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1974年
）第3章 运筹帷幄
1969年1月20日星期一，在他财政部大楼二层拐角的办公室里，保罗·沃尔克立在窗前，望着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庆祝新总统就职的车队缓缓前行。他此时已经辞去了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远景规划总监职位，并根据新总统的任命成为财政部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这恰是罗伯特·卢萨在肯尼迪总统时期从事的岗位。沃尔克深知美国的问题正如洪水一般汹涌而来，感觉自己正在享受这种挑战带来的压力。他曾亲见卢萨为捍卫美国的金融承诺，就像用腻子修补大坝缝隙一样兢兢业业，忠于职守。而现在通胀正在上升，大有冲破防波堤、摧垮美元的危险。
随着新总统尼克松的游行车队消失在视线当中，沃尔克想起前总统肯尼迪曾就美国国际收支问题作出的表态：我们是“自由世界的首要银行家”。他相信肯尼迪懂得美国所承担的义务：“维护价格稳定是社会契约的应有之义。我们给了政府印钞的权利，是因为我们相信经选举出来的官员不会滥用职权，不会过度发行美元使之贬值。外国人肯持有美元，是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的承诺，会让美元与黄金等价。如果我们不信守诺言，就破坏了他人对美国的信任，而信任是一切中的一切。”［1］
沃尔克盯着办公桌后面空荡荡的墙壁，他想把原来父亲办公室那块写有华盛顿语录“不要听任你的善良本性……”的铭牌挂在那里。［2］自1959年老沃尔克去世后，那块牌子就找不到了。保罗认为父亲在1930～1950年期间成就斐然，把迪乃克市从1929年的金融危机中拯救了出来。1969年1月20日这天，他希望沿着父亲的足迹，把美国从威胁到其世界地位的金融挫折中挽救回来。他想让父亲以他为傲，并告诉父亲，他明白那句诫勉之言：公职意味着神圣的信任。他准备在正式宣誓就职时怀念他的父亲。
两个月前，沃尔克差一点放弃为新政府工作的想法，当时尼克松击败了休伯特·汉弗莱赢得了总统大选。他还记得，尼克松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人选参加1952年和1956年的竞选时，曾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描绘成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人。尼克松说史蒂文森“对共产主义第五纵队的无知令人震惊”，暴露了其“极其差劲且可能导致危险后果的判断能力”，故不适合担任总统。［3］沃尔克当时在为阿德莱·史蒂文森助选，他跟许多民主党人士一样，永远也不会饶恕尼克松的造谣中伤。
史蒂文森有一颗硕大的头，虽已谢顶，但脑容量巨大，一副典型的聪明人相貌。他的雄辩才能令人折服。他曾开自己玩笑说：“政客就是一个张着嘴回应所有问题的政治家。”他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所有进步都是由不得人心的人推动的。”［4］沃尔克很喜欢史蒂文森的言论和表达方式。他还记得史蒂文森把尼克松形容为“一个戴着多种面具的人……诡诈多端……轻率鲁莽且缺乏经验”。［5］尼克松就是敌人。
为曾击败过史蒂文森的对手尼克松工作，沃尔克刚开始觉得有一种歉疚，但是他对政府公职的参与热情战胜了他的负罪感。他希望施加自己的影响力，并对尼克松的外交经验有信心--他在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时几乎走遍了全球--以期能为美元危机找到一个永久性的解决方案。当时美元问题因为越战和通胀的影响变得愈加严重。他不能拒绝这次机会。
一些民主党政要也对沃尔克的选择抱有同感。曾任肯尼迪时期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特·赫勒在给沃尔克的信中写道：“虽然对你来说这可能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但为了让你自己拿主意，我从没向最高层沟通过我的想法。你是我认为能在尼克松政府任副财长的最合适人选。”［6］萨金特·施莱佛后来也成为1972年大选时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他深知沃尔克的动机何在，在信中说：“我衷心祝贺您履新……毫无疑问，您的新工作是一个热门职位，但我猜测一定有某种特殊因素吸引您接受了这项任命。”［7］
就任次日，1969年1月21日，亨利·基辛格发出《第7号国家安全备忘录》向沃尔克表示祝贺，信的页眉和页脚上还都打着“秘密”字样，上面写着：“总统已经指示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工作小组，要求其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关于美国国际货币政策以及实施的建议。”［8］基辛格在备忘录中指定沃尔克作为工作小组的组长，并要求他在1969年2月15日之前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国际货币政策研究报告。
