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甘肃教育界依然施行封建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制度，继续着他们目的阴暗的奴化教育，试图禁止学生关心国家，走出校园。但大敌当前，兰州青年学生不甘落后，他们热血澎湃，十分不满当局的愚民做法，共产党一致抗日深得民心，也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热烈拥护。他们纷纷冲出校园，争先走到爱国的前列，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成了他们了解国事，抒发爱国情感的场所。他们热烈聆听办事处共产党员对他们的启发和教导。在兰州各院校中，甘肃学院的学生走到了革命的最前列，以学生身份为掩护的****兰州工委委员，负责青年工作的刘日修把抗日救亡的新思想带进了学校，受到学生的拥护。他主办了学生自治会会刊《甘院学生》，成为宣传抗日的一方阵地。在领导学生积极开展运动的同时，刘日修还培养在兰的部分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另外，他还在兰州师范、女子师范、兰州中学、兰州工校等院校开展活动。为了领导兰州各校党的工作，发动和组织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兰州工委决定成立了工委领导下的学委。
经过****兰州工委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当时影响颇大的甘肃青年抗战团终于掌握在了共产党员和坚持抗战的进步青年的手中。其一经成立，就分别在甘肃学院、兰州中学等学校成立了分团，并在外地建立了几十个分团，他们出墙报、办刊物、开演讲会，开展进步的戏剧活动，成为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有力组织。
就这样，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竭力团结和发动各阶层爱国人士；****兰州工委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党员，秘密活动，尽可能地组织基层群众，两个党的组织相互配合，开展工作，很快打开了兰州的抗日局面，使党领导下的兰州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救亡团体百舸争流
在八办不遗余力地建设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甘肃国民党当局顽固腐旧势力思想渐渐开化，贺耀组表示不再阻挠民众运动，深久压抑的抗日热潮喷薄而出。
兰州的政治空气改变了，忽如一夜春风来，甘肃青年抗战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学会、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回民教育促进会、甘肃省妇女慰劳会、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抗战团等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起来了。它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宣传、动员民众支援前线，它们将兰州陈腐郁闷的空气荡涤而尽，为兰州民众的抗日救亡斗争写下了精彩的一笔。其中影响大的团体有甘肃青年抗战团、甘肃妇女慰劳会和******学会。
甘肃青年抗战团
成立于1937年11月，罗伟为团长，万良才为秘书长。如前文所述，为了挫败国民党控制青年抗战团的阴谋，兰州工委放手发动群众，终于将这个组织的领导权争取到了党的手中。共产党的加入，改组了青抗的领导机构，蔺克义化名刘德纯，任组织部长，樊大畏任宣传部长，罗扬实任总务部长。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青抗团，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在各地发展组织，利用假期在25个县建立了分团。在兰州的总团定期出版《抗战通讯》和街头墙报，随时向广大群众发布前方战事，讲述前方战场的抗战故事。组织演出抗战话剧和街头剧，组织歌咏队、防空救护队、劝募队、读书会、演讲会等。大批青年学生被团结和组织起来，学生的抗日热情得以喷发。经过三个多月的活动，“青抗”在各地各校建立分团72个，团员发展到3000多人。1938年3月2日兰州工委就工委工作问题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写到：“甘肃青年抗战团——这个团体在兰州是最活跃的。其实在全甘肃也是它最有生气，它是各党各派统一战线的群众的组织。”青抗在兰州青运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青抗在全省热火朝天的抗日运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38年4月，朱绍良强迫解散了青抗。
甘肃妇女慰劳会
从“九·一八”到抗战，在中国土地上，从北至南，以及辽远的内地，每天都有许多非战斗人员和妇孺惨死于敌寇手中。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在这种灾祸侵袭下，炸弹和刀枪之下生活着的中国妇女，切实领受了当前的事实，觉悟到了自己的责任，认识到了在国难期间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1937年8月初，甘肃广大妇女群众为响应何香凝先生组织的妇女抗敌后援会和中国妇女慰劳前方抗日将士会的号召，迅速在兰州成立了甘肃妇女慰劳会，由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的夫人倪裴君任妇女慰劳会的会长，国民党新编第一军军长邓宝珊夫人崔锦瑟任副会长。甘肃妇女慰劳会的成立和活动，开了兰州妇运史的先河。
从邓春兰到秦仪贞，到女扮男装逃离学校奔赴战场的两个兰州女学生，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史中，勤劳质朴的甘肃妇女不甘示弱，勇于前行，为甘肃人民所敬重。在甘肃妇女慰劳会成立之前，贺耀组的老朋友谢觉哉来兰后，谢老及其夫人王定国经常与贺耀组夫人倪裴君交流思想，她的觉悟提高很快。倪裴君在妇慰会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辞：“甘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甘肃，甘肃妇女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妇女。没有中华民族，自无甘肃。我们全省妇女只有直接间接参加抗战，才能取得胜利。”
