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史叛乱之前道教的发展
1向修身治国发展的隋唐道教隋唐时代，国家统一，道教也逐渐走向统一。其大势可说是魏晋以来过分发展的方术道教地位不断降低，并且遭到排斥，道教的修身治国目的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魏书·释老志》说“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当是北朝道教的面貌。北朝末年，周武帝时代所作的《无上秘要》，就吸收了南方道教的教义，甚至把南方道教的教义作为主流。隋朝时代，当是南方道教的教义占据上风，所以《隋书·经籍志》才会以“道经者，云有元始天尊……”开始，去叙述道教的教义。和其他文化领域一样，道教也认为南方的教义更加高明，这当是隋代统一中国之后，道教会合初期的情形。北朝寇谦之、南朝陶弘景的活动，揭开了道教重回政治舞台的序幕。但是北朝在寇谦之密友崔浩被杀之后，道教的政治活动也随之处于低潮。梁朝的灭亡，也使陶弘景的事业后继乏人。但是他们的活动毕竟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依他们的榜样，则道士和儒者一样，都可以作为国家的有用之臣，而不再是祸乱的根源。隋朝建立，道士们虽然曾经极力拥护隋文帝杨坚，为他的篡位夺权制造过天命符瑞，但隋文帝似乎更重佛教：“开皇初（道教）又兴，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隋书·经籍志》）。隋文帝死，隋炀帝杨广继位，情况有所变化：“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其所以讲经，由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同上）所谓“以术进”，就是道士们向当时的国家进献他们的术，以谋得一官半职。从他们以《老子》为本，《庄子》等为辅，可知他们所讲，主要是治国之术。而国家所需要的，主要也是治国之术。讲治国术，炼丹、服气之类就无所用处了。隋炀帝在其他方面恶劣荒唐，但对待道教，似乎还头脑清醒，没有把服丹求仙作为主要目的。就这一点说，他比后来唐代诸帝要高明。据《隋书·礼仪志》，道教在隋炀帝时，还开始参与儒教的祭祀活动：“大业中，炀帝因幸晋阳，遂祭恒岳。其礼颇采高祖拜岱宗仪，增置二坛，命道士女官数十人，于壝中设醮”。这是道教参与儒教祭祀活动的最早记载。《诗经·文王篇》道：“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厥作祼将，常服黼冔。”这是说，殷朝灭亡，他的后裔们穿着自己的礼服，到周的京城在周王祭祀时助祭。殷朝助祭于周，是由于自己做了亡国之臣。道士在儒教祭祀时助祭，却是得到承认、参与儒教政治-宗教活动的重要步骤。隋朝以后，道士参与儒教国家政治-宗教活动的情况还不断发展。道教作为儒教的配角，尽着自己为臣的责任。《隋书》作于贞观年间，书中对有些道士讲经以《老子》为本的记载，明显透露着作者的不满。而该书说道教“云有元始天尊”云云，说明它仍然保持着北朝末年以来对道教的认识。《隋书》如此记载，和当时道教的状况是相互吻合的。唐朝初年，综述道教教义的代表性著作，有《道门经法相承次序》和《道教义枢》本书所说道经年代，凡未特别注明者，均采用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道教义枢》说：夫道者，至虚至寂，甚真甚妙，而虚无不通，寂无不应。于是有元始天尊，应气成象，自寂而动，从真起应，出乎混沌之际，窈冥之中，含养元和，化贷阴阳也……元始天尊生于太无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天地沦坏，劫数终尽，而天尊之体常存不灭。每至天地初开，或在玉京之上，或在五方净土，授以秘道，谓之开劫度人……其所度人，皆诸天仙圣，无量上品，有太上老君，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诸仙官……（《道教义枢·序》）《道教义枢》所说，和《隋书·经籍志》对道教的描述，不同的只是个别细节。他们都把元始天尊作为至上神，都认为老子是元始天尊所度的神仙。
其中有些字句，如“生于太无（元）之先，禀自然之气，冲虚凝远，莫知其极……”，逐字逐句完全相同，不知是谁抄袭谁而成。《道门经法相承次序》被认为是隋唐之际道士潘师正的作品。该书着重叙述了神仙的品级，说“自玄都玉京以下，合有三十六天”。道教三十六天说，据《魏书·释老志》，是李谱文的创作，潘师正此说，当是继承北朝道教而来。三十六天之中，“最上一天，名曰大罗天”，“三世天尊治在其内”，太上老君，“即是元始天尊弟子”。老子所作《道德经》，“乃是大乘部摄，正当三辅之经，未入三洞之教”。这种论调，就是道安在《二教论》中所批评的论调。作者还批评当时的人们，“学多浮浅。唯诵《道德》，不识真经”。作者强调，《道德经》不是道经的全部：“道家经诰，非唯五千”。