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十九路军因浏河受迫胁从上海退兵的第三夜（廿一年三月四夜），我还在北平协和医院里，忽然有几个护士特别跑进我病室里来，手里拿着各种晚报，十分高兴的说：“胡先生，十九路军又打回去了！ 日本人大败了！”我细细看了报纸，摇头对她们说：“这个消息靠不住。恐怕没有这样好的事。”她们见我不相信，脸上都很失望；我很不愿意扫她们的兴，可是我知道她们到了明天失望还得更大。果然，到了第二天，每个护士都是很懊丧的样子；我回想她们昨晚狂喜的神气，我几乎忍不住要掉眼泪了，——因为她们的狂喜真是从心坎里出来的对国家的热望。
过了一年，我到上海，听我的朋友们谈起那一夜上海的人民为了一句谣言，人人都发了疯狂，满街上爆竹的残纸堆到几寸厚；还有几个人在那隆冬天气****着半截身体，开着汽车，吹着喇叭，满市狂走！我听了两眼都噙着热泪，抬不起头来，因为我能了解那狂喜的意义，也能想像那第二天失望的奇惨。
在那狂喜里，在那失望的奇惨里，我们经验了整个民族的精神的悲哀！
现在——在那狂喜与奇惨的一夜的一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全国的人民得着热河全省陷落的警报。南方同胞派来的慰劳抗日将士团的代表还在津浦车上，带着一百五十箱的慰劳品，每箱里装着无数男女同胞的热烈的期望！他们梦里也想不到热河六十万方里的土地已在十天之内完全被我们的敌人不战而得去了！他们梦里也想不到孤军深入的敌军，一百二十八人，四辆铁甲车，可以爬山越岭，直入承德，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梦里也想不到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已开始总退却，退入长城以内了！
这一天的全国国民所受的精神上的惨痛，只有去年今天（3月5日）的全国狂喜之后的大惨痛可以比拟。所不同的是去年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在淞沪苦战的成绩确有引起全国热望胜利的理由，而今天的惨痛只是我们虽然不曾期望张学良汤玉麟的军队会打胜仗，然而也决不曾想到失败的如此神速！
我们初受着这种惨痛的刺激，都感觉到惭愧，失望，痛恨：惭愧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如何能抬头见世人，失望的是我们本不应该希望这种军队有守土的能力，痛恨的是国家的大事真如同儿戏。
在这猛烈的刺激之下，我们应该镇静我们自己，回头想想这件事的教训。这回热河的事件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是敌人的胜利真是疾风扫落叶，丝毫不费劲；我们的失败是摧枯拉朽的失败。
第二，从这回的热河事件，我们可以证明一件历史事实：就是前年“九一八”的失败，也不是有计划的“无抵抗”，其实也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崩溃。几百个决死攻城的日本兵眼里就没有看见那二十万的东北大兵。即使没有那9月6日张学良将军“不准冲突”的密令（见《李顿报告书》页一一○），即使没有王以哲司令“不抵抗”的命令（见同书页一一一），那二十万大兵也不会抵抗的，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就崩溃的。当时变起仓猝，来不及抵抗，还可以说是有主张的避免冲突。但我们看后来锦州的退却，北满的溃败，这都是有了相当准备时期以后的情形，都够证明当日的不抵抗只是无有抵抗的能力。今年元旦的山海关事件又是“九一八”事件的缩影，少数的敌兵黑夜爬城，也就可以使中国军队惊惶失措，一昼夜的接触，“天下第一关”就入敌人之手！元旦以来，重兵十几万云集滦河东西，热河的必被侵攻是人人皆知的，然而榆关方面毫无反攻计划；直到日兵已大举进攻热河了，榆关方面的十万大兵也始终没有反攻榆关进兵绥中以牵掣日军后路的计划。日军孤军深入，丝毫没有顾忌，正因为敌人眼里早已不看见那十几万的正式军队，更不看见那号称十几万的义勇军。日军一昼夜冲锋五十英里，因为他们经过的是虽有人而等于无人的土地！一百二十八个日本先锋冲进了承德，十几万的中国大兵就总退却了！这不但是汤玉麟的军队的溃灭，也不但是义勇军的消灭，这是东北军队的第二次大溃败，这也是华北军队的整个失败。所以我说，这回的事件足够证明前年东三省二十万大兵的不抵抗是实在没有能力抵抗。一年零五个月的整理与补充还不能抵抗，热河的绝好的天险地利还不能抵抗，可以证明这种腐败军队遇着现代式的敌军势必如枯叶之遇劲风，朽木之遇利斧，无有不崩溃之理。
第三个教训是我们从这回的大败可以看出这样摧枯拉朽式的崩溃究竟原因在什么地方。3月5日北平《世界日报》列举热战失败的四个主因：
（1）指挥缺乏统一
（2）沟壕工事太不坚固
（3）全线未能一致动作
（4）民众之不合作
同日《大公报》也提出四个结论：
（1）中央地方当局者自始未曾尽力布置热河之防御。
（2）如此重大之军事而无作战的计划。
（3）将帅未融为一体，呼应不灵，指挥亦不当。
（4）赏罚不明，军纪不整，弃土丧军者罚不及身，无以奖勇士而励怯懦。
这些评论自然都是事实。但依我们的观察，此次大溃败的主要原因有这些：
