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问题从来都是王朝兴衰、个人荣辱的关键性问题，脱离了人才问题就难以全面地解释很多历史现象。于是，拐点中的人才更是个不可或缺的话题。
用人问题一向是领导者最重视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局势就稳定，就向前发展；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就会引发其他的问题，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大局。在这个问题上，当代的领导者可以向历史要经验，因为历史里有太多的用人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
在读史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叹：同样是用人，水平却高低悬殊！古往今来，千秋万载，都在诉说着一个故事，也就是用人的故事。大到朝代兴衰，小到个人荣辱；从纣王的烽火，到诸葛的茅屋；从走马换将，到农耕水利；无限的时间与无边的空间，始终在演绎着一场用人的历史剧。
一部中国古代史，就是用人智慧的集大成者，在我国历史上涌现了无数优秀的领导者：曹操、李世民文韬武略兼而有之，身先士卒，垂范天下；康熙、朱棣借助“龙脉”相承，挟先人之余威而君临天下；刘邦虽无这些人的优势，但是他凭借因势用人的用人之术，把用人权谋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与运用，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处境遭遇来确定自己的用人策略，最终成为大汉王朝的缔造者。
“无赖皇帝”的人才账
在刘邦出现以前，还没有哪个时代的君王出身于真正的平民阶层。无论是三皇还是五帝，无论是大夏还是商、周，在古代中国的土地上称王称侯的人，包括因禅让而为王的舜和禹在内，无不是承袭祖上的高贵血统而登上权力的巅峰。
但自从有了刘邦，这个血统的神话被打破了。布衣可以为天子，平民可以主天下。造反者陈胜那句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刘邦这里得到了响亮的否定回答。
刘邦的用人，应了那句话——唯才是用。只要是有才能的人，不管出身、地位如何，刘邦一律录用，从不求全责备。他曾经说：“爵以功为先后，官以能为次序。”从他所用的人来看，确实是不拘一格：谋士张良是失魂落魄的逃犯；大将军韩信是个曾经讨饭的叫花子；周勃是一个编席子兼做吹鼓手的人；曹参是狱吏；萧何是刀笔吏；樊哙是剥狗的屠夫；娄敬是车夫；还有夏侯婴、陈平等人皆是白徒。但是他们在刘邦的手下各展所长，才尽其用，都成了刘邦手下的谋臣战将，忠心耿耿为刘邦效力，形成了以刘邦为首的中坚力量，为刘邦统一天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刘邦生有异相，于是他的父亲给他起名字叫“邦”，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定国安邦。不想他长大后，却是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虽然父亲和哥哥都多次劝说他，但是他还是屡教不改。后来刘邦的哥哥娶妻，嫂子嫌他好吃懒做，不免口出怨言，于是分家另过，刘邦跟随他的父母居住。等到了弱冠之年，刘邦仍然不改旧习，他的父亲斥责他说：“你真是个无赖，你的哥哥分家不久就置办了地产，你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产业？”可是刘邦不仅不觉悟，还经常带着一帮狐朋狗友到哥哥家吃饭。嫂子被吃急了，就厉声斥责，刘邦也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带着朋友去吃饭，嫂子一急，计上心头，就连忙跑进厨房，用勺子用力刮锅，弄出了巨大的响声，刘邦一听，以为饭已经吃完，自叹来迟，只好请朋友回去。没想到等他到厨房一看，锅灶上热气腾腾，刘邦这才知道嫂子使诈，长叹一声，只好转身离去。
自此以后，刘邦的头上就一直戴着这顶“无赖”的帽子。等到他二十多岁的时候，秦始皇已经统一中国了，他通过考试当上了泗水亭长。时间长了就和县里的官吏们混得很熟，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如果刘邦一直这样下去，他就只是一个酒色之徒，不可能成为汉朝的开国之君了。但是历史就在这时发生了转折。
秦朝末年，秦始皇修建骊山陵墓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刘邦受命押送囚犯去骊山服役。在押送的路上，囚犯们自知此去凶多吉少，于是纷纷逃亡。有一天，走到丰邑西边的大泽里，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刘邦喝了一点儿酒，就是这点儿酒，把刘邦推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他喝了酒后，趁着酒劲把囚犯身上的绳索解开，跟他们说：“你们都逃命去吧，我也自此开始逃亡了。”当时有十几个囚犯愿意追随他，刘邦就带着他们一起逃亡，从此，刘邦就有了自己的军队，他领着这些囚犯们参与到逐鹿天下的大军当中，并最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大泽见证了历史的转折，目睹了一代君王的诞生，就是那一夜，那个地点，在史书上仅仅能够占据只言片语的位置，却是历史的关键拐点。
刘邦本人身上能够挖掘的故事有很多，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无赖皇帝”，从几件小事上就能看出他的“无赖”嘴脸。
楚、汉相争之时，刘邦曾经兵败彭城，自己只身逃走，两个孩子也被冲散。刘邦逃了几天，遇见了部将夏侯婴，稍稍感觉心安，其后又在逃难的人群中发现了自己的一子一女（即鲁元公主和后来的汉惠帝），更觉得很安慰，但是不久楚将季布率兵追来，刘邦慌忙带着孩子逃走。当时刘邦与两个孩子乘车，夏侯婴骑马护送。跑了一段时间以后，楚军反而越追越紧了，刘邦嫌车重而跑得太慢，竟然将自己的两个年幼子女推下车去。夏侯婴看见，急忙将两个孩子放回车中，如此反复三次，刘邦说：“我身处如此险境，难道还要因这两个孩子而自丧性命吗？”夏侯婴反驳说：“这是大王的亲生骨肉，难道大王能舍弃吗？”刘邦大怒，竟然拔剑向夏侯婴砍来，夏侯婴闪过，但是不敢再把孩子放回车内，只好挟在腋下，骑马与刘邦一起逃走。
楚、汉两军对峙的时候，项羽还曾经把刘邦的父亲和妻子捉拿到军中，想要挟刘邦。两军对垒，项羽把刘邦的父亲推到阵前，说：“你如果不撤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煮了。”哪知刘邦根本不予理会，还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咱们俩曾经结拜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要煮你的父亲，也请分给我一杯肉汤喝。”项羽见刘邦这等无赖模样，只得把刘邦的父亲和妻子放了。
在刘邦当了皇帝以后，有一次，一个大臣来见他。按理接见大臣也要庄重一些，可这时刘邦正玩在兴头上，搂着一个女子在那里戏耍，全然不顾大臣的光临。气得大臣转头便走。刘邦便放下女子去追那大臣。追上大臣后，刘邦将大臣按在地上，骑在大臣的脖子上，问：“你看我如何？”大臣说：“我看你就是桀纣一类的君主。”当他统一天下，建立汉朝以后，有一次在群臣毕集的庆功会上，刘邦竟然当着群臣的面问自己的父亲：“父亲你看，我和哥哥相比，谁的产业更多呢？”气得他父亲哼了一声，转身走入内殿。
