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小玲的人生一开始也没什么与众不同：1981年在西安邮电学院毕业，分配在成都市邮电局从事技术工作，因为文笔挺漂亮还时而在省报上发表一些文字，颇得领导的赏识。按一般人的眼光来看，工作稳定，工资不少。时常还有些大大小小的工作宴，着实令许多人羡慕不已。但小玲并不满足这种平淡无奇的工作。她想如果就这样走下去，什么都按部就班，在局里一些年长者身上就可以看到自己以后的影子，生活的结局已被预见到了，多没意思啊。
当时的人们以拥有传呼机为荣，虽然不菲的价格让许多人望而却步，但她凭直觉敏锐地看到腰挂传呼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必然的趋势。于是，她利用自己熟悉通讯产品的进货渠道以及本地维修站情况的优势，毅然办理了停薪留职的手续，成为第一批下海经商的弄潮儿。
很快，一间临街的40平方米左右的门面被装修一新。小玲跑了南方的几个大城市，带回了十几个传呼机。那时候的传呼机的式样还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只有单调的两三种样式。然而依靠比电信局营业大厅所卖的传呼机每个便宜50～100元却和营业大厅保修期相同的优势，十几个传呼机没有多长时间就销售一空。就在最后一个传呼机售出之后，小玲兴奋得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就又奔赴南方。随着进货量的加大以及产品款式的增多，小玲的买卖可谓是红红火火，一帆风顺地发展壮大起来。目前小玲已为自己和家人在成都闹市中闹中取静地买了一处花园别墅与一辆捷达私家车。
如果不是朱小玲的直觉，她到现在也许还做着那份稳定的工作，在已定的人生计划中变老。要想成大事，必须有敏锐的直觉，更要立即行动，勇敢出击。
2.以直觉弄潮股市
马文莉高中毕业后在一家食品厂当普通工人。她赚到的第一笔大额外收入是通过炒卖股权证得来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大多数人对股票、股市还知之甚少，只有一些老人大讲旧社会的股市资本是怎样剥削股民的。但爱读书看报的马文莉根据自己的直觉感，认为新社会的股市是个充满很多机遇的市场，所以当上海股市刚刚开始发售股权证之时，她借了大笔的钱买下许多股权证再转手卖出，结果为她赚来了丰厚的回报。其后她又在第一批股票上市时大笔买入，等待这几种股票飙升时再全部卖出，又狠狠地赚了一笔。
马文莉的成功来得并不突然，在中国大陆有股市之前，她已经在北京的月坛集邮市场摸爬滚打了四五年。最初，她凭直觉认定邮市有利可图，便每天怀揣300元，在月坛集邮市场东转西转，干的是北京人所说的“拼缝儿”，也就是东边买来西边卖，今天买明天卖，靠的都是短、平、快，每天都能有几十元的进项。马文莉靠的是自己对邮品丰富的知识和直觉预测能力，为自己进军股市积累了些许资本。
以后，邮市的大户们纷纷转向投资股票，邮票市场的交易也是平淡如水了。马文莉凭借自己良好的直觉力，毅然投身股市之中，虽然还常怀念“拼缝儿”时的情形，但她很快便骑上了股市的“牛”。
马文莉是第一批进入大户室的人之一。直到现在，她每年都要赚上几十万元。由于她对初期上市股票的情况非常熟悉以及和一些机构联手操盘，马文莉早已成为家底丰厚的大腕了。
现在马文莉每年在股市中做两次买卖，基本是在出中报和出年报的时候，用她的话来讲，股市一年做两次已经足矣，一年也就只有两次有大的波动，凭直觉抓住这两个时机就够一年的花销了。
等待成功的女人们赶快利用自己的直觉吧。
成大事女人必具：
有了直觉就马上行动。
9.抓住机遇，飞上枝头变凤凰
我们认识的明星很多都是导演们费尽心思挖出来的，尤其是那些T台上迷倒万千的模特，她们的机遇让许多做明星梦女孩垂诞不已。
10年前，在非洲最东部某个地方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转弯处，有一位少女站在一群咩咩叫的山羊群中。她苗条修长，几乎裸着身体，皮肤像乌檀木一样闪闪发亮，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当她听见有“强盗”在接近时，便羚羊般地逃回灌木丛中。