（1）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3月5日宋子文院长发表谈话，叙述热河的情形，“我国守热河之军队绝无所谓参谋工作。军事长官逍遥后方，迟迟其行。太古式之车辆用作运输，自北平至前方用骆驼须数星期方能运达。最前线各部军队一无联络，高射炮及排壕工具丝毫未备。军士所受者仅操场之训练”。他又泛论吾国“养兵数百万，而器械窳劣，衣食不周，几等乌合”。这是政府最高官吏的评语。丁文江先生在本刊第三十七号《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一篇里曾痛论中国军队的缺乏现代科学的设备，及中国军官教育的落后。他屡次对我说，中国军官都不会看地图。我起先还不相信，近日我才相信了。前几日北平一个机关负责的人对我说，“此次军队出发，都没有地图，都来问我们要地图。我们半价买了许多幅苏甲荣编印的东三省热河地图送给他们”。我听了真不胜诧异。苏甲荣先生的地图只可供我们平常人看报时的帮助而已，岂能用作军事地图！何况各军连这种简单的地图都没有呢？举此一端，可见中国军队完全是太古式的军队。此种军官与此种军队，即使拥有贵重的新式设备，也只是“赍寇兵，资盗粮”，拱手送给敌人，如沈阳的飞机与兵工厂一样而已。
（2）军官的贪污堕落。朱庆澜将军曾说，“军官有了两万块钱以上的财产，决不能打仗了”。东北军队从前曾有能战的名誉，近年所以一蹶不振，都由于军官积产太丰厚，生活太奢侈，久已无斗志了。石友三一役，能勉强一战的已不是东北嫡系的军队了。“九一八”以后，东北军人虽遭绝大耻辱，而他们在关内的行为无一不是存了日暮途远的颓废心理，只想快发财，毫不体恤士卒，更不系念国家。拿这种颓废堕落的军官来抵抗那抱着并吞东亚的野心的日本军人，岂非以卵投石吗？
（3）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热河政治之腐败，人民之怨毒，是人人知道的。锦州失守后，北票朝阳已成了前线，而汤玉麟父子叔侄们还只用种种苛法剥掠这地方的人民，使人民天天盼望有人来解救他们的迫切的苦痛。关内民众团体的代表，如朱庆澜、熊希龄诸先生都曾向汤玉麟呼吁过，劝他解除苛捐杂税，并且替他筹划补充饷源的方法。但中央与北平的当局都塞了耳朵，不肯协助饷源，使汤玉麟一群人有所借口继续敲剥人民的脂膏。朝阳一带的人民，本有自卫的组织，抗捐至一年之久；后来因抗日救国的民众团体的劝告，自动的把一年的抗捐全数补缴给政府！这可见人民真是好人民。但这种可爱敬的举动丝毫不能感动那一群贪官污吏的天良；苛政苛税借军事而更加严重，竟使人民不能不暂时投入仇敌的怀抱里以求避免当前水深火热的****。张学良将军前几天亲对我们说，热河人民因痛恨汤玉麟而痛恨一切抗日军队，所以丁春喜旅进入热河，途中丢了两个营长，大概是被老百姓杀害了。是的，热河人民因痛恨虐政而痛恨一切曾庇护这虐政的更高当局，这是这回失败的大原因。
（4）张学良应负绝大的责任。张学良将军自从民国十七年以来负了东北四省军政全权的责任；自从十八年以来更负了华北的军政领袖的大责任。东三省之沦陷，他应负最大的责任，这是他去年8月7日自己曾承认的。他的体力与精神，智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负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倘使他在前年引咎辞职了，中央还可以有一年多的时间来布置热河与华北的防务。倘使他去年八月初真能实行了他辞职去国的决心，中央也还有半年多的时间可以计划布置。不幸他受了他的部下的包围，变更了去职的决心，又不能振作起精神来积极准备。恶恶而终不能去，善善而终不能用。汤玉麟、高纪毅、沈能毅、周大文、张学铭一班人的饭碗虽然保全至今，然而六十万方里的热河全省终于在他统治之下送在敌人的手里！他的罪过，综括说来，至少有五点：（一）自己以丛咎丛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二）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时间而对于热河榆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四）事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个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部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躬亲，而精力又不容许；部下之不统一，指挥之无人，联络之缺乏，设备之不周，都由于无一个人敢替他负责任，其罪五。
（5）中央政府也应负绝大的责任。汤玉麟的责任应由张学良担负；张学良的责任至少有一大部分是应由中央政府担负的。要而言之，中央政府对于此次事件，至少有四层罪过：（一）容留汤玉麟在热河，其罪一。（二）容许张学良在华北，又不督责他作有效的准备，其罪二。（三）当此强敌压境之日，中央不责成军事领袖蒋中正北上坐镇指挥，乃容许他逗留在长江流域做剿匪的工作，轻重失宜，误国不浅，其罪三。（四）如宋子文3月5日的谈话，他明知热河不能守至“一星期至十日”，此言如果确实，则是中央最高行政当局明知热河必不能守而静待这六十万方里土地的沦失了！既明知不能守，宋院长何必在承德发那大言的通电来欺骗国人与世人？何不电召蒋中正委员长飞来指挥挽救？何不征召全国最精良军队出关补救？何不明告政府全体，早日筹划军事以外的救济方法？此种罪过岂但如宋院长所谓“驱市人而战”？简直是他自己说的“拱手让人”了！其罪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