就是这样一个流氓无赖，却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善于团结将领，善于使用人才，竟成就了汉朝的大业。这样看起来，今天的有些领导任人唯亲，或者只注重文凭，不注重能力，用文凭的门槛卡住了一大批有能力的人，这种做法实在是不可取的，应该向刘邦多多学习。
不为人知的经典会面背后
说到用人的策略，不得不提汉武帝与颜驷的会面，这次会面成为了历史的拐点，改变了武帝的用人策略，从而影响到了汉武帝的治国策略。
汉武帝是汉代最重要的皇帝之一，景帝刘启的第三子，他十六岁登上帝位，公元前140年，首创年号为“建元”。从此，我国历史开始用年号纪年。
汉武帝时期的西汉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强盛的时期。后世有“汉唐盛世”之说，这里的“汉”主要就是指汉武帝时期。人们常常把汉武帝和秦始皇相提并论，因为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是由秦始皇创立，由汉武帝巩固下来的。他在位五十四年，实行了许多新的措施，使西汉王朝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汉武帝能够成就泱泱大汉帝国，和他的用人策略是分不开的。他选拔人才是不受阶级出身与民族差别限制的。然而这并不是说汉武帝用人就没有标准，他的标准就是“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就是说，只要愿为汉朝事业奋斗、有艺能、有才干的人，都可以成为将相或者被委以出使遥远国度的使命。一句话，用人的标准就是唯才是举。正因为如此，汉武帝时期才出现了人才济济的局面。班固就曾经惊叹道：“汉之得人，于此为盛！”
汉武帝曾到郎署去视察，见到一个老翁，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衣衫不整，汉武帝很是奇怪，因为一般的郎官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而这须发皆白的老者为什么还在做郎官呢？于是汉武帝问道：“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老者答道：“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也，以文景时为郎。”汉武帝说：“何其老而不遇也？”颜驷回答说：“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老于郎署。”武帝听了以后大为震惊，这么一位三朝为官的老臣，就是因为碰不上皇帝所好，总也得不到提拔、重用，这不是颜驷的错，而是用人策略的失误啊！武帝考察了颜驷的才识，即任命他为会稽都尉。
受到这件事情的启发，汉武帝对汉朝的用人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前用人看重资历，担任一定的官职还要有相应的财产标准，凡是两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都可以保举自己的子弟做官。这种制度，造成了人才的退化，压制了优秀人才的崛起。汉武帝下了一道“兴廉举孝”的诏书，宣布不讲出身门第，唯才是举，并把它制度化。
汉武帝还注重引进外部人才，原匈奴小王赵信给汉朝骑军带来了先进的战术；俘获的大单于的弟弟，引进匈奴种马来改良马匹，汉武帝由此颁布法令鼓励养马，不得伤害战马，而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从而完全扭转了汉朝在战马上的劣势；还有地方官吏出身的汲黯和韩安国；出身贫寒、以砍柴为生的朱买臣和主父偃；奴婢出身的皇后卫子夫，都是武帝用人唯才而不注重出身的最好例子。
最值得称道的是令匈奴胆战心惊的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卫青原本只是一个骑奴（为汉武帝的姐姐驾车），汉武帝慧眼识人才，看中了他的武艺、胆识和忠心，让他追随身边，最终造就一代名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奴隶的社会地位极低，想进入上层社会简直就是奢望，而汉武帝却不在乎卫青的社会地位，唯才是举，予以大胆重用，这不得不令人佩服。军事史上的一代奇才霍去病的横空出世也要归功于汉武帝的慧眼识英才，是他给霍去病搭建了一个舞台，让他自由发挥，任意驰骋，最终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个传奇。
霍去病是平阳公主府的女奴卫少儿与平阳县小吏霍仲孺的私生子，大约在霍去病刚满周岁的时候，他的姨母卫子夫进入了汉武帝的后宫，随后他的舅舅卫青也开始建功立业。在舅舅的影响下，他自幼精于骑射，虽然年少，却不屑于像其他王孙公子那样待在长安城里放纵声色，享受长辈的荫庇。他渴望杀敌立功。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汉武帝再次谋划了一场大规模的对匈反击战（即历史上著名的漠南之战）。未满十八岁的霍去病主动请缨，武帝不顾朝廷上下的反对，封他为骠姚校尉随军出征。霍去病缠着舅舅，让他给自己一些人马，卫青没有办法，最后只给了霍去病八百骑兵，意思是让他锻炼一下。霍去病凭着一腔血气，率领着自己的八百骑兵，在茫茫大漠里奔驰数百里寻找敌人的踪迹。
霍去病率领八百骁骑一往无前地向北奔去。莽莽草原，人迹全无。霍去病初生牛犊不怕虎，孤军深入，不知不觉地走了好几百里，将近黄昏，忽然发现远处有一片黑点儿。霍去病判断应是匈奴的营帐，当即命部下衔枚而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了过去。匈奴兵根本没想到汉军会这么远地杀来，顿时一片混乱。霍去病身先士卒，首先闯入匈奴营帐，八百骁骑个个勇猛无比，把匈奴兵杀得是四处逃窜。
这次战役，霍去病独创的“长途奔袭”遭遇战首战告捷，功居第一，斩敌两千余人，匈奴单于的两个叔父一个毙命一个被活捉，而霍去病的八百骑兵则全身而返。大喜过望的汉武帝立即将他封为“冠军侯”，赞扬他勇冠三军。
汉武帝对霍去病的用兵天分啧啧称奇，也许是为了再试探一次霍去病的天赋和勇气，在霍去病十九岁的时候，汉武帝任命他为骠骑将军，让他独自率领精兵一万人出征匈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西大战。河西地区即今天的河西走廊，在黄河以西，祁连山、合黎山之间，地势低平，是汉朝通向西域的黄金通道。从前这里由大月氏人居住，后来被匈奴侵占，成了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领地。汉武帝想与从前大月氏及西域各国取得联系，以便共同对付匈奴，于是发动了河西战役。
十九岁的统帅霍去病不负众望，在千里大漠中闪电奔袭，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迂回战。六天中他转战匈奴五部落，一路猛进，并且在皋兰山与匈奴卢侯王、折兰王打了一场硬碰硬的生死战。在这场战斗中，霍去病和他的部下迎战以逸待劳的匈奴军队，完完全全是以视死如归的决心奋勇拼杀。最终，霍去病取得了惨烈的胜利，一万精兵仅有三千人回师长安。而匈奴损失更是惨重——卢侯王和折兰王都死于战阵，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做了俘虏，斩敌八千九百六十人，匈奴休屠祭天金人也成了汉军的战利品。
