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汉朝时它改名为鄯善国，成为西域重镇；三国时期，它属于魏国；西晋时期，封鄯善王为归义侯；到了公元4世纪，它被零丁国所灭，此后，便消失了。
到了唐代，已经找不到它了，王昌龄写的“楼兰”只是西域的象征罢了。元朝时候，马可·波罗向往楼兰，但也无法找到它。它就这样神秘地消失了，无任何记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直到1900年，它才重见天日，神秘地再现了。那是瑞典的一支探险队，来到了荒凉的塔克拉玛干沙漠罗布泊一带。带路的向导爱尔迪克在迷路时，偶然发现了一处废弃的古城遗址。第二年，这个探险队又来到了这里，发掘出了大量的文物，其中包括古钱币、丝织品、粮食、陶器、毛笔、竹简等等。经过鉴定，这就是古楼兰。从此，楼兰成了这里著名的考古圣地。许多有价值的文物，被一些外国考古队盗走了。
1979年，我国新疆考古研究所组织了楼兰考古队，进驻楼兰，唤醒了沉睡的古城。在这里，出土了4000年前的楼兰女尸，发掘了古城的建筑遗址，还有大量的石器、铜铁器、饰物、文书等等，往昔楼兰的繁荣仿佛又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先看看著名的“楼兰女尸”。在通向楼兰的孔雀河下游，考古队发现了大批的古墓。其中几座墓葬外表奇特而壮观：围绕墓穴是一层套一层共七层由细而粗的圆木，圈外又有呈放射状四面展开的列木。整个外形像一个大太阳，不由得让人产生种种神秘的联想。它的含义究竟如何，目前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木棺中还保存了几具较为完好的楼兰女尸。这些“楼兰美女”脸庞不大，下颏尖圆，鼻梁高，眼睛大，双眸微闭，神态安详。她们的头发浓密微卷，散披肩后，充满了青春气息。头上戴有素色小毡帽，帽缘缀红色毛线，帽边插几支色彩斑斓的雉【zhì】翎。女尸裸体，周身裹毛织布毯，以骨针或木针边缀为扣，双脚着短统皮靴。墓中出土木器、骨器、角器、石器、草编器等器物。木器有盆、碗、杯和锯齿形刻木。有5件木雕半身人像，其中4件具有明显的女性形象，双乳丰隆，臀部肥大。这批墓葬标本，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000年，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楼兰人墓地。
再看看楼兰古城的面貌。这里东西长335米，总面积10万平方米。城墙采用夯筑法建造，与敦煌附近的汉长城相似。城墙的四方还有城门。城内有石砌的渠道。城区以古渠道为中轴线，分为东北和西南两大部分。东北部以佛塔为标志，西南部以“三间房”为重点，散布着一些大小宅院。
佛塔的外形中同覆钵，与古印度佛塔相似。在佛塔附近，考古队发现了木雕坐佛像和饰有莲花的铜长柄香炉等物品。还采集到了许多精美的丝毛织品，东汉及西汉的五铢钱、各色饰珠，来自外国的贝壳、珊瑚等等。大量的物品表明，这里曾是“丝绸之路”上贸易的中继站，有过辉煌繁华的昨天。
“三间房”遗迹，是楼兰古城中用土垒砌的惟一现存的建筑遗迹。考古人员在此清理出了织锦、丝绢、棉布和小陶灯等物，还发现了一件比较完整的汉代文书。从文书的内容上判断，这里是个官署。考古队在三间房西南的宅院遗址里，清理出了骨雕花押、门斗、木盘、木桶、木纺轮、牛骨、羊骨等等，呈现在眼前的众多器物，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里昔日的文明和变迁。
