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写E-mail给南希，询问她是否认识一个叫杨梅的作者。我在西雅图图书馆读书俱乐部的网页上看到一篇署名杨梅的文章，因为他在海上工作，我就想采访他。南希是当地中文报纸的副刊主编，可能认识他，或者给我一些线索。
那是6月底的西雅图，气温一直上不去，月初还下了一场雪，可谓千树万树雪花开。夏天是去阿拉斯加的好时光，旅游也好，捕鱼也好，阳光下的白云冰山蓝海，光芒四射，好像水晶宫一样。杨梅快走了吧？每年夏天他都去阿拉斯加，已经连续二十多年。我想赶在他离开西雅图之前和他取得联系。
后来我得知，杨梅并不是坐船去阿拉斯加的，也不能一边工作一边游览风景优美的冰山雪川。大海的概念，对于普通人来说，充其量只是海滩，只是站在陆地上看到的一条边沿。即便乘风破浪坐船出海，也只是在海岸线附近的三海里左右。然而杨梅去的是曾经有海盗出没的地方。因此，我对他二十多年的海上生活充满了憧憬，想象着真正的海洋必定是传奇般的历险。
南希回信那天正巧出了太阳，我坐在电脑前打字，阳光暖洋洋地一直在背后爬。
南希回信说：“我认识杨梅。”“这么巧！”我在心里说。南希写道：“杨梅是我的丈夫。”我张大了惊愕的眼睛和嘴巴，只觉得一个遥远的长镜头瞬间变成了特写，好像一个久违的朋友一下子跳到我的面前，让我惊喜一番。南希说：“杨梅走了，等他回来再说吧。”“好”我说，“等他回来。”
二
飞机从西雅图起飞，把杨梅和他的伙伴带到阿拉斯加最大的都市安克拉奇（Anchorage），再换飞机到达靠近阿拉斯加半岛东岸的荷兰港（Dutch Harbor）。25年前，杨梅第一次到荷兰港机场时，只见云雾蒙蒙，隐隐约约的群山好像要突围而出把他夹在中间。下了飞机向前走去，只见一所陈旧的木屋，有五六只芦花鸡在屋前东啄西寻走来走去，他们就在那里等候行李。如今，荷兰港有居民约3000人，发展出了巨大的水产工业，最出名的鱼是大比目鱼、鳕鱼及鲑鱼；还有植物，草莓类及野生芹菜等。荷兰港是阿拉斯加明太鳕的主要集散地，大多数美国捕捞船在此卸货，每年都有百万磅的水产品运往世界各地。机场跑道铺上了柏油路面，喷气客机波音737也能起降了，荷兰港成为美国北太平洋最为重要的海军空军基地。
杨梅在阿拉斯加渔业科学中心工作，家居西雅图。很多在阿拉斯加工作的渔夫和科研人员都像他一样住在西雅图，因为阿拉斯加没有西雅图繁荣，生活不够方便。美国从1977年施行渔业保育及管理法案以来，海岸线200海里以内的渔业资源都在美国的管辖之内。白令海东半部属美国经济渔业辖区，西半部则属俄罗斯。资源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源评估及资源调查，杨梅就是做资源评估和调查的。
每年夏天，一艘由联邦政府租赁的捕鱼船在荷兰港口等着他们。船上除了船长、厨师、驾驶员和两三个水手，就只有他们五个研究人员。船上的房间是给捕鱼者居住的集体宿舍，一间房有四五张床。杨梅和研究伙伴收集渔业标本，每次时长三个星期。
杨梅的航海生活开始于大学毕业那一年，他到船上去实习。杨梅出生在中国台湾，从小想当航海员，可是阴差阳错读了生物系。来美国以后，他在华盛顿大学读渔业专业，终于梦想成真。然而，杨梅回来以后告诉我，真正的海洋无边无际，水浪夹水浪，风暴裹风暴。尤其在白令海，没有蓝天，没有太阳，雾蒙蒙雨蒙蒙，好像视力出了问题。除了偶尔飘过的海鸟，就只有自己脚下的一条船。他说，有个年轻的研究员去了第一次后就不干了，回来辞职换了单位。
三
见到杨梅是在7月底的一个晚上，他按照中国人的礼仪习惯，带着两盒台湾点心作为见面礼，到朋友的中文学校和我见面。中等个子，温文敦厚、恬静内敛，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如果不是头发中夹杂了些许银丝，一点也看不出他的年龄。
第一次出海，杨梅并不知道自己是否会晕船，所以毫无准备。以前，他在台湾的淡海钓鱼时有过晕船的经历，以为也就不过如此。可是，海洋上的晕船是他不敢想象的。首先是头疼，然后是恶心，胃里不舒服，想吐却吐不出来。他赶快躺下来，这才感觉好一点。这个“下马威”确实令人心焦，后面的日子怎么过？接下来，他发现躺着也不行了，非得吐出来才觉得舒服。他准备了一个大塑料袋子放在床头，以备晕船时的不时之需。他硬着头皮去干活，一边干一边吐。因为不干活的话身体就调整不过来，那就意味着海洋生活的终结，就像那个离职的研究员一样。多年以后，即使晕船有所改善，但呕吐仍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杨梅在甲板上工作，刚吃下去一个汉堡，不到五分钟，便全部吐给了海洋生物。他的一个伙伴甚至没来得及感觉头晕，就把午餐全部吐在了工作台上。
