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对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动力功能，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能够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使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能够有效地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1990年，邓小平又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同上，第364页）改革传统经济体制，如果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来看，有一个计划经济作用的范围和比重逐渐缩小、市场经济作用的范围和比重逐渐扩大的过程。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是和发挥市场经济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是和重视市场经济规律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在市场机制起主要调节作用的经济领域，如农业、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等，都表现出巨大的经济活力。在市场机制调节作用较充分的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显示出强劲的活力。
正确把握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要求在实践中，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关系上，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方法。计划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职能，有意识地利用经济杠杆等多种手段来调节经济活动。市场手段主要是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的自发作用来调节经济活动，两种方式的交互使用，是市场和国家两个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具有作用的具体化，他们都客观地存在于现代经济的运行过程中。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上，第373页）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中长期沿袭“放——收——放”，往往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陷入“收一放”的怪圈之中。因此，在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的路线没有错，包括改革开放都没有错，重申“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并且说：“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同上，第306-307页）（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了市场经济的私有制前提，开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尝试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相区别。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实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才能实行市场经济，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决然对立起来，而且将这两个经济体制的属性与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相对。
在这种理论下，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种经济运行机制，而计划经济则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经济体制。早在1920年，米赛斯在《社会主义中的经济核算》就指出，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以计划体制取代竞争机制和市场价格机制，不可能获得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决择仍然是：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市场经济。”在这里，米赛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截然分立开来。斯蒂格利茨也认为，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私有制的市场可以提供最好的方式来维持经济效率，来保证物品的最低的生产成本，以及来确保被生产出来的物品能符合消费者的需要。”现代经济学对私有制市场的信念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1776年的杰作《国富论》。他认为，政府和自然部门之间的适度的平衡是一个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美国经济被认为是混合经济，就是公众（政府）决策和私人决策混合在一起。由个人做出主要决策反映经济学家的信念，认为这种决策对于保持经济效益是必要的；政府进衍某些干预也是必须的。另一方面，在平等和效益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也是现代经济学必须面对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建立了这样一种法律体系使私有制和个人能够在此体系下运作。”
市场经济理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法国资本主义成长阶段重农学派，到亚当。斯密的经济运行机制理论，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的，“每个人在努力的应用其资本已实现产出的价值最大化时，通常，它既非旨在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的何种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关心的仅仅是它自身的安全和得利。然而，此时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成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局。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它往往比他在真正地有意于政策措施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到后来，萨伊的市场均衡理论对私立的资本主义自动调节观点作了继承和发展。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一样，萨伊认为供给和需求是一定会均衡，并且把它上升为市场规律。在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政策主张运用到国内问题上时，李斯特对私人经济和国家经济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些个人、私人经济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基础和出发点，国家经济则是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基础。他主张进行国家财政经济的研究，推动以整个国家的发展及其独立自主与长远利益为目的的计划国民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自18世纪晚期经济自由放任思想取代重农时代的原始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以来，一直居于主流派的地位。20世纪初期，泰勒、熊彼特、哈业克、汉森等等都明确表述要坚持萨伊定理。30年代以后，在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潮向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市场发起挑战。有效需求理论、乘数理论和利息、工资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运行完全取决于有效需求是否充分，国民经济的调节需要国家来进行，只有实行国家调节，才能使现行的经济形态免予无效，因此财政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而货币政策是辅助性的政策。因此，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探讨中，尽管也包括了国家的因素，但是，长期以来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井井有条，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全不一致。
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35页）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也是对西方经典经济学家关于市场经济论述的一个重大纠正。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与具体的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实际上，邓小平市场经济理论也是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问题研究的一种继续。在东欧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界，捷克的奥塔·锡客、南斯拉夫的霍尔瓦特等人对社会市场经济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兰格以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的价值判断为标准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构想了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完全竞争的模型，并且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社会主义经济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客观机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指出集权管理体制所隐含的利益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理论依据及模式控制，提出走不同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同于苏联集团的第三条道路——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家，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没有根本的矛盾，发挥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论述，也极大地发展了东欧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讨。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微观基础与宏观调控关系的科学阐明
首先，关注市场经济发育的微观基础。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很重要，培育市场经济的主体必须重视企业的制度创新，必须注重企业的管理。因此，必须引进企业市场价值这个概念，以企业的市场价值为导向，引导和规范企业按照市场的原则安排生产和组织管理，同时注意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完善企业的价值链。邓小平说，“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个问题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受老框框的束缚。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我国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指出：“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今天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仍然是大中型企业。新的一届政府很明确地把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放在大中型企业，抓大放小，是国有企业改革根本的出路。
企业的发展必须走联合，必须集团化。企业集团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只有走企业集团化之路，才能使我国企业真正走向世界市场。邓小平说，“要搞企业联合。现在电子工业是否太分散了，为什么不可以左邻右舍挂钩，联合起来搞？太分散，各搞各的不行，那样质量上不去”。他还说：“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较灵通了。”（同上，第192-193页）其次，重视宏观调控，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平稳完善的表现，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尤其突出。由于我国经济运行速度快但是结构效益低，而且呈现出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因此，明确我国不同阶段的宏观经济态势和体制转轨时期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健全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体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步骤。邓小平非常注意国家的货币政策。他说，“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同上，第193页）“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同上，第366页）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我国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提出到完善的过程，贯穿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过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完成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突破，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完整体系；另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并且最终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
邓小平的贡献，直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理论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方面有两次重大突破，这两次重大突破，都是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论述指导下直接完成的。第一次突破是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论断，突破了把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传统认识，把商品经济第一次引入社会主义。第二次是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传统认识，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有机统一起来。这两个突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做出的新贡献。邓小平在其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基本内容，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是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改革，因此从实践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与完善有着划时代意义。
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否定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建立起来的，因而是一种与产品经济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计划和市场行政手段推动经济运行、排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这一体制的基本特征。在这种体制下，整个社会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这些弊端集中表现为，在微观上压抑劳动者的积极性，窒息企业的活力，资源的利用效率非常低下；在宏观上造成资源配置不当，阻碍产业结构合理化、高效化的进程。总之，这种经济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在长期的实践中洞察了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他说：“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开始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