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郭说：“我那‘好儿’，她表妹在县医院，给我弄了个偏方。偏方治大病——小孩儿的胎盘，要新鲜的。尔后用文火焙干……”
我十分诧异：“胎盘还能入药？”
老郭说：“这就是你不懂了。新生儿的胎盘，大补。你如果想要，我想法给你弄一副……”
我忙说：“不，不。”
老郭叹一声，说：“你不知道现在办事有多难。那马行长，我整整找了他九趟，他就是不见我，死活不让我进门儿。送礼吧，贵的咱送不起……这不，我打听出他肝上有病。我给他弄了个偏方，偏方治大病。这偏方必须用新生儿的胎盘。刚好我在医院妇产科有个熟人，她今天值班，让我等着……”
他说得杂乱，我听得一头雾水。一会儿是行长，一会儿是胎盘，一会儿是情人，一会儿是护士长……这么说，他是想贷款了？
夜气渐深，分别的时候，我回头望着他，只见他形单影只地在电线杆下立着，嘴里还喃喃自语……此时此刻，我竟有几分同情他了。
走出不远，突然听见产房里传出婴儿的啼哭声……又见老郭两手握拳，半窜着吼道：“生了，生了……”
那情形，真像个疯子。
5
人都是爱面子的。
安顿下来后，我先后给各路朋友都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已挂职天仓的消息，朋友们也纷纷表示祝贺。然后就问，分工了么？你一定要争取分工。当时，我嗯嗯着，虽并不十分在意，但心里还是有一些失落。如果检索自己的话，我承认，这里边自然有虚荣的成分。
九十年代，社会上奢靡之风还没刮起。那时，天仓虽已升格为市，官员们还都在原来的小平房里办公，是“寝办合一”式。正职两间（里外套间），副职一间。我住在第二排的第五间房里，离薛常务只隔一排房，前后窗。
刚到任的头一个月，不断有人找上门来。最初，见有这么多人登门，我还是很高兴的。我想，这样我就可以更多地了解到本地的情况了。
所以，但凡有人来，我一概热情接待……说实话，来找我的，可说是三教九流，啥人都有。他们进门来，先是表示欢迎，说一些很体己的话。我记得，有个人一进门就说：“李市长，你喝‘牛眯’么？咱这儿有‘牛眯’。”一听这话，众人都笑了。我知道，这也是当地的土话，说的是“牛奶”。说这话的是个养殖户，他刚从新疆买回了六头奶牛。一个说：“李市长，你多大脚？”最初我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后来知道他是贩牛皮、做皮鞋的。另一个说：“李市长，见了你，可家常，真亲哪。回来我得给你弄点驴肉，北关街的，你尝尝。”这是一位乡镇干部。还有一个说：“李市长，听说你写书。回头我买一本，请你给签个名。要说，我的事就够你写一本书了。”……他们谈各自的情况、处境、难处，有骂娘的，也有专门告状的。开初一个个都巴心巴肝的样子，那亲热劲儿让你很难招架。然而再往下，聊着聊着，就是摸底和试探了。到了最后，就是一句话：“李市长，你到底分工管啥？”
当我没话说的时候，我就问：“天仓有桥么？”记得那养殖户一怔，说：“桥？不徐顾。”（“不徐顾”也是本地的一句土话，意思是没注意，或是没留心。）我又试着问贩牛皮的：“咱天仓，古时候是不是有座桥？”他说：“桥？还真不徐顾……哎，有，有。草帽张那边，高速路上，有一水泥大桥。”我还问过一乡干部：“咱天仓，有桥么？”他说：“桥？啥桥？木有吧？这个这个……对了，有一村叫郭桥。”我仍不死心，再问一县文化局的干部：“咱天仓，有座古桥？”他说：“有。有有有。西边，前宋北边有一小桥，叫水磨桥，是石桥。”
这情形持续了大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就再也没人登门了。到了这时候，我终于明白，老百姓是最实际的。哪怕是一个下派的挂职干部，分工也是很要紧的。一个没有分工的副市长，其实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在这一个月里，我曾参加过两次市政府召开的大会。那会儿，我也像模像样地坐在主席台上，就那么在“老八”的位置上坐着，傻傻地……就此，我就更深切地体会到“摆设”这个词有多么准确了。
