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的告密是消极的，是慈禧太后决定发动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戊戌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那时慈禧太后并不知道康有为等要劫持她。传统说法的依据是袁世凯所写的《戊戌日记》，在这些日记中，袁世凯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回天津后立即找了荣禄。反对传统说法的人认为，袁世凯在写此日记时是在清朝统治时期，他夸大自己告密的主动性，无非是向慈禧太后表示他对大清王朝的一片忠心。而且日记中明显存在着许多疑点：维新派包围颐和园，杀慈禧太后，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为什么第二天不在北京告密，而要绕远到天津找荣禄告密呢？8月6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命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如果真是袁世凯告密导致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那么慈禧太后的上谕中为什么不指名捕拿谭嗣同？告谭嗣同企图说服自己兵变囚禁慈禧太后，这可是袁世凯邀功请赏最好的砝码……事情的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袁世凯8月5日返回天津，第二天在荣禄处谈事，恰逢一个名叫杨崇伊的人从北京到了荣禄府上，向荣禄禀告了慈禧太后政变的消息。在场的袁世凯一听吓坏了，他害怕康有为供出谭嗣同去法华寺，同其密谋兵变之谋。于是就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攻颐和园、杀慈禧太后的秘密，全盘托出，并大哭失声，长跪不起，这是他的保命之计。由于袁世凯的告密，事态扩大，并不经审讯把六君子给处决了。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全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守旧派宽容，而且受到重用。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袁世凯告密的真相如何？因缺乏真实可信的记载，这个问题还将争论下去。
将军与红粉
蔡锷如何逃离北京
民国初年，蔡锷智走云南，组织护国军，反对帝制。小凤仙在蔡锷智脱袁世凯的羁绊中无疑起过一定的作用，然而蔡锷究竟怎样飞出侦探四布的牢笼，小凤仙究竟怎样帮助蔡锷脱身，各家记载颇多分歧。
“二次革命”之后，云南都督蔡锷来到北京，袁世凯送给他全国经界局督办、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处员、参政院参政等桂冠。蔡锷在京目睹耳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径，深为不满。然而，他处于袁世凯派来的密探监视之下，行动不得自由。1915年底，他终于逃离袁世凯的樊笼，经天津，东渡日本，旋又南下云南，举起护国运动的大旗。
蔡锷是怎样逃离北京的？同小凤仙有什么关系？
小凤仙是一个幼年即堕入青楼的妓女，她与蔡锷交往及流传很广的助蔡出走事件，使她与民国初年的政坛发生了传奇性的联系。以往野史说部对此渲染颇多。近年来又因《知音》、《一代风流》、《蔡锷与小凤仙》等影剧的问世而使她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
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说：“从十月下旬起，他（蔡锷）就经常请病假，不久借着一个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十分机警地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家人曹福（天津人）买了两张三等票，在车站等候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才悄悄地把一张车票塞在他的手里。他们两人在车中装作互不相识。火车到了天津站，曹福护送他到意租界会见梁，与梁会谈后，又护送他到日租界同仁医院预先定好的房间下榻。”
陶菊隐在这里叙述蔡锷逃北京，不仅与名妓小凤仙有关系，还同梁启超有关系。说蔡锷逃出北京同小凤仙有关系的还有张相文《南园丛稿》。张在《小凤仙传》中说，蔡锷伪装与夫人反目吵闹后，夫人携眷南归。蔡锷每天带小凤仙遨游公园、市场，为小凤仙买脂粉、赊衣物，密探见蔡锷同小凤仙打得火热，逐渐不以为意。一天，小凤仙对蔡锷说：“可行矣！”蔡锷遂乘机出东交民巷，登车赴天津，转航东京。
《邵阳日报》1984年9月12日刊贺舜田的文章，谈及他的岳母曾龙珠老人回忆她父亲曾鲲【kūn】化等筹划蔡锷逃离北京的经过。这是最新的说法，现介绍如下：
