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青年》风波骤起，连钱玄同都颇感惊讶，以为他们“短兵相接”，会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可事实上，两人的争论只是各明其理而止，不曾留下丝毫嫌怨。他们的争论结束不过半年，1921年8月27日，陈独秀写信给胡适，希望他到安徽去做教育厅长，好好搞一搞家乡的教育。如果胡自己不愿去，还希望他向任鸿隽劝驾。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法捕房逮捕。6日晚胡适得讯，立即打电话给蔡元培设法营救。他不禁骂道：“法国人真不要脸！”（《胡适的日记》（上），236页。）10日，他受法国《政闻报》主笔之邀餐，当面指责法国人逮捕陈独秀的不义做法。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再度遭法捕房逮捕，胡适仍极关切。他得知法捕房所提各种证据和不准交保的消息后，于16日写一封很长很恳切的信给当时署理外交部长的顾维钧，“详说独秀案内证据，并说法国人近年做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请他以此意劝告法公使，请他们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他自谓“并不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指顾维钧——引者）出点力”（《胡适的日记》（下），429～430页。）。这封恳切的长信果然发生效力，顾维钧出面干预的结果是法国公使发电给其上海领事，陈案以罚款了事。紧接着，胡适又与李大钊、蔡元培等一起，为陈独秀募款，以为善后之计。
需要说明的是，胡、陈之间如此互相关切与照应，首先自然是他们谊深情笃，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彼此承认都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人。从上面胡适写给顾维钧的信即可看出，胡适仍认为陈独秀是中国进步青年的领袖。至于陈独秀及许多与胡适有师友关系的人，包括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人，这时对胡适，仍以师友视之，只是觉得他“太缺少了革命精神”（******语），把他归入“非革命的民主派”（******语）。故在某些政治活动上，仍希望与胡适这类知识领袖建立联合战线。前面提到的陈独秀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即表示了这样的愿望。陈独秀要张国焘将此宣言带给李大钊传给胡适等人，正是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虽然彼此意见分歧，但以李大钊为中介，陈独秀始终与胡适互通声气，遇有新的重要决策，常常先打招呼。例如，1922年陈独秀谋求与孙中山联合，实行国共合作时，是年12月11日，陈有信给胡适、蒋梦麟，告诉他们孙中山先生准备采取新的政策，希望他们给予支持和配合。
1925年初，距离胡适猛烈批评陈独秀不过四个月，陈独秀丝毫不曾忘怀这位老朋友，曾连续数信请汪孟邹转达，劝胡适不要参加善后会议。一来希望他能与南方所有进步力量一致，抵制段祺瑞的政治阴谋；二来也是爱惜胡适，不希望他因政治态度的失误，招致青年人更大的反感。胡适虽未听劝，仍然去“尝试”了善后会议，但他中途退会不能不说与陈独秀等朋友的事前苦劝有关。当时****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发过多篇批评善后会议的文章，对胡适的评论却很留有余地，还特别指出他提交善后会议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同段祺瑞他们大不相同。
陈独秀对胡适的关心爱护，颇含爱惜人才之意。他很了解胡适，深知他不仅是讲学著述之才，而且有事务才，公共心盛，在同侪及青年中甚有影响。所以，很希望他能与自己同道；即不能同道，也要互相联络；即不能联络时，至少也不要成为对头。而且，最好是能看到他在思想学术方面继续作出贡献。有这一层深意在，故不论怎样意见分歧，不论胡适对他批评如何猛烈，他都能以忠厚待之，决不意气用事。
从胡适方面说，胡适一生极重友情。他也确从友谊中得到许多重大的恩惠。他有一句名言：“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足见他对友谊的重视。陈独秀也可以说是有恩于他的人，他的成名与陈独秀有重要关系。所以他对陈独秀确有难于割舍的友情。另一方面，胡适作为一个思想相当成熟的学者，他不满意陈独秀的政治态度，但颇想依靠友谊的联系影响陈独秀，使其不致过于****。他对于1919年春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深致惋惜。他认为陈独秀如果那时不离开北大，或许不至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从事创建共产党。胡适此话自然未必可信。