同时楼兰人使用的文字也让人费解。从考古发现看，我们知道楼兰人使用的官方文字是【qū】卢文。据乔治·布勒等人的研究，卢文属于腓【féi】尼基字母体系的拼音文字，是从阿拉美文演变而来。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卢文是公元前3世纪古印度阿育王颁布的摩崖法敕【chì】。1世纪前后，中亚贵霜王朝曾将其作为官方文字之一，2世纪以后，贵霜碑铭逐渐采用波罗谜文，以后，随着王朝的灭亡而被废弃了。当卢文在阿富汗等地趋于没落之时，却在我国古代于阗【tián】、鄯（西域城邦名【shàn】）善、疏勒【lè】、龟【qiū】兹等王国里被沿用下来。就目前发现的卢文简牍数量而言，以我国新疆发现的材料为最多、最系统和最完整。为什么楼兰王朝使用这种在中亚已经绝迹的文字，难道“楼兰民族”是从中亚迁入本地的“外族人”？那么，他们经过了怎样的迁徙路线？在他们迁入之前该地是否居住着本地土著？他们与土著的关系如何？由于解读卢文有一定的难度，并非所有的资料都得到了释读，已释读的内容也有争议。可以肯定，要完全了解楼兰文化的内涵，全面解读卢文资料是一个关键。
当然，楼兰发现的卢文只是一种宗教和官方用语，并不是生活语言。本族人讲的语言是吐火罗话，这也是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早已成为“死语言”。吐火罗语在塔里木盆地有广泛的流传，并有若干方言区。楼兰人讲的是“欧洲语言”，难道他们是从更远的欧洲经中亚迁入的最早欧洲移民？研究者仍然十分慎重。因为虽然楼兰人使用印欧语系的语言，但单有语言证据并不能肯定其为欧洲的后裔。
楼兰，这样一个可人的绿洲，一个楼兰人世代眷恋的家园，为什么突然人去“楼”空，成了一片荒沙掩埋的废墟？从这里发掘的文书中知道，当时士兵的口粮越来越少了，用水紧张，不能耕种……推断这些困境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水源日益不足。这一切都表明，4世纪时，罗布泊地区的自然环境变化很大，楼兰人曾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过，但最终没有回天之力，只好放弃这美好的家园。那么，这些楼兰人迁居到哪儿去了呢？他们的后代是谁？这谜至今仍然无人能够破解。
“七十二疑冢”的迷惑
曹操身后的故事
历史的评价：“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与“汉贼、奸雄”并存，这是曹操的形象，而他死后也同生前一样颇受争议。“七十二疑冢”说搞得沸沸扬扬，足智多谋的曹操不会做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事……
中国历代帝王都把陵寝作为社稷江山的象征。他们大多从登基之日起，就下令建造陵墓。这些陵墓工程浩大，费时多年，动用上万甚至几十万民夫，耗费了大量金银，陪葬了数不尽的财宝。
而曹操对自己的身后事，却提出“薄葬”。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薄葬”的帝王人物。公元218年，他颁布了一道《终令》，明确提出死后不要厚葬，要将自己埋葬在瘠薄的土地上，依照地面原有的高度作为圹【kuàn?弈】基，陵上不堆土，不植树。一年后，他为自己准备了送终的四季衣服，并留下遗嘱说：我如果死了，请按当时季节所穿衣服入殓，金玉珠宝铜器等物，一概不要随葬。当时，曹操虽未称帝，但权力与地位不亚于帝王，为什么他提倡“薄葬”，而且身体力行呢？推想原因有二：
一、他一生主张节俭。据说，他对家人和官吏要求极严。他的儿子曹植的妻子因为身穿绫罗，被他按家规下诏“自裁”。宫廷中的帷帐屏风，破旧之后缝补一下再用，不可换新的。有个时期，天下闹灾荒，资财匮乏，曹操带头不穿皮革制的衣服。冬天，朝廷的官员们都不敢戴皮帽子。
二、为了防止盗墓。据说，曹操早年曾干过盗墓的勾当。他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支离、什物狼藉的场面，他不愿重蹈覆辙，所以一再要求“薄葬”。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是这样描写曹操之死的：曹操病危时，“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赐诸侍妾，且嘱曰：‘吾死之后，汝等须勤习女工，多造丝履，卖之可以得钱自给。’又命诸妾多居于铜雀台中，每日设祭，必令女伎奏乐上食。又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嘱毕，长叹一声，泪如雨下。须臾，气绝身亡。寿六十六岁。时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
