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从环保官员到NGO的践行者——邓仪
草海是云贵高原上的一个天然淡水湖，以水草繁茂而得名，是鸟类越冬的栖息地。解放后放水造田，八十年代国家关注环境保护，决定恢复草海。1985年草海综合性保护区建立，92年升级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了珍稀鸟类的乐土。
1987年邓仪从贵州大学环境管理专业毕业，进入保护区管理处工作。
邓仪热爱自然，大学刚刚毕业的他对环境保护的看法还很简单，觉得“保护区里的一草一木都不能破坏”就是保护环境。保护区内鸟类繁盛，水草丰美。可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当地农民的生 活就显得紧张了，为了养家糊口，农民不得不向保护区要土地，要吃的东西。为了增加土地，农民把草海周围的植被全部毁掉，开出荒地。春天老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许多老百姓就下湖捕 鱼。冬天，林子里的珍稀鸟类又成了农民的目标。1987年后，当地百姓破坏保护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因为职责所在，邓仪和同事们不得不出面制止。第一次农民还听话，第二次就吵嘴，第 三次就动手，第四次就狠打了，最后发展为保护区工作人员和当地村民互相打架。春天要和捕鱼的农民打，冬天要和猎鸟的农民打。黑颈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可是在当地人眼中却是偷吃 庄稼的“野鸭子”。当地农民吃了黑颈鹤，还振振有词地告诉邓仪：“如果我用我的菜养了一只鸡，那么这只鸡我应不应该吃？你看这些野鸭子吃掉了我的菜，我把野鸭子吃掉了却犯了法， 那么我的菜该由谁来赔偿呢？”一度，邓仪和同事们被上千村民举着石头、棍棒甚至斧头包围起来。
通过长期和农民的交往，邓仪开始真正了解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压力。他的环保思路也慢慢发生转变。“以人的生存权利为代价的环保注定无法持续。”环保并不能让老百姓饿肚子。当地 农民原来人均有3亩土地，后来为恢复草海水位，淹掉了大量农田后每户农民只有不到1亩土地。自然要保护，老百姓也要保护。要让当地人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使当地人从环保中受益。后 来在国际鹤类基金会的建议下，邓仪改变了工作方式，帮助农民了解到可持续发展的挣钱方式是什么，当地的优势是什么，通过保护环境改善自己的生活。把生存的压力不是简单的推给自然 ，而是让他们学会如何通过保护得到收益。
效果最好的是簸箕湾。当地农民把全部区域封闭起来，77户轮流看管，不让任何人进去，是当年草海保护区中唯一有鸟繁殖的地方。农民们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受益。
23年前，他作为环保官员走进草海，开始的是“与老百姓打架的环保”，后来尝试自然保护与社区扶贫相结合的环保方式。如今草海保护区一直努力通过多种形式的项目实施来推动环境保护 与社区发展。
2004年邓仪出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副秘书长，继续探寻中国民间NGO之路。
人物二：给心灵一片栖息地——陈旭军
1991年陈旭军毕业于杭州大学金融系，之后担任过银行国际业务部经理、投身过房地产，但发现这些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2002年，陈旭军负责建造一家五星级度假村。为这个度假村起名 时，大家争论不休。陈旭军说：“就叫十字水度假村吧”因为当地就叫十字水。他的理念是：“生态旅游必须尊重当地文化，而地名是本土文化的载体，从营销上也有利于客人的寻路。”他 的建议得到客户的支持。陈旭军从此产生了生态旅游的构想。
