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把性善性恶，利人利己，唯心唯物，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加以研究之后，乃下一结论曰：“无论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双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经过长时间之争辩，仍对峙不下者，此二说一定可以并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们把两说合而为一，理论就圆满了。”
宇宙事物，原是滋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个，滋生出无数个，越滋生，越纷繁。自其相同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同；自其相异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异。古今讲学的人，尽管分门别户，互相排斥，其实越讲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学，他们的学说中，掺得有禅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孟子排斥告子，王阳明是崇拜孟子之人，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其语又绝类告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够探求，就会同归于一。犹如山中生出草草木木一般，从它相异之点看去，草与木不同，此木与彼木不同。同是一木，发生出来的千花万叶，用显微镜看之，无一朵相同之花，无一片相同之叶，可说是不同至极了。我们倘能会观其通，从它相同之点看去，则花花相同，叶叶相同，花与叶相同，此木与彼木相同，木与草相同。再进之，草木和禽兽相同。精而察之，草木禽兽，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就无所谓不同了。我们明白此理，即知世间种种争端，无不可以调和的。有人问我道：你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请问各种学说，由同而异，又由异而同，是属乎力学公例之哪一种？我说：水之变化，即是力之变化，同出一源之水，可分为数支，来源不同之水，可汇为一流，千派万别，无不同归于海。任它如何变化，却无一不是循力学公例而行。宇宙事物，凡是可以用水来作比喻的，都可说是与力学公例符合。
中国人研究学问，往往能见其全体，而不能见其细微，古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之，好像远远望见一山，于山之全体是看见了的，只是山中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说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体，却不十分了然。将来中西学说，终必有融合之一日，学说汇归于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趋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动机。现在世界纷争不已，纯是学说分歧酿出来的。我们要想免除这种纷争，其下手之方法，就在力求学说之一致。所谓一致者，不在勉强拉合，而在深索本源，只要把它本源寻出来，就自然归于一致了。所以我们批评各家学说，务于不同之中，寻出相同之点，应事接物，务于不调和之中，寻觅调和的方法，才不至违反进化之趋势。不是我们强为调和，因为它根本上，原自调和的。我看现在国中之人，往往把相同的议论，故意要寻它不同之点，本来可以调和的事，偏要从不调和方面做去，互相攻击，互相排挤，无一事不从冲突着手，大乱纷纷，未知何日方止！
现在各党各派，纷争不已，除挟有成见，意气用事者外，其他一切纷争，实由于学说冲突酝酿出来的。要调和这种纷争，依我想，最好是各人把各人崇拜的学说，彻底研究。又把自己所反对的学说，平心观察。寻觅二者异同之点，果然反复推求，一定能把真正的道理搜寻出来，彼此之纷争，立归消灭。因为世间的真理，只有一个，只要研究得彻底，所得的结果，必定相同。假使有两个人所得的结果不同，其中必有一人研究不彻底，或是二人俱不彻底。如果彻底了，断无结果不同之理，大家的思想，既趋于一致，自然就没有纷争了。
在我个人的主张，可把各种主义，公开研究，听人尽量地怀疑和批评，然后才把真理研究得出来，全国思想才能统一。有人驳我道：现在是训政时期，如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听人怀疑批评，则是对于孙中山失了信仰，即是失去全国重心，中国怎能立国？我说：理论和事实，本可分开的，怀疑批评，乃是理论上之事，未即措之实行。现在全国隶属于“三民主义”之下，政治上一切设施，当然照着孙中山的办法做去，不能任意变更。至于学理上之讨论，尽可听人自由。到了讨论终结，全国人都认为孙中山主义不适宜，一致请求变更，我们又何不可变更之有？未达到全国人请求变更的时候，当然遵循孙中山主义进行，如有违反“三民主义”，做政治上之行动者，当然严予制裁。