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第一六二号有两篇讨论政制改革的文章。一篇是陈之迈先生的《政制改革的必要》，一篇是钱端升先生的《对于六中全会的期望》。他们两位同有两个大前提：
（1）今日的政制有改革的必要。
（2）今日不必开放政权，取消党治。
谈到具体主张，他们就不同了。陈之迈先生主张两点：
1.承认国民党里各种派别，让它们组织起公开的集团，各提出政纲来，由中执委拣选一个集团来组织政府。到了中执委不信任政府时，可以更换政府，另推别个集团来组织政府。
2.中政会的组织应改革：中政会是代表中执委监督政府的机关，政府须对它负责，故中政会里须有代表两个政团以上的中执委。政府不能履行它的政纲时，中政会得召集中执委全会来更换政府。
钱端升先生主张三点：
1.党内各派应在一个最高领袖之下团结起来。——这个领袖，钱先生承认只有******先生最适宜。
2.蒋先生虽做最高领袖，但不宜做一个独裁者，——只可做一个“不居名而有其实的最高领袖”。
3.改革中政会议的组织，人数减至十五人至二十人，委员绝对不兼任何官职，任何官员亦绝对不参加决议。
在这六中全会将召集之时，中枢政制将有个改革的机会，我们当然欢迎政制改革的讨论。现在这种讨论已由钱陈两位政治学者开始了，我们盼望关心国事的人都认真想想这些问题，都参加这种讨论。我虽不是政治学者，读了钱陈两位先生的文章，也有一点门外汉的意见，现在写出来，请他们两位和别位政论家切实指教。
先讨论他们共同的大前提。
关于今日有改革政制的必要，我完全赞同。钱先生说：“中央现行的政制，既不合政治学原理，又不适目前的国情，无怪其既无力量，又无效率。”陈先生也说：“现在的政治制度根本有不妥当的地方。”这都是我完全同意的。
但是钱陈二先生都不主张开放政权，解除党治。这一个前提，我始终不很能了解。钱先生说：
我们的讨论仍以党治为出发点，因为我们深信在此国难严重之中，维持党政府的系统为最方便的改良内政之道。
陈先生说：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现在要开放政权，叫别的人组织别的党在国民党的卧榻之旁鼾睡。这是不可能的事实：在民主政治未曾确立以前没有主权者来裁判那个政党应当执政，那个政党应当下台，现在去玩民选的把戏是不会比民初或民二十高明多少的；事实上我们目今也找不到一班人能组织一个政党和那创造共和提倡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抗衡的，勉强开放党禁只有重新开演民初党派合纵连横的怪剧。
这些理由，我看都不很充足。第一，维持党政府的系统并不一定是“最方便的改良内政之道”。这个道理很容易说明：“党的内部组织不健全，派别是纷歧的，并且没有一个集团有力量消灭其他的集团，不特在各省如此，在中央亦是如此。”这是陈先生的话。这样的状态是不是最方便的改良内政之道？就拿钱先生主张的最高领袖制来说罢，钱先生也说：“七八年来，党的分裂，党的不能团结，几无不以反蒋，或不与蒋合作为主因。”这样的状态是不是最方便的改革政制的条件？
第二，陈先生顾虑到“在民主政治未曾确立以前，没有主权者来裁判那个政党应当执政，那个政党应当下台”。这也不成问题。在“宪法修正稿”里，这个主权者是国民大会和国民委员会。在“宪法草案”里，这个主权者是国民大会。在“宪草”的总统制之下，总统就可以任免行政院长。这都是主持政权更替的合法机关。
第三，陈先生又说：“事实上我们目今也找不到一班人能组织一个政党和那创造共和提倡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抗衡的。”这正是不妨开放政权的绝好理由。在最近期间，国民党的政权是很稳固，不怕新兴的政党起来夺取的。但因为开放之后，政权有个可以被人取而代之的可能，国民党的政权也许可以比现在干的更高明一点。今日党治的腐败，大半是由于没有合法的政敌的监督。树立一个或多个竞争的政党正是改良国民党自身的最好方法。
我们为“那创造共和提倡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设想，此时正是绝好的开放政权的时机了。在一个多月之前，中央曾因华北问题取消了河北全省和平津两市的党部，党内无人抗议，党外也无人抗议，政府也无法抗拒。其实在党权高于一切的政体之下，取消一个大省的党部，就等于英国取消国会一样的严重。这样严重的事件，应该可以使党内贤明的领袖大觉大悟了。这样的政权是很难维持下去的。救济的方法，只有抛弃党治，公开政权的一条路子。
抛弃党治，公开政权，这不是说国民党立即下野。我的意思是说，国民党将来的政权应该建立在一个新的又更巩固的基础之上。那个新基础就是用宪法做基础，在宪政之下，接受人民的命令，执掌政权。上文已说过，我们眼前决不会有第二个政党可以同国民党抗衡的。不过在那个新的政制之下，名义是正的，人心是顺的，所以基础就也更稳固了。
所以我主张，改革政制的基本前提是放弃党治；而放弃党治的正当方法是提早颁布宪法，实行宪政。这是改革政制的大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