有声有色，几如身临其境，使人不得不信。更何况，《三国演义》并不是“曹操七十二疑冢”说的始作俑者，咏疑冢诗早在宋代就已出现，有关疑冢的口头传说开始流传当然更早。传说，在安葬他的那一天，邺【yè】城所有的城门全部打开，72具棺木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城门抬出。从此，曹操之墓的千古之谜随之悬设。
这72座疑冢，哪座是真的呢？
千百年来，盗墓者不计其数，但谁也没发掘出真正的曹操墓。
漳【zhān?弈】河累累漳水头，如山七十二高丘。
正平只有坟三尺，千古安眠鹦鹉洲。
据此，曹操的墓应在古邺城西门豹祠以西的漳河沿岸。南宋诗人范成大1170年曾在此下马，拜谒曹操陵。但并不知拜的是否是真陵。
传说，军阀混战年代，东印度公司的一个古董商人雇民工挖了十几座疑冢，除了土陶、瓦罐一类的东西外，一无所获。
1988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揭开》，说，“闻名中外的河北省磁县古墓群最近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这片古墓，现已查明实际上是北朝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也不是72，而是134。”至此，疑冢之说似乎不攻自破了。
但是，关于曹操尸骨到底埋于何处，仍然是个谜。
铜雀宫观委灰尘，魏之园陵漳水滨。
即令西湟犹堪思，况复当年歌无人。
由此推断，曹操墓是在漳河河底，并有两个传说作为佐证。一个是清人沈松的《金健笔录》中说有一捕鱼之人在干旱的漳河河床内捕鱼，发现地下的石门，进入石屋见到了曹操尸体及陪葬女。但此说经不起推敲。另一个是薄松龄的《聊斋志异》，说许昌城外一山洞，内藏曹操棺椁。这也属虚构，难以令人相信，况且，地点也不符。
《彰德府志》载，魏武帝曹操陵在铜雀台正南5公里的灵芝村。据考查，这也属假设。
还有一种说法是，曹操陵在其故里谯县的“曹家孤堆”，理由有三：
一、《魏书·文帝纪》载：“甲午（公元220年），军治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亳州志》载：“父帝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前树碑曰大飨之碑。”曹操死于该年正月，二日入葬，如果是葬于邺城的话，那魏文帝曹丕为何不去邺城而返故里？说明他此行目的是为了纪念其父曹操。
二、《魏书》还说：“丙申，亲祠谯陵。”谯陵就是曹氏孤堆，位于城东20公里处。这里曾有曹操建的精舍，还是曹丕出生之地。曹丕祠谯陵，一是不忘出生，二是祭先王曹操之陵。
三、亳州有庞大的曹操亲族墓群，其中有曹操的祖父、父亲、长女等人之墓。推断曹操之墓也当在此。
这种说法也遭到了质疑。认为曹丕祠谯陵可能是祭祖，不一定是祭曹操。祖先坟在此，不一定曹操墓也在此。
面对“曹墓不知何处去”的感叹，人们对曹操的奸诈多疑可能有了更深的认识。
但是，从另一角度看，曹操一生节俭，带头“薄葬”，是有积极意义的。在那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时代，身居高位的他，用隐秘的办法处理后事，也是迫不得已。这样做，既保护了自己，也使盗墓者无从下手，这也算是他的明智之举。
一千多年了，曹操的真正陵寝还无踪迹，也许永远是个谜中之谜。
道士塔的悲哀
