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现在学校内，教授各种学科，与中国旧学不同，不能不分班教授，每班程度不能不整齐，所以招收学生，不得不加以限制。”他说：“程度整齐，固然好；就是程度不齐，也未见得没有办法。现在学校内的国文、历史、地理等科，中国旧学是有的；现在学校内的英文，是外国字外国音，从前讲说文讲音韵的，是研究古字古音，都是一样的艰难；理化等科，也未见得比经学词章艰深好多；至于数学一科，从前的经师也有精通的，并且程度很高，看他们所著作品，就可以知道。那时的老师学生，并未取现在的形式，居然能够把学生教得好，这岂是没有办法吗？”
有人说：“你既如此主张，我如果充当中学校长，定要聘你做教员，教一百个程度不齐的学生，请你去教授，看你有甚么办法？”他说：“这件事我能够担任，你把学科排定了，并规定学期之末，学生程度要教至某个地方为止；到学期满了你来试验，如果学生达不到限定的程度，我受罚就是了；至于教授的方法，可以听我自由，你不必过问。”那人又问：“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惟其参差不齐，就更有办法了。我提倡学生看书，养成自修的能力，只须指示门径，说过大概，叫他们自己研究，互相切磋，有不了解的，先问同学，再不了解，才来问我。如此辩理，那程度高的学生，就成为我的助教了，人的天性，是喜欢为师的，程度高的学生，有人向他请问，他一定乐于讲解，每与人讲解一次，犹如自己复习一次，于他也是很有益处的。当教师的，只立于考察地位，考察各生是否了解，某生的指导有无错误，如有不合，即予指正。再者，学生的通性，大都喜欢问同学，不十分肯问教师，其有来问教师的，已经是苦心思索，不得其解，这等人即是孔子所谓愤悱的人，只消就他怀疑之点，略加指点，他就会恍然领悟，无须多费言辞。我用这个法子做去，即使一百个学生，有一百等程度，教起来也不费好大的气力。”
有人说：“整顿教育，当从各方面进行，不单是一个考试制，就能整理好的。”他说：“我当省视学十余年，所有查学报告，无一篇不谈整理的方案，考试制仅是整理方案中的一种，我并不是不知道。实则现在教育上的病状甚多，凡热心教育的人，不妨分途治疗，或治内病，或治外伤，或治一切杂症，我于各症中担任小小的一种，大家悬壶问世，我想教育上的病症，或有医好的希望。”
有人说：“东西各国，教育方法很多，为何舍去不谈，只谈考试呢？”他说：“教育家有良好的整顿方法，尽管办去，东西各国的教育法，尽管采用，考试制于其他方法并无妨害。像现今的学制，有了部令限制，眼见许多良好的办法，也行使不出来。且各人的见解不同：甲所谓良好的，乙未必以为良好。我敢断言：任何教育家上台，制出一部教育法令，都不能尽满人意。既是这样，就不如索性把现行学制打破了，使全国的教育家，把各人心中所谓良好的办法，拿出来实行，分头并进，教育才能尽量发展。我所说的考试制，对于各种主张，均能容纳，可再设比喻来说明：假如有城一座，我们想攻下它，所有进攻的路，东南西北，不必拘定。攻取的方法，或用大炮轰击，或是肉搏而上，或用飞机，或挖地道，也不必拘定，总以攻入城内为胜。毕业考试，就是考查他攻入没有。至于进攻的路线与攻取的方法，应由前敌将士考察地势，侦探敌情，自行选择；当主帅的，只严令各将士限期攻入就是了。我对于教育的主张，就是如此。”
有人说：“关于考试的法子，应当讨论的地方很多，何故忽略不谈？”他说：“考试的法子，自应详加讨论，这是不待说的；施行考试，有种种流弊，也是当然的事。我的意思，是先把考试制确定了，才能讨论考试的法子和救弊的方法。现在考试制尚未确定，故只说明原则，未说到具体的办法。大体说来，现在学校的考试，仅出简单题目，既不足以借此考验出某些学生的真实学问，又容易使某些学生生出侥幸的心理；将来的考试，问题宜多，时限宜宽，并须采用测验的方法，以期精密。关于博物理化等科，当罗列标本仪器，令学生详细说明，实地试验，如此则考试时，非确有心得的学生，即不能及格，侥幸的弊病，也就无从发生了。不过这仍是一种原则，将来考试制实行时，还须做精密的研讨，总以使学生不冤屈，不侥幸，才合乎考试的理想。”
有人说：“考试制，只能考查学生的知识，不能考查学生的操行，施行此制，未免把德育方面抛弃了。”他说：“考试制固然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可是现在学校中的办法，也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要想学生有良好操行，首先要改变学生不正当的心理。改变心理的方法，在不断地予以暗示，教师人格高尚，即是一种很好的暗示。耶稣的教理，并非如何精深，是他的人格足以感化人，他的毅力足以转移人，才造成了全世界无量的信徒。现在的学校内，对于学生的操行，不用耶稣传教的法子，去行商鞅秉国的政策，并且是秦始皇钳制人民的办法。所以遇有可趁之隙，学生中有人出来振臂一呼，就应者四起了。全国学潮的根源，就在于此。”
