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著名的古物挖掘者伦纳德·伍利爵士（Sir Leonsrd Woolley）把那个在中国土耳其斯坦走了约有两万五千英里的斯坦因爵士的远征队，说成是“一个考古学家对古老世界所进行的一次最大胆和最冒险的突击”。杰出的中亚细亚旅行家和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教授（Owen Lattdmore）也曾经把斯坦因称作是“他的同时代人当中的一位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人物”。
这些发自同行们的赞扬，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在使用最高级形容词时，我们还是郑重一些为好。举例来说，一个作者曾经把斯坦因描绘成为“自马可·波罗以来最最伟大的探险家”，这种说法就是贬低了斯文·海定的成就。关于海定的几次旅行——主要是与考古学有关的旅行——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论述过。的确，考虑到海定对西藏的远征，就地理学上的意义来说，他是一个更伟大的探险家。他俩除了相互尊敬并对于那些只是在塔克拉玛干边缘进行挖掘工作的人表示轻视以外，两个人在很多方面有着相同之处。和海定一样，斯坦因由于在中亚细亚研究上作出了贡献，英国政府授予他以爵士勋号，牛津和剑桥大学授予他以名誉博士学位，同时他还赢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
而所有这些又不过是他所得到的终身荣誉的一部分。他俩都身材短小而结实（斯坦因身高仅5英尺4英寸），都是单身汉，都写了大量有关旅行的著作，又都活到八十多岁。同时，他俩在年龄上只差三岁，斯坦因稍微大一点。
然而，在他们之间，有着一种根本的差异。斯坦因是一个光辉的东方学专家。他转而从事探险，是为了进一步证实他的一些理论，亦即在中国遥远的地方，地下究竟埋藏着什么东西这样的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考古学上的探险家”。而受过高度地理和制图训练的海定则纯粹是一个探险家。在这方面，他和伟大的俄国亚洲旅行家普列耶瓦尔斯基（Prejevalsky）更有相同之处。不过，作为一个历史上的探险家的斯坦因来说，他的发现，远比他的敌手们所发现的要重大得多。他的确是中亚考古学上的巨人。
奥利尔·斯坦因
他于公元1862年出生在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因为他的父母认为，在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下，这样做会使他前途光明，百事如意。引用他的传记作家珍妮特·米尔斯基（Jeannette Mirsky）的话来说：“对斯坦因的长辈来说，洗礼是打开犹太人居住区的一把钥匙并提供……接近外界财富的机会。”他并没有使他们失望，虽然他们没有能活着看到他对于那些财富所做出的无可比拟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他一直坚守他的信仰。当1943年他在阿富汗（那年他已81岁，他计划从该地出发，进行最后一次伟大的中亚旅行）临死的时候，他要求一个英国教会为他举行葬仪。
斯坦因从他上学时起一直到死，他一生所向往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和他的远程旅行。他几乎费去了生命中很大的一部分时间，去探查希腊人连同他们的艺术与学术当时进入中亚时所走过的路线，和那时作战的战场。后来，他越过喀喇昆仑要隘，沿着古丝绸之路的东段，又进一步研究了希腊的艺术。斯坦因也许像在他以前的匈牙利东方学者克索玛·戴·可罗斯（Csoma de Koros）和阿密纽斯·范伯格（Arminius Vambery）那样，他为匈牙利人是匈奴族的后裔这种古代的信念下意识地把他吸引到中亚细亚来。显然。他是受了这两个伟大的旅行家的影响和鼓舞的。
他在维也纳和莱比锡两所大学学习东方语言并在他21岁那年，接受秋品琴（Tübingen）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来到英国。
最后，这里就成了他所选中的国家。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在牛津大学和英伦博物馆学习古典和东方的考古学和语言学，但是他没有选学汉文——这在他的语言学武库中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这使他在20年以后，在敦煌附近的千佛洞吃了很大的亏。他在英国学习期间，往往由于偶然的原因而不得不中途辍学。比如说，有一次他被征入伍，在匈牙利军队中服役一年，叫他学习野外测量。这种技能后来证明，在他所赖以成名的在中亚的尚未测绘的地区进行工作时，是十分有用的。
当他的双亲去世以后（他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经45岁），他就从此永远离开了匈牙利而到了印度。在公元1888年，当他26岁时，他在印度拉合尔参加了教育工作。在这里，他成了罗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父亲的朋友。这个人是“奇屋”也就是小说《基姆》中所提到的那个收藏印度和犍陀罗不朽艺术的博物馆馆长。斯坦因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当时著名的中亚佛教艺术和印度肖像画法。他从拉合尔一直到在这以前欧洲人还未去过的地方，进行了他的第一次大量盗窃古物的活动。他在伴随一个讨伐性的远征队到达印度西北的边界地带时，对神秘的般纳尔（Buner）作了一个考古学上的迅速调查。
