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全球响彻东方红——“东方红”
1970年4月24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一次发射成功。中国迈入了“太空俱乐部”，更重要的是卫星从太空向地球不断播送《东 方红》乐曲，振奋了人心。
早在1958年，中国科学院就开始卫星研制工作，为了保密取代号叫“581任务”，意思是1958年的第一重要任务。中国科学院专门成立了581组，集中钱学森、赵九章、卫一清等人集中攻关。
客观的说，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发射卫星的实力。中国科学家纯粹是白手起家，把卫星从想象中落实到实物上。他们面临的第一项困难是人手不足。靠国家分配的大学生远远满足不了科研的 需要。于是，1958年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全院办校，所系结合”，自己办学校培养需要的人才。于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诞生了，开始专门培养新兴学科人才。同时，军队召集了数千复员技术 兵，铁道部调拨熟练的老工人，加上不多的科技人员，中国开始向外太空冲击。
南京大学毕业的潘厚任就是最初进入科研队伍的年轻人之一。他拎着几件行李告别故乡苏州来到北京，加入了当时绝密的“581小组”。“什么都不能对外说，家人、同学都不能告诉，信箱什 么的都是代号，和家人说起来只能说去中科院上班，记事的笔记本都要上交。”
卫星研制开始不久，就遇到三年困难时期，计划不得不延期，转向基础科学研究。1957年到1965年期间，苏联、美国、法国相继发射卫星成功。1965年，中国在依旧困难的情况下决定重启人 造卫星计划，代号“651工程”。1970年，人造卫星研制终于结出累累硕果。1月，第二枚两级火箭发射成功，一二级火箭分离成功，火箭高精度击中目标！2月，“长征一号”火箭乘专列安全 送达发射基地。在基地里，直径1米，重173公斤，72个铝合金面同时闪闪发光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正在安静地等待着发射升空。之后，发射队伍在采取两步走还是一步到位的发射方案上发 生分歧，结果日本在2月11日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大隅号”！4月24日，中国采用一步到位发射方案将“东方红”送上了天空。
在“东方红”卫星的发射过程中，中国方面很关心政治影响问题。一天深夜，担任总体设计组副组长的潘厚任等人被钱学森叫去。钱学森提出：“卫星放到天上到底能不能看见？”潘厚任回 答：“这个星的直径1米，亮度相当于7等星，在天气、光线都好的情况下，人的肉眼最多只能看到6等星，也就是基本看不见7等星。”人们“看不见”卫星可是个大问题，必须解决。最后， 大家在火箭上找到了办法。“为了让大家看到，后来在末级火箭上加了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围裙’，卫星上去之后，末级火箭脱离，‘围裙’撑开有几十米，大面积反射太阳光，与卫星一 前一后，速度轨道差不多，容易看到，所以大家当时用肉眼看到的是带着‘围裙’的末级火箭，并非卫星本身。”
人们“看得见”后，能否“听得见”又成了大问题。卫星绕地球转的时候，地面上的人们能否用收音机收到？潘厚任用了三个月时间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他得调查地球上都有些什么收音机 。于是，潘厚任调来了全世界各种类型、最先进的收音机。通过对每台收音机的测试，潘厚任推算卫星需要发射的功率有多大，最后懊恼地发现如果要让普通收音机收到，必须在卫星上装发 射机，卫星的重量将超过1吨。火箭的运载能力根本不可能把那么重的钢铁送上太空。最后，研制队伍采取了地面站转播的方式。所以后来，中国人在广播中收到的“东方红一号”发回的“东 方红”歌曲其实是地面跟踪站转播的卫星信号。
最终，“东方红一号”成功升空，向全球播放《东方红》。报纸配上标题《人造卫星游太空，全球响彻东方红》。这既是科技的胜利，又是政治的胜利。因为化学电池寿命有限，“东方红一 号”设计的工作寿命只有两周。在太空飞行一个月后，地面就与它失去了联系。
人物二：在祖国的草原上——张勇
“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红旗如海绿浪无边。红太阳光辉照亮牧区，我催马儿飞向前……”这熟悉的曲调改编自插队内蒙的天津张勇日记《我爱祖国的大草原》。她和她的青春永远留在了祖 国的草原上。
1970年6月，克尔伦河的汛期来了，水流湍急、青草茂密。天津知青张勇负责放牧生产队的一千五六百只的二岁子羊，要抓紧时间把羊群喂养得肥肥胖胖的。
3日，张勇把羊群驱赶到广袤的草原上，途中遇到了同样放羊的知青周萍、刘桂珍。午后，三人告别，张勇把羊赶到更远的地方去放牧。晚上6点，生产队收羊。平时都准时赶羊回圈、工作认 真仔细的张勇却没有出现。意识到情况不对的牧民们赶紧四处寻找，在克尔伦河岸边找到张勇摆放好的衣物……望着水流激烈的克尔伦河，人们猜测张勇是为了救羊，跳下河去了。可是，人 们沿着河岸寻找，就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新右旗政府连忙给张勇的家乡天津市河西区政府发去了电报。河西区政府派人通知张勇妈妈说：“您闺女出了点事。”张勇的妈妈很刚强，马上 想到的是：“给没给我丢脸？”通知的人回答：“没有。”张勇的妈妈松了口气，这才想起：“好，我姑娘没了。”第七天，张勇的尸体在事发地点几十华里外的河湾沙滩上被发现了。也就 在这天，张勇的家人赶到了呼伦贝尔盟。张勇救羊牺牲的事迹迅速传遍了草原，人们为她修建了高大宏伟的坟墓。