曾鲲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早年同蔡锷一起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经孙中山提名，担任国民政府交通参事。为了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对他的软禁，精心筹划了蔡锷逃离北京的方案。按照计划，蔡锷携小凤仙将密探引至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来到大松柏树下的“来今雨轩”露天茶社饮茶。蔡锷故意将手提的银元袋子（用十字线编织的露孔网袋，从外面可以看见里面雪白的银元）放在茶桌上，接着摘下巴拿马草帽（当时最名贵的草帽，每顶价值70元）也放在茶桌上，并从容地脱下长衫，搭在靠背椅上，然后坐下来和小凤仙对面吸烟、饮茶，神情悠然自如。这时跟踪而来的密探充作游客，坐在距蔡锷不远的茶桌上，盯视着蔡锷。少顷，蔡锷起身对小凤仙说：“我去解手即来，你不要离开！”密探见蔡锷身穿短衫，口衔香烟去厕所，且留下衣物在桌椅上，便不在意。蔡锷绕过厕所，出了园门，直奔府右街石板房20号曾鲲化家里，随即迅速换上了曾龙珠之母刘灿华的蓝衫和黑裙，男扮女装，由曾家的厨师（新化县人）和马车夫（北京人）两人用轿子抬，放下轿帘，并故意将绣花鞋尖露在帘外，径直抬往崇文门火车站。当时只有崇文门火车站专供外国人使用，不设检查机构。曾鲲化利用交通参事职务之便，将蔡锷从崇文门火车站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直达天津的专车，终于逃出北京。
关于蔡锷逃出北京也有与小凤仙没有关系的说法，哈汉章在《春耦笔录》（见刘成禺《洪宪纪事诗三种》）叙述说，1915年11月10日，哈为其祖母80寿辰，宴宾客于北京钱粮胡同聚寿堂，蔡锷应邀出席。是夜，蔡锷与牌友玩牌至次日7时方散。密探看到蔡锷一门心思打牌，早已星散。蔡锷趁机出哈宅，直入新华门，因离上班时间太早，门卫异之，以为是袁世凯召他来的，不敢多问。蔡锷抵总统办事处，侍者问他：“将军今日为何这么早来？”蔡锷看了看故意拨快的表说：“我的表快两个小时！”随即打电话给小凤仙，约她午后12点半到某处同吃饭。片刻，蔡锷见已摆脱密探，便出西苑门，乘三等车赴津，绕道日本返滇。
哈汉章说蔡锷出京同小凤仙没有直接关系，但蔡锷出走之后，“小凤仙因有邀饭之举，侦探盘诘终日，不得要领。乃以小凤仙坐骡车赴丰台，车内掩藏松城（蔡锷字）上闻。”哈汉章等人亦趁机“宣扬小凤仙之侠义，掩人耳目，明日，小凤仙挟走蔡将军之美谈，传播全城矣”。
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之谜
西安事变震惊世界，意义重大，它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张学良也因此失去自由，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徒生活，你了解这其中的内幕吗？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实行抗日救国，一举扣留了蒋介石和正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调元等，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并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与蒋介石以兄弟相称，张学良的东北军是蒋介石在东北的门将，张对蒋在军事上也是言听计从，怎么会突然发动政变，囚禁蒋介石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一步步陷入日本的控制之下。而驻扎东北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张学良的东北军在蒋的命令下却节节退让，从不抵抗，一直将部队撤到了西北。东北沦陷以后，全国的形势非常吃紧，此时张学良虽然退至西北，但抗日爱国之心仍很强烈，终于下定决心，在蒋介石到西北视察军务时，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到了南京，很多人以为这一次是凶多吉少，以蒋介石的为人，一定会将张学良置于死地，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只是把张学良终身软禁起来，令人不解。据张学良身边的随从秘书及智囊团的人说，是他的夫人于凤至的一封密电救了他的命。