2004年夏天，陈旭军作为南岭中恒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来到南岭。南岭是一个林区小镇，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距广州285公里。这里的温度比广州低八度，“在一个什么都讲究 快速发展的年代，这里却像一个故事，缓慢地，带着岁月印记，娓娓流淌。”陈旭军的任务是开发，但他更在乎的是为自己的心灵找一片乐土，为当地人建一座舒适的家。随着一条生态公路 在南岭公园内建成，改变了小镇贫穷的状况。林业局的旧招待所没有被简单的拆除，而是被装饰一新。陈旭军说：“如果你认为建筑是有生命的，你就必须持一种尊重。”老招待所的服务员 也被他全部留下，因为她们面对客人时羞涩而动人的微笑是自然的一部分。为推动当地社区的发展，公司资助退休林业工人冯谷兴开家庭餐馆，但要求是不管生意多好，都不能超过4桌，以免 太商业化。陈旭军还打算帮助精通中药的老黄开个中药铺，会做豆腐的老成开个豆腐小卖部……
陈旭军和他的同事走进当地人身边，听他们聊天，记录当地普通人的口头历史。他心中的自然、生态也包括与自然同生共长的南岭人。后来他不再把居民全部搬迁到河对岸，而是把他们保留 在社区内。酒店的每个房间里都有一本南岭口述历史的小册子《南岭为什么》。书中记录的是几十名镇上老人的思考和回忆。
陈旭军本人一年有大部分时间就住在山坡上的一间老式工人房中。看书、听音乐、写博客。他把散步途中拍下的花草、田野里的稻草人、小学操场上经过的两个孩子、停在吉普车上的螳螂都 写在博客里。在南岭他找到了久违的幸福、自由和快乐。“南岭是如此地丰富和独特，很多梦想都可以在这里实践，这是我一辈子待的地方，南岭就是我的命。”
人物三：留守儿童的阿妈——田金珍
田金珍，年过四旬，湖南省花垣县腊乙村普通农妇，小学二年级文化程度。丈夫去矿山打工后，田金珍负责全家人的生活和两个孩子的教育，除种一亩地勉强自给自足外还要捡破烂补贴家用 。2004年，田金珍让大家刮目相看，因为她自筹资金、自编自导拍摄了电视剧作品《千里寻母记》，引起社会对一个特殊群体的关注：农村留守儿童。
从九十年代初就开始的民工进城务工潮，发展越来越壮大，波及了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影响到沟沟坎坎的无数家庭，这些家庭里的孩子成了有父母的孤儿。据不完全统计，在外务工留下的 孩子有2000多万。
2001年，皮肤黝黑，一顶斗笠，一袭苗装的田金珍在收破烂时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在一间破败不堪的木屋里，她发现了一个小男孩。他的头发、脸都脏兮兮的，裹在一团发黑的烂棉絮里，正 做作业。原来这个男孩的父母去广东打工已经三年没回来了。几个月后，又遇到了一对小姐妹，小的晕倒在地，大的蹲在一旁哭。田金珍赶忙扶起小姑娘给她找水喝。这对姐妹的父母也是出 去打工一年多没回来了。两个小姑娘和80多岁的奶奶一起生活，后来听说妈妈在矿山打工就走了几十公里山路想去找妈妈，结果不仅没有找到还累晕倒了。一个个可怜的孩子深深刺痛了田金 珍的心，她也是一名母亲，曾经也是个孩子。她要把孩子的心声告诉他们的父母，帮这些孩子把父母找回来。影像是最容易传播和实在的，田金珍竟然决定拍一部电视作品，叫《千里寻母记 》。可是除了一个看来不切实际的想法什么都没有。
田金珍没有放弃。她先后3次步行100多里找到会制作光碟的摄影师傅，请他帮忙。师傅被她所说的情况感动了，愿意帮她完成这个心愿。田金珍让女儿和亲戚家的小男孩当演员，自己负责导 演、化妆等其他事。为了筹措拍摄制作费用，田金珍背着丈夫卖了自家的猪，凑了两千块钱。
“《千里寻母记》讲述了一户普通苗家农民的故事，父亲外出打工却没有拿回钱，母亲责怪他在外面大手大脚地把钱花光了，于是不顾孩子们的挽留，毅然踏上打工之路，从此，舀无音信。 只剩姐弟俩相依为命，四处流浪，千里寻母。片子结尾，两个孩子并没有找到母亲，而是被好心人送上回家的汽车……然而，家中凄冷依然，父母并无下落。”
一位农村大嫂，凭着一份爱心，拍摄了一部电视片，影响了很多人。通过这个片子，更多的人知道了深山里孤独的孩子，社会的温暖洒向大山的背后。留守儿童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新闻媒体 也陆续来到这个小山村。
