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天上的修路者——张福林
“有一段历史,波澜壮阔,惊天地,泣鬼神.11万藏汉筑路军民跨怒江天险,攀横断山脉,渡通天激浪,越巍峨昆仑,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川藏,青藏公路上,创造了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其间,三千英 烈捐躯高原,万名志士立功受奖,卓越功勋彪炳千秋,永载史册。”（《西藏日报》：矗立在“世界屋脊”的丰碑）
1954年以前，西藏地区除了拉萨城内的一点土路外，没有一条公路。千百年来，除了少数人翻山越岭进出之外，占中国领土八分之一的西藏地区几乎与世隔绝。 “唐蕃古道人背畜驮，栈道溜 索独木舟”，反映的是西藏真实的交通面貌。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进藏，边前进边修路，开启了西藏公路建设的序幕。24岁的河南扶沟人张福林是53师159团3连小炮班的班长。他1948年参的军，从太原打到西南，两次荣立一等 功，进军西藏途中被转入后方部队，放下炮弹拿起炸药，转行当了筑路爆破兵。
西藏是世界筑路史上的禁区。西藏高原海拔高，身体差的战士需要拽着牦牛尾巴才能爬上去，一到山上就喘不过气来，脸就漆紫的，不要说筑路，连行动都有困难；沿途四五千米以上的大雪 山就有雀儿山、加皮拉山、达马拉山、冷拉山等16座，宽120米以上的河流有雅砻江、金沙江、怒江等4条，还有排山倒海的流沙，穿越席卷而下的冰川，穿通遮天蔽日的森林，举步难行的泥 沼，而筑路大军对此一无所知。可时间不等人，进驻西藏的大军急需后勤给养，战士们已经开始挨饿，外面迫切要运送人员物资入藏，全国动员起来的八百多辆汽车还只能趴在后面待命。筑 路成了不可能但又迫切的任务。
张福林所在部队负责修筑的是从雅安到达拉萨的公路。雅安是当时西康省的省会，这条路就叫康藏公路（现名川藏公路）。据当事人回忆，那时这条路就像烂肠子一样。战士们没有任何机械 ，工具也很少，除了靠人拉肩扛，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大铁锤了。每天，工地上都上演争抢铁锤的战斗，战士们一上工就抢，抢了就不放下。连长命令铁锤晚上一律收回，于是抢到的人干脆抱 着铁锤睡觉，根本不听连长的命令。事实上，在高原缺氧环境下抡铁锤很费体力，每一锤消耗的体力是平原的数倍甚至十数倍。战士们苦中作乐，开展了轮铁锤比赛。战士杨海银一个人抡了 一千锤，被称为“千锤英雄”。
除了工具奇缺，战士们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高原的土是和岩石一样坚硬的冻土。战士们挖土挖得手上都是血泡，血泡裂后粘在镐头把上，时间长了工地上镐头手把都是黑亮黑亮的；每天都 吃水煮面片，高原风大，气温低，常常吃到一半，剩下的面片就给冻住了；晚上睡在帐篷里，极度严寒能将鞋冻入土里，第二天怎么也拔不出来。长期恶劣的环境让很多战士患上了关节炎和 疥疮。并不是上级不关心筑路工人，而是实在是缺路，物资运送不上来。朝鲜战争打响后，分配给筑路的有限物资更少了。
高原施工还非常危险。高强度的反射光让许多战士们得了雪盲，眼睛红肿流泪。战士们坚持劳动，看不清楚就用小木棍把两个眼皮支起来，结果雪盲越来越严重，眼睛瞎了。即便这样，瞎眼 的战士也不愿意下去休息，看不见东西就请求搬运挖出来的土。工地的土倒到悬崖下面，瞎眼的战士测量了工地到悬崖的距离，在腰上栓好同样长度的绳子，倒土的时候把生命拜托给这条绳 子。康藏铁路要穿过横断山脉，这里俄一系列高山有江无岸，就是一面面悬崖绝壁夹着一条条激流汹涌的大江。筑路战士就拴住腰从山上荡下来，一锤一锤地捶打悬崖峭壁，捶打出一条路来 。因为缺乏地质水文资料，战士们曾遭遇塌方泥石流，眼睁睁看着辛苦修筑好的路塌陷或者淹没在泥石流中。康藏公路即将完工时，曾有一个排的战士被泥石流淹没。
1951年12月10日，雀儿山工程进入了最后攻坚阶段。雀儿山海拔5000多米，拦住西藏重镇昌都前面，自古人烟绝少，终年积雪。雀儿山由冷硬无比的板岩组成，打通雀儿山就要开凿巨大的土 石方。爆破是最好的方法。每次爆破前，张福林都要最后检查装药是否合适。
这天中午，张福林抓紧吃饭的闲空去检查下午的爆破准备工作。突然，一块两立方米大的石头从松动的岩壁上滚落下来，重重砸在张福林的腰部和右腿上。战友们赶紧上去把他抢救出来。起 初张福林还很清醒，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来（约四五万旧币），交了最后一次党费。战友要给他打针抢救，张福林拒绝了，说留给其他的同志吧，说完就昏迷了。张福林牺牲后，战友们从 他的遗物中清理出来有一些菜种子。这是张福林听说西藏缺菜，让人从老家寄来的，准备将来种在西藏高原。18天后，公路通车，第一个车队从雀儿山上开过来时，司机们用长长的汽笛向张 福林致以深深的敬意。