在经历这一场血与火的对战之后，汉王朝中再也没有人质疑少年霍去病的统军能力，他成为汉军中的一代军人楷模、尚武精神的化身。
这年夏天，汉武帝决定乘势全部扫除匈奴在河西地区的势力，打通进入西域之路，于是发动了第二次河西战役。
这次战役，以霍去病、公孙敖率领的几万骑兵为主力，从北地郡（在今甘肃环县）出发，另派李广、张骞率一万多人从右北平出发，攻击匈奴左贤王，策应西征的主力军。霍去病与公孙敖出塞后，分兵前进，公孙敖由于中途迷失方向而未能参加战斗。霍去病与公孙敖联系不上，只好孤军深入，越过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穿过小月氏部落，抵达祁连山。匈奴被他神妙莫测的战术搞得晕头转向，祁连山麓一战，被打得大败。这次战役，总计接受匈奴单桓王、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两千五百人投降，俘虏了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一百二十多人，歼灭匈奴兵三万余人。
两次河西战役对匈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们悲伤地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两场河西大战后，匈奴单于想狠狠地处罚一再败阵的浑邪王，消息走漏后，浑邪王和休屠王便想要投降汉朝。汉武帝不知匈奴二王投降的真假，遂派霍去病前往黄河边受降。当霍去病率部队渡过黄河的时候，果然匈奴降部中发生了哗变。面对这样的情形，霍去病竟然只带着数名亲兵冲进了匈奴营中，直面浑邪王，下令他诛杀哗变士卒。我们永远也猜想不出此时的浑邪王心里都在想些什么。那一刻他完全有机会把霍去病扣为人质或杀之报仇，只要他这样做了，单于不但不会杀他反而要奖赏他。然而最终浑邪王放弃了，这名敢于孤身犯险、不惧生死的少年的气势镇住了他。霍去病的气势不但镇住了浑邪王，同时也镇住了四万多名匈奴人，他们最终没有将哗变继续扩大。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为了彻底消灭匈奴主力，汉武帝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漠北大战”。
这时的霍去病，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了汉军的王牌。汉武帝对霍去病的能力无比信任，在这场战争的事前策划中，原本安排了霍去病打单于，结果由于情报错误，这个对局变成了卫青的，霍去病没能遇上他最渴望的对手，而是碰上了左贤王部。
然而这场大战完全可以算是霍去病的巅峰之作。在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的过程中，霍去病率部奔袭两千多里，以一万五千人的损失，歼敌七万多人，俘虏匈奴王爷三人，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大约是渴望碰上匈奴单于，“独孤求败”的霍去病一路追杀，来到了今蒙古肯特山一带。就在这里，霍去病暂作停顿，率大军进行了祭天地的典礼——祭天封礼于狼居胥山举行，祭地禅礼于姑衍山举行。这是一个仪式，也是一种决心。
封狼居胥之后，霍去病继续率军深入追击匈奴，一直打到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方才回兵。从长安出发，一直奔袭至贝加尔湖，在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沿路大胜，这是怎样的成就！
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霍去病和他的“封狼居胥”事迹，从此成为中国历代兵家的最高人生追求、终生奋斗的梦想。而这一年的霍去病，年仅二十二岁。
霍去病这位英才遇到了自己的“伯乐”汉武帝，尽管阻力重重，汉武帝却坚持他的用人之道，只要霍去病具备大将之才，尽管年龄不大，但还是果断予以起用，使得霍去病成为整部世界军事史和中国史上的传奇。
正是颜驷和汉武帝的相遇，成为了历史的拐点，在思想上启迪了汉武帝的用人策略，从而影响了一个国家，对大汉的盛世局面影响可谓深矣。
地下的小人，地上的灾难
人们读史时往往会发现，小人的手段不仅层出不穷，而且阴险毒辣。在这些历史的暗角里，隐藏了不知多少肮脏的交易和卑鄙的手段！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当你对小人表示不屑或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就会使出阴险的招数、卑鄙的手段来置你于死地而后快。
汉武帝二十九岁那年，卫皇后才替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刘据。武帝钟爱异常，七岁时便立他为太子，还特地为他在东宫建了一座博望苑，希望太子广博而有声望，将来好继承自己的事业，统治这大汉江山。
武帝晚年时，他宠幸的王夫人、李夫人等都已相继生了儿子。于是，卫皇后渐渐失宠了，而刘据的性格、脾气也和他的父亲大不相同。武帝喜欢任用酷吏，加重刑罚，从不把杀人当回事；刘据则经常劝武帝实行宽厚、仁慈的政策，甚至还亲自纠正过不少冤案、错案。汉武帝连年用兵，使得国库空亏，同时武帝还大兴土木，使得百姓多有怨言，而太子刘据则经常劝武帝与民休息，免除徭役，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因为武帝与太子的治国方针截然相反，所以武帝认为刘据没有多少才能，不像自己，对他心生不满。
虽然如此，汉武帝还是觉得太子宽厚、温和，将来定是个贤主，自己可以不用担心了，并且对卫皇后也能待之以礼。每次外出巡行，武帝都将朝中大事托付给太子，宫内之事托付给皇后。但是在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死后，卫皇后失去了依靠，汉武帝开始对刘据冷淡。这时候朝中大臣分成了两派，忠诚的大臣都拥护刘据，说他仁慈，而很多见风使舵的大臣，则不停地在武帝面前说太子的坏话，妄图达到废除太子的目的。
有一天早上，太子刘据向卫皇后请安，一直到中午才回来。有一个叫苏文的宦官，就向汉武帝告发说：“太子总是在宫里调戏宫女，有失体统。”汉武帝没说什么，但是暗中却故意给刘据增添了很多侍女，观察刘据的做法。卫皇后听说了这件事，就劝太子去找汉武帝分辩一下，免得被人暗算。但是刘据却说：“我又没有犯什么过错，何必怕他们呢？况且父皇那么聪明，怎么会相信那些奸臣呢？”
刘据自己本着“脚正不怕鞋歪”的理论为人处世，但他却忽略了这些小人的杀伤性，最终还是吃了大亏。
绣衣御史是负责京都治安的官员，邯郸人江充担任此职时，因执法严明，深受武帝宠信。汉法规定：无军情重事，任何人不得在驰道上奔驰。一次太子的侍仆犯了禁，江充就毫不客气地捉住了侍仆，没收了车马。太子闻讯，忙派人前来谢罪说：“我并非舍不得车马，实在是怕父皇责怪我训导无方啊，万望江君见谅。”江充不但不听，还奏明了武帝，又一次得到了武帝的夸赞。可是江充害怕太子继位以后报复自己，于是就千方百计地寻找太子的差错，好让汉武帝把太子废掉。但是太子根本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存在，所以毫无防备。由此可见，在暗处把你当成了对手的小人是最可怕的。“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汉武帝到了晚年，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的某一天，沉溺于修仙之术的汉武帝突然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许多木头人拿棍子打自己，惊醒后便得了重病。病中的汉武帝认为自己道术功力深厚，区区木头人怎么会轻而易举地闯进梦中行凶呢，他坚定地认为这是有人行使巫术造成的，于是派信任的大臣江充去调查。