不管生活是如何孤寂，有时候甚至在一年或更多的时间里看不见一个欧洲人，但是斯坦因却和他的朋友们一直保持着信件的往还。这些信件，自然是要通过遥远的距离来收寄的，而且还通常是在晚间坐在帐篷里凭借着微弱的烛光写的。然后再由当地的邮递员穿过沙漠，越过高山才能把它们寄走。但是无论他在沙漠里做了一整天的工作之后写他的野外记录也好，或者后来在克什米尔他的寂寞的帐篷里准备写他的不朽的远征著作也好，他都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然而一直到公元1900年5月，在他37岁的时候，他才开始进行越过喀喇昆仑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首次远征。斯坦因在这将近一年的首次远征中，仍然是一个没有正式国籍的人，因为，虽然他已放弃了他的匈牙利国籍，但还没有取得英国的护照（他最后在1904年才获得新的公民身份）。这时，当他听到有一些谣传说，俄国和德国的远征队已经在着手准备，同时又说海定也将到这个地区来等等说法以后，他本想提前出发。但是，要穿越这个政治上敏感的区域，首先必须得到印度政府的许可，另外还必须说服中国人同意他进行这次远征。最后，他不得不请假，自筹经费来进行这一冒险事业。
在一份呈交印度政府的具有说服力的申请书中，他提出了他的意见。他写道：“从众所周知的历史记录来看，现今和田的领域曾经是古代佛教文化的中心。很显然，这种文化是发源于印度，并具有印度的特色的。”他列举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出现的一些手写原稿和其他文物时指出：“当地觅宝的人们在漫不经心的搜索中，已经找出那么多。”那么，如果一个欧洲的考古学家，在丝绸之路进行有系统的探索，就必然会找到具有重要意义的古代文物。
斯坦因的远征得到罗道夫·赫伦勒博士的热烈支持，因为后者是加尔各答势力圈中一个权威人士。他在支持这次冒险事业的一封信中，强烈地论证说，中国土耳其斯坦的南部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接着又说：“我们决不容许其他的人得到本来是属于我们的荣誉。”如果他事先预见到这次远征所产生的一种结果，他可能不会表现得那样富于侵略性。
除了赫伦勒的支持外，斯坦因还幸运地得到了印度最有权势的新总督作为他的同情者。公元1899年4月，当新总督寇松勋爵巡视旁遮普的时候，斯坦因被派去引导他参观拉合尔博物馆。在参观的过程中，斯坦因向他解释犍陀罗艺术的重大意义。与此同时，他还乘机说了他自己打算去揭开长时期以来关于喀喇昆仑地下所存在的秘密。当时年仅40岁的寇松，自己就已经写了一本关于中亚的书，虽然俄国在那里抱有野心并对于斯坦因说的话感到特别注意。他通知驻北京的英国公使，请中国当局给斯坦因发一张经由喀喇昆仑进入中国土耳其斯坦的护照。这张护照连同印度政府对于远征的批准书一并按时到达。中国的公文命令当地的办事大臣要保护好斯坦因。更重要的是要处处给他以方便，不能限制他的行动。
与此同时，斯坦因也正在为他的旅行作一切准备工作。那时斯文·海定所写的两卷叙述他在塔克拉玛干的发掘经过的《亚洲漫游》一书刚刚出版。斯坦因从这本书里得到许多有价值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旅行的人们所遇到的一些特殊的问题。他从海定在塔克拉玛干所遭遇到的几乎是致命的事件中了解到，要探索发掘远在沙漠中的遗址，唯一可能的时间是在冬季。因为这是在极冷的条件下，而不是在令人忍受不了的酷热的夏天进行工作。首先，他买了一个北极探险家用的斯托蒙脱—墨菲火炉，用来暖和他的小帐篷。另外，他还在他的小帐篷里边加上一层厚哔叽作为衬里儿，借以抵御严寒。（尽管如此，钢笔中的墨水还是常常凝固，正如海定所曾经遭遇到的那样。）同时他还带着厚厚的毛皮衣，以供睡觉和旅行时用。但是，在平均十年才下一次雨的沙漠中，水是最大的问题。他雇人定做了几个特制的马口铁水箱，每个能容纳17加仑水。这是一头双峰骆驼在沙漠中所能载运的最大限量。但当温度下降到零度以下时，还得用冰块补充。
斯坦因接着旅行到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他把帐篷建立在海拔一万英尺的摩汗麦格草原上。这里成了他的家，以后来来往往在这里住了很多年，同时这里也是他的几次远征的出发地。在那里，有四个人准备随同他在一起进行探险工作。他们是：廓尔喀人测量员莱姆辛，他是受印度测绘局的派遣来帮助斯坦因进行绘制地图工作的；斯坦因的仆人密若·爱里姆和厨子萨达克·阿克亨（Sadak Akhun）；和同莱姆辛担负相同任务的捷克范脱辛。远征队的最后一个成员是叫做“达嘘”的一只小狗，这是他在四次中亚旅行中连续使用这个名字的第一条狗。
一个月之后，公元1900年5月31日，这个团体离开斯利那加，开始一次崎岖的但是平安的八个星期的艰苦跋涉。他们越过喀喇昆仑，到达了喀什。在一个叫做契尼贝的地方，斯坦因度过了剩余的夏天。这里是乔治·麦卡纳和妻子俩舒适的官方住宅。麦卡纳是一个有着不平常背景的人。他是一个苏格兰父亲海力迪·麦卡纳爵士和一个中国母亲的儿子（这个中国母亲麦卡纳一直不告诉别人，即使对自己的孩子他也不说。1945年他死的时候，登在《泰晤士报》上的讣告，也没有提到她）。他是英国在遥远的中亚情报站的代表。他在那里服务了28年之久。据地理学家们说，这个地方是地球上离海最远的一个市镇。他和斯坦因有着许多共同的爱好，他俩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斯坦因准备再进行远征时，还要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的殷勤好客是传奇式的。“在中亚细亚的每一个旅行者都知道喀什的英国总领事馆，并为它祝福。因为凡是想在中国土耳其斯坦碰碰运气的欧洲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安乐窝和殷勤接待的中心。”这是雷金纳德·斯可堡上校在1933年写到关于在契尼贝由麦卡纳全家所建立的，并由其后继者所持续进行的这种优良传统时所说的话。一直到英国在亚洲最遥远的这个小角落于过去的20世纪40年代最后交还给中国政府时，这种传统才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