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从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论述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积极意义。马克思驳斥韦斯顿所谓提高工资会使物价上涨，从而会使工人得到的好处化为乌有的说法，指出这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论调，也是对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一窍不通。事实上，提高工资并不会影响商品价值，而只会影响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比例。马克思指出，反对工人为提高工资而斗争，就是维护资本家的专横掠夺；不用斗争的手段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任随资本家为所欲为地延长工作日；如果工人驯服地接受资本家的意志，接受资本家的命令，并当做最高的经济规律，他就一定要接受奴隶所受的一切痛苦，而又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如果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缩让步，他们就决不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6]
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争取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虽然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锻炼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决不能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这种斗争只能稍微改善工人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工人的地位；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工联的根本错误，正是完全局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工联的活动，实际是为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
马克思号召工人阶级冲破工联主义者为工人运动设下的重重障碍和框框的束缚，为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而奋斗。马克思写道：“工人不应当只局限于……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除了带来一切贫困外，同时还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7]
[1]马克思：《工人议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35页。
[2]马克思：《给工人议会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6页。
[3]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7页。
[4]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4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36页。
[5]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2页。
[6]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68页。
[7]同上书，第169页。
七、支持普选权斗争
支持英国，指导英国工人在争取普选权斗争中的主张，是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重要活动。
19世纪60年代，争取普选权是英国工人运动的中心问题。英国工人阶级曾经为改革选举权进行长期的斗争。但是由于本身力量还不够强大，特别是由于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因而没有取得重大成果。1832年的选举改革运动并没有触动旧的选举制度，财产资格的限制基本保留。持续十年的宪章运动也失败了。随着1857年经济危机和工人阶级的进一步贫困化，工人阶级重新觉醒，争取改革选举制度的斗争又重新开始。
马克思非常重视英国工人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当时，资产阶级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官僚机构，英国工人阶级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享有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普选权有可能给工人带来积极的结果。马克思写道：“英国是唯一的国家，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和组织程度，能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为本身谋利益。”[1]但是，马克思并不幻想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他明确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一旦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2]
马克思积极指导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斗争，为工人阶级制定了争取普选权的纲领。纲领要求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取消财产资格限制，给全国成年男子以普遍选举权。
1865年初，英国选举改革同盟成立。第一国际是这个同盟的核心。马克思力图通过这个组织，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开展独立的政治斗争。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改革同盟是我们的工作。在十二名（资产者六人、工人六人）小组委员会中，六个工人都是我们委员会的委员（内中有埃卡留斯）。我们对于居间的资产者引导工人阶级走上歧途的企图，已予以挫折。”[3]“整个领导操在我们手中。”[4]
在马克思的指导下，英国各地争取普选权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许多地方举行工人群众大会，通过了总委员会提出的争取普选权的纲领；伦敦工人阶级举行多次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运动正在超出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制造的种种障碍向前发展。1866年10月9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由我们中央委员会……号召起来的此地的改革运动，现在已经达到广泛而无可抗拒的程度。”[5]
英国工联领袖虽然也参加选举改革运动，但他们的目的不过是为一部分工薪较高的工人争取选举权，为自己取得进入议会的资本。因此，他们竭力把运动控制在议会斗争的狭小范围内。
全国选举改革同盟成立不久，以工联机关报《蜂房报》编辑乔治·波特为首的机会主义者，就进行分裂活动，成立与改革同盟对立的全国改革斗争协会，利用《蜂房报》作为反对国际和改革同盟的工具，公开宣传与资产阶级妥协，支持政府提出的欺骗法案，放弃国际总委员会的纲领。他们指责改革同盟中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是“鼠目寸光”、“利己的关门主义者”。