沃尔克对此感到不悦。他不希望基辛格自恃哈佛校友身份，四处插手别人的事务。主管货币事务的副财长是向财政部长直接汇报工作的，并不是对基辛格这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负责。沃尔克的职责涵盖国内金融事务（包括管理美国公共债务）和国际经济事务（包括国际收支分析和外汇操作）。沃尔克认为，这份工作将国内和国际职责集于一身，对一位经济学家而言，“这是最好的政府职位了”。［9］查尔斯·瓦尔克是另一位财政部副部长，主管政治敏感领域，例如国家税务局、特勤局、海关局和铸币局，那些是财政部里更有趣的工作，要是基辛格干预这些事儿还说得过去。
但是，沃尔克知道，国际收支问题能引发国家安全问题。他还记得肯尼迪多年前曾告诫欧洲，称如果欧洲不承诺停止攻击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就将削减对欧洲的军事援助。在一次总统新闻发布会上，肯尼迪首次通过“电星号”通信卫星向欧洲现场直播。他说道：“美国不会让美元贬值。事实上，如果取消海外国防开支和对外援助的话，美国随时能够平衡国际收支。”［10］按照《纽约时报》的报道，讲到这里，通过“电星号”卫星传输的信号突然中止（也许不是故障），正好给欧洲人一点时间思考一下：他们是需要美国的枪支和美元，还是再也不需要了。
从根本上讲，沃尔克相信货币强势才能确保国家强大。“我们这些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当然认为，货币的实力和稳定对在各方面维持美国的全球地位至关重要。”［11］他微微一笑，回忆起了当时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与麦乔治·邦迪争论时所讲的话。邦迪曾先后担任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美元是否稳定对美国安全之重要性……胜过在德国部署军队。”［12］沃尔克对基辛格这位新任国家安全顾问能否插手财政部事务并不太关心。他性格上不是那种见人自来熟的人，顿感基辛格的热情态度来得有些过早，当时他们相互之间还都不怎么熟悉。
亨利·基辛格到尼克松这里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要早于保罗·沃尔克去财政部就职。借助先期到任的便利，基辛格早早就开始了其行政布局。沃尔克对基辛格这种跑马圈地的行为很是钦佩，也会按照他设计的蓝图行事，但如果基辛格不来自己的领地动手动脚，沃尔克会更高兴。沃尔克深知基辛格是总统的亲信，完全挡不住。所以，为了划清边界，他在基辛格的备忘录上增加了一句话，只在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留了一道窄缝：“财政部长将就涉及国防和外交事务的重要政策决策……事先征求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意见。”［13］沃尔克还将修改后的备忘录送到他的上司大卫·肯尼迪财长那里审批签字。
沃尔克从此再也没听到过任何关于《第7号国家安全备忘录》的消息，也许基辛格去忙更重要的事情了吧。但是基辛格确认了由沃尔克担任工作小组组长，研究美国的国际货币政策建议。这个跨部门小组包括来自美国国务院、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和美联储的代表，被称为“沃尔克小组”（Volcker Group）。［14］该小组在1969～1974年间对国际金融政策进行了研究监测。沃尔克似乎应该每年都给基辛格送生日礼物。
在成为尼克松政府的国际收支团队负责人之前，沃尔克就预期到可能会有麻烦发生。他观察到自由市场的金价从1968年4月1日的每盎司38美元，逐步涨到1969年1月21日他与基辛格关系缓和时的42美元。之后不到三个星期，沃尔克就激起了白宫的不满，导致了不愉快的后果。
1969年2月12日，沃尔克出席了在巴黎举办的一个会议，与欧洲的银行家、财政部长一起研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当时伦敦市场上金价再创新高，已引发红色预警。在会后的记者见面会上，一位记者问沃尔克，如果赋予外汇汇率更大的灵活性能否阻止金融体系进一步崩溃。沃尔克非常清楚那句问话背后的含义，他的回答就像拍死一只烦人的苍蝇那样果断淡定：“这个问题学术界正在讨论，它只是一个学术话题。”［15］
记者会前一天晚上，沃尔克曾被介绍与一个名叫“第三工作组”（WP3）的国际金融家团体秘密见了个面，他们警告沃尔克不要采纳如此激进的想法。［16］那天天黑后，他被送上车，经过一段曲折的路程被拉到巴黎郊外一处草木葱茏的会所，那地方就像一处神秘的隐居点。在那里用过饼干和奶酪后，比利时央行行长塞西尔·德·史崔克把他拉到一个灯光昏暗、弥散着红酒在木桶中发酵气息的地下室房间，进行了一次私人聊天。史崔克归纳了“第三工作组”对美国政策的不满，并以欧洲人特有的优雅姿态摇晃着手指说：“如果今天所说的浮动汇率制度造成了整个体系的崩塌，那么头破血流的将是你们美国人自己。”
沃尔克对浮动汇率的恶感并不需要别人来鼓动。米尔顿·弗里德曼最钟爱的货币改革方向就是实施浮动汇率。一回忆起弗里德曼与卢萨之间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固定汇率制度的辩论，沃尔克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17］两位大师互不相让，辩论进入了僵局，就好似相扑选手被圈在场地中央进退维谷，直到后来弗里德曼把矛头转向了人身攻击。弗里德曼说，浮动汇率制度“将使危机不再时而发作，也不必让政府高层官员忙于在各国之间疯狂乱窜……的确，我相信这是反对浮动汇率的主要理由之一。办这些事的人都是一些重量级的人物，他们都确信自己在从事重要的使命。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他们只是自我感觉良好，而这些所谓的使命不过是固定汇率制度下的产物”。［18］