但我们也确应看到，胡适对陈独秀是有一定影响的。陈独秀头脑深处始终保留着一层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迷信，这不能说与胡适的影响无关。1925年12月，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里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上），356页。）他们确没有成为仇敌，友谊一直维持到底。其所以能够如此，他们头脑中多少有一些彼此相通的东西正是原因之一。这相通的东西就是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的一点迷信。陈独秀出党之后，特别到晚年，他几乎又完全回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去了，他认为无产阶级民主“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见《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与书信）》，26页。）。要“反对党派之自由”，就是由“容忍异己”的态度而来，这证明胡适对陈独秀的透视是不错的。所以说，胡、陈两人政治对立而能维持友谊，既有私谊起作用，也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起作用。如果只看做个人恩怨，或只看做陈独秀思想妥协，都属片面。
胡适对陈独秀这位一生坎坷的老朋友，颇尽“友谊之道”。1919年五四以后，陈独秀多次被捕，胡适每次都尽力营救。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胡适也曾力谋营救。但这一次是******的决定，无法挽回。胡适及陈独秀的其他朋友只能做到将陈独秀由军法部门移交普通法庭审理。陈独秀被捕仅半个月，胡适便在他主办的《独立评论》第24号上发表了傅斯年的《陈独秀案》一文，盛称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12月1日，陈独秀写信给胡适，感谢他和一班朋友奔走营救之意，再则要胡给他寄一批书，供狱中阅读。还要他催请商务印书馆早日出版他的《拼音文字》稿。此稿早几年即已写出，当时托胡适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商务碍于政治原因不能出版，乃由胡适与赵元任筹集1000元稿费给陈，以供其生活之需，而此稿仍存胡适处。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派机轰炸南京，陈独秀狱室被炸，险遭不幸。胡适当时因参加庐山谈话会亦来南京，他与张伯苓等几番奔走请托，终于使陈独秀获释。接着，胡适曾设法转托一家美国出版公司，要他们邀请陈独秀去美撰写自传，陈谢绝了。一方面显出陈独秀的铮铮傲骨，另一方面也表明胡适在尽力为老朋友帮忙，为他谋求休养、读书和著述的条件。
陈独秀的生活一直很清苦，胡适在经济上多次帮过他的忙，而且对于陈请托之事，不但他本人要书、要资料，竭力供给，就是陈独秀为其党中朋友如蔡和森、瞿秋白出版著作之事找他，胡适亦均尽力予以帮助。他还曾为某些共产党人推荐和安排工作。
但有一件事，胡适拒绝了陈独秀的要求，那是1934年夏天，陈独秀在狱中突然发愿要研究太平天国，他读过了罗尔纲的有关著作后，提出要当时正在做胡适助手的罗尔纲到南京狱中同他细谈。胡适不肯答应，说独秀有政治偏见，他不宜于研究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研究吧。这很可反映出胡适想把陈独秀从思想上“拉回来”的意向。他们的友谊也经历过一些小小的危机，如1924年到1925年那段时期，他们的分歧比较尖锐，常常在一起辩论得不欢而散。那时陈独秀是高姿态，有意让了几分。还有一次是1933年10月，胡适从国外回来路过南京时没有到狱中去看陈独秀。到北平后，他写信给陈解释说：此次回国，匆匆赶回北平，未去看他，请他原谅。两个月后有事还要去南京，届时一定去看他。谁知陈独秀见信大发脾气，说老胡在南京有工夫同达官贵人周旋，独没有工夫看老朋友。声明要与胡适绝交，连亚东图书馆的汪氏叔侄的劝告都不管用。可是，两个月后，胡适果然到南京，果然去看了这位老朋友，秉性恳挚的陈独秀，火气完全消散了。陈独秀出狱后辗转到了四川江津，晚境颇清苦。汪孟邹曾将其情形报告在美任大使的胡适，希望设法让陈独秀出国疗养。胡曾力为设法，但陈独秀一身傲骨，在民族战争的苦难岁月里，他不肯出国，事遂寝。
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病死江津，死时尚不满63岁。胡适与他从1916年始有文字交，1937年9月胡适出国后再无直接联系。他们共事不过两年，相交则有20年。一个是革命家，一个是学者；一个是脾气倔犟而待人恳挚，一个是温文尔雅而待人以礼。陈独秀可谓有“至性”的人，常常焕发着激情；而胡适则是个重修养的人，事事出之以理性。他们两人几乎处处都显出可以互补的性质。这一对朋友的友谊及其各自的生平志业，是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典型意义的好材料。