他把以上的种种疑难，一一加以辩解，然后他在文化进步的阶段上，又给予考试制一种评价。他说中国比欧洲开化得早，当然也比欧洲进化得多，我们考察欧洲的社会，如果把近代的物质文明部分除去，单看它的组织法，就可见出它社会进化的程度了。欧洲政治上的许多制度，如征兵制，如选举制，中国都曾施行过。后来渐渐进化，那些设施就渐渐弃去，其间蜕化的痕迹，都是彰彰可考，由选举而变为考试，是进化必经的阶段。美国近三十年来，也施行考试制度了。美国的考试制度，和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都是学英国的。英国的考试制度，又是学中国的（见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欧美正在向着考试制那条路进化，我们反把考试制废除了，退转去行选举制，违反了进化原则，所以选举省县议员的时候，就弊病丛生了。
他说：中国的考试制，发源最远，汉朝对策，固然是考试；其实战国的游说，也是一种考试，不过是人君当面口试罢了。我们可以说：战国重游说，是考试的起点，后来越久越进化，于是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了，进化较后的欧美，自然要来取法。我们在历史上，还看出一个进化的痕迹：周初学制，区分为小学中学大学几个阶段，以次递升，肄业年限，是有定时的，政府用人，自然也是选用毕业生。最奇的，是那种学制刚刚破除，继之而起的，便是考试制的出现，可见考试制，正是替代那种学制的。所以他主张施行考试，不问肄业年限，不问曾否入校，一律以程度为准。
他说：现在要整顿教育，只有把那中断了的考试制，继续施行下去，才能铲除现在的积弊，才能企图将来的发展，今人一闻“考试”二字，依心理上的联想作用，就想及八比试帖，认为这个法子，陈腐不堪，其实大错了，考试是一事，八比试帖是一事，八比试帖可说是腐败，考试断不能说是腐败。现在的学校，如果不教科学，仍教八比试帖，还是腐败不堪的。可见腐败与否，全在学科上，不在形式上。有人说：“依你的主张，莫非要把现在的学校一齐废了吗？”他说：现在中国的学校，已经有若干年的历史，哪有废去之理？他是主张学校与私塾，二者并存，愿进学校的进学校，愿进私塾的进私塾，愿自修的听其自修，统以考试制汇其归就是了。
他所主张的考试制，经他从各方面加以说明，并且著为专书，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不久便得到教育界的赞同。我们应当知道他对于考试制的一切理论，乃含有他所说的“力学公例”。人类都是求上进的，政府既施行了考试制，准许私塾学生、自修学生与在校学生，一律参与考试，考试及格，即发给毕业证书，使贫苦有志的青年，也同样地有了出路，自然他们对于考试制度，即不禁生出向往之心，这便是所谓“向心力”的作用。人类又是不愿受拘束的，他主张学校中应打破学年制钟点制，在规定的学科之内，提倡自由研究的精神；同时，除正式学校外，不干涉私塾的设立，使校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研究，这便是所谓“离心力”的作用。他以为制定法令制度，定要把路线看得清楚，又要把引力离力二者，支配均匀，才能推行无阻，我国纷乱不已，实由于许多法令制度，违反了天然的规律，引力离力，支配不均。他见全国学校，日趋窳败，主张彻底改革，拟有几种办法，考试制便是其中的一种，每种办法，都是把引力离力支配均匀的，所以这其间仍适合于“力学公例”。
他主张的考试制度，实在说，就是开放学校。下手从小学开放起，所以就从小学考试起，小学收了效，再开放中学，由是以至于大学。一九二四年暑假，他在富顺试办，中学修业年满者，方能与试；小学则不分私塾与学校，只要程度及格，即给予毕业证书。这是因为小学考易办，中学则较难，各校办法参差，教科书多不一致，且集合多数学生于一处，一校学生借故闹事，势必波及全体，考试制难免不发生动摇，不如先每校分考，由考试委员酌量办理，即使一校同事，与他校无关。等到考试制基础稳固了，各中学渐归划一了，再举办中学会考，仿照小学的办法，自修生和私塾生，也能参与中学考试了。依此类推，以至于大学，均可借考试而予以开放。他以为这种办法，果然能通行全国，在十数年之内，即可为国家多造就许多人才，毫无疑义。一九二五年二月，四川省署根据他的呈请建议，制定各级学校毕业考试暂行条例，通令办理，于是各县就逐渐推行了。我们知道国家颁行的中学会考制，是一九三四年才实行的，于此可见四川的会考制，几乎早过国家颁布的法令十年，这不能不归功于他了。但中央颁行中学会考制时，同时即取消小学会考，于是成都华阳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以川省小学会考，颇收成效，联名协请保留此项制度，奉指令姑准再办一年。一九三五年，四川省政府咨教育部，胪举理由，请予保留，结果又准再办一年。到了一九三六年，各县遂一律奉令停止小学会考，也未另办私塾学生的考试，宗吾不禁慨叹道：“我在川省教育界遗留的痕迹，就算完全肃清了！”不但如此，到了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之间，竟有好几省的省政当局，连他所著的《考试制之商榷》一书也下令禁止起来，至此，则他主张改革教育制度的苦心，不惟无功，反而有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