1952年，张福林被追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追记一等功，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张福林班”。
与康藏公路同时，从青海出发的青藏公路也在抓紧施工。青藏公路征服了唐古拉山和沿线三分之二“人类根本无法生存”的山区，和康藏公路在拉萨会合。一共有11万名解放军战士，费时4年 ，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修筑了总长4360公里的“天路”。1954年12月25日下午1点，350辆汽车分别从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汇集到拉萨布达拉宫广场。广场上举行了庆祝大会，3万多名 与会者全体肃立，向牺牲的筑路战士默哀。张福林和三千名战友长眠在公路沿线。
千百年来与世隔绝的雪域高原从此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
人物二：“我也去了趟老莫！”——王兆忠
大胖子的苏联厨师“教了我们基本菜，莫斯科红菜汤、奶油莫斯科烤鱼、高加索鸡片汤、首都沙拉。现在有些菜的烹饪方法变了，但基辅鸡卷的烹饪方法五十年都没有变。”
1954 年，苏联专家设计的北京展览馆建成开业。站在西直门的城门楼望过去，除了树木阴郁的动物园就是低矮的平房，北京展览馆那高耸的主楼尖塔和塔顶那颗硕大的红星，直插云霄，醒目 ，极具震撼力。
17岁的河南小伙子王兆忠在这一年来到北京，成为展览馆院内“莫斯科餐厅”的一名服务员。王兆忠原来在农村学做首饰，因为农村不兴做首饰了，也就失业了。“我通过熟人知道北京展览 馆正招人，收拾铺盖就来了。当时招工没有什么手续和面试，我就成了‘老莫’（莫斯科餐厅的别名）的人。起初的半年，我们上班进餐厅都戴胸章，就是指甲盖大小的工作证，胸章上写着 ‘苏联展览馆’。到餐厅正式工作后，我被分到供应科，一天到晚的工作就是把从苏联进口来的烟、酒、糖果、铁盒点心往地下室仓库运。我记得苏联点心的包装是特别精致的。”
餐厅建立之初，厨师长是苏联人，后来才换成中国人。1956年，莫斯科餐厅第二次聘请了苏联厨师长，目的是培训王兆忠等人做西餐。“当时请了三个苏联专家，两个厨师负责教烹饪，一个 食品营养卫生专家负责讲理论，她每天讲两个半小时。我被领导分配学‘汤锅’，正规说法是‘汤菜’，正餐的第一道菜。”中国厨师向苏联厨师学习，苏联厨师也学习中国菜的做法。那个 大胖子的苏联厨师“教了我们基本菜，莫斯科红菜汤、奶油莫斯科烤鱼、高加索鸡片汤、首都沙拉。现在有些菜的烹饪方法变了，但基辅鸡卷的烹饪方法五十年都没有变。”“大胖子还跟我 们这边的老厨师长学做糖花。”
这时期是莫斯科餐厅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莫斯科餐厅和友谊宾馆、西苑大旅社一样，成为中苏蜜月期苏联专家专享的场所。同时莫斯科餐厅还承担了诸多大型国事活动，苏联驻华使馆的大 小宴会也几乎由莫斯科餐厅包办。
莫斯科餐厅又红又专，成为中国最著名的红色西餐厅。加上它来客规则之高，菜价偏高（炸虾一对1块2毛钱），所以来“老莫”就餐成了权力、时尚的象征。普通人去吃顿饭仿佛就是出了回 国。当时，《北京晚报》刊登了一幅照片：一个年轻人得意地举着叉子，配图文字是“我也去了趟老莫！”50年代莫斯科餐厅常常是“2000人同时在展馆中央大厅就餐，几百号员工都要出动 ，带着锅碗瓢盆，甚至连桌子都要拉过去”，至于上百人排号等座更是常见。
1966年，北京展览馆被红卫兵占领，莫斯科餐厅受到冲击。迫于压力，餐厅的西餐师傅们转做烧茄子、京酱肉丝、蛋炒饭、盖浇饭接待红卫兵，厨房甚至用铲车来铲饭。动乱年代，莫斯科餐 厅成为北京唯一对外营业的西餐厅。“老莫”表面上风光不在，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了特殊的感情。动乱年代赋予了餐厅更深层次的意义。莫斯科餐厅一方面意味着物质贫瘠年代残存的美 食和享受，另一方面又保留着人们对中苏友好时代的回忆，那是一个相对繁荣安宁的年代。对于那些原本地位崇高现在被打倒的人家和子弟来说，“老莫”是他们追忆美好时光、渡过煎熬岁 月的圣地。大批失落的年轻人，包括身穿蓝衣的干部子弟、身穿绿衣的军队大院子弟，都来“老莫”宣泄、憧憬、畅想。一些人故意找茬发泄，在餐厅演绎了许多打架闹事的故事。
改革开放后，莫斯科餐厅的光环逐渐褪去，面临的竞争越来越大。如今，莫斯科餐厅周围方圆几百米内有十多家叫得上名号的中西餐厅，全北京的餐厅就更多了。比莫斯科更大更好更专业的 也多了去了。现在的“老莫”是一家以怀旧为主题的餐厅。
年度人物
1950年代是中苏友好，高唱“同志加兄弟”般的友谊的“蜜月”时代。
莫斯科餐厅是中苏蜜月的见证者。
顾客走过圆穹形的深咖啡色门廊，就见到了铺满四方桌的大厅。大厅中央有座小喷泉，高达7米的天花板上挂着华丽的镀金大吊灯，四个青铜大柱如主心骨一样立于中央。大厅的两边是四扇对 称的巨大透明玻璃窗。这一场景不知留在了多少中国人的记忆里。