“摆设”的感觉是全方位的。不久，当我再去市政府小食堂吃饭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孤单。这是一个很小的食堂，食堂有两位大师傅，专对市府领导的。一般到这里吃饭的，包括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等，有十一二个人。可是，常常，每到吃午饭时，偌大的饭厅里却只有我一个人……后来，食堂的大师傅一见我就笑了。那笑，油汪汪的，意味深长。
照常，大师傅说：还吃面条？我说，面条。大师傅又问：烩面还是捞面？我说：捞面。大师傅说，你等着，马上就好。
说实话，天仓市府小食堂伙食不错，尤其是面食，堪称一绝。面条很快就端上来了，光卤就有三种：一种是西红柿鸡蛋卤，一种是肉酱卤，一种是牛肉香菜卤。尔后是各种各样的拌菜、配菜：有切得很细的黄瓜丝、姜丝、青椒丝、蒜丝、芥丝、海带丝、包菜丝、细粉……再加上油盐酱醋及各种佐料摆了一桌子。那面也好吃，手工盘的，极筋道，加上各种配菜、佐料一调，香气扑鼻，叫人胃口大开。
吃面原本是有响声的，要的就是那个爽劲儿。可是，可是呢，你一个人吃饭，有俩大师傅眼睁睁地瞅着……吃着吃着，你就有些不好意思发出响动了。不免羞愧，心说，你算个什么，让俩大师傅为你服务？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处境十分尴尬。说起来是下了基层，却像是吊在了半空中。常常，在院子里走的时候，那步子踩下去，很空，很没有底气，有些“偷”的意味。
就此，我先后与同时下去挂职的几位朋友通了电话，交流一下各自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说，下来挂职，有分工的，也有不分工的，要看各地的情况……再问是怎么分的，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得“跑”。这个“跑”字涵盖了很多内容。我想，古人造这个字，是背着“包袱”的，那时候包含有“逃难”的意味。那么，在今人的眼里，只怕是就简化成一个“足”、一个“包”了。
我一个写字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场中人，下来只是为了体验生活。为了这点面子，就去“跑”么？我有些犹豫。说实话，我不想当摆设。但我也不想“跑”，这是我的底线。
在市府大院，眼看着各位市长都很忙，他们都有自己分管的口（部门），每天夹着包，去参加各种会议……只有我是闲人。特别是薛常务，他离我近，几乎是前后窗，每天见他身边跟着一群人，前呼后拥的。我不免有些眼热。特别是到了晚上，透过后窗望去，他的门前总有很多人来找，热热闹闹的。有时候，他一回屋，就大腔大口地往外轰人：走走，都走。我这儿成火车站了！而我这里，真正是门可罗雀。
后来，我觉得老这么吊着也不是办法，决定分别找书记和市长谈谈，看能不能做点什么。书记、市长都很忙，见了我，也都客客气气的。书记姓王。王书记说：“我看过你写的书。写得好。写得好……”市长姓刘。刘市长说：“咱这儿条件差，不习惯吧？……”市长还给倒了杯水，说：“先熟悉熟悉情况。熟悉熟悉情况。”
薛常务则说得更直白些：“写你的书呗。来这儿干啥？这球地方……”后来，我突兀地问了一句：“咱天仓有桥么？”他愣了一会儿，说：“操，你啥意思？哪儿没桥？你是说四路一桥工程吧？不正建着么？你可别插手。这事归赵副市长，他管城建。”
有一天，办公室主任突然拦住我，吞吞吐吐地说：“李市长，薛市长让给你交待一声：你可别把咱这儿的事都、哪个啥……写出去呀。”
在我到任天仓的一个月后，突然有一天，电话不响了，拨不出去了。我找了管后勤的小伙子，他很紧张，说：坏了？修。我让人赶快修。三天后，那小伙子一见我，出溜一下就躲开了。于是，我气冲冲地找到了市政府办公室，一进门，我厉声说：“谁把电话掐了？！”
这一刻，办公室的人呼啦一下全站起来了。大约有十秒钟的时间，没有人说话，谁也不说话。他们就那么默默地站着……一个个都很紧张。最后，办公室主任跑上来说：“别急。李市长，你别急。问问。我问问。电信局这些王八蛋……”
就在这一刻，我明白了……尔后，我摇摇头，笑了。我是笑着离开办公室的。后来，那个管后勤的小伙子悄悄地告诉我说：“李市长，这事不怨我。我哪敢私自掐你的电话呀。”