田金珍虽然唤起了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可发现这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把孩子们的父母找回来并不能解决办法，于是田金珍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来照顾留守儿童。她把村里的留守孩子接 到自己家里，给他们洗澡、洗衣、理发、讲故事。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田阿妈”。
年度人物
飞速发展的社会，让人们日益物质化，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心灵。比如原本让人们远离喧嚣、回归宁静好好休息的度假村推倒了原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了当地人原本宁静的生活；比如中国长期 的环境保护在经济压力（有的时候是生存的压力）和环境利益之间徘徊迟疑；又比如广大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本意是改善生活，让后代能否享受到发展的好处，可是他们离家本身就伤害了孩子 们的健康成长。种种矛盾，让2000年之后的中国人心灵越来越难以平静，思想越来越纠结。
有个小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在海滩上旅游，看到一位渔夫懒洋洋地躺在沙滩。他就问：“你为什么不出海打鱼呢？”渔父反问：“打鱼干什么？”“打鱼卖钱，你就可以买大船，买更多的船， 打更多的鱼，赚更多的钱啊。”“赚那么多钱干什么？”“赚了钱就可以和我一样四处旅游，在海滩上晒太阳啊。”渔父问他：“我现在不就在晒太阳吗？”
人们在奋斗的途中，突然发现自己与目标渐行渐远了。
怎么办？本年度的三个人物都在不同的方面尽自己的力量进行了梳理，做了尝试。他们是成功的，也是值得外人尊敬的。心灵回归的旅程还远没有结束。我们才刚刚发现诸多的问题，如何解 决还需要长期的探索。但认识到心灵问题本身，就是进步。这点可能是中国人在2004年最大的收获。
大史记
2004年有三件事情比较有意思。
首先是都市里的“白领”们婚配越来越困难了。本年度有传言说：“王子们都开始隐居了，女人们看见的都是白马。”未婚的大龄女白领们被称为“白大荒”。白领婚配困难有他们往往受教 育程度高，长期学习削弱了他们的婚恋以外，更主要是工作的繁忙、生活节奏的加快。北京CBD白领就曾感叹：“你永远不能休息，否则，你就永远休息。”因此，婚姻并非他们的首要需求， 而等他们有婚姻需求的时候却发现困难重重了。
2003年的大学“改名”“建楼”风气很重。有位求职者抱怨说：“我的小学、中学、大学，现在都不是我上学时的名称，搞得我写简历很麻烦，要加上长长的注解。”复旦大学给来访的耶鲁 大学校长深刻的印象：“复旦大学的王校长说，下面18个月将建起那些楼供11000多个学生住，我当时想，11000学生，这几乎是我们耶鲁全部学生的数量。——中国的教育改革给他的印象非 常深。”专科学校争取升为本科大学，学院争取升为大学，大学在朝“综合性大学”迈进，都在追求又大又全的办学规模。而学生的就业和能力则遭到了社会的质疑。有大学生面对大学生文 字能力下降的批评，抱怨说：“平时专业课、实验、学位、英语忙得够呛，甚至没有时间找女朋友，哪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什么《大学语文》？”
和大学生文字能力下降似乎有关联的是，中国人的阅读率在下降，降到了50%以下。也就是说，在一年时间里，100个中国人中不到一半的人拿起书阅读过——这其中大部分是不得不阅读的学 生、学者和文字工作者。有人批评阅读率的下降是因为市场上没有值得一读的好书：“宋人黄庭坚曾说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张爱玲也这样说过，可我已经4年没怎么好好买一本书了。 ”阅读和出版，在中国同时遭遇了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