原来，“九一八”前夕，张学良得知日本关东军将要在东北发动侵华战争，立即问蒋介石该怎么办。蒋介石回电张学良，明确指示：“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侵略沈阳，炮轰北大营，事态严重。张学良当时正在北平，知道消息后，再次急电请示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复电：“令张学良严饬东北军驻沈阳的将军王以哲、荣臻等绝对不准抵抗，违者以军法从事；并令驻辽宁的陆空军继续后撤，以不与日军接触为原则。‘沈阳事件’听候中央处置。”蒋介石也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不久，他又亲笔写信给张学良，讲明不抵抗的道理。他说，英国已和日本结盟，美、法等国为了牵制防范苏俄，他们都不愿意支持中国抗日，国际形势对我方十分不利。另外，国内局势也很复杂，龙云、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还有中共势力，都对中央构成了严重威胁。同时，长江又发大水，天灾人祸，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力量应付战争？所以目前的对策就只有退让，退让是为了积聚力量。当前只能积聚力量，以“九国非战公约”来反对日本的侵略，争取国联主持公道，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张学良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就转令正在准备反击的军队后撤。以后，凡是遇到日军进攻，张学良请示蒋介石后都接到不准抵抗的电文，他只好忍看江山陷落，把军队撤到了关内。这样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就被日军占领了，张学良成了不抵抗将军，最后不得不辞职出国。张夫人于凤至在临行前特意把蒋介石下令不准抵抗的电文让张学良带在身边。到伦敦后，这些电文被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的保险柜里。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个性，因而保存这些电文以便将来蒋介石翻脸时对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何应钦、陈果夫、陈立夫、唐生智、张继等人都主张对张学良处以极刑。于凤至知道后，立即致电蒋介石及西安事变的担保人宋子文说明情况。电文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不抵抗，是张学良按委员长的电令行事的结果，责任不在他。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为了领袖名垂青史，激于抗日热忱才进行诤谏的。电文还说，张学良很害怕蒋介石12月12日到西安召集两军官兵及各界人士训话时遭到偏激分子暗算，方在12日凌晨以兵谏为名把蒋介石保护起来，后来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威信，又亲自护送他回南京。电文最后还说，如果张学良遭到了什么意外，于凤至就把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的有关“九一八”以来中央及蒋介石给东北军的指令、函电全部公开。蒋介石害怕了，不敢对张学良下毒手。同时，他还指示确保张学良的人身安全，谨防意外。但是蒋介石又不敢释放张学良，怕他获得自由后成为后患，也怕他自由后，于凤至公布密电，因而就软禁张学良作为人质。
那么，明明知道此去的危险性，张学良为什么还要冒险呢？对于这一问题，有人认为是临时决定的，也有人认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整个西安事变过程中，对于什么时候放蒋和怎样放蒋，各方的意见不统一。有人提出在12月28日送蒋回南京，由米春霖陪送，而蒋介石要求回南京过圣诞节，所以25日这天下午，张学良心血来潮，一意孤行，临时决定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也有人认为，张学良对于如此重大的举措不会轻率决定，而是经过周密思考的。12月19日，事变的第八天，张学良在给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的电报时就提到过准备跟蒋介石回南京接受国人审判，如果人民认为他发动西安事变是错的，那他愿意受罚。阎锡山在12月17日给孔祥熙的密电中也提到张学良曾经派人去他那里说愿意进京请罪。至于周恩来是否知道张学良要陪送蒋介石回南京，根据上面的两种说法，也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周恩来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件事，直到25日下午三点半，张学良同蒋介石夫妇去机场时，他才得到张学良的卫士营长孙铭九的报告。他急忙赶到机场，但张学良和蒋介石已乘飞机飞走了。另一种可能是周恩来早就知道张学良的想法，并且尽了一切努力劝说张，但没有成功。周恩来本人于解放前夕在中南海宴客时也有同样意思的一番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