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人统计，在《李自成》前3卷中，涉及的人物达350人以上。而他们几乎是当时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行业的人物代表：从农民起义军领袖到一般将士、从皇帝到幕僚、从妃子到宫女、从书生到商贾、从艺人到妓女、从僧尼到乞丐……这些人物的活动场所就更是五花八门、无处不到。要展现300多年前的这样一幅广阔宏大、结构复杂、头绪众多的社会场景，要没有对当时政治生活、军事生活、社会风情、地方习俗、职业特征等各方面都了然于胸，没有对小说创作中人物形象的仔细分析、定位，没有对文学语言的精湛的驾驭能力，没有对谋篇布局的准确把握，都不可能经纬有序地织就《李自成》这幅浩繁5卷、洋洋300万字、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而姚雪垠恰恰就是那样一位治学严谨、知识渊博、妙笔生花的大家。正如他在《〈李自成〉第一卷前言》中说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主题思想不是产生于作者有了写作动念之后的凭空构思，而是产生于他对历史作了认真的研究之后。只有经过对历史作了比较广泛和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才能理解历史问题的全貌、内容和本质，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塑造好历史人物。”他在《向母校师生汇报》一文中也讲到：“作为一个够水平的历史小说家，他的作品必须既有较高的艺术性，也有较高的思想性。历史小说的思想性，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上，特别是对复杂的历史问题的见解上。怎样才能认为他的见解是好的，或者是叫做精辟的，就在于他能够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武器分析历史，得出深刻的、新鲜的、独创性的见解。”几十年来，姚雪垠为了《李自成》的创作，查阅和精研了大量历史史料。从“正史”《明史》、《清史稿》到“野史”《绥寇纪略》、《明季北略》直到各种地方志等等。仅是收集抄录的卡片，就达两万张之多。深入历史而又跳出历史，既有借鉴又有创新。姚雪垠正是本着科学的历史小说创作观，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巧妙地结合，使得《李自成》成为不落窠臼、独辟蹊径的历史小说巨著。当我们看到小说中描绘的潼关南原大战、商洛山保卫战、第二次开封战役、朱仙镇激战等战役，耳边似乎听见铮铮铁蹄声、震天喊杀声，看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烈场面。而作品对阶级矛盾、宫廷生活、人物语言、市井俚俗、塞外风情等等方面的刻画，更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难怪甚至有人将《李自成》拿来当历史读，认为它比史料更真实可信，更囊括全面。
茅盾在《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一文中也给予作者高度评价，他说：“中国的封建文人也曾写过丰富多采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1964年，正当姚雪垠继续《李自成》第二卷的创作时，他发表于1962年的短篇小说《草堂春秋》受到点名批判。对于批判，姚雪垠向来是抱着虚心听取意见，认真改正错误的态度的。但是，他万万没有预料，一场席卷文坛乃至整个中国大地的灾难即将来临。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自成》很快被打成“含有剧毒的‘大毒草’”，成为大字报、漫画和各种会议上“臭名远扬”的批判对象。甚至有人在铅印的小册子《毒草一百种》中将其列为第53种。8月，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对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随后，王任重将这一指示传达给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后来，姚雪垠的家虽一度遭到查抄，但有关《李自成》的资料、卡片、草稿等物均未被破坏。随着“文革”的继续深入，姚雪垠受到不断批斗和审查，创作进程受到严重影响。1968年秋，姚雪垠被下放到武昌县金口参加所谓“斗批改”。每天，除了接受审查和批斗，就是干放牛、喂猪等农活。1970年，姚雪垠又被转到湖北蒲圻的“五七干校”。他的工作是管理仓库、养牛。在严酷的环境里，姚雪垠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继续创作着《李自成》。他说：“干校过的是集体生活。为了不打扰同室‘五·七战友’们凌晨香甜的后半觉，我用被子蒙住灯光，坚持写作。因为我觉得，这样即使每天只能写上三五百字，但也有好处：可以保持文笔一贯，不致荒疏迟钝起来。”1973年春，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姚雪垠从“五七干校”回到武汉，调到武汉市文化局创评室工作。市委的指示是，让姚雪垠继续创作《李自成》。但文化局的有关领导却阳奉阴违，不是让他成天参加“学习”，就是给他看剧本等。
1975年10月，姚雪垠怀着试试看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一封，请求给予支持。这封信几经辗转，最后送到邓小平手里，再由他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信后，很快即批示。同年12月，姚雪垠到达北京，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内，专事创作《李自成》。
