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以上见解，笔者认为，“旅游文化”能够较好地体现旅游业文化和旅游地区文化这一“二元系统”之间的张力。文化商品化的过程会促使旅游目的地出现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旅游文化”。它既可以指和旅游紧密相关的一种文化样式，也可以指制造这种文化的过程。当一个旅游目的地成功地拥有了其源源不断的大众游客时，此地的旅游文化也就基本定型了。这种旅游文化是由旅游目的地居民，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所营造的一种新型文化形态，它渊源于本地“自然的”原初文化，同时又采借了大量外来文化，其基本特质在于它的“展演性”。
对于民族旅游目的地来说这种情况更具有典型性。在接待游客的过程中，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会逐步丧失其中一部分，文化逐渐被同化，逐渐形成一个产生为了应对大众游客的需求而与当地人实际日常生活隔绝的“舞台化”的旅游圈，经过“设计制造”的景观取代了“自然的”景观，“旅游文化”在此过程中衍生。
这种“旅游文化”可能会有两种走向，一个走向是旅游目的地文化分裂为两个部分，为游客而准备的“展演文化”和为目的地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生活文化”。前者有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商业化的“文化孤岛”，逐渐僵化乃至失去活力，而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文化将依然融汇在社会历史长河中演绎自己的故事；另外一种可能是旅游业与当地社会文化两者紧密结合，让人无法区分目的地人们“真实的”内部社区生活和“舞台化的”外部形象。在此情况下，具有某种独特的文化特质的旅游文化的塑造，将有可能在若干年之后成为该社会或社区的另一种面孔的“本土原初文化”。在此种语境下，该旅游地的文化因为旅游而发生了变迁。
“(一种文化)被观察本身能激发人们的反思，这将会导致文化上的精心制作，这一课题值得我们将其置于旅游业的语境中进行更详尽的研究。
我们还可认为，这种积极的反思过程与重要的文化变迁相关。地方文化在外部利益的语境中被重新阐释和重新评价，其自身也得以嬗变。”毋庸置疑，旅游已经成为我们认知现代世界的一把钥匙；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经验，旅游已经等同于过去的宗教虔诚；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后果，它等同于殖民主义。旅游遍及“全球可居住区域”，遍及全球社会文化、经济和认知空间，既导致了全球各种身份认同的混杂，也引导了它们的再发明和再生。
①在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以及旅游业发展方向等研究的推动下，旅游影响研究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意义。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目的地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变化，给关注社会文化问题的学科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
在一定程度上，我的这项研究也牵涉到旅游对目的地的影响，但本项研究的重心并不在于旅游，它只是论述的一个方面。同时，我倾向于将研究视角从“旅游影响”转移到“旅游导致的社会文化变迁”上去，因为虽然两者含义相近，但是前者内含了一种消极意味，忽视了旅游常常是目的地居民所期待、需要的，也忽视了目的地居民在旅游开发活动中的积极主动性。
三、研究框架与结构安排
（一)研究框架
作者在本项研究中旨在运用文化再生产的概念，通过描述惧感在不同时代苗族文化中的表达方式，讨论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变迁问题。旅游切入山江人们的日常生活后，山江苗族在心态上由封闭走向开放，同时原有的惧感表达意象与符号如蛊、鬼、命以及石头寨子和碉堡、边墙等在向游客展演时改变了其原生语意，成为旅游文化的一部分，从而实现了其自身的舞台化和狂欢化。
文化生产和文化再生产是社会力量为争夺各自存在的意义而施加持续争斗的场所以及这一领域的行动方式。在山江苗族面对旅游所进行的历史与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山江苗族的主要精神特质——“惧感”的表达经历了许多变化：其惧感表达的方式转变——由自在的传承方式(“秘传”)到从中分离出有意识地改造和展示部分；其惧感表达的意义转变——由使外界对之产生惧感，彼此隔离以保护自己，并在内部制造区分到经由大众传媒的渲染和介绍，制造“神秘湘西”“苗族神秘文化”话语，从而让人产生神往和好奇之心而吸引更多的人来旅游；其惧感表达的承载物改变——由应时所需而搭建的傩堂、刀梯到苗族博物馆内设置的傩堂展厅和苗族风情园里钢缆固定的刀梯等。这些事项，都变成了经由一定的文化生产过程而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文化产品。惧感的展示及其舞台化本身成了旅游文化的一部分。
这种被再生产出来的惧感文化展示，是在既定时空内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一个一成不变的体系，其中政府和民族精英是主导力量。文化再生产的结果体现了占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的意愿。文化再生产是其形式，文化变迁是其内容和结果。