收集资料的工作是繁重的，每到一个区域就要下一网，每网就是几千到几万磅的水产资源。需要分类、记录，给管理部门提供数据。渔业管理部门根据他们的数据规定某种水产每年捕获的范围和产量。大海在他们手里是可以掂量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海洋资源就会断子绝孙，且不说我们的后代将没有水产可吃，地球的生物链也将遭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夏天的白令海并不像阿拉斯加那样阳光明媚，也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温暖舒适，天是灰的，海也是灰的。海上生活单调无味，每天穿厚厚的冬装，外套、雨衣、雨裤和雨帽，手戴两层手套。他们把鱼捕上来，作出统计之后，留下标本，其余再送回海中，天天忙得天昏地暗，两手沾满了鱼腥的黏膜。比目鱼离水后仍能生存较长一段时间，它们总是上下扭动身体，把工作台搅得天翻地覆，溅得他们满身满脸都是水。有的工作人员实在受不了，就用拳头狠狠地把比目鱼“修理”一顿。
虽然辛苦，但与当年的海盗甚至今日的渔夫相比，他们还是优越的，至少有足够的食品，还有现代化的仪器设备。
资料记载，海盗吃的食物是一种用麦粉搅成的糨糊，一周吃一次用盐腌制咸得发苦的肉，每天都是配给供水，而且随时都有葬身鱼腹的危险。
四
白令海是世界上最深的海洋，深达四千多米。海域上空强烈的大气活动导致天空经常浓云密布，暴风雪频频。强风激起大浪，形成高达8到12米的凶猛海涛，一朵浪花就能把人击倒。即便是在今天，翻船事故仍时有发生。
我多次问杨梅：“出海是否有危险？”杨梅说得轻描淡写：“你看过电影《完美风暴》吗？”我摇摇头。他说：“和电影里演的一样。”也许是他经历多了，不想细说。
当晚我就去看了电影《完美风暴》，只见雨点像击鼓一样，敲得心惊肉跳；闪电撕裂天空，风裹着暴雨与渔船搏斗，冲天的大浪把船抛向空中，再扔进海底，似乎不把渔船砸成碎片誓不罢休。看了这个故事，我不得不感谢大自然的恩赐，原来阳光雨露、大地绿洲并非处处都有。台风来时，我们如临大敌，可是在海上，即使有好天气，也是颠簸摇摆，一切都是歪歪扭扭、跌跌撞撞，没有笔直的道路可走。
或许这就是大海的语言，我们不懂，然而杨梅懂。这些年来，他已经习惯于顺着渔船摇摆的倾向纠正自己的步伐。我不由想起有位作家的一篇散文--《不喜欢大海》。文章写道：“生命的力量，有时辉煌壮丽，光芒万丈；有时弱如豆火，一扑就灭。如果对手是大海，谈不上勇气和意志，纯粹是一场生命的赌博。”
二十多年过去了，年年出海，杨梅又是怎样度过的呢？他笑着说：“偶尔见到太阳从浓浓的云层后面射出一缕阳光，就像枯木逢春一样眉开眼笑。记得有一天正趴在船舷上吐，吐得惨不忍睹。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白令海受罪？就在这时，一群海豚跃出海面，背黑腹白的流线型身躯以极快的速度穿梭于船首，如同上苍安排的天然表演，看得我心情振奋，忘记了痛苦。正巧，阳光也出来了，前右方是个小长方形的绿色小岛--圣乔治岛。终于见到了陆地，平坦的土地。”这一刻，杨梅告诉自己，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自此以后，海豚就成了他的朋友，时时提醒着他白令海的甘与苦。
“那么吃什么？有中国菜吗？”我问。
杨梅说：“离开家刚上船，一切都很新鲜。头两三天，吃牛排、肋骨、玉米牛肉，都还不错。再往后就思念起中国饭菜来了。有次厨师说今天弄了点蒸饭，我打开锅盖，竟是加了黄油的白饭，勉强吃几口。还有次厨子做了炒饭，我感激涕零，吃到嘴里，味道不对，煮得稀烂。有时候想吃一碗汤面，想得馋极了，就跑到厨房去找，谁知等我打开冰箱，找遍了也找不到中国菜的影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解馋，我就带了生力面和酱瓜罐头上船。但总不好意思在大伙吃饭时我去煮面，再说也怕惹得厨子不高兴。我只能等大家入睡了，再爬起来，拿着家中带来的筷子，在厨房找了碗，把生力面放在微波炉里热三分钟后偷偷地吃。这个秘密不久被发现，大伙儿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面条小子’。”
我又问：“你一定吃了很多海鲜吧，还是最新鲜的？”他笑，说：“很多，但吃多了也会腻的。”我再问：“能带回来吗？”杨梅摇了摇头。后来南希告诉我：“杨梅一回来，我们家就不买海鲜了。市场上的鱼，杨梅怎么看得上？”
他是船上唯一的中国人，没有家乡的食品，但有中国的音乐与歌曲。杨梅曾经在台湾的军队里教唱军歌，有一副好嗓子，他也是西雅图华人合唱队的成员。工作之余，他读金庸的小说，王德威的文学评论，在甲板上吟唱《海霞渔歌》，用中国的精神养料给自己充电。
这就是杨梅，一个人的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