甘肃妇女慰劳会的成员有甘肃军政界高级官员的夫人，省会兰州的中、小学女教师及中等以上学校女学生100余人。“妇慰会”成员出入大街小巷，搞歌咏队、演街头剧、办识字班、办壁报、写标语，积极开展慰劳抗日将士及抗日救亡宣传募捐工作。1937年至1938年5月期间，她们先后募集了大批的抗日物资送往前线。募集的物品有现金、手套、羊皮、皮袄、袜子、毛巾、棉袄、牙刷、牙粉等，有力地支持了抗日战争。她们还提倡放足，反对束胸，给妇女一个健康活泼的身体，倡导婚姻自由，大胆同一切桎梏妇女的封建糟粕开炮。慰劳会在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谢觉哉的指导下，创办了《妇女旬刊》。《妇女旬刊》的创办，可谓甘肃妇女在抗战期间觉醒的标志。党派来的共产党员、妇慰会秘书长邢华在《妇女旬刊》第一期发表《紧急时期的西北妇女工作》，在文中大声地疾呼：“只要我们举国一致，坚持抗战到底，不动摇，誓不妥协，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救亡刊物百花争艳
为了增强党的威望，宣传和贯彻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甘肃工委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提出了“创办刊物、改造舆论”的工作方针，于是，像各救亡团体一样，各种救亡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救亡刊物结合当时的抗战形势及救亡团体的特点，办得有声有色。八办和工委积极利用报刊杂志开展宣传工作，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鼓励和赞扬抗日爱国行动。到1938年初，兰州的救亡刊物达十几种之多，在甘肃宣传史上盛极一时。随着国内大片土地被日寇攻占、政府西迁重庆，一些内地出版机关和编辑人员、进步文化人士转到后方兰州，使得甘肃期刊发展得汹涌热烈，其中《西北青年》、《妇女旬刊》、《战号》、《回声》、《老百姓》、《甘院学生》、《热血》、《抗敌》、《苦干》、《现代评论》、《民众通讯》等抗战刊物各有特色，争奇斗艳；党在外地的进步报刊《群众》周刊、《新华日报》、《全民》、《抗战》、《妇女生活》等也在兰州公开出售。
声势浩大的宣传，使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深入民心、深得民心。兰州各界人民群众的心中涌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战热情和革命激情。
《西北青年》
创刊于1937年12月，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发表了谢觉哉、伍修权、彭加伦等同志的大量文章。其中谢觉哉以“涛”、“徒”等笔名先后发表了《苟安即是自杀》、《一九三八年——中华民族复兴年》、《争取继续抗战胜利》、《三民主义与救国》等文章，集中宣传、阐述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及其政治上的贪污腐化、压制民主，禁止青年阅读进步书刊的种种罪行，很好地反映了青年抗日的要求和愿望，给青年人指明了抗日的方向，获得了广大青年的喜爱，被认为是“荒芜高原上的一朵鲜花”。
《妇女旬刊》
该刊是甘肃妇运史上第一个进步刊物，以宣传抗日为主要内容，并为妇女解放而呐喊。长年深受压迫和歧视，被三纲五常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甘肃妇女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在当时确乎难能可贵。谢觉哉在《妇女旬刊》创刊号（1937年12月）上发表了《祝〈妇女旬刊〉的诞生》一文，在文中，谢老号召妇女们站起来，走出去。他说：“日寇大举进攻，甘肃已经站在火线上了。甘肃人民要不做亡国奴，就得起来拼命；甘肃六百万人民中的三百万女同胞，同样要参加抗战。《妇女旬刊》的任务，就是为此。”在《妇女旬刊》第四期（1938年1月）上，谢老又发檄文，鼓励和赞扬了妇女的斗争精神，提出摆脱羁绊妇运前进的枷锁，进一步号召动员妇女们行动起来。
《老百姓》
由著名的历史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于1937年9月创办。它以歌谣来抗战，在当时各刊物中独树一帜。“七七卢沟桥，日本兵变了，杀了人，抢了财，又把房子烧……”这首歌词简洁明了、旋律富有北方民谣特色、广为群众传唱的名为《拉布娃》的抗日小调就是由顾颉刚所作，发表在《老百姓》上的。《老百姓》以其特有的形式对抗日救亡工作起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1938年6月，该刊被国民党勒令停刊。
《热血》
由省外留学生抗战团于1938年1月创办，内容主要以宣传抗日和抗战功绩为主，并对甘肃的抗战动员工作发表评论。针对一些在后方偏安一隅消极抗日的人，该刊登载了谢觉哉的有力文章《西北并不是安乐的天地》：
西北并不是安乐的天地，敌人正大刀阔斧地朝这边杀来。事实很明显，卢沟桥战起，敌人即向平绥猛攻，很快就达到包头五原，如果没有八路军在晋北突起，牵制了敌人前进，今天的西北，早已沦为战区了。然而敌人并没有放弃对西北进攻，这是他包围中国必须取得之地，不过他受了几次抵抗，采用稳扎稳打的办法罢了。稍留心战事的人，都知道日寇在打通津浦路以后，必然一面由陇海路西进，直捣潼关，一面向宁夏进攻，截断甘凉大道。假如没有新的力量在豫鲁晋冀向敌人以极大障碍，西北将不免一时与中央隔绝而成为单独作战之区。然而西北仍有不少人，看不见这鲜明的事实……古语说：“燕巢危幕”，房子起了火，燕子巢在上面，在火没有烧及时，它们呢：喃喃像平时一样。我们是人，不是燕子，应特别警觉危亡大祸已临到西北千百万人民的头上。急起直追，犹恐不及，还有闲情说别些事吗？
谢老此文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令那些蒙昧之人、消极对抗之人、顽固反抗之人汗颜和警醒。1938年6月，该刊因揭露国民党征兵中的黑幕被朱绍良下令停刊。
《民众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