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完“鱼酒”，主宾方“剪彩”吃鱼，用筷子把鱼拨拉开，让大家动筷子。在中原，劝酒也是有很多“词儿”的，各地有各地的劝酒“词儿”。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劝酒就开始了，主陪先开始，曰“敬酒”，然后依次按职位高低、辈分大小、年龄长幼，都要给客人敬酒。敬酒的方法各地不同。比如，在中原东北部一带，敬酒近乎“野蛮”，红白事中，村里辈分最大的年长老人，一家伙倒上半斤白酒，往客人面前一跪，把酒碗顶到头上，你不喝他不起来，往往都是客人喝了这碗酒就醉倒在地，可他不管这，就一个目的，让客人“喝好”。碰上这样的情景，纵然是铁人也会喝倒。对付这种“野蛮”劝酒的最好办法，是一开始就滴酒不沾，往后就没人管了。
这里的敬酒是直来直去的，一上来就给客人端上一打，也就是十二杯，杯子倒是小酒杯，不过这也马虎不得，先端，再碰，一个人一个人来，一圈下来你没个半斤八两的酒量也会喝得找不着北。有人说，中原人厚道，原来穷，来了客人舍不得多买酒，就紧着客人喝，可又不能明着说，就想着法子让客人多喝，慢慢地就形成了劝酒的风俗。现在不穷了，应该改改了，近年来确实也不像早些年那样海喝了，但劝酒的习惯还是改不了，酒桌上有打不完的“酒官司”，甚至闹得脸红脖子粗，还有动手打架。这就是中原文化，中原的酒文化。
王浩天因为有那种隐私的病，自然不敢喝酒，就拿出药来，说自己胆囊炎发作，不敢喝。万部长就说，：“王主任，你别拿药唬人，人家不都说酒桌上有不可忽视的三个方面嘛，扎小辫的，装药片的，还有红脸蛋儿的，你别太客气了，以后都成朋友了，边厂长专门派人去市里买的五粮液，你不喝两杯对不起人，保证不让你多喝。”
“我真的不能喝部长，如果能喝不喝算我不够意思，刚住了几天院，才出院就喝酒，再发作问题就大了，你不知道胆囊炎那个疼，真让人受不了。”王浩天曾经得过胆囊炎，说的别人也都相信了。他又转向高县长，“高县长，真的对不起，平时我还是能喝点的，今天真不行，回头你们啥时候去河滨，我陪各位好好喝一场。谢谢了。”说完，他站起来抱拳对着不同的方向晃了晃，显得特别真诚。
高县长见状，就说：“大家就不要为难王主任了。王主任，你就喝点果汁，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回头病好了再喝，身体要紧呀。”
于是服务员就拿了果汁，倒在高脚杯里。其他人除了司机都倒上白酒。然后大家举杯同喝。高县长带头，他端着酒杯，看看大家，说：“除了王主任和司机师傅，头三杯都要见底啊，把喝酒三部曲搞得漂亮点。”高县长说着，一边逐步表演这喝酒“三部曲”：先把酒杯放嘴边，同时仰面把酒往嘴里送，此曰“望星空”；再用嘴吮酒，等到酒快喝完的时候，就发出“啾啾啾”的声音，此曰“鸟叫声”；酒喝完了，把杯子底朝天来回晃晃，让大家看看，此曰“探照灯”。
高县长表演完了，大家都叫好，也都纷纷模仿把酒喝干，拿着酒杯底朝天在那乱晃。王浩天把果汁喝完，也晃晃，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因为王浩天不喝酒，后边的程序就简单了，十多人喝了两瓶就不再喝。吃完饭，万部长要留王浩天住下，他坚持要走，万部长也就不再强留，安排边厂长用车送他。
临走，高县长握着王浩天的手说：“王主任，欢迎你对我们工作进行监督，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我们会通过舆论监督改进工作，地方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媒体支持啊。客气话我就不多说了，王主任，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吧，我希望你再次来的时候不是监督，而是为我们叫好。”
万部长则把王浩天拉到一边，很亲密地对他说：“老弟，你得支持哥呀，这稿子无论想什么办法你是不能让发，你要发了我这宣传部长脸往哪儿搁呀，你回去一定得做工作。”
王浩天笑笑，说：“部长，你知道，这样的事情透明度很高，我现在不敢给你表态，但我首先得告诉你，无论稿子发不发，农民的问题你必须解决，越快越好，只有农民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说后边稿子的问题。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你说呢部长？”