本专著试图运用文化再生产理论考察山江苗族在“实践”中如何生产和再生产出体现他们意愿、符合实际需要的社会和文化，以此探讨在新的社会格局下，国家与地方社会对待当地文化资源的态度和操作行为，从而使我们对当地的人文心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
在本项研究中，笔者着重提到大众传媒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和对山江旅游的具体影响。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大众传媒在一个社会中的结构和性质决定了文化生产的生产方式，因而大众传媒在文化生产中的中介作用一直是文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时，文化生产的理论也大多注重现代传媒在文化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结论部分，笔者提出以下观点：在通过旅游发展的经济驱动力下，山江苗族为了迎合想象中“游客”的期望而努力挖掘自身的“地方色彩”，“神秘”和“少数民族”这两种特质得以挖掘和创造。基于“惧感”而产生的“神秘文化”、“兵营文化”经历了再生产过程，其表现形式和意义都发生了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山江苗族内部在如何保持民族独特性等问题上产生了观点分歧。一方面，惧感文化仍以自在的方式在传承，自诩为“正教”的一部分巫师将旅游文化中的惧感展示看成是与“蛊婆”等同质的“邪教”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惧感文化资源被抽离出来展演，以彰显自身的“神秘性”。
（二）结构安排
本专著在导论部分交代了该研究的缘起，笔者的田野经历以及与本项研究相关的文献综述和理论阐述。第一章从山江苗族的文本历史和口头记忆两方面讨论山江苗族的主要精神特质——“惧感”产生的历史缘由，介绍明清以降湘西山江苗族和朝廷的历史遭遇，从发生学的角度描述促使山江苗区人们封闭心态得以生成的社区历史脉络。作为一个民族志文本，笔者在第二章描述了山江苗族的日常生活世界如村镇概貌、生活习惯和经济活动、生活节奏以及民族节庆体系等方面的情况。第三章从家屋的空间格局与营建、婚姻与家庭内部关系、村寨内部关系以及寨子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对山江苗族内部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描写和解读。
在第四章中，笔者首先对巫蛊研究做了一个综述，在整理有关湘西苗族的“蛊”记录以后，笔者根据田野材料对山江苗族的“蛊”进行了分析和解读，指出“蛊婆”、“放蛊”等事实上是一种“流言”机制：“蛊婆”的指认体现出社区内部女性年龄团体之间以及性别团体之间的对立关系，“放蛊”的指控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之后笔者讨论山江苗族的“鬼”意识以及它的一套具体文化设置，这包括巫师、仙娘等神鬼中介、技艺传承以及各类驱鬼祈福仪式。傩公傩娘是苗族洪水神话中再造人烟的一对祖先鬼，还傩愿因而依然是苗乡现在较为盛行的祭祖祈福仪式，在这一部分里笔者还对一堂还傩愿做了如实的描述。在讨论了山江苗族的“命”观念之后，笔者谨慎地指出该地的苗族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惧感文化，对内表现为内部成员的彼此依赖，对外表现为强烈的戒备与疑惧。“鬼、蛊、命”都是苗族惯习——“惧感”的表达方式。
第五章主要讨论山江旅游的发展和惧感的文化再生产。旅游使山江苗族社区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笔者着重描绘了山江旅游场域的产生背景、山江苗族在旅游场域中的参与情况以及山江苗族在旅游中的日常展示、旅游造成的文化复兴和文化商品化。在山江苗族“惧感”的文化再生产讨论中，笔者指出，这种惧感文化的再生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神秘湘西”的制作，山江苗族对“神秘文化”的民间创作以及惧感表达的舞台化。
结语指出以下几点：(1)以山江地区为代表的湘西苗族正处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之中：旅游开发以前山江苗族社区的日常生活实践、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体现出来的自足性与对外界的拒绝既是它封闭心态的构成元素之一，也是封闭心态的表现形式。近四年来的旅游开发以及在此之前延续了十五六年之久的打工潮重新塑造了苗区人们对外界以及自我的认知，历史上几经摧毁的“边墙”摇身变为受游客青睐的“南方长城”而重饰妆粉，山江苗族心中的戒备和疑惧所筑成的无形“边墙”大为减弱乃至消于一线，这是时代的大手笔，是时代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中，山江苗族也付出了很多努力。(2)近十年来山江苗族由自保心态通过旅游转向开放心态的心路转换历程，和许多因素有关，比如外出务工潮和现代传媒的普及；山江苗族逐步从排外自保的封闭状态转向开放，这个转折的核心表现和结果是村寨旅游开发和作为旅游设施的苗族博物馆与苗族风情园的建立；文化再生产的方式和具体内容的改变，促成了山江苗区从封闭到开放这一过程的完成。(3)文化的差异性在新时代里成了合作共享的中介。(4)在对民族文化没有全面把握和整体布局以及开发资金缺乏的前提下，旅游不可能健康发展。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不能够过分地依赖旅游业的发展，搞好农业、发展教育才是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