原来，巫婆、方士们曾声称：在居处埋置小木人，定时祭祀，可以消灾免祸。于是不少宫女信以为真，如法而为。一年前曾有人告发丞相公孙贺埋小木人诅咒皇上，武帝就将公孙贺灭了族，后宫嫔妃及朝中大臣因牵入此案而被杀的有数百人，连武帝的两个女儿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也未能幸免。这种埋木人诅咒的方法被称为巫蛊。此时听了江充的话，武帝信以为真，就派江充专门处理巫蛊之事。
江充得了圣旨，立即带上一个胡地巫婆，在长安城内四处转悠。到了人家屋内，胡巫含酒往地上一喷，见有祭祀的痕迹，就说此人诅咒皇上，江充马上命令侍吏将其拿下，施以种种酷刑，定要犯人招供，并且再诬害他人。巫蛊之狱从京师波及到各地，因卷入此案被杀的官绅、百姓前后达数万人。江充发现，但凡被牵上此案的，不管真假，必死无疑，根本没有人敢替他们辩白，于是让胡巫奏道：“皇宫里也有蛊气，如果不把这些木头人挖出来，陛下的病终难痊愈。”武帝又命江充入宫搜查，并派宦官苏文与宠臣韩说、章赣做江充的助手。
江充来到后宫，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他先从失宠妃嫔处挖起，渐渐地延及皇后、太子的宫殿，纵横挖掘，遍地开花，弄得皇后与太子连放床的地方也没有了。为了陷害太子刘据，江充趁别人不注意，把事先准备好的木头人拿出来，大肆宣扬说，在太子宫中挖出的木头人特别多，还说发现了太子写的帛书，上面写着诅咒皇上的话，应该马上奏明皇上，治他的死罪。这就是明显的栽赃陷害了。
刘据见江充故意陷害自己，赶紧与自己的老师石德商量。石德说：“去年丞相与两个公主都因此事被杀掉了。如今这些木人，谁也无法证明是巫婆等预先埋好的，还是宫中原有的。是真是假，难以分辨。只有先假托皇上之命，捉住江充等人严加审讯，揭穿他们的奸谋。再说皇上在甘泉宫养病，存亡未卜，奸臣却如此凶狠、狡猾，秦公子扶苏的教训，不能不吸取。”
刘据有些犹豫不决，备好车马打算到甘泉宫向武帝谢罪。江充怕刘据在皇帝面前揭穿自己的阴谋，派人拦住刘据的车马，说什么也不放刘据走。刘据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采取石德的建议，将江充等人先捉拿起来。韩说不肯就范，被当场格杀。章赣受伤，与苏文逃回了甘泉宫。刘据痛骂江充道：“奸贼，竟敢离间我们父子吗！”说完手起剑落，将他斩为两段。那个巫师也被拖到一边，活活地烧死了。
刘据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调兵控制了宫城。苏文逃回甘泉宫，告称太子造反。武帝起初不相信，说：“太子必定是害怕遭祸，又痛恨江充，才有此变。我把他叫来一问便知。”于是立即派使者到长安城中召太子。那个使者来到长安城下，见很多人从城里逃出来，纷纷说太子起兵造反，吓得没敢进城，却回来谎奏道：“太子真的造反了。臣要他来见皇上，他非但不来，还要杀臣，臣只得逃回来了。”武帝这才勃然大怒，命令丞相调发近县士兵，进攻长安。刘据也矫诏赦免长安狱中囚徒，配合宫中卫队，又临时武装了部分市民，与丞相军大战。
这场厮杀整整持续了五天，双方共死伤了数万人，长安城里一片腥风血雨。结果刘据战败，石德和张光被捕，刘据领着两个孩子逃至长安城南门，看守城门的田仁认为皇帝和太子终究是父子至亲，不愿过分相逼，放太子出了城。丞相追到南门，听说田仁放走了太子刘据，马上命令士兵把他捆起来斩首，御史大夫暴胜之急忙拦住丞相说：“田仁也是二千石的大臣，要杀他需要禀明皇上。”于是丞相押着田仁去向汉武帝报告，汉武帝正在气头上，不但下令杀了田仁，还把暴胜之捆绑起来，指责他说：“田仁放走了谋反的太子，丞相要杀他是应该的，你为什么擅自阻拦丞相呢？”暴胜之被关在监狱里，料想不会得到汉武帝的饶恕，就自杀了。卫皇后被迫交还了皇后的印绶，也自杀了。
太子刘据领着两个孩子逃到了湖县，躲藏在一个百姓家中。这户人家很穷，靠卖草鞋过日子，现在突然增添了三口人，更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难以维持生活。刘据没有办法，只好派人去寻找当地一个有钱的朋友，请他接济。但是那个朋友还没找到，就走漏了风声，当地县令李寿知道了太子的下落，派兵围捕。刘据无处可逃，只好在门上悬了一根绳子，上吊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与这家主人都被李寿手下的人杀死了。
在这场巫蛊之祸中，卫皇后自杀，刘据及其两个儿子都先后自杀或被杀。刘据的诸多宾客全被杀光，跟其起兵的官吏与放他出城的田仁都被灭了族。那些讨伐、搜捕刘据有功的人则升官封爵，大加赏赐。
一年多后，事情渐渐弄清了，汉武帝终于明白皇后和太子根本没有埋过什么木头人，这一切都是江充搞的鬼。武帝也终于明白：太子是被逼无奈，才发兵自卫的，根本就没有造反的意图。
在这场战祸中，他杀死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孙子，又悲伤又后悔，追悔莫及之下，便将苏文烧死于渭桥之上，又杀光了江充的家族，李寿也被灭了门。在湖县围捕时，一个用兵刃触及太子尸身的军士，已因此功被封为北地太守了，这时也被灭了族。
汉武帝到晚年越想越难过，就派人在湖县修建了一座宫殿，叫做“思子宫”，又造了一座高台，叫做“归来望思之台”，盼望太子能“魂兮归来”，与自己重会于台上，共享天伦之乐。当然，这只能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罢了。
由此可见，有的时候不是你要去招惹小人，而是小人偏偏来招惹你，尤其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小人，他们往往采取主动进攻的手段来占据优势，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很多正直之士就在不明不白中背上了黑锅，在这些阴损的布局中不仅失去了名、利，还可能失去性命。所以，与小人博弈一定要提高警惕，这样才能步步为营。
杀死有才的，打死进谏的
用人与纳谏这两个方面是自古以来为君治国者所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在帝国时代，国君的用人取向关系和涉及到整个国家管理机构的组成和建设问题，是保证国家获得合理性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国君对纳谏的态度则是保证言论之路能否畅通的关键所在，只有言论畅通了，整个国家才能在集思广益的状态下获得发展。
隋炀帝杨广，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在用人与纳谏方面，却非常糊涂。唐太宗李世民在读了杨广的一些诗文作品以后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读《隋炀帝集》，发现他的文章用词深奥，而且也称赞尧舜，指责夏桀和商纣，可是他做事为什么却相反呢？”李世民的这句话，既肯定了杨广的才华，也一语道出了杨广在用人方面的失误。
杨广的文采为后世所称道是有道理的，从他的诗里面可以看出这一点，比方说他曾经做过一首《春江花月夜》，里面写：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其文采、造诣可见一斑。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才子，却因为恃才自负而看不起普天下的文人。他曾经骄傲地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天下人都说我是继承了先皇的功业才领有四海之地，可是假设要让我与满朝的士大夫们以才学高下来进行选拔，我也应当成为天子。”可见其骄傲自负。