事过多年，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官也不容易，官不是那么好当的。官员身上必须得有一种魅力。第一口才要好，第二气场要大，第三要有相当强的沟通协调能力。要像磁铁一样，往哪儿一站，就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吸附力。后来，曾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听过一位中央领导作报告。他坐在台上，面前一片纸都没有，可他侃侃而谈，整整三个小时。他每讲不到十分钟，就有雷鸣般的掌声响起。坐在下面的，是来自各省的作家代表……那掌声不是组织的，是自发的。我懂得了，这就是一个官员的魅力。
我没有走。我决定在天仓留下来。我要好好地“熟悉熟悉”这个地方。有了留下来的念头之后，才有了以后的事情，我才真正认识了老郭。
6
后来，我就成了天仓市最自由的一个副市长。
这还真得感谢天仓市的领导，他们给了我超乎想象的自由。正因为没有分工，我可以不参加任何会议，完完全全成了一个挂名为副市长的自由人。
我也是事后才明白，不分工有多好。若是真的分了工，起码有“两关”要过。第一关是“接待”。第二关是“接访”。地方上有这样一句话，叫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你想啊，所有的“线”，都要通过你这一个“针眼”穿进去，一般的人，受得了么？
首先，光“接待”这一关，一般人就过不去。所谓“接待”，主要是对上的。只要是你分管的“口”，上边来了人，你必须出面，陪吃陪喝陪视察。这是工作。一个县级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都有上边的人来，你说你陪不陪？记得有一天，薛副市长一天陪了七拨人，都是从上边下来检查工作的。他连喝了七场，醉得一塌糊涂。半夜被人架着搀回来，只要见棵树就说：来晚了，我检讨。我检讨。
再就是“接访”，“接访”是对下的。一个县级市，上百万人口，五行八作，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都会出。就在我到任天仓的前一个月，因为“接访”，一个卫生局的局长，听说还是博士毕业，一下子疯掉了！
听人说，这个卫生局长一早起来正在刷牙，听见咚咚敲门声，他嘴里还含着一个牙刷呢，只见一个白发老者破门而入。老者一手举着汽油瓶子，一手举着打火机，大声叫着：事关尊严，我不接受！我决不接受！我死！今天如不解决，我就自焚！死在你面前！……卫生局长一下就傻在那儿了。他说：你、你、你……径直出溜儿地上了。后来，这个扬言要自焚的人并没有死，卫生局长却患上了忧郁症，崩溃了。其实，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这人是一个学校的老教师，因为没有评上职称，专门来找教育局长闹事的……结果他敲错了门。
说实话，一是对上，一是对下，我真不知道我能否对付得了？在这里，喝酒、接待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喝好了，上级会有拨款下来，你也就为地方上争得了利益；接待不好，该给的钱没有给，你也就损害了地方上的利益。对下，你不能好好安抚，让人跑北京告状去了；或是出了人命，也是要负责任的……好在我没有分工。
在天仓的三年时间里，我先后跑了十一个乡，六十七个村子，可以说是大开眼界。
客观地说，像我这样一个几乎是冒名的副市长，堂而皇之地去许多个乡镇、村庄，见识了一个平原县份里各式各样的人物……还多亏了这顶“官帽”。
在我去过的许多村庄里，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名叫枪杆刘的村庄。
记得，当我初次到这个乡“调研”的时候，抱歉，我不得不用“调研”这个词，不然，我就师出无名了。那个年轻的刘乡长一见面就说：“李市长，我给你弄个秤。”
我一头雾水，说：“秤？”
刘乡长说：“秤。”
我还是不明白。
刘乡长年轻精干，才三十来岁的样子。刘乡长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你挑一个喜欢的。回去给我们宣传宣传。”