马克思早就了解波特是一个沽名钓誉的机会主义者，对波特分裂活动进行了严肃斗争，揭露了他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真面目。1865年5月9日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伦敦的工人中和到处一样，自然也有一批驴子、蠢材和流氓，围绕在一个恶棍的周围。在这种场合，这个恶棍是乔治·波特，一个像老鼠般的人……资产者支持他来反对我们的人，因为他们觉察出他可以被收买，并知道我们的人是真正的。”[6]为了反对波特的分裂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动员一些同志收买报纸的股份，把报纸置于自己的领导下。马克思反对波特的斗争，巩固了刚刚成立的改革同盟。不久，政府提出了格莱斯顿法案，少数工薪较高的工人获得选举权。工联领袖立即表示欢迎，公开号召工人“不要反对该法案而是要支持它”。这时，马克思指示宪章运动领袖琼斯等人在报刊和公众集会上针锋相对地号召工人阶级反对这个法案。根据马克思的指示，琼斯在报上写道：“改革法案是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身狭隘的阶级利益而对工人阶级的欺骗。”琼斯指出：“工人们，你的敌人（是的，敌人，这正是他们的名字）几乎向你们隐瞒了他们的目的。他们之所以推荐这个法案，只是因为该法案给予极少数的工人和颇大一部分的资产阶级以投票权。这个法案的目的是要使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广大工人群众的斗争，迫使政府不得不把它取消。
1867年8月，政府通过新的选举改革法，稍微放宽财产资格的限制。根据这个法案，全国选民由135万人增至225万人。拥有2000万人口的国家中，工人阶级广大群众和城市贫民、农民仍然得不到选举权。工联领袖们完全支持这个改革法案。停止了争取普选权的鼓励，轰轰烈烈的争取普选权遭到失败。英国工联首领奥哲尔、里尔斯、波特都成了资产阶级的领取津贴的奴仆，为“伟大的自由党”效劳“按照资产阶级方式行事”。[7]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国际工人协会撤销了工联领袖奥哲尔总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68页。
[2]《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85页。
[3]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5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17页。
[4]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2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82页。
[5]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6年10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31页。
[6]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5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17页。
[7]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5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12页。
八、美国南北战争、波兰和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
第一国际活动时期，正是美国解放南方黑奴运动，波兰人民和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高涨时期，马克思满腔热忱地支持为解放黑人奴隶制而战的北方，支持波兰反对沙皇俄国、争取民族独立运动，支持爱尔兰民族求生存、求解放的斗争。
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为欧洲工人阶级敲响了警钟。马克思十分关心战争的进程，高度肯定和赞扬英国和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反对实行奴隶制的南方，反对英国和欧洲各国政府干涉美国内战的阴谋。马克思说：“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恶的十字军征讨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样罪恶疯狂行为所进行的坚决反抗。”[1]马克思在赞扬英国工人这种立场时写道：“英国工人对他们的资产阶级说，你们想要战争，就让你们得到它；但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英国。”
第一国际成立不久，马克思在1864年11月底，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写信祝贺林肯当选美国总统，表明欧洲工人阶级坚决站在反对南方奴隶主叛乱一边，支持解放黑人运动。当南方奴隶主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奴隶制”这个词写在武装叛乱的旗帜上的时候，“欧洲工人阶级立即了解到，奴隶主的叛乱是一次财产对劳动所进行的普遍的十字军征讨的信号，在大西洋彼岸进行的这一大规模的战争关系着劳动者的命运，关系着他们对未来的期望，甚至关系着他们已经获得的果实”[2]。“欧洲的工人坚信，正如美国的独立战争开创了资产阶级取胜的新纪元一样，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开创了工人阶级的新纪元。”[3]不久，林肯总统被南方奴隶主暗杀，马克思对林肯的功绩和作为伟大人物的特性作了深刻的概括，认为“这是一个不会被困难所吓倒，不会为成功所迷惑的人；他不屈不挠迈向自己的伟大目标，而从不轻举妄动，他稳步向前，而从不倒退；他既不因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冲昏头脑，也不因人民的情绪低落而灰心丧气；他用仁慈心灵的光辉缓和严峻的行动，用幽默的微笑照亮为热情所蒙蔽的事态；他谦虚地、谨慎地进行自己的伟大工作，决不像那些天生的统治者们那样做一点点小事就大吹大擂。总之，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4]。
马克思一贯关心波兰的民族独立运动，并把这一运动与欧洲各国的民主运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认为没有波兰的独立，欧洲的自由也不能确立。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指出：“对波兰民族压迫的根源，是现存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5]1849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热烈支持波兰人民对俄、奥、普统治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斗争，赞扬他们在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政治意识和真正的革命精神。1863年，波兰人民举行起义，反对沙皇俄国的民族压迫。虽然起义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但欧洲各国工人阶级把支援波兰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他们每年都举行集会，纪念波兰起义。1867年1月29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和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伦敦支部共同组织纪念波兰起义的群众大会。
马克思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了波兰问题与欧洲革命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压迫波兰民族，是沙皇俄国实现世界霸权的巨大野心；波兰的解放将给沙俄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使它不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充当欧洲各国反动势力的支柱，从而使欧洲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能够得到时间，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