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24]同上。
[25]同上。
[26]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7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0页。
[27]马克思：《致达·奥本海姆》（1842年8月25日左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
[28]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7页。
[29]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十二、《论犹太人问题》
1844年初，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严厉地批判了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这两本小册子中所宣扬的资产阶级理想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
犹太人问题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是德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受到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德意志国家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自从1816年5月4日普鲁士政府颁布歧视犹太人法令以来，犹太人被剥夺了担任公职、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权利，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歧视和迫害。对犹太人的民族压迫，是由德国封建专制制度不断造成的。德国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不断制造、加深德意志民族和犹太民族、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犹太人反对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要求民族平等和信教自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青年黑格尔派从民族沙文主义和唯心主义立场出发，对犹太人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布鲁诺·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当做纯粹的宗教问题，认为犹太人所遭受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不是由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性质，而是由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所造成的。鲍威尔认为，由于犹太人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自外于以基督教为国教的普鲁士国家，所以不能不遭到歧视；只要他们不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他们就必然要被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德意志国家和社会所排挤，他们也没有理由要求与信仰基督教的德意志民族处于平等地位。鲍威尔进一步指出，宗教是一切社会压迫的根源，只有消灭宗教，才能消灭社会压迫。犹太人要获得政治解放就必须放弃犹太教，而犹太人放弃犹太教、一切人放弃宗教则是政治解放的前提。按照鲍威尔的观点，政治解放意味着宗教的彻底消灭，意味着人们获得真正的自由，意味着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解决。鲍威尔的上述观点，实质上维护了普鲁士政府的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策，掩盖了社会压迫的物质根源，混淆了政治解放（资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无产阶级革命）的界限。
马克思认为，犹太人争取民族平等和信教自由的斗争，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尽管犹太教与基督教同样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鸦片，因此必须同样进行彻底批判；但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则必须支持犹太人争取民族平等和信教自由的斗争。早在1842年秋天，马克思就打算写一篇论犹太人的文章，批判各种反犹论调，使这个问题耳目一新。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从科伦写信给卢格说：“本地的犹太教公会会长刚才到我这里来，请我替犹太人写一份给议会的请愿书，我答应给写。不管我多么讨厌犹太人的信仰，但鲍威尔的观点在我看来还是太抽象。应当在基督教国家上面打开尽可能多的缺口……”[1]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把犹太人问题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直接联系起来。他指出，德国犹太人所受的压迫和歧视，原因在于德国还“没有政治国家、没有真正的国家”[2]。也就是说，德国现实存在的封建专制国家，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比较起来，还是不完备的国家，或者说，还不是真正的国家。在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实行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政策；在德意志封建专制国家里，政治和宗教合二为一，实行宗教歧视政策。这个等级的和排他的基督教国家，“不仅是不完备的国家，而且也是不完备的基督教国家”[3]。只要推翻德国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犹太人就能够与基督教一样，获得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犹太人争取信教自由，反对宗教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也就是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争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斗争。鲍威尔反对犹太人的斗争，实质上就是维护德国封建专制统治，背叛民主革命运动。
宗教并不是社会压迫的根源，而是社会压迫的表现形式。社会压迫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因此，决不能把社会压迫的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决不应该以为消灭宗教就能够消灭一切形式的社会压迫，决不可以把批判宗教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相反，只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剥削制度，才能消灭宗教、消灭宗教势力、消灭宗教意识对人们的影响。马克思写道：“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4]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历史和神学、政治和宗教的关系。
批判宗教必须服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由于宗教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思想支柱，批判宗教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因而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社会革命决不能仅仅限于宗教批判，决不应该夸大宗教批判的作用。因为，宗教批判虽然摘去了那奴役人们的锁链上的虚幻的花朵，但更重要的是要打碎锁链、扔掉锁链。革命者的任务，不应该局限于宗教批判，更不应该把宗教批判和政治斗争割裂开来，而应该站在政治斗争的高度来批判宗教，并且应该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把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旧社会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反动法制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批判。