如果杨广只是一名普通的文人，他这种“文人相轻”的习气肯定不会给天下带来如此大的影响，可是他是一位皇帝，拥有四海，权倾天下。这样的身份，注定了他的自负将给天下带来巨大的影响。
杨广这种恃才自负的性格慢慢发展，逐渐形成一种畸形的心态，他对自己手下有才华的臣子产生了一种嫉妒心理，这种心理导致他竟然采取极端手段，不惜滥用权力发泄私愤。
杨广的手下有两位天下闻名的才子，一个是薛道衡，一个是王胄。薛道衡以名作《昔昔盐》享誉大江南北，其中的一句诗“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更是为众人称道。结果薛道衡就因为这首诗而受到了隋炀帝的嫉恨，最后隋炀帝竟然随便找个罪名将薛道衡投进了监狱。随后杨广一纸诏书，命令这位七旬老翁在狱中自尽。杨广杀掉薛道衡后，找出薛道衡的名作《昔昔盐》来，得意地吟诵着，当读到“空梁落燕泥”一句时，冷笑道：“薛道衡啊薛道衡，如今你还能写‘空梁落燕泥’这样的名句吗？”从这句话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杨广对于作者才华的嫉妒。
过了一段时间，杨广大宴群臣，兴致来了就要求大臣们分别作《燕歌行》，写成后互相比较，看谁写得最好，隋炀帝自己也写了一首。写完以后，群臣都说自己的《燕歌行》比不上炀帝的《燕歌行》，唯独王胄不买隋炀帝的账。史书记载，王胄当时做的诗“不下帝”，炀帝恼羞成怒，不久以后就将王胄抓起来砍了头。王胄死后，炀帝也念着王胄《燕歌行》里的佳句“庭草无人随意绿”，得意地说：“‘庭草无人随意绿’，能复道耶？”
杨广这种多疑和善于猜忌的性格，使他看不起他手下的众多臣子，也无法注意到每位臣子的能力和优点，因此他根本无法采取一种合理的用人制度，这就严重影响了隋朝的人才选拔，自然也就谈不上合理选拔人才和唯才是用了。所以，他的恃才自负就严重阻碍了国家对人才的选用，也影响了国家管理集团的合理建设与发展。
在另外一方面，杨广的恃才自负还使得他根本听不进去任何不同的意见，由此他又成为一位拒不纳谏的皇帝。他曾经毫不避讳地对大臣们说：“我天性就不喜欢别人向我进谏。”
杨广不但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臣子们进谏，他还在政治生活中多次打击向他进谏的大臣。公元616年，杨广决定第三次去江都，这时他收到了来自建节尉任宗的一封劝谏书，杨广读了以后非常生气，于是他宣任宗进殿，然后当着所有大臣的面，将任宗用棍棒打死在朝堂上。
任宗的死并没有吓退所有的臣子，奉信郎崔民象再次上书，明确表示当今天下盗贼纷起，皇上不宜离开国都。杨广读了崔民象的劝谏书以后，竟然让人用刀子把崔民象的两腮和嘴巴一起削掉，然后命人在朝堂外将他斩首，以起到“杀一儆百”的 作用。
在杨广这种对进谏者不断进行残酷打击的情况下，众多臣子都开始选择闭口不言，这或许正是杨广的目的所在。虽然他的目的达到了，但是隋朝的天下也一步步滑向了深渊。在一个嫉贤妒能的社会里，正直的人既然都闭了嘴，那么开口说话的自然都是些谄媚小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因为在皇帝当权的“人治”社会里，皇帝犯了错误而没有人指出并予以纠正，错误只能是继续发展，并且不断产生更多的错误。
杨广统治后期，天下豪杰四起，烽火遍地。当年辅佐他平定江南的高璟、贺若弼等人都已经因为向他进谏而被他杀了，现在的杨广身边只有一些只会顺着他说话的臣子，比方说他宠信的虞世基，比方说杨素，还有宇文述。因为情况危急，杨广从洛阳避难到江都行宫，他每天与妃子宠臣们在一起宴饮作乐，希望以此来忘掉外面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叛乱。而虞世基和宇文述等人，除了顺承杨广的意思之外，没有提出过任何有利于解决危机的方案。
虞世基是隋朝一位以才学闻名的大臣，但是奇怪的是，杨广并没有对他进行打击和排斥，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虞世基虽然有才学，但是他更擅长顺着杨广的意思说话。在最初的时候，虞世基也曾经提出过一些合理的建议，但是他的建议并没有被杨广采纳。尤其是在杨广诛杀了很多直言进谏的大臣之后，虞世基这些正直的臣子们都开始对杨广唯唯诺诺起来。也许隋朝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佞臣贼子，就是因为隋炀帝杨广的拒不纳谏，使得许多正直的大臣转变成了唯唯诺诺、只会说逢迎话的佞臣，从这一点上来说，实在是杨广在用人策略上的最大悲哀。
杨广避祸江都以后，隋朝军队在中原战场上连连失利的消息不断传来。虞世基这时参与朝廷机要，事情都先上报到他那里，再由他上报皇帝。他知道杨广不喜欢听这些糟糕的消息，于是他每次都将外地送来的关于军事失利的奏章修改一番，然后再上报给杨广，以免杨广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大发雷霆。
李密率领的瓦岗军攻陷洛口粮仓以后，又以重兵围困了东都洛阳。镇守洛阳的是杨广的孙子杨侗，他命令属下元善达突围而出，冒着生命危险突破了瓦岗军的包围圈来到江都报信，恳请杨广出兵增援。杨广因为长期不了解外界的实际情况而不相信元善达所说的话。就在这时，虞世基说：“越王杨侗恐怕是因为年纪太小的缘故而受了众将领的欺骗，如果情况真像元善达所讲的那样危险，他又是怎么突破了瓦岗贼军的包围而来到这里的呢？”杨广听了虞世基的话，竟然对元善达说道：“你这个小人，竟敢当众羞辱我。”随后他下令让元善达去东阳催运粮草，东阳正是盗贼密集的地方，元善达不敢违抗命令而前往，结果被群盗所杀。这件事情以后，外面的人再也不敢向杨广提起隋军同各地义军作战的情况了。
杨素与宇文述等人也是善于媚上的臣子，他们二人曾经联手，帮助杨广杀死隋文帝和太子杨勇，使他登上皇帝之位。杨素死后，在中原地区群雄蜂起，隋朝摇摇欲坠的情况下，宇文述能做的事情也只是揣测杨广的意图，积极建议杨广巡幸江都。在他的支持下，杨广杀掉了直言进谏的任宗等人之后，避祸江都。
宇文述后来在江都病死，在宇文述病重期间，杨广还派人询问宇文述有何未了心愿，宇文述临终之时向杨广郑重推荐了自己的儿子宇文化及。杨广在宇文述死后，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起用了当时待罪家中的宇文化及兄弟，让宇文化及做右屯卫将军，让宇文智及做将作少监。这时的杨广万万也不会想到，他自己最后就死在这对兄弟手上。
当情况已经超出控制范围之后，杨广困守江都，每天都度日如年。有一天，他对着镜子自言自语道：“这么好的头颅，会是谁来砍呢？”一句话把身边的皇后吓得花容失色。当年三月，御林军发动政变，为首者正是宇文化及兄弟。叛乱士兵冲进了杨广的行宫，以穷兵黩武、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相信佞臣、拒绝忠言等罪名要杀杨广。萧皇后为杨广求情，兵士们不为所动，举剑欲杀，杨广哭着说：“我怎么也是一位天子，就让我留个全尸吧。”说完解下了自己的巾带，士兵们接过巾带，一起将他拥入内室勒死。宇文化及命令将他葬于江都宫西面的吴公台下。
杨广的结局，与他在用人和纳谏问题上的失误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杨广恃才自负，导致了他的用人不当；拒绝纳谏，又造成了杨广的一意孤行。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杨广身边忠臣疏离，佞臣聚集，而最终杨广也饮下了自己酿的这一杯苦酒。