据我的观察，现在各种主义，如不由于公开研究之一途，思想之纷乱，是无有穷期的，因国内之争端，和人民所受之痛苦，也就无有底止了。……世间虚伪的学说，才怕人怀疑和批评。关圣帝君的《觉世真经》说：“不信吾教，请试吾刀！”注《太上感应篇》的人说：“有人毁谤此书，定遭冥谴。”因为这两种书所说的道理，经不得研究，生怕人怀疑和批评，无可奈何，才出于威吓之一途。至于牛顿和爱因斯坦诸人的学说则不然，任人怀疑，任人批评，信从与否，听人自便，结果反无人不信，无人不从。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深思了。世间的道理，愈怀疑则研究愈深，愈批评则真理愈出。孙中山的学说，是不怕人怀疑的，是不怕人批评的，经一番攻击，增一番鲜明。我们尊崇孙中山，当以事牛顿和爱因斯坦之礼事之；不当以事关圣帝君和太上老君之礼事之。如果说他的学说，不许人怀疑，不许人批评，无异于说《三民主义》一书，所含的真理，与《觉世真经》和《太上感应篇》相等，名为尊崇孙中山，实则污蔑孙中山了。
主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有了三民主义，就有非三民主义。各种主义，纷然并立，仿佛世界各国纷然并立一样。有了国界，此国与彼国，即起争端。有了主义，此党与彼党，即起争端。世人只知爱国主义是狭小的，殊不知崇奉一种主义，也是狭小的。将来世界各国，终必混合为一而后止；各种主义，也是融合为一而后止。无所谓国，无所谓主义，国界与主义，同归消灭，这就是大同世界了。作者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攻打列强，可说是顺着大同轨道走的。主张各种主义，公开研究，也可说是顺着大同走的。
至于学术思想，我是绝对主张独立自由的，这已可从我上面的话看出来。中国政治界的君主，和学术界的圣人，所走的轨道是一样的。春秋战国时，列国纷争不已，后来产生了皇帝，列强就消灭了。同时诸子百家也纷争不已，后来推孔子为圣人，诸子百家也就消灭了。皇帝任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服从，如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圣人任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不信从，也是大逆不道。皇帝在朝廷上盘踞起，圣人在各人心坎上盘踞起。皇帝蹂躏民意，圣人蹂躏思想。中间有点区别者，皇帝的专横，是皇帝自己做出来的，应由皇帝负责。圣人的专横，是后人借孔子招牌做出来的，孔子不能负责。后来皇帝之威权剥夺了，英、法、德、俄、美、日诸国就闯进来，执行皇帝的任务，成了变相的皇帝，一般人就以事皇帝之礼事之。同时孔子之威权也剥夺了，卢梭、达尔文、杜威、罗素诸人闯进来，执行孔子任务，成了变形的孔子，一般人就以事孔子之礼事之。大清皇帝倒了过后，把一个大皇帝之权，剖为无数小块，分给国中赫赫有权的军人，成为许多小皇帝。至圣孔子倒了过后，把一个大圣人之权，剖为无数小块，分给国中赫赫有名的学者，成了许多小圣人。军阀蹂躏民意，学阀蹂躏思想。军阀背后，有外国的帝国主义；学阀背后，有外国的哲学家。小皇帝之命令，是绝对威严，不许违抗，如有人违抗了，他就要把你重惩。小圣人之议论，自认为绝对之是，不许人匡补，不许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如果有人怀疑了，他就在报章杂志上，把你痛骂。政治界一切现象，与学术界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大皇帝大圣人专权时期，这是过去的事；第二个时期，是小皇帝小圣人专权时期，这是现在的事；将来到了第三个时期，才是普通人民和普通学者，自由发表意见的时期。我尝说：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民族该独立，思想更该独立。
这一篇大议论，便是这一颗思想界的彗星所放射的光芒。可惜这光芒，慢慢地暗淡了，慢慢地消灭了！如果这彗星是有周期性的，也许经过若干时日，还有重光的时候。如今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是与世长辞了；但是他慧星般的思想，于人事物理诸方面，未必无启示的作用吧！历史学家常说的话：“盖棺即可论定。”我对于这位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则以为“盖棺尚待论定”。
宗吾先生死后的次日，成都各报即用“厚黑教主”的称谓，刊布他逝世的专电。再过若干日，自流井各界人士为先生开追悼会，收到的挽联，亦多从“厚黑教主”立论。不料他生前用以自嘲嘲人的戏词，竟成为他身后的谥号了。今录当时的挽联数事，以殿本传：
教主归冥府，继续阐扬厚黑，使一般孤魂野鬼，早得升官发财门径；
先生辞凡尘，不再讽刺社会，让那些污吏劣绅，做出狼心狗肺事情！
——汪瑞如
寓讽刺于厚黑，仙佛心肠，与五千言后先辉映；
致精力乎著述，贤哲品学，拟念四史今古齐名。
——李坚白
品贤豪常作翻案，抒思想好作奇谈，孤愤蕴胸中，纵有雌黄原戏谑；
算年龄逊我二筹，论学问加我一等，修文归地下，莫将厚黑舞幽冥。
——杨仔耘
定具一片铁石心，问君独尊何存？试看他黑气弥天，至死应遗蜀猷憾；
纵有千层桦皮脸，见我无常倏到，也只得厚颜入地，招魂为读怕婆经。
——李小亭
公著述等身，愤薄俗少完人，厚黑一篇，指佞发奸挥铁笔；
我惭为半子，念贤郎皆早世，嫠孤满目，临丧迸泪洒金风。
——杨履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