，去否定汉儒的成果。从成果看来，啖、赵的《春秋》集传，不过是在《春秋》三传之旁，又添了一传而已。它也不可能代替三传的地位。从方法上看，啖、赵则是上承汉儒，下启宋儒的理学。啖、赵的《春秋》学因为仅仅是自己的理解，这样的理解未必符合《春秋》的本意，又和传统大相径庭，所以曾引起后世一些学者的不满。由欧阳修、宋祁所撰的《新唐书》，列有《儒学传》，其中批评啖助对《春秋》的理解是穿凿。但是二程则称赞啖、赵《春秋》学超过了其他各家，开辟了理解《春秋》的正道。《四库提要》列举了上述事实以后说：盖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生臆断之弊，其过不可掩；破附会之失，其功亦不可没也。在方法上，啖、赵《春秋》学确实是宋代理学的先导。啖、赵之后，儒者们继续借解《春秋》倡导尊王忠君。皮日休作《春秋决疑》，说“人之生也，上有天地，次有君父。君父可弑，是无天地也。乃生人之大恶，有识之宏耻”。孙邰著《春秋无贤臣论》，说春秋时代没有一个贤臣，因为他们帮助诸侯扩大势力，损害了周天子的利益：陪臣忠于诸侯者，必欲诸侯忠于天子，则上下有序，康乂四方。今春秋陪臣，张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强诸侯，是弱祖而强父；佐诸侯而敌周，是佐父而敌祖。遗祖之怨，成父之逆，恶莫大焉。这些尊王的声音，在唐朝末年，仅是对为臣不忠的现实的直接反应。但对于后代，却影响深远。而这样的声音，也开始于啖、赵的《春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