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现在学校内,教授各种学科,与中国旧学不同,不能不分班教授,每班程度不能不整齐,所以招收学生,不得不加以限制。”他说:“程度整齐,固然好;就是程度不齐,也未见得没有办法。现在学校内的国文、历史、地理等科,中国旧学是有的;现在学校内的英文,是外国字外国音,从前讲说文讲音韵的,是研究古字古音,都是一样的艰难;理化等科,也未见得比经学词章艰深好多;至于数学一科,从前的经师也有精通的,并且程度很高,看他们所著作品,就可以知道。那时的老师学生,并未取现在的形式,居然能够把学生教得好,这岂是没有办法吗?”
有人说:“你既如此主张,我如果充当中学校长,定要聘你做教员,教一百个程度不齐的学生,请你去教授,看你有甚么办法?”他说:“这件事我能够担任,你把学科排定了,并规定学期之末,学生程度要教至某个地方为止;到学期满了你来试验,如果学生达不到限定的程度,我受罚就是了;至于教授的方法,可以听我自由,你不必过问。”那人又问:“学生程度,参差不齐,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惟其参差不齐,就更有办法了。我提倡学生看书,养成自修的能力,只须指示门径,说过大概,叫他们自己研究,互相切磋,有不了解的,先问同学,再不了解,才来问我。如此辩理,那程度高的学生,就成为我的助教了,人的天性,是喜欢为师的,程度高的学生,有人向他请问,他一定乐于讲解,每与人讲解一次,犹如自己复习一次,于他也是很有益处的。当教师的,只立于考察地位,考察各生是否了解,某生的指导有无错误,如有不合,即予指正。再者,学生的通性,大都喜欢问同学,不十分肯问教师,其有来问教师的,已经是苦心思索,不得其解,这等人即是孔子所谓愤悱的人,只消就他怀疑之点,略加指点,他就会恍然领悟,无须多费言辞。我用这个法子做去,即使一百个学生,有一百等程度,教起来也不费好大的气力。”
有人说:“整顿教育,当从各方面进行,不单是一个考试制,就能整理好的。”他说:“我当省视学十余年,所有查学报告,无一篇不谈整理的方案,考试制仅是整理方案中的一种,我并不是不知道。实则现在教育上的病状甚多,凡热心教育的人,不妨分途治疗,或治内病,或治外伤,或治一切杂症,我于各症中担任小小的一种,大家悬壶问世,我想教育上的病症,或有医好的希望。”
有人说:“东西各国,教育方法很多,为何舍去不谈,只谈考试呢?”他说:“教育家有良好的整顿方法,尽管办去,东西各国的教育法,尽管采用,考试制于其他方法并无妨害。像现今的学制,有了部令限制,眼见许多良好的办法,也行使不出来。且各人的见解不同:甲所谓良好的,乙未必以为良好。我敢断言:任何教育家上台,制出一部教育法令,都不能尽满人意。既是这样,就不如索性把现行学制打破了,使全国的教育家,把各人心中所谓良好的办法,拿出来实行,分头并进,教育才能尽量发展。我所说的考试制,对于各种主张,均能容纳,可再设比喻来说明:假如有城一座,我们想攻下它,所有进攻的路,东南西北,不必拘定。攻取的方法,或用大炮轰击,或是肉搏而上,或用飞机,或挖地道,也不必拘定,总以攻入城内为胜。毕业考试,就是考查他攻入没有。至于进攻的路线与攻取的方法,应由前敌将士考察地势,侦探敌情,自行选择;当主帅的,只严令各将士限期攻入就是了。我对于教育的主张,就是如此。”
有人说:“关于考试的法子,应当讨论的地方很多,何故忽略不谈?”他说:“考试的法子,自应详加讨论,这是不待说的;施行考试,有种种流弊,也是当然的事。我的意思,是先把考试制确定了,才能讨论考试的法子和救弊的方法。现在考试制尚未确定,故只说明原则,未说到具体的办法。大体说来,现在学校的考试,仅出简单题目,既不足以借此考验出某些学生的真实学问,又容易使某些学生生出侥幸的心理;将来的考试,问题宜多,时限宜宽,并须采用测验的方法,以期精密。关于博物理化等科,当罗列标本仪器,令学生详细说明,实地试验,如此则考试时,非确有心得的学生,即不能及格,侥幸的弊病,也就无从发生了。不过这仍是一种原则,将来考试制实行时,还须做精密的研讨,总以使学生不冤屈,不侥幸,才合乎考试的理想。”
有人说:“考试制,只能考查学生的知识,不能考查学生的操行,施行此制,未免把德育方面抛弃了。”他说:“考试制固然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可是现在学校中的办法,也不能改正学生的操行。要想学生有良好操行,首先要改变学生不正当的心理。改变心理的方法,在不断地予以暗示,教师人格高尚,即是一种很好的暗示。耶稣的教理,并非如何精深,是他的人格足以感化人,他的毅力足以转移人,才造成了全世界无量的信徒。现在的学校内,对于学生的操行,不用耶稣传教的法子,去行商鞅秉国的政策,并且是秦始皇钳制人民的办法。所以遇有可趁之隙,学生中有人出来振臂一呼,就应者四起了。全国学潮的根源,就在于此。”