粉碎“四人帮”以后，姚雪垠犹如枯木逢春一般，焕发出巨大的生命活力和创作激情。《李自成》第2卷和第1卷修订本分别于1976年至1977年相继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79年春，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获得改正。同年冬，姚雪垠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1981年夏，《李自成》第三卷共三册也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此期间，姚雪垠还写下了大量随笔、文学评论、散文、诗歌等文章。如《谈〈李自成〉的创作》、《言志篇》、《致文学青年的一封信》、《漫谈历史的经验》、《评〈甲申三百年祭〉》、《谈小说创作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等，并继续创作《李自成》第五卷。这时，他已经72岁高龄。1982年12月，《李自成》第二卷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日译本在日本读者中亦受到高度称赞。同时中共党组织也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支部大会讨论姚雪垠的入党申请时，他说了这样一段感人至深的话：“我今年72岁，已经是垂暮之年。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同志们如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将是我生命的新开始。对我来说，这后一方面的意义更关重要。虽然我明白我自己看不见共产主义的实现……然而我坚信人类的崇高理想必将实现。这是我的追求，我的信仰。我愿为这一信仰而进行战斗。”面对党和人民给予自己的莫大荣誉，老作家更加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的分量。为了赶在有生之年完成全部五卷的夙愿，不管是三九寒天，还是炎夏酷暑，姚雪垠常年如一日，每天坚持凌晨三点起床，一天伏案工作常在十个小时以上。他有四句座右铭：“加强责任感，打破条件论，下苦功，抓今天。”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要与时间赛跑，在有生之年完成《李自成》五卷的全部创作工作。在《李自成》四、五两卷中，姚雪垠把悲剧冲突的核心提高到历史发展的根本上来，把个人性格悲剧提高到社会的阶级、阶层的悲剧上来，把悲剧的美学特征提高到历史唯物主义上来，这样展示在他笔下的悲剧人物和悲剧命运，悲剧思想和悲剧艺术的创造和发展就显得很不寻常。可以说，从崇祯皇帝之死到李自成之死，从明朝灭亡到大顺朝败亡，充满了悲壮之美，这就是姚雪垠花在四、五两卷上用十八年的心血结出的硕果。他曾打算写完《李自成》后，接着完成《天京悲剧》和《大江流日夜》两个历史长篇的创作。
1999年4月1日，姚雪垠再次因重病住院。29日，姚雪垠病情突然恶化，经医生全力抢救未能奏效，这位作家生命的荧荧烛光熄灭了，他永远地闭上了那双慧眼。遗憾的是他自己没有看到就要出版的第四、五两卷，但他倾注了大半生心血的320万字的煌煌巨著《李自成》最终完成了。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关于《李自成》批示25周年和姚雪垠先生诞辰90周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22卷本《姚雪垠书系》和《雪垠世界》。《姚雪垠书系》是迄今最为完备的姚雪垠著作的结集。前10卷收作者的代表性巨著——《李自成》。后12卷收作者的其他著述，其中大部分作品是首次出版或建国50年来首次重印。每卷书前均附有大量与创作密切相关的图片，包括工作、生活照和手稿、资料、版本、实物等照片，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70年辛勤笔耕的行程和所收获的极其丰硕的成果。
【作者点评】
我爱史诗彩色多，缤纷世相入网罗。
英雄痛洒山河泪，儿女悲吟离乱歌。
方看惊涛奔急峡，忽随流水绕芳坡。
丹青欲写风光细，不绘清明上汴河。
姚雪垠的这首七律，不但抒发了他的毕生所求和志向，也是他一生人格和奋斗历程的真实写照。姚雪垠一生命运坎坷，道路曲折。但他凭着青年时代就树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信念，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前进的步伐，坚决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革命文艺的主张，积极进取，努力开拓。在长达70年的笔耕生涯中，他著述了小说、散文、诗歌、杂文、时评、纪实文学、回忆录、剧本、论文、书信、译作等大量作品，连同带批注的史料卡片，字数逾千万。终于成为中国现代闻名中外的作家，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历史巨著《李自成》，从1957年开始动笔，一直到他晚年还在创作、修改，历时近30年。中间历经“十年动乱”，《李自成》被列为“毒草”的黑名单，作家本人更是遭到“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无休止的审查和批斗，仍无法熄灭他继续创作的热情之火。因为他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的公正。为了使姚雪垠安心创作，毛泽东曾几次指示有关部门给予他支持和为其提供写作方便。邓小平不顾“四人帮”一伙对自己的迫害，曾亲自将姚雪垠写给毛泽东的求助信转交给毛泽东。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日理万机，工作繁重，仍不忘派人慰问老作家，帮他解决生活和创作上的实际困难。回顾漫长而艰难的创作道路，姚雪垠多次满怀深情地说：“是党给我的艺术新生命！”而姚雪垠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青年作者，周恩来在40年代初，就对他进行了高度评价和鼓励。姚雪垠不管在任何时候，能够坚定地同党站在一起，坚持进行文学创作，给人民大众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在白色恐怖下，他不低头，不弯腰；在各种势力的打压之下，他坚持原则，坚守操节；这与党的影响，与周恩来同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姚老入党一年后在北京转正时，他的转正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受到我党所领导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影响，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熏陶，也由此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但由于我身上的毛病很多，一直到前年才解决了入党问题，既感激，又惭愧。”这段话，固然是他的历史和他的感情最真实的表露和自白，也正印证了他的两句诗：“此生幸作涟漪水，曲折东流入大海。”
（李庆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