陌生人看见她只有几秒钟的时间，然而这一眼使他难以忘怀，他觉得简直是遇上了真正不朽的女子——非洲美女。
他的眼前出现了一种预示未来的幻象：他必须把这位姑娘带到美国去，把她培养成一名摄影模特儿，用时髦的衣裳来打扮她那纯洁漂亮的躯体。
他就是彼得·比尔德，美国著名摄影师。那位姑娘叫伊曼·索马里人，在她的祖国语言中，这个名字是“虔诚者”的意思。
比尔德费尽心机总算取得了牧羊女的同意。她到美国后，第一批有利可获的模特儿合同正在向她招手了，而当时她却胆怯地坐在比尔德的旁边。
记者们向比尔德先生提了一个又一个问题，还有问题吗？这姑娘当然是不会英语的！也许除了一点手势语以外，什么都不会。
关于这位姑娘的故事成了1975年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报道。马路小报《纽约邮报》以“从黑暗的灌木丛到炫目的闪光灯下”为标题载文欢呼；具有政治倾向的正经刊物《时代周刊》认为，这位姑娘使人回忆起肖伯纳笔下的一个故事，故事描写一位像一块未经琢磨的金刚石一样的姑娘；使人想起伊莱扎·杜利特尔的著作《美丽的小姐》；至《新闻周刊》，它极力仿效古典童话的笔调：“伊曼——现代灰姑娘”。
然而伊曼决不是灰姑娘，她有着良好的家世和教育背景，她也渴望成功，这一愿望使他积极地寻找机会，并为之奋斗。
伊曼决不是不通晓语言的——她当时已流利地掌握了5种语言，其中包括英语。她自己感到更像一位政治学大学生。与其说她以尘土飞扬的公路为家，不如说她是跟沾满灰尘的图书馆打交道的。她离开家乡前看到的最后一只小羊羔也不是在羊圈里，而是在内罗华的希尔顿饭店的烤架上，原来，她和这家豪华饭店的一位经理结婚了。
不错，伊曼是个非洲女子，她将在时装公司飞黄腾达。
今天，只要她一想起初到美国时的情景，她就会笑起来，她的舌头总要舔舔洁白的牙齿，这是一种职业习惯，下意识地控制牙齿的珐琅质，以保持一种职业美。
伊曼现年31岁，所有大型时装杂志的封面都刊登过她的照片。其他模特儿的朱颜在轰动一时后很快被人忘却了，惟有伊曼在10周年“就业纪念”以后还是处于登峰造极的地位，而且还在时装表演的步桥上和摄影室里当模特儿。
精致上光的画报《哈珀市场》把她选入美国十大美女；她在奥托·普雷明格的间谍影片《人的因素》中担任了角色，并作为客串明星在美国最受欢迎的侦探连续剧《迈阿密的罪恶》中演出。
按说她应该喘喘气的，享受一下生活的乐趣，可是她总是从一个场所赶往下一个场所：做广告、拍电影、参加迪斯科舞厅开张活动等等。她怨恨工作吗？或者说她怕衰老吗？
“所有的摄影模特儿都怕衰老，”她说，“要是害怕得皱纹，那我们就会因此而得到更多的皱纹。”
伊曼的家在美国曼哈顿地区上流社会居住的时髦的河东区。
她靠在丝绒沙发躺椅上，就着瓶子喝了一口啤酒。住宅是昂贵的，但是装饰得并不阔气。壁上挂着古老的埃塞俄比亚油图，中国瓷瓶上插着棒香，一架黑色钢琴上放着一簇鲜花。她穿着牛仔裤和一件领口开得很大、说不出形状的衬衫，脚上套着室内拖鞋。
她未曾化妆，尽管如此，还是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伊曼能使《华盛顿邮报》那些客观地报道消息的新闻编辑变成崇拜她的抒情诗人，他们写诗歌颂她是“乞力马扎罗山上的太阳女神”。
可是她对自己却另有一种看法。在那些她对自己不满意的日子里，她把自己比作ET（即美国电影导演施皮尔伯格的影片小的丑陋的外星人）。
在较满意的日子里，她觉得自己也不过跟家乡索马里的一般姑娘差不多。她向真主发誓，这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她每天晚上在镜子面前提出的严肃问题：我身上到底有什么迷人的东西？人们上我的当还会上到什么时候？
她经常梦见非洲，梦见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梦见在摩加迪沙城中的大家庭里无忧无虑的童年，梦见她的第一次约会，后来才知道，父母为这次约会向那个青年男子付了钱：姑娘过剩到这等地步，她这只丑小鸭丑到了这种地步。
她也梦见苏丹、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他父亲担任外交工作时和她一起去过的地方。