这当然是绝对正确的，但作者强调这一点，是为了批评“唯诵《道德》”的倾向。潘师正师承王远知，上接陶弘景，潘师正的思想倾向，当反映了南朝道教的基本教义。而南朝道教的教义，其影响一直到唐朝初年，还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是随着唐朝政权的稳固和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也逐渐得到了改变。早在北魏之初，李谱文就自称是老君玄孙，汉武帝时得道，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魏书·释老志》）。这就是说，他不仅管鬼，而且要管人，这是道教想重返政治舞台的又一步骤，由于李谱文自称的特殊身份，也为此后道教的政治活动埋下了伏笔。据《太上老君混元圣记》，终南山楼观道士歧平定于大业七年对弟子说：“天道将改，吾犹及之，不过数岁矣。或问曰：不知来者若何？曰：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但恐微躯不能久保耳”。这不仅是道教要求重返政治舞台，而且明确指出是太上老君的子孙将要作天子，因而给道教的发展指出了方向。大业年间，道士们讲经，“由以《老子》为本”，很可能与这样的预言有关。老子姓李，老子子孙要作天子，就是李氏子孙要作天子。大业十一年，“有方士安伽陁，自言晓图谶，谓帝曰：当有李氏应为天子。劝尽诛海内凡姓李者”（《隋书·李浑传》）。将作监官员李敏，小名“洪儿”，隋炀帝怀疑他的名字和谶言相应，曾当面讲过，要他自裁。 后来李敏和他的叔父李浑等都以谋反罪被杀。而所谓“李洪”应谶，当是由于和“李弘”相应，而托名李弘者从晋代以来，时伏时出，并且也自称是老子后裔。因此，方士所说的李姓子孙，就是老子子孙。唐高祖李渊承认这条谶言，他做皇帝刚刚四个月，就给李敏平反。其诏书道：（李）鼎族高门，元功世胄，横受屠杀，朝野称冤。然李氏将兴，天祚有应，冥契深隐，妄肆诛夷……所谓“冥契深隐”，就是说应验的不是李敏，而是他自己。同时，还有叫李轨的，也在凉州举兵。
其部下曹珍说：“我闻谶书，李氏当王。今轨贤，非天启乎？”（《新唐书·李轨传》）并且也据此在凉州称帝。李渊未起兵时，道士王远知也进献符命：“高祖之龙潜也，远知尝密传符命”（《旧唐书·王远知传》）。从后来的事实看，也应是老君子孙李氏当王之类。而这些谶言，都是道士或方士造出来的。李渊称帝之后，绛州百姓吉善行报告，他在羊角山三次见到太上老君，老君说，自己就是当今天子的祖先。这样，李渊为太上老君子孙的地位就最后确定下来。李渊的胜利，似乎证实了道教的谶言。以此为契机，老子在道教中的地位也一步步地不断升高。李渊下令，在羊角山建太上老君庙；并于武德七年，亲自到楼观拜谒老子，称老子为远祖，下诏改楼观为“宗圣观”，赐给该观土地十顷，米帛若干。封该观道士歧平定以紫金光禄大夫职，其他道士也授以官职。由欧阳询、陈叔达所撰的《大唐宗圣观记》，说“皇帝命世应期，荣镜区宇”，说歧平定“精金格之书，究玉笈之文，知来藏往，尽化穷神，豫鉴天休。赞弘景福……”“豫鉴天休”，显然是指歧平定所说老君子孙将为天子的预言。道教地位的提高，促使道教方面对佛教展开了主动的进攻。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上书，指责佛教“不忠不孝”，“伪启三途，谬张六道”，“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然而由于不守戒律，逃避国家赋税徭役的不只是僧人，而唐高祖归根到底，仍是儒教的皇帝，所以他下令“沙汰”（整顿）僧尼道士，并命令京城可保留三所佛寺、二所道观；各州则佛寺、道观各留一所。尽管看来是僧道都加以限制，但由于佛寺数量原本大大多于道观，所以这个命令，实际上是在佛道二者之间，提高了道士的相对比率。由于唐高祖李渊很快退位，这道法令未能执行。唐太宗李世民继位，恢复了被废的佛寺道观。但是李世民深知，要治理国家，只有依靠儒教。他即位之初，贞观二年，就明确表示自己以儒治国的立场。他说：梁武帝君臣唯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贞观政要·慎所好篇》原文为：“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唯好释氏、老氏之教……”明确指明了佛道二教与治国无补，同时也可看出，李世民所说的道教，就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教。在以儒治国的前提下，李世民同时容纳佛道二教的存在。在佛道之间，他则扬道而排佛。他在位期间，傅奕继续上书，抨击佛教。为此引起了佛道之间一次重大的论争。在这次论争中，僧人法琳甚至要求李世民承认自己是拓跋氏之后，而不是太上老君之后，这是李世民所绝对不能同意的。论争结果，法琳先被捕入狱，后被流放益州，死于流放途中。这次论争，以道教的胜利而告终。道教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国家的支持。