信任才有效率
刘备三请诸葛亮的故事在我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后人经常用这个故事来比喻领导者求贤的诚心。其实从诸葛亮这一方面来说，他的蛰伏不出，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他的最终目的是出仕，让刘备连请三次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但却在进退之间成就了自己和刘备的美名。
刘备屯军新野期间，名士司马徽和谋士徐庶先后向他推荐在隆中隐居的诸葛亮，说他是辅佐君主统一天下的奇才。刘备喜不自胜，立刻带关羽、张飞去隆中恭请诸葛亮出山。
他们第一次来到隆中卧龙冈诸葛亮的茅屋前，书童出门说：“先生今早出去了，踪迹不定，归期也不知道。”
刘备很失望，嘱咐书童说：“如果诸葛先生回来，只说刘备拜访。”便带关羽、张飞回新野去了。
几天后，刘备派使者打探消息，道：“卧龙先生已回来了。”
刘备很高兴，传令备马。
张飞不满地说：“一个山野村夫，哥哥何必亲自去见，我现在派人把他叫来就是了。”
刘备责备道：“诸葛亮是当代贤人，岂能召唤。”说完上马，关、张只好相随。
当时正值严冬，乌云密布。走了几里，北风劲吹，雪花飘落。张飞说：“天寒地冻，不如回去避避风雪。”
刘备说：“我正要使诸葛亮知我真诚重视贤才的心愿，这是用人的第一要招。如果你们怕冷，先回去好啦。”
张飞说：“我死都不怕，还怕冷吗？只是怕哥哥徒劳神思，白费精力罢了。”
刘备又说道：“不必多说废话，跟着我一起去就是了。”
三人走进茅庐，又没遇见诸葛亮，只看到他的弟弟诸葛均。
诸葛均说：“昨天家兄与友出外闲游去了。”
刘备说：“到何处闲游去了？”
诸葛均说：“我的兄长行踪不定，不知道现在去了哪里。等家兄返家，让他去拜访您。”
刘备说：“怎能劳驾诸葛先生？过几天，我再来拜访。”说完，借了纸笔，给诸葛亮留言，倾诉仰慕之情，表达敬慕诸葛亮之心。写罢，交给诸葛均，辞别返回新野。
光阴似箭，很快到了新春。刘备选择黄道吉日，斋戒三日，沐浴更衣，再去卧龙冈拜访诸葛亮。
关公说：“兄长两次亲去，礼节算是到顶了，想来诸葛亮有名无实，故意回避。”
张飞叫道：“何劳哥哥去，我拿根绳子把他捆来就是了。”
刘备斥道：“不要无礼！古代齐桓公拜访东郭野人的时候，去了五次才见到一面，何况我要见大贤人呢？你今天不要去，我带二弟去。”
张飞说：“哥哥们都去。小弟怎敢落后？”
刘备说：“你要去，不可失礼！”
三人快近茅庐时碰见诸葛均，说诸葛亮正在屋里。刘备大喜，书童却说：“先生在草堂睡觉。”
刘备关照书童不要惊动诸葛亮，只是下马站在门口石阶上等候，等了好久还不见诸葛亮起床。
张飞大怒道：“这家伙如此傲慢，待我去屋后放把火，看他醒不醒。”关公再三将他劝住。刘备等了两三个时辰，诸葛亮才悠悠醒来，醒来后吟诵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诸葛亮吟罢，翻身问童子说：“有俗客来否？”童子说：“刘皇叔已经在这站着等了半天了。”诸葛孔明于是起身说：“何不早报？尚容更衣。”说罢转入后堂。又过了半天工夫，才整理衣冠出迎。刘备这才见到诸葛亮。
刘备对诸葛亮说：“久慕先生大名，三次拜访，今日如愿，实是平生之大幸。”诸葛亮答道：“蒙将军不弃，三顾茅庐，真叫我过意不去。亮年幼才疏，望将军多多指教。”刘备诚恳地回答说：“我想为天下伸张正义，振兴汉室，只因才能不够，智慧短浅，时至今日尚未达到目的，望先生多多指教。”诸葛亮感受到刘备谦虚的态度和诚恳的情意，于是答应了刘备的请求，怀着统一全国的政治抱理想，离开了隆中茅庐，出任刘备的军师。
在得到诸葛亮之前，刘备就像一只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他没有一个明确的中、短期目标，也缺乏长期的计划，只是走一步看一步。他没有袁绍的资本。袁绍是名门望族，许多的士大夫和英雄豪杰都乐于跟随。一旦起事，就迅速形成一股力量；他也没有曹操的手段，曹操只是一个宦官的后代，甚至还没有刘备的家世显赫，但是曹操凭借自己的谋略，在朝廷积极进取，迅速依靠自己的政绩和谋略为自己赢得了较好的声名，从而为以后起兵反董卓作了一个比较好的铺垫；刘备唯一的优势就是他是汉室子孙，但是汉朝的公子王孙不计其数，区区刘备根本排不上号。只是因为社会上的门第观念，刘备受到了一定的尊重和拥护。所以缺乏军师的刘备只能勉强在群雄纷争的局势中保有一席之地，想要开疆扩土真是难上加难。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刘备得到了诸葛亮的辅佐。正是诸葛亮的出山改变了天下的局势。他全力辅佐刘备，为“三国鼎立”局面的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刘备放手让诸葛亮充分发挥其才能，但使他放心诸葛亮的前提是，他始终有足够的能力把握住诸葛亮。要让诸葛亮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就必须让诸葛亮有足够的威信，君主不能过分破坏这个威信。但是威信过于强大就有可能演变为坏事情。
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彼此真心实意，互相信任，一直并肩战斗，同甘共苦。在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东征失败的刘备率军返回蜀中。大军到了白帝城，刘备病情加重，自感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急召诸葛亮等重臣来到自己身边，准备托孤之事。此时，刘备之子刘禅已有十七岁，论年龄，不算年幼，但刘禅是个没有本事的人，俗称“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对于儿子的能力，刘备自然心中有数，不可指望他能独撑局面，必须要有人加以辅佐。
古人托孤，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托得好，帝业得以延续；托得不好，江山易主。《三国志》上记载，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为成都之主。”诸葛亮痛哭流涕，允诺刘备全心全意地辅佐他的儿子刘禅。
刘备对诸葛亮，先是屈尊以求，后是委之以重任；诸葛亮于刘备，不仅仅在于他的殚精竭虑，屡建奇功，更在于他对刘备忠心耿耿。正是基于对诸葛亮的深刻了解和充分信任，刘备才把辅佐刘禅的大任交于了诸葛亮。刘备与诸葛亮，从三顾茅庐开始到刘备托孤结束，他们的君臣关系被传为千古佳话，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也成为历朝历代竞相效法的楷模。
宽容后的隐患
梁武帝萧衍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长寿皇帝之一，他活了八十六岁，如果不是侯景引发的叛乱，这位老爷爷应该还能冲击一轮新的长寿记录，但是历史不可能重来，生命不可能有第二次，萧衍也没有机会在决定自己和梁朝生死存亡的那个瞬间再重新作出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只能在他的故事里总结一些经验和教训，汲取一些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东西。