批判的武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批判的武器决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整套的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剥削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宗教和其他各种精神支柱，构成了强大的物质力量。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无论批判的武器多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革命的实际斗争，是用革命手段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对剥削阶级进行“武器的批判”。
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为一谈，断言政治解放就是宗教的彻底消灭，就是人们从包括宗教压迫在内的各种社会压迫中彻底解放出来，就是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是非常荒谬的。
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使国家从中世纪的宗教束缚下解脱出来，并使国家完备化，这是一个进步。犹太人所要求的就是这种解放。但是，政治解放既不是宗教的彻底消灭，更不是人类的彻底解放。政治解放既不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也不要求一切人放弃宗教。政治解放并没有消灭产生宗教的物质根源和社会根源。政治国家虽然实现政教分离，但并不妨碍民间宗教活动的存在。例如，当时美国是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典型政治国家，在那里，宗教不仅没有消灭，反而非常盛行。由此可见，“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这就证明，宗教的存在和国家的完备并不矛盾”[5]。在政治国家里，人并没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反而取得了信教自由。
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不同。它的使命是消灭私有财产和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当私有财产消灭的时候，宗教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也就消灭了。人们的宗教意识，也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6]。只有到那个时候，人类才获得了真正彻底的解放。
[1]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3页。
[2]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4页。
[3]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1-112页。
[4]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
[5]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
[6]同上书，第446页。
十三、《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
1844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晤，对各种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理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结果表明，他们在所有问题上的观点完全一致，在对待青年黑格尔派的问题上也完全一致。
被马克思、恩格斯讽刺地称为“神圣家族”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于1843年12月在柏林创办《文学总汇报》（月刊）。这家刊物所有文章的中心思想，是“‘精神’和‘群众’对立”。他们在评论宗教和哲学、基督教和犹太教、赤贫现象和社会主义、英国工业和法国革命等影响当时生活的一切重要现象时，贬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作用，宣扬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鼓吹所谓“公正不倚”、“置身于一切政党之外”的超党派态度，反对革命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恩格斯在巴黎逗留期间，同马克思一起深入分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性质、作用和危害性，共同研究批判内容、拟定批判提纲。恩格斯用十天时间写完自己分担的题目，马克思则集中几个月时间进行写作。
1845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第一部共同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出版。这部主要由马克思执笔的著作，内容十分丰富，“写得非常精彩”[1]，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谬论时，进一步发挥了在《德法年鉴》上初次论述的关于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等光辉思想。
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基础，是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同唯物主义反映论相反，思辨唯心主义否认理论来源于实践，否认主观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他们从概念推出存在，认为主观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基础，企图使客观世界服从于主观创造的概念。
青年黑格尔派认为，精神、思维、概念是创造活动的主体，不依赖于客观世界而独立存在；历史活动是纯粹思维活动的结果，是概念的自我发展；历史的发源地不在现实的物质生活中，而在天上的云雾中。在他们看来，一切现实存在的、具体的、确定的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社会上一切矛盾和斗争，只是“概念”、“范畴”的对立；只要改变“想法”、扬弃“范畴”，就可以消灭对立。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是“拥有”和“不拥有”这两个范畴的对立；无产阶级要改变“不拥有”的地位，只需克服和扬弃这两个概念和范畴。这样，他们“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把思维活动当做创造的主体，把外部世界变成纯粹的幻觉和幻想，变成自己头脑的单纯突发之念，这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正好相反，客观世界是不依赖于自我意识并存在于自我意识之外的。它不是自我意识的幻觉，不是幽灵，不是概念和范畴，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讽刺地写道：对于宣扬思辨唯心主义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来说，“它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世界和他以外的其他人的存在，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提醒他在他以外的世界并不是空虚的，而真正是把他灌饱的东西”[2]。
青年黑格尔派离开群众的实践活动，不去研究具体的经济关系，不去认识一定历史时期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生产方式，不去了解人对自然界的关系，排除自然科学和工业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因而根本不能对历史现实有起码的认识，也不能真正了解各个具体历史时期的性质和特点，更不能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那一套所谓思维创造历史的自满自足、自圆其说和自成一家的论调，不过是实践和历史中的胡言乱语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