中国人在吃着苏联餐点，听着苏联音乐的同时，也接受了来自苏联的各种援助，接受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苏友谊万古长青，人们 觉得这些话是天经地义的。的确，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支持，帮助新中国渡过了最初的难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阿廖沙、喀秋莎、保 尔、李森科、高尔基等名字连农村大妈都挂在嘴边——虽然不一定知道是谁。莫斯科来的阿廖沙似乎就是胡同里弄中的邻家男孩。回头看这段历史，当年过于浓厚的感情色彩掩饰了许多事实 。苏联对中国的支持是分段的、有条件的。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后，苏联才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力度，从资金、物资到技术、管理，全方面支援中国快速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提供的贷款 军事用途大于经济用途，并且往往带有附加条件；中国输送给了苏联大批战略物资，作为对苏联援建项目的补偿，并在1965年还清了所有苏联贷款。
即使在蜜月期，分歧的地雷也已埋下。如何平衡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关系是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难题。尤其是苏联难以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地位转变，中苏蜜月关系 到1960年代初就彻底结束了。
大史记
50年代的少年儿童在红旗下快乐成长，胸前佩戴着红旗的一角：红领巾。
本年的6月1日，团中央通过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中国少年儿童队组织发展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学校为少先队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活动：体育游戏、文娱活动、培植花草、采集标本、饲 养动物、短期旅行、参观访问、文艺晚会、夏令营和各种比赛等等，并组织少先队员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和社会工作。当年7月、8月，团中央在山东省青岛市举办中国少年先锋队夏令营。这 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举办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少先队夏令营。在北京，景山公园被改建为了北京市少年宫。加入少先队、戴上红领巾成了中国一代又一代孩子上学后最初的努力目标。
3月1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通知。通知“正式规定在每天上午和下午工作时间中各抽出十分钟做工间操”。同年，第一套少年广播体操公布。从儿童 到成年人，社会提供一种积极健康的、有组织的生活方式。当然，所谓“积极健康”的标准是劳动人民的标准，不是旧中国享乐式的、追求名利的生活方式。在提倡新方式的同时，社会已经 对旧方式进行了改造，比如改造妓女流氓、游手好闲者和富家子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1954年，被誉为“中国保尔”的吴运铎发表了《一切献给党》，代表了与旧的追求物质享受和个人名 利的生活态度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同时，吴运铎发表文章号召青少年做一个“善于管理自己”的人。自我的思想斗争、“狠斗私念一闪间”开始变为中国人的思想常态。
1954年还有几个“第一”值得说。4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入中印外交公报，从此成了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外交有别于其他国家外交的鲜明旗帜。每个大国都需要有鲜明的 外交旗帜，中国在1954年亮出了这面旗帜。整齐的海军方阵和空军方阵出现在了1954年国庆阅兵上。伞兵方队业亮相了，但并没有跳伞，而是整齐地走过天安门广场。而骑兵部队最后一次接 受检阅，不再是一个独立兵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