梁武帝萧衍十分崇尚佛法，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爱好，他对国家的治理采取一种宽松的政策，比方说平理狱讼、减轻刑罚等。这种政策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是有利于国家的休养生息的，所以在梁武帝执政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萧梁王朝基本上保持了一种平稳的发展，呈现出一派安宁与繁荣的景象。但是在萧衍的晚年，对佛法的喜爱达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他更加信奉宽容治国的方针，由此产生了很多放纵权贵、包庇不法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给国家的前途埋下了深深的隐忧。
之所以说梁武帝萧衍信奉宽容的政策，是有理由的。有一次，他的弟弟临川王萧宏率军攻魏，但是因为指挥不力，临阵怯敌，打了可耻的败仗，但他回朝后，不但没有受到处罚，还奇迹般地升了官。更令人叫绝的是，以后萧宏数次想谋害梁武帝，但梁武帝都宽恕了他。因梁武帝早年间无子，将萧宏的儿子萧正德过继来给自己当儿子，萧正德因为当不上太子，赌气投降了北魏，不久因北魏不重视，又厚着脸皮逃归南朝。梁武帝哭哭啼啼地教训了他一顿，照旧信任他。后来梁武帝次子萧综在北魏来攻时投降，做了“梁奸”，导致重镇徐州失陷，兵士死伤惨重，但梁武帝照旧封萧综的儿子萧直为侯爵。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宽容”得过分的举动，梁武帝还曾经多次接纳来自北方的将领。当时北方的北魏王朝经受了六镇兵乱的摧残，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皇帝都是被人推上皇帝宝座的傀儡，真正的朝政大权都掌握在从战乱中成长起来的权臣手中——东魏的权臣高欢和西魏的权臣宇文泰。东魏和西魏在各自权臣的控制之下战争不断。有一年，在东、西魏战争中失利的西魏将领独孤信想要投奔南方的萧梁王朝，梁武帝本着宽容的心态接纳了他。三年后，独孤信觉得难忘旧主，想要再回北方，当他向梁武帝提出这个要求之时，梁武帝也丝毫不以为意，反而还以礼相送。
正是因为有此前的种种宽容之举，梁武帝萧衍被当时的人们誉为“具有君子之风的宽容长者”。一直到公元547年，梁武帝的宽容为萧梁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宽容接纳的“祸患”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北方东魏王朝的权臣高欢死了，取代他的是他的儿子高澄。高欢的死标志着他个人威望的丧失，也直接导致了他手下重要军事将领侯景的反叛。
侯景在北方持续多年的战乱之中屡建战功，很受高欢的重视，他手上有精兵十万，统率河南重镇。他因为资历较老，一向都很瞧不起高澄。在高欢未死以前，侯景就曾对手下的人说过这样一句话：“高王在，我不敢有异心，若高王死了，我怎么能与高澄这样的小儿一起共事？”侯景的这种态度也渐渐被高澄所知，高澄感到非常不安。他想了一个计策，以高欢的名义写了一封书信召侯景入朝，想要将侯景一举除掉。可是这个计策被侯景识破了。因为侯景在出任河南外藩的时候曾经与高欢有一个约定，为了防止有人会别有用心地利用书信行骗，侯景让高欢在所有给他的书信背面都要加一个小小的墨点。侯景没有在高澄伪造的书信背面找到墨点，于是他识破了高澄的意图，也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
书信事件以后，高澄与侯景之间的关系就基本走到了尽头。两个人一直互相猜忌，互相防范，在高欢死后，侯景立刻起兵，叛离了东魏王朝，投奔南方的萧梁。
对于是否接纳侯景，梁朝内部曾经有过分歧。很多人都提出，不应当为了一个人而破坏南、北方之间的关系，要以与东魏间的多年和好关系为重。但是梁武帝萧衍却认为应该本着宽容的心态来接纳侯景，更何况侯景所占据的地方，名义上有十三州之多，如果接纳了侯景，这些地方就都轻易地纳入了梁朝的版图之内。
梁朝有一个参军叫做周弘正。当他听说梁武帝最终决定接纳侯景时，叹息着说了一句：“乱阶在此矣！”没想到这句顾虑深远的叹息，成了一句谶言，拉开了“侯景乱梁”的序幕。
不久以后，梁武帝派宗室的萧渊明率领军队北上，在响应侯景的同时，对东魏展开战争。东魏也派出了精明强干的一代名将——慕容绍宗。这两名将领之间有天渊之别。萧渊明几乎不懂军事，每当与手下将领议论军事时只会以一句“因时制宜”来应对，而慕容绍宗乃一代悍将，当侯景听到慕容绍宗要来对付自己时，惊惧地说：“高澄怎么会派他来对付我？难道高王没有死吗？”慕容绍宗的强悍从侯景的态度可见一斑。
这两名将领相遇的结果，可想而知。双方在彭城附近一场大战，梁军战败，萧渊明成了东魏的俘虏。
慕容绍宗在打败了萧渊明以后，又去攻打侯景。侯景为了激励士兵们拼死作战，就对士兵们撒谎说他们在北方的亲属都已经被杀害了。慕容绍宗早已经料到侯景会来这一手，他在两军阵前对着侯景的军队大喊：“你们的家属并没有受到伤害，你们若是能够回归，则官勋依旧。”为了使兵士们相信自己所说的话，慕容绍宗还披散了头发，对着天上的星斗起誓。侯景手下的很多士兵因为自己的家属都在北方，本来就不想跟随侯景去依附南朝，这时听到了慕容绍宗的话，立刻有很多人倒戈归降，这些归降的人带动了更多的人，结果这一场战争，还没等打起来，侯景的数万军队就已经溃散了。慕容绍宗正可谓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侯景没有办法，只好与少数几个亲信渡过了淮水向南方逃去，等到后来收拾残兵，发现自己手底下的人，会合骑兵、步兵，一共才不到八百余人。
侯景先前的筹划全部都已经成了一场空。军队已经彻底瓦解，他失去了依附任何一方的资本。侯景在绝境之中使用计谋诈取了梁朝的寿阳城，在得到了这一处栖息之地以后，他上书给梁武帝，陈述愿意归附之意。在侯景已经失去了其原有战略意义的时候，梁武帝仍然没有改变原来的政策，他还是宽厚地对待侯景诈取寿阳城的举动，并且对后来侯景提出的索要物资等请求也全部答应。
侯景的反叛行动看似已经告一段落，但是事情后来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梁武帝的控制范围。
东魏的权臣高澄，并不像侯景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小儿”，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咱们曾经在前面提到过他。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不宽容和一意孤行，导致为兰京所杀，他很有可能在东魏的傀儡皇帝被赶下台后，成为新的执政者。就是因为高澄的精明强干，所以他无法容忍侯景的轻视和背叛。他决心要出尽心中这口恶气，于是他想出了一条妙计，来置侯景于死地。没想到就是这条“妙计”推动了历史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
高澄手上有一个俘虏，就是梁朝的萧渊明。他被俘以后一直受到高澄的优待。在这次战争告一段落的时候，高澄通过萧渊明向江南的梁武帝萧衍表达了自己的意图：他愿意送萧渊明回国，同时还友好地表示愿意将侯景的家属也送到江南。他还再三表明，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想和南朝重修旧好，绝对没有其他的意思。
高澄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对侯景的性格了解得非常清楚，知道侯景是一个好猜忌的人。只要东魏和梁朝之间的关系缓和，自然就会引起侯景的恐惧，高澄所要做的，就是静观其变。
梁武帝萧衍轻易地相信了高澄。他太宽容仁厚了，根本没有想到在高澄递出的这支“和平”的橄榄枝后面藏着这么大的阴谋。他欣然同意了高澄的讲和请求。