敦煌藏经洞被盗之谜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好事，让我们可以回望历史的风雨、文化的发展，可看守的人——王道士却是一个丝毫不懂得其中大量珍贵文书价值而且贪图小利和缺乏民族责任感的人，藏经洞在那样风雨飘摇的年代被盗不可免，可悲可叹！
敦煌位于浩瀚的戈壁沙漠边缘、中国西部荒凉不毛之地，严寒的气温经常降到冰点以下，更有狂风怒号，黄沙吹积成一座座庞大沙丘。但数百年来，敦煌名扬中外，令人神往，因为那儿曾是遐迩闻名的丝绸之路重要起点。载运中国丝绸及奇货穿越沙漠的商队，便从这里开始迢迢西行。虽然这条贸易古道早已废置不用，成群访客依然纷至沓来，因为敦煌城东南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可以看到全中国最神奇壮丽的景色之一：千佛洞的一大片蜂窝样石窟庙宇。
石窟洞壁布满千百幅神态生动、内容丰富的壁画，刻画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和思想绚丽多彩的面貌。除这些经变、佛传、佛本生故事的壁画，洞窟里还有上千尊彩塑佛像，千佛洞的旧称即由此而来。此外，还有据说藏书达30万卷的藏经阁，收藏11世纪或更早有关农事、医药、法律、佛学、天文、历史、文学和地理的典籍，更有一批精美丝绢及彩绘图卷。但典籍和艺术藏品大都遭劫困而散失不全。典籍和艺术藏品当然不会不翼而飞，所以称“文物盗窃案”的故事有必要一谈。
19世纪末，敦煌石窟早已一片荒芜，没有佛教徒前去朝拜。日积月累的流沙，也将洞口堵塞。当时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看到这一片破落凋零景象，颇为吃惊，就雇了一些工人，决心修缮寺院，重现佛门圣地往昔的壮观。工人清理其中一窟时，弄开了画壁上一道裂缝，发现一间密室，从地到顶堆满古籍以及其他物件。因为王道士并非饱学之士，所以选了一些样本呈给地方官。地方官看到样本，令王道士将密室重新封堵，听候处置，于是王道士便成了敦煌宝藏的惟一保管人。
敦煌发现宝物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考古学家斯坦因耳中。斯坦因生于奥地利，后来入了英国籍，在印度替英国政府做事，对于中国文化并没有什么认识。然而他有冒险家追寻“宝藏”的秉性，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匆忙赶到中国，带着一个姓蒋的助手直奔敦煌，想办法结识王道士。但是当时王道士好像对斯坦因不大友善。
1907年5月，斯坦因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他们初次见面的情况，有这样的描述：“这个人看起来高深莫测，畏畏葸葸【xǐ】的，显得顾虑殊多，偶尔更神态闪烁，露出奸狡之色，一点都不容易相与。”斯坦因这位渴望寻宝的考古学家看到这种情形，即刻明白如果不耍些手段赢取王道士的信任，恐怕连一睹宝物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据为己有了。
因此斯坦因小心翼翼在王道士身上下工夫，告诉王道士说只想拍摄些壁画的照片。过了些时候，才提到那间藏满古籍的密室。斯坦因问王道士能不能拿出几个样本鉴赏一下？一看到王道士惴惴不安，斯坦因随即撇开话题，不再提这件事。
过后斯坦因旧话重提，说尽甜言蜜语，用尽了阿谀奉承手段，并说可以捐助王道士修缮寺院所需费用，以博取欢心，因为王道士的生平夙愿是修缮寺院。于是王道士终于逐渐上了斯坦因的当，首先拿出一些手抄本给斯坦因阅览，最后又在甜言引诱下，允许斯坦因和助手进入密室。
斯坦因和助手看见所藏古籍卷帙浩繁，惊喜不已，信手抽阅几本，更教他们叹为观止，因为这些古老卷帙毫无残缺，完整如新。密室在沙漠边缘的断崖下，密封了900多年，风雨不侵，里面极为干燥，正是最好的藏书地方。这些卷帙堆中更有精美绝伦的绢帛，以及绘上各种佛像的华丽横幅，颜色鲜艳，就像刚刚画上去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