弗里德曼关于“高层官员疯狂乱窜”和“重量级人物……从事重要使命”的冷嘲热讽让沃尔克感到不快。这些指责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都涉及他的恩师罗伯特·卢萨。其实卢萨在财政部期间的工作远不止是“疯狂乱窜”。而如今，沃尔克也干上了这份工作。
沃尔克跟卢萨一样，相信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促进国际贸易有很大的贡献。“在固定汇率体制下，存在着一个在各国间通行的标尺，使得每个国家的贸易商、投资者和银行家之间能按照确定的条款进行交易。”［19］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得国际贸易商享有了稳定的经营环境。一个纽约的商人可以把货物卖到密歇根州的地狱镇，也可以卖到宾多法尼亚州的天堂镇。正所谓：无论是天堂的1美元，还是地狱的1美元，都跟纽约的1美元是等价的。
然而，白宫却发动了一场针对沃尔克仅把浮动汇率的讨论隔离在学术象牙塔内的说法的攻击。《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一则来自政府内部“高层”（经认定来自尼克松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指责：“如果不研究（浮动汇率）问题，我们就不算履职。”［20］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对沃尔克的评论感到茫然、不解其意，认为那一定是即兴发言，没有经过深思熟虑”。［21］
劳工部部长乔治·舒尔茨是尼克松属意的官员，他后来又担任了其他两个内阁部长职务。舒尔茨支持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论调。在一次内阁下设的委员会会议上，他建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到支持“新方法”的国会经济联委会去作证。［22］舒尔茨是一位劳动经济学家，曾在芝加哥大学当系主任，那里正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学说的大本营。借助舒尔茨的渠道，弗里德曼的观点可以直通白宫。
沃尔克跟别人一样，都很了解浮动汇率制度支持者的立场。他所尊敬的每一位经济学家都赞成这种观点，包括他的好友兼知己劳伦斯·里特。［23］里特是纽约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曾写过两本畅销书，一本关于棒球，另一本是关于银行的--恰好都是沃尔克的精神食粮。［24］里特曾在国会作证支持浮动汇率制度。这引起了卢萨的鄙夷：“你的朋友不会有问题吧？”［25］
按照学术界的观点，浮动汇率制度通过价格机制自动发挥着神奇的作用，可以治愈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顽疾。例如，当美国从英国的进口高于英国自美国的进口时，美国就会产生国际收支赤字。浮动汇率制度下，多余的美元会在外汇市场上追逐英镑并推升英镑的币值，使得在纽约人眼里，英国货物变得更加昂贵，而伦敦人则发现美国货物变得更便宜了。英镑币值的高企，迫使纽约人购买更多美国自产的商品，而不去订做贵族气的英式服装；同理，美元币值的走低，则促使伦敦人做类似的事情。经由市场的力量，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规模就会缩小。
沃尔克认为浮动汇率是一个说来容易的解决方案，它表面简单，却掩盖了长期的高昂成本。“在浮动汇率体制下，汇率形成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参照的标杆。这种没有根据的汇率会诱使投机商对一种处于贬值趋势的货币展开攻击，使其加剧贬值。”［26］卢萨在与弗里德曼辩论时也提到过这个观点，他认为在浮动汇率体制下，有贬值压力的货币可能遭致螺旋式下跌。［27］米尔顿·弗里德曼则反驳道，如果投机商在下跌时仍继续卖出，寄希望于未来在更低点买入，他们往往会赔钱。投机商可能会从中享受到赛跑的快感，但他们没多久就会耗尽资财。卢萨认为，即便他们最终会破产，但在走向破产前，他们仍会造成巨大的伤害。［28］
沃尔克赞同维持固定汇率制度，是因为它能把国际金融稳定地构建在一个巨大的基座之上，并用财政纪律确保制度稳定。“一国如果存在国际收支赤字，就不可能对本国货币贬值坐视不管。该国就必须像别国一样，紧缩开支，量入为出。”［29］对症的药物是一羹匙货币紧缩，让过热的经济退烧，让进口与出口相匹配。但这个药方的问题在于，要服用一剂高利率的猛药，味道是很苦的。
1969年上半年，伦敦黄金市场发出的红色警报从未被忽视。［30］维持美元地位成了沃尔克最钟爱的委员会--现被称为“沃尔克小组”，其中每个成员都至关重要--的中心工作。4月以后，法国走到了旋涡中心。法国总统戴高乐在宪法改革的公投中失利，于1969年4月28日辞职。［31］巴黎的报纸《法兰西晚报》称：“戴高乐将军每隔两到三年就要举办一场新的加冕礼。”［32］而一旦未能如愿，他就会愤然挂冠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