当时朝中很多人都对梁武帝的做法提出了异议，有人说高澄使用的是反间计，目的就是要侯景对梁朝产生疑心。也有人说，一旦侯景不安，肯定会引发祸乱，如果答应了东魏的请求，就正好中了他们的计。但是不管这些大臣怎么说，宽厚的梁武帝萧衍都没能听进去。
东魏与梁朝欲修旧好的消息使侯景心中极为不安，他急切之下，接连修书三封，想使梁武帝萧衍改变主意，放弃同东魏修好的念头。但是梁武帝只是一再劝说侯景不要多心，并没有想改变念头的意思。侯景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决定采用一种非常规的手段来试探梁武帝。他就像以前的高澄那样，伪造了一封书信，派人送到梁武帝萧衍手中，诈称是东魏派人送来的，信的内容是请求梁朝用侯景来换取萧渊明。
面对这封来信，梁朝上下竟然没有一个人对信的真伪提出质疑。大臣们在朝廷上展开了辩论，有人不赞成这样的走马换将，认为会激起侯景的再次反叛，可是梁武帝萧衍却再一次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回了一封信，信上写：“若萧渊明早上回到梁朝，则侯景晚上就会被送回。”
毫无疑问，这封回信使侯景丧失了最后的希望。他拿着信，恨恨地对手下的人说：“我早就知道萧衍这老头子薄情寡义。”侯景把寿阳城的百姓全部征集起来武装成士兵，用梁武帝以前赐给他的青色布匹做成战袍，建成了一支“青衣军”。这对于梁武帝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
侯景又与朝廷中的临贺王取得联络，临贺王萧正德早有反心，两人一拍即合，一内一外，很快缔结了反梁的同盟。
就在侯景的反叛迹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梁朝的君臣仍然没有对这一情况给予足够的重视。梁武帝认为“侯景孤危寄命，就像婴儿仰头待哺一样，像这样的情况，侯景怎么会造反呢？”还有的大臣认为“侯景不过几百个残军败将而已，就算造反又能成就什么大事呢？”就是这样的轻敌心理，给梁朝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祸患”引发的战争
公元548年的秋天，侯景率军从寿阳出发，轻骑突进，在朝廷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很快来到了长江边上。他选择了采石来作为渡江的地点。因为这一带江面不宽，比较容易渡江。
这时候的长江已经成了梁朝最为重要的天然防线。
宁远将军王质率领三千人在采石一带沿江巡视。此时在朝廷内部有人提出采石这个位置太过重要，仅靠王质的三千人是很难守住的。梁武帝同意了这一观点，就让提出建议的那个人来取代王质，率军守卫采石。可是在换防的时候，却出现了军事真空的情况。换防命令下达以后，王质率领三千人先行撤离了采石，然后新的守卫部队竟然还没有出发，于是采石长江要塞，竟然成了防卫的真空 地带。
侯景的军队就在此时到达了采石。在侯景的预期里，在采石肯定会有一场激烈的战斗。当前方探子探知采石无人防守时，侯景根本就不相信，于是他派人再次去探察。等到探子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带来了采石江边的树枝，侯景不禁狂喜，呼喊道：“我的大事成了。”于是率军直达江边。
就在这时，他的内线——萧正德，率领几十艘大船及时赶到。这几十艘大船是萧正德跟朝廷请示说要运送江荻的，可是现在，八千青衣军，数百匹战马，就这样登上大船，从容渡过了长江天险。
侯景在渡过长江以后，一路杀到了梁朝的首都建康。但是他要面对的是“朱雀桁”。朱雀桁是当时秦淮河上沟通南北交通的最大一座浮桥，也是台城内外防御体系的重要屏障。朱雀桁作为通向台城的最大浮桥，自然成为设防的重点。可是梁武帝萧衍再次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在守卫朱雀桁的重臣之中，就有和侯景相互勾结的萧正德。
叛军来到之时，朝廷上下终于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场意外的兵变使得安享了四十多年太平的南朝君臣、百姓陷入了一片空前的恐慌之中。梁武帝萧衍匆忙采取措施，宣布赦免令、释放监狱里的囚犯来增加兵力，同时紧急部署抵抗。太子萧纲下令打开朱雀桁迎敌，也就是撤掉浮桥来阻止敌人渡过秦淮河。但是萧正德却建议说，一旦打开朱雀桁，有可能会引起百姓的恐慌。等到侯景的部队杀到之时，再想撤掉朱雀桁已经是来不及了，侯景军队都以铁面遮脸出现在桁南面，吓得桁北的守军纷纷溃逃，于是侯景军队顺利渡过了朱雀桁。
渡过了朱雀桁的侯景与萧正德会合，萧正德命令自己手下的士兵将战袍反穿，将青色的一面朝外，与侯景的军队合在一起，乘胜围困了台城。
台城之围长达半年之久。城内物资逐渐匮乏，民众恐慌加剧，史书上记载：“初，闭城之日，男女十余万，擐甲者二万余人；被围既久，死者十之八九，乘城者不满四千人，率皆羸喘。横尸满路，不可瘗（音yi，掩埋之意）埋，烂汁满沟。”可见当日围城之惨。
其实在半年左右的围城岁月里，城里一直盼望的是外围援军的到来。事实上援军也来了很多，但是他们的表现实在令梁武帝寒心。随着梁武帝领袖权威的丧失，萧梁王朝各种潜在的矛盾都凸显出来，并且在这种艰难的时局之下呈现出真实的面貌。援军因为各种利益冲突不能一致对敌，纷纷安营扎寨，只作壁上观。剩下一些冒死救围的将领，由于缺乏支援，大多各自为战，最终在援军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团结对敌的情况下，都以惨烈的失败告终。
于是被严重围困的台城，在侯景猛烈的攻势下，在梁朝援军的围观中，于公元549年3月沦陷了。
同年5月，已经处于软禁状态的梁武帝萧衍被活活饿死在台城净居殿。
侯景的下场也很凄惨。他先是拥立新君，让萧纲为帝，后来又自己称帝。可是他的接连反叛行为，和他的军队所到之处进行的烧杀抢掠早已经使他陷入了一种天怒人怨的地步。公元551年，侯景与梁朝大将王僧辩大战于巴陵，侯景大败，青衣军元气大伤。公元552年，王僧辩等人攻入建康城。侯景兵败后被迫乘船逃入海中，在败逃的途中被部下所杀。
侯景之乱，六年的战火，使得原本富庶的江南局势大变。人民死亡、建筑焚毁、田地荒芜。萧梁王朝在几年以后也被陈朝取代，而陈朝的建立者正是在平叛过程中崛起的岭南豪族陈霸先。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梁武帝当初一念之仁而引发的。
梁武帝因为钻研佛法，宽容执政，但是宽容过了头，变成了放纵权贵，亲任小人，任用萧渊明来做北伐军的统帅就是一个惨痛的例子。梁武帝因为宽容，而没有建立起一套严格的法规制度，因此对很多事情的处理都显得毫无规范。在侯景投降的过程中，梁武帝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给归降的将领一定的优待是必然的，但是也应该有相关的法规加以限制。侯景在占据了寿阳城的时候，梁武帝应该根据法规给予谴责，但是他不但没有谴责侯景，相反地，他没有对这件事情作任何追究，而且还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中，继续采取纵容的态度，对于侯景的诸多要求也都一一满足。这种宽容和纵容助长了侯景的骄横贪婪，最终成为事件进一步恶化的诱因。
治理一个国家，或者管理一个企业，采取宽容仁厚的态度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领导者一味追求宽容仁厚就会引发很大的问题。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那么所有的宽容仁厚都将成为缺乏约束力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