“我知道，你放心吧，我让老边三天之内做好农民的安抚工作。今天让老边送你回去，我下午要开常委会，就不送你了老弟，你一定得帮哥这个忙，拜托了。老边去了你看该叫谁叫谁，一块吃个饭，好好说说。”万部长说完，与王浩天搭着肩膀走到车前，还为他拉开了车门，王浩天一一与众人握手道别后上了车。
来到河滨，还不到下午五点，边厂长问王浩天去哪，王浩天想了想，就说：“边厂长，这样，你们先把我送回家，请吃饭反倒不好，这事声张出去反而不好处理，你回去抓紧把农民的问题解决，回头有啥事了我再给你打电话。”王浩天的话说得很巧妙，既显得与他们很友好，又把解决问题的条件提出来，听起来还是为他们着想，很容易让人接受。他清楚，采访这样的事情一定得讲究策略，帮助投诉的群众解决问题才是目的，但你又不能对这些群众承诺什么，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舆论监督更不是万能的，你记者以为你是谁呀？因此你不能给群众表态，表了态就没有退路了。与监督对象接触就更不好把握了，他们是千方百计不想让你发稿子，你与他们闹僵了，他不理你，去托关系找领导，到那时稿子发不了，你窝一肚子气还没处撒。做记者要学会与监督对象沟通，找到认识上的交叉点，接下来的事情就好谈了。当然，也有一些不成熟的记者只顾写稿子发稿子，其他什么都不管。更有甚者，还有一些记者利用这样的采访捞取灰色收入。
边厂长听王浩天这么说，沉思了一会儿，点点头，说：“也行，王主任，一接触就能感到，你也是性情中人，我就把这件事放心托给你了，你该怎么打点怎么打点，有什么事情了你再给我说。”
车到上官屯西口，王浩天让停车，说马上到家了。他不想让人特别是采访对象知道他自己一个人在河滨，还是租的房子。他拉开车门要下车的时候，边厂长拉住他，把一个鼓鼓的信封塞进他包里，说：“王主任，你多费心吧，你打点人总不能让你自己掏腰包，这点小意思你先收下，回头有啥咱再联系。”王浩天很透，他也不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红包，但他还是很坚决地要把信封拿出来，边厂长顺势把他推下车，小声说：“这大街上，争来争去不好看，我也不去家里了，只当给孩子买点东西。”说着，又让司机打开后备箱，从里面拿出四条玉溪烟塞给王浩天，说：“王主任，我就回去了，这烟你拿着抽，这是万部长专门让我捎给你的。”
王浩天还要推辞，边厂长已经上车走了。他笑笑，摇摇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其实，他的内心深处还是不愿接受这一切的，开始也曾矛盾过，自责过。但他最终还是慢慢地接受了。有一点，他还算把握着一个度，始终不忘群众的问题，一看是很棘手的问题，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沾手的，坚决按程序办事。当然，无论他的思想是什么样子，结果却是一样的，他也收红包，也“吃”也“拿”。要说他境界高一点，就是他不“卡”、不伸手“要”。
王浩天回到家，打开信封一看，整整五千元。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也是他收到的红包中最多的一笔。他有些不安，甚至有一会儿都有上缴报社或退回的想法，但最终他留下了那笔钱。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当初在学校，他一年的工资还不到两千元，如今，他一个月就比那时一年的工资多，但他还不满足，当他看到那晃眼的钞票的时候，心就被泡软了。他也曾这样安慰自己：反正不是自己伸手要的，谁让他给我呢？而那些诸如“不义之财不可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类古训的基本道德，早已被金钱淹没得无影无踪了。
王浩天很快平静下来，心安理得地拿着钱和存折，到门口的银行把钱存起来。然后，提着洗浴用品去澡堂子洗澡。此时，他很惬意地泡在热水里，性病事件的烦恼就有了很大的减缓。他禁不住慷慨道：生活呀，真是不可捉摸，又让人回味无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