我笑了，说：“好。”这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我做不了别的。
是年轻的刘乡长把我带到枪杆刘去的。就此，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名叫“枪杆刘”的村子。
枪杆刘不大，只有六十多户人家。村街里很干净，也很安静，没有猪羊的叫声。两旁的房屋大多是新盖或翻修的瓦舍，有两层的，还有三层的。不经意间，我发现这个村子四周枣树特别多。邻近的院落里，也全是枣树。
进村不久，乡长就对一个女人说：老三呢？去把老三给我叫来。
一个乡长，对他治下的村落是否有权威，听口吻你就知道了。后来我才明白，在这个村子里，“老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排行第三，“老三”就是老大的意思。
我自然对这个村名很感兴趣。问了才知道，很多年以前，那是在冷兵器时代，据说是三国时代，这个村子是做“枪杆”的，刘家又是这个村子的大姓，所以才叫“枪杆刘”。
是啊，枪杆刘，当年这就是一个村子的名片。最早的名片。那时候，一捆一捆的枪杆从这里运出去，装上长矛，由成千上万的士兵拿在手里冲锋陷阵……离此地三十里，有一地叫“棋盘营”，那是古时驻扎军队的地方；二百里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官渡”，三国时期最著名的战例之一就是“官渡之战”——你能听到杀声么？
据传，很久以前，村西曾经有一庙，叫张飞庙。那时候一般的村子供奉的都是三国时期的关羽，叫关帝庙。唯枪杆刘这个村子，敬的是张飞，又叫三爷庙（刘、关、张三结义，张飞行三）。据说，在张飞庙里，格外突出的，是张飞用的那杆“丈八长矛”。所以，在这个村子里，“三”为大。后来，不知从哪个年代起，朝廷不让做枪杆了，民间禁止生产武器了……当告示贴出来的时候，枪杆刘的人又该怎么活呢？不可考。
那么，又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份祖上传下来的手艺，发生了变化。枪杆刘依然是枪杆刘，可枪杆刘不做“枪杆”了，桑木换成了枣木，他们改行做“杆秤”。说实话，我始终没有问出来，究竟是从哪一代（也许是唐代？）开始，这样一个生产武器的村子，演化成一个生产衡器的村子了。
一门手艺的传承，是需要时光打磨的。我想，它的演变，也是有原因的。大约，生计还是很要紧的。一个“活”字，就足以改变一个村庄的生存方式。是不是呢？
当我跟刘乡长闲聊的时候，老三赶来了。我知道，村级干部一般都是村里最聪明、最有智慧或是家族势力最大的人来担任。老三骑着一辆摩托，轰隆隆地开过来，老远就喊：“刘头儿，上头来人了？”
刘乡长说：“老三，看你烧咧，日上电驴了？来，见见，这是新来的李市长。”
老三一边下车，一边油腔滑调地道：“哟哟哟，大领导来了！失迎。失迎。”
刘乡长说：“老三，李市长可是个大作家。挑个好秤，到时让李市长带回去给你宣传宣传。”
老三下车后，我这才发现，他是个瘸子。老三踮着脚，划船一般，一悠一飘地走上前，说：“哟，哟，那是，那是……李市长，叫我握握你的手。这么大的干部，还是作家，我还是头一次……”
刘乡长说：“嘴上抹油了？甭说那没用的。走，先让李市长看看你的‘秤王’。”
我由刘乡长陪着，在老三家里看到了“秤王”。老三家的房子盖得很漂亮，三层、六间开外。正房堂屋里，“秤王”由一袭红绸（已经有些发黑了）罩着，横陈在一个朱红漆面的长条大几上——他祖先的牌位前。这杆朱红油亮的大秤是上等枣木做的，约一丈二尺长，是他祖上传下来的。老三说，现在很难找到这么大的枣树了，只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杆秤了。所以才敢称为“秤王”。
“秤王”静静地陈在那里。看上去，它不仅仅是衡器，它就像是历史，挑着岁月。如果它能开口的话，一个村子的变迁史就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可它不会说话。我轻轻地摸了一下秤杆，很凉，很光，乌亮。秤星依然放射着金色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