这次事件，进一步表明了唐代国家对佛道二教的基本态度。对道教教义的不同内容，李世民则推崇老子，而打击方术。李世民曾经命令卢思道校订《老子》，并且刻石，和儒教的五经并列。又命令僧人玄奘把《老子》译为梵文，介绍到印度。在推崇《老子》的同时，三洞经书则遭到打击。据《集古今佛道论衡》载，贞观二十二年，吉州有人上表，说“有事天尊者，行三皇斋法，依检其经，乃云：欲为天子欲为皇后者，可读此经”，还说，道士通《三皇经》者，给地三十亩。此事使朝廷大为震怒。清都观道士张惠元辩解道：“此处《三皇经》并无此言，不知远州何因有此。”尽管如此，吏部杨纂等人依然认为：“依识《三皇经》，今与老子《道德经》义类不同，并不可留，以惑于后。”于是李世民下令：“其《三皇经》并收取焚之。其道士通《道德经》者，给地三十亩。”《集古今佛道论衡》的作者道宣补白道：“昔宋时鲍静初造《三皇》被诛，今仍宗尚，改《三皇》为《三洞》，妄立天文大字惑误昏俗。”鲍静或作鲍靖、鲍靓，《晋书》入《艺术传》，只说他“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曾为南海太守，未说他造《三皇经》事，却说当时的广州刺史因见怪物，被诛死，而鲍则“尝见仙人阴君，授道诀，百余岁卒”。北朝道安《二教论》也曾说鲍造《三皇经》被诛，且“事在晋史”。道安距晋代不远，所说当不为虚。他所见晋史，当是他人所撰。现存《晋书》，则为房玄龄等人所修，所记鲍静事迷离恍惚，显然有故意掩盖的成分。据道宣的补白，则鲍静所造的《三皇经》，就是《三洞经》或《三洞经》之一部。而据《道教义枢》卷二《三洞义》，则《三洞经》中《洞真》、《洞神》二部，都与鲍静有关。且说：“洞神是神宝君所出，西灵真人所撰，此文在小有之天，玉府之中。序目云：小有三皇文，本出大有，皆上古三皇所受之书，亦诸仙人所受……”这些都说明，《三皇经》或是《三洞经》的另称，或是《三洞经》的一部。《三皇经》被焚，也就是《三洞经》遭受打击。而在《三洞经》遭受打击的同时，老子《道德经》的地位又提高了一步。
并且唐代朝廷十分明白，《三皇经》或《三洞经》与老子《道德经》的宗旨，是不同的。他们所要的道教，是以老子《道德经》为基本经典的道教。2唐代对老子尊崇的步步升级唐太宗死，唐高宗继位，对老子的尊崇进一步升级。乾封元年，泰山封禅之后，唐高宗到曲阜，赠孔子“太师”职，增修庙宇；然后到亳州，谒老君庙，追赠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其庙置令、丞各一人，把谷阳县改为真源县，以表示这里是皇帝的根。县内凡李姓者，免除一年的赋税徭役。从此以后，老子祭祀就由国家官员执行，成为国家祭祀的一部分。数年之后，上元元年，皇后武则天又上表，要求把《老子》列为各级官员的必读书和国家考试的基本内容：壬寅，天后上表，以为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二）第二年，即上元二年，国家考试中正式加试《老子》：“上元二年，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老子》，正式成为国家治国思想的一部分。这是道教在重返政治舞台的道路上又前进了重要一步。唐高宗死，武则天执政，起初，他继续唐高宗的政策，继续尊崇老子，光宅元年，他追尊老子母为先天太后。但她做了皇帝之后，则尊崇佛教，对老子的尊崇开始降温。长寿二年，她命令举人停止诵习《老子》，而诵习她自制的《臣轨》。此后又取消老子的“玄元皇帝”称号，仍旧只称“老君”。但为时不长，武则天死后，唐中宗立即恢复老子的“玄元皇帝”称号，并且命令贡举人仍然诵习《老子》。唐玄宗即位，一面积极振兴儒教，一面继续提高道教和老子的地位。开元二十九年，命长安、洛阳两京和天下诸州县都要建玄元皇帝庙。这样，玄元庙的数量就和孔庙并列。天宝二年，又将玄元庙升格为宫。西京长安玄元庙称太清宫，东京洛阳称太微宫，各州郡称紫极宫。后来，老子家乡的紫极宫也改称太清宫，老子父也被追尊为先天太皇，先天太皇和太后庙也改称为宫。这样，从规格上，老子的庙就比孔庙要高出一等。老子庙规格提高，也是老子本人，或说是太上老君这尊神灵规格的提高。天宝元年，下诏修订班固开始创作的《古今人表》，把老子由中上升至上上圣人。天宝二年，太上老君称号前加“大圣祖”三字，称“大圣祖太上老君”；天宝八年，又上尊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又加号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天宝三年，天下玄元皇帝宫都用金铜铸老君圣像，并用白石塑成玄宗像，侍立于老君之侧；陇西李氏中一部分，隶属于宗正寺；每到合祭祖宗的日子，要在太清宫中序昭穆，排位次；南郊祭天之前，要先祭玄元皇帝，再祭告宗庙。这样，老君作为唐代皇室远祖的地位更加巩固，和唐朝皇帝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老君地位的提高，也是《老子》一书地位的提高。随着《老子》地位的日益提高，《庄子》、《文子》等一批道书也都被尊崇为道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