他把以上的种种疑难,一一加以辩解,然后他在文化进步的阶段上,又给予考试制一种评价。他说中国比欧洲开化得早,当然也比欧洲进化得多,我们考察欧洲的社会,如果把近代的物质文明部分除去,单看它的组织法,就可见出它社会进化的程度了。欧洲政治上的许多制度,如征兵制,如选举制,中国都曾施行过。后来渐渐进化,那些设施就渐渐弃去,其间蜕化的痕迹,都是彰彰可考,由选举而变为考试,是进化必经的阶段。美国近三十年来,也施行考试制度了。美国的考试制度,和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都是学英国的。英国的考试制度,又是学中国的(见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欧美正在向着考试制那条路进化,我们反把考试制废除了,退转去行选举制,违反了进化原则,所以选举省县议员的时候,就弊病丛生了。
他说:中国的考试制,发源最远,汉朝对策,固然是考试;其实战国的游说,也是一种考试,不过是人君当面口试罢了。我们可以说:战国重游说,是考试的起点,后来越久越进化,于是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了,进化较后的欧美,自然要来取法。我们在历史上,还看出一个进化的痕迹:周初学制,区分为小学中学大学几个阶段,以次递升,肄业年限,是有定时的,政府用人,自然也是选用毕业生。最奇的,是那种学制刚刚破除,继之而起的,便是考试制的出现,可见考试制,正是替代那种学制的。所以他主张施行考试,不问肄业年限,不问曾否入校,一律以程度为准。
他说:现在要整顿教育,只有把那中断了的考试制,继续施行下去,才能铲除现在的积弊,才能企图将来的发展,今人一闻“考试”二字,依心理上的联想作用,就想及八比试帖,认为这个法子,陈腐不堪,其实大错了,考试是一事,八比试帖是一事,八比试帖可说是腐败,考试断不能说是腐败。现在的学校,如果不教科学,仍教八比试帖,还是腐败不堪的。可见腐败与否,全在学科上,不在形式上。有人说:“依你的主张,莫非要把现在的学校一齐废了吗?”他说:现在中国的学校,已经有若干年的历史,哪有废去之理?他是主张学校与私塾,二者并存,愿进学校的进学校,愿进私塾的进私塾,愿自修的听其自修,统以考试制汇其归就是了。
他所主张的考试制,经他从各方面加以说明,并且著为专书,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不久便得到教育界的赞同。我们应当知道他对于考试制的一切理论,乃含有他所说的“力学公例”。人类都是求上进的,政府既施行了考试制,准许私塾学生、自修学生与在校学生,一律参与考试,考试及格,即发给毕业证书,使贫苦有志的青年,也同样地有了出路,自然他们对于考试制度,即不禁生出向往之心,这便是所谓“向心力”的作用。人类又是不愿受拘束的,他主张学校中应打破学年制钟点制,在规定的学科之内,提倡自由研究的精神;同时,除正式学校外,不干涉私塾的设立,使校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研究,这便是所谓“离心力”的作用。他以为制定法令制度,定要把路线看得清楚,又要把引力离力二者,支配均匀,才能推行无阻,我国纷乱不已,实由于许多法令制度,违反了天然的规律,引力离力,支配不均。他见全国学校,日趋窳败,主张彻底改革,拟有几种办法,考试制便是其中的一种,每种办法,都是把引力离力支配均匀的,所以这其间仍适合于“力学公例”。
他主张的考试制度,实在说,就是开放学校。下手从小学开放起,所以就从小学考试起,小学收了效,再开放中学,由是以至于大学。一九二四年暑假,他在富顺试办,中学修业年满者,方能与试;小学则不分私塾与学校,只要程度及格,即给予毕业证书。这是因为小学考易办,中学则较难,各校办法参差,教科书多不一致,且集合多数学生于一处,一校学生借故闹事,势必波及全体,考试制难免不发生动摇,不如先每校分考,由考试委员酌量办理,即使一校同事,与他校无关。等到考试制基础稳固了,各中学渐归划一了,再举办中学会考,仿照小学的办法,自修生和私塾生,也能参与中学考试了。依此类推,以至于大学,均可借考试而予以开放。他以为这种办法,果然能通行全国,在十数年之内,即可为国家多造就许多人才,毫无疑义。一九二五年二月,四川省署根据他的呈请建议,制定各级学校毕业考试暂行条例,通令办理,于是各县就逐渐推行了。我们知道国家颁行的中学会考制,是一九三四年才实行的,于此可见四川的会考制,几乎早过国家颁布的法令十年,这不能不归功于他了。但中央颁行中学会考制时,同时即取消小学会考,于是成都华阳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以川省小学会考,颇收成效,联名协请保留此项制度,奉指令姑准再办一年。一九三五年,四川省政府咨教育部,胪举理由,请予保留,结果又准再办一年。到了一九三六年,各县遂一律奉令停止小学会考,也未另办私塾学生的考试,宗吾不禁慨叹道:“我在川省教育界遗留的痕迹,就算完全肃清了!”不但如此,到了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之间,竟有好几省的省政当局,连他所著的《考试制之商榷》一书也下令禁止起来,至此,则他主张改革教育制度的苦心,不惟无功,反而有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