伊曼在开罗高中毕业时，经历了6天的中东战争。1969年，一次社会主义革命震撼了她的家乡索马里，父亲被召回摩加迪沙，伊曼也回来了。一个17岁的姑娘由于成绩优秀，不久被授予奖学金——到苏联去。她在基辅的军事学院学了一年。
后来，伊曼跟着她父亲到********，在那儿逗留了几个月，于是决定到肯尼亚首都内罗华去学政治学，课余时为旅行社工作——当翻译。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意大利语、英语及俄语，她都会译。她感到孤独，19岁时跟第一个丈夫结婚，他带她出去玩，对她说，她很漂亮。但他们的婚姻很快破裂了。
摄影师彼得·比尔德在一个女朋友那儿看见了伊曼的快镜照片，后来在公路上和她打招呼，对她说，他将把她培养成头等模特儿，尽管她一点不相信他讲的话，但当时她也正在绝望地寻找一个新的开端。比尔德从纽约打电话来，并寄给她一张机票。伊曼决定离开她已陷入的作为牧羊女的糟糕处境，她没有对内罗毕的任何人讲，整理好箱子准备动身，旅行证件过期了，还不得不向经办护照的官员行贿。
来到美国的第一天的印象深深地铭记在伊曼的心中，不仅是因为比尔德把她拖去参加的记者招待会，而且因为当时正好碰上纽约的垃圾工人罢工，马路上充斥着污秽。伊曼想：我是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的，那么这个国家又算什么呢？在以后几天中，她又被介绍到各家高级通讯社去，但她对美国的印象并没有很大改善。
人们用医学的尺度鉴定这块“血肉材料”。其中一个称赞说，“骨骼坚固。”另一位判断说，“脖颈儿挺管用。”当伊曼表演时装时，她听见那些娇生惯养的职业模特儿惊讶地说：“我的天哪，她行呀！这个非洲的‘漂亮小姐’，她有点动人的东西。”“她可以使衣料活跃起来”，老摄影大师霍斯特当时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人们终于也注意到，她还会手势语以外的语言。
别的模特儿必须辛苦地往上爬，而伊曼是一下子登上顶峰的，这难免不引起旁人的恼怒。
白人竞争对手排斥她，有色人种模特儿讨厌她，作为“非洲的******教徒”她夺取了她们在美国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生意。有人还说她根本不是真正的黑人，而是“在杏仁巧克力糖水里浸了一下”，还有人用炸弹和谋杀来威胁她。为此，警察对她保护了四个星期。
后来，她和一位有名的美国棒球运动员结婚，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叫楚莱卡（意为“宝贵的”），凭着严格的自我要求和值得钦佩的本领，她不久又投身到职业中。3年前，发生了一次出租汽车车祸，看来一切都完了：伊曼的颧骨被撞碎，住了3个星期医院，医生们把她治好了。她说，留下的是一根深深地固定在里边靠近左耳的铁丝，每逢乘飞机，这根铁丝老是使安全探测仪发出唧唧声；其次给她留下的是，她认识到飞黄腾达的日子会很快过去的。
从此，她更加辛勤地工作，不再抱怨那些长达数小时的化妆了：用毛笔涂抹，为皮肤扑粉和敷上各种美容脂膏，驯服那不听话的头发。她甚至能忍受摄影师们粗野至极的脾气和女服设计师们故作的歇斯底里腔。她变得更加信心十足，她学会了在嫉妒面前、在持久的“明星战”面前保护自己。
比尔德，这个“可爱的疯子”（伊曼这样称他）唆使她真的骑在动物身上拍近景照，致使一只骆驼曾以愤怒的吐唾对这种类似举动作出反应；她曾用梯子爬到一头长颈鹿身上，不料长颈鹿把头一甩就将她甩了下来，使她摔了个大疙瘩，后来在内罗毕医院检查时，医生吃惊地问：“怎么回事，长颈鹿打你了？”
伊曼的未来目标听起来一点儿也不迷人：她要让女儿好好地受教育，要多给女儿温暖，和她丈夫离婚后，这一点就更为艰难了。她要出一卷非洲童话集，这些童话是她收集和记录下来的。如果行的话，她很想再干两三年，再赚点钱，再买一点地产，使未来有所保障。
“没有问题的，”伊曼的代理人、《精华》时装杂志负责人约翰·卡萨布兰卡说：“一个有色女人的皮肤不会像一个白种女人的皮肤衰老得那么快，伊曼大可继续保持她的首位。她就像一件黑色的开司米羊毛衫，她永远不会丧失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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