张勇，原名张长珍，1951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工人家庭。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改名张勇，并在1968年中学毕业后积极响应上山下乡。1969年4月她来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额尔敦乌 拉公社白音宝力格生产队，成了一名牧民。在草原上，张勇吃苦肯干，积极劳动，很受牧民和知青的赞誉。
张勇牺牲后，成为一位新的榜样。黑龙江省批准张勇为革命烈士，并作出《关于学习张勇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媒体掀起了宣传张勇的热潮，将她赞誉为扎根农村奉献青春的知青的典型。 张勇日记也成了青年追逐的畅销书。
改革开放后，开始有人质疑：人和羊，到底哪个重要？在70年代，国家和集体在人们心中的分量是最重的。个人利益甚至生命，都要听从国家的召唤，服从集体的需要。每一个走过70年代的 人都不会觉得张勇的牺牲没有价值。
年度人物
“东方红一号”是我们国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举全国之力创造出来的伟大结晶。
新加坡《民报》事后评论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天外飞来的音波，不但震荡了举世的人心，也使美、苏两国闻之相顾失色。”因为，“东方红一号”在质量等参数 上远远超过了美苏等国的第一颗卫星。更重要的是，中国是在极端困难，相关人员做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把卫星送上天的。其中的艰辛，其中为国奉献的无私无畏，只有中国人才能体验 。“东方红一号”成功上天后，从北京长安街到上海外滩，从大兴安岭到海南椰林，人们都仰头观望，希望能捕捉到卫星的身影。卫星极大振奋了中国人的精神。
因为勇敢无私的中国人的坚持，中国在浩劫年代依然取得了众多建设成果。本年7月1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成昆铁路北起四川成都，南抵云南昆明，彻底结束了四川闭塞的历史，并贯通了 西南郊坛。铁路全长1100公里，仅隧道和桥梁的总长数就达400余公里，有些地方车站也延伸到隧道内。成昆铁路是三线建设的重要成果。同年，三线建设初具规模，不仅改善了西部交通落后 、基础工业薄弱和资源开发程度低下的状况，还初步建成了门类齐全、规模不小、产学研兼具的工业体系——国防工业为主。
中国人，尤其是当年在读的中小学生，印象最深的可能是野营拉练。当年，国家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消极估计，决定在学校、厂矿展开野营训练，让大家居安思危，搞好战备。多数学校和比例 不小的厂矿，军事化编组师生和职工，全副武装——假枪空枪居多，长期长途奔波，夜宿农家野地。学生们在开始的时候，还把野营拉练当成郊游。夜宿农家打地铺的时候，孩子们还帮忙打 扫庭院、挑水劈柴，深夜了还有孩子们互相串门聊天。这些都是在城市里体会不到的。随着拉练的距离越来越长，强度越来越大，学生们渐渐挺不住了。拉练最终变成了艰苦的奔跑，奔跑到 不确定的目标，然后比谁的脚底水泡多水泡大，最后是一场苦笑。
全国都在野营拉练，不同的队伍穿梭在四通八达的道路上，全中国都在不断的奔跑。
1974年下半年后，野营拉练才逐渐淡出中国人的生活。
大史记
1970年，大专院校开始重新招生。不过学制要缩短，学生从工农兵中选拔，由各地推荐产生。这就废除了考试制度，一个人可以凭“组织推荐”走进象牙塔。结果，1970年入学的大学生以解 放军基层指战员和工农英模人物为主，虽经各地党委政府推荐，政治上可靠，工作积极上进，但文化水平和素质参差不齐。比如北大1970年招生2665人，其中高中程度的171人，初中2142人， 小学79人。上课后，尽管学校大大削减了课程，降低了教学要求，还是有许多学生听不懂老师讲什么，许多人不会做课堂笔记。北大甚至发生了学生上了几天课后逃回家的情况。最后，北京 大学安排中文系老师给新生进行语法辅导，让新生从基础开始学起。
1970年的大学生获得了一个特殊的称呼：工农兵大学生。虽然工农兵大学生只在特殊的年代存在短短的七年，但在之后的许多重要岗位上不乏他们的身影。
推荐上大学和当时的凡事论“家庭成份”，暗示着笼罩在社会上的“血统论”。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导致了社会的分裂。
1970年，人们的穿着整齐划一，满街军装、中山装或者列宁装，颜色以黑灰蓝绿为主。但人们可以拥有一个“正确”的装饰物：手表。当年，中国最大的手表厂上海手表厂生产了228万只上海 牌手表。中国手表消费开始摆脱依赖进口的历史。上海牌手表因为品质优良，屡获荣誉，是公认的“中国第一名表”。在那个年代，买手表要凭票，“第一表”上海牌手表就成了身份的象征 。据说，“如果没有上